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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志·民俗志》出版发行








　　2018年11月，《山西省志·民俗志》由中华书局出版。近日，该书完成印刷，正式面向社会公开发行，89部规划省志已公开出版52部。
　　该志由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山西省地方志研究院)组织编纂，对首轮省志《山西通志·民俗方言志》(1997年出版)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编写和补充，全书共计90余万字，上限不设统一时限，源于民间风俗传承久远、地域表现各异、代有变化之故，下限至21世纪初。设经济民俗、生活民俗、社会民俗、信仰民俗、社火小戏、游艺竞技与民俗工艺、民间传说与俗语民谚7编及附录。
　　该书采取田野采风、口碑访谈、专项调查与查阅文献等方式，广泛搜集资料，史料详实、内容丰富、特色鲜明、逻辑清晰，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山西民俗文化的历史渊源与基本面貌。
　　民俗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一代代勤劳的劳动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凝结并流传下来的文化珍宝。该书以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记录、整理山西民间风俗文化中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事象，挖掘、保护民间风俗文化遗产为主旨，对全省乃至全国民俗文化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



《山西省志·民俗志》内容概述


　　山西地处黄河流域腹地，是中国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山西东界莽莽太行，西界滔滔黄河，南界襟带中条，北界雄阖长城。千百年来，山西以这样的表里山河与名胜荟萃而闻名于世。特有的地域环境和历史环境，演绎出特有的地域文化与民俗事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西民俗文化。
　　一
　　以地域文化特征划分，整个山西境域可划分为晋北、晋西、晋中、晋东南、晋南五个文化区域或文化圈。与之相应，亦可划分为五个风俗圈或民俗文化亚区。(1)晋北风俗圈：以大同、平朔、忻州为主要区域，西端以偏关、河曲、保德与黄河相临;东端以天镇、广灵、灵丘、繁峙、五台与太行山为界。(2)晋西风俗圈：以吕梁市所属兴县、岚县、临县、方山、柳林、中阳、石楼、交口以及离石为主要区域，其地域特征为西傍黄河滩、东倚吕梁山。(3)晋中风俗圈：以太原市、晋中市为主要区域，并包括阳泉市属各县(区)以及吕梁市属交城、文水、汾阳、孝义等县域。(4)晋东南古称上党，晋东南风俗圈也可称作上党风俗圈：包括沁源、沁县、武乡、襄垣、黎城、潞城、屯留、长子、壶关、平顺，以及晋城、高平、陵川、沁水、阳城、泽州等。(5)晋南风俗圈：以临汾、运城二市所属20多个市县为基本范围。
　　山西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融之地，社会动荡与民间交往频仍，风俗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十分明显，因而不同地区的风俗在共性之外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如，太原处于晋中、晋西与晋北等文化区域的结合部，太原城区与清徐县基本属于晋中文化圈;古交市以西以及娄烦县周边的山谷丘陵区域则具有明显的晋西文化特征;阳曲县北部与忻州市接壤的大片区域则受晋北文化影响，呈现着多种区域文化交融的特征。又如，代州之北，历史上为民族杂居之地，尤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以骑代车，以靴代履，以胡服代裘裳，以左衽代右衽，更影响了山西风俗的变化。《汉书》说：“钟代石北，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定襄、云中、五原，颇有赵齐卫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雁门亦同俗，于天文别属燕。”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狩猎习俗无疑对山西北部地区的风俗造成很大影响，这与山西南部崇雅尚文的风气有很大差异。故《通典》曰：“山西土瘠，其人勤俭，而河东魏晋以降，文学盛兴，闾井之间，习于程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艺，左右山河，古称重镇，寄任之者，必文武兼资焉。”
　　山西民风崇尚先贤之德，代代传承礼义谦让之风与勤耕苦读之俗。在民间久久流传的史前传说中，山西南部是尧、舜、禹及夏商氏族领袖活动的地方。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民间口碑，言之凿凿。山西有许多关于他们活动的遗迹和后人为纪念他们而建的庙宇，千百年来，祭祀活动经久不衰。古代圣贤禅让贤能、耕读治家的传统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后代。朱熹《诗集传》载有：“唐风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焉。魏地狭隘，民俗俭啬，盖有圣贤之遗风焉。”郑康成《诗说》说：“昔舜耕历山，陶河滨。禹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此俭约之化，于今犹存。”关于山西民风敦厚朴实、士守礼义、勤农向学、节财俭啬的记载不绝于史。
　　山西边境具有极明显的封闭性，中部河谷盆地相连，成为从内蒙古通向河南中原和陕西关中的天然通道。汾河发源于山西宁武县，自北向南流经省内6个市、29个县(市、区)，于运城市万荣县西南注入黄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山西虽有较富庶的汾河谷地，但多数地方是险山恶水，交通不便，文化交流滞缓。山西这种封闭的自然条件和千百年来人为据关恃险的历史环境，对山西民俗的形成和延续起到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正因如此，数千年的黄河文化在这块土地上才表现得如此深沉，山西人稳重、实在、勤劳、节俭的性格才保持得这么稳固和久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发展迅速，也促进了民间风俗的移易，许多传统的习俗渐渐被新的生活方式替代。随着社会的前进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新的风俗习惯也促进了人们新的生活方式的形成。
　　对传统民间风俗进行全面的考察、收集和整理，科学地加以分析和研究，发现并完善它合理的结构方式，不断注入新的内容，以此来推动社会向着更加富强和文明的方向发展，这是民俗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另一方面，把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整理出来，作为社会学家们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依据，作为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而形象的乡土教材，作为对国际人士提供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和加强友谊的凭藉，这也是民俗工作者不容忽视的历史责任。
　　山西历代志书，关于地方风俗的记载中保存着丰富的历史资料;同时，山西民间传承已久的编修家谱、族谱以及村野纪事等记录中，也保存着大量山西风俗有价值的文字。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启动了首轮全国性的编修地方志工作，对历代编修的地方志进行了总结与创新。各省(市、区)在民俗志或民俗篇上述问题方面都有明显突破，取得了崭新的成果。但由于当时民俗学科理论的普及尚且不够、方志篇目设置囿于新的定式、搜集资料不足等缘故，新一代方志中的民俗篇章仍存在不少问题。80年代以后，国内民俗学的发展取得了划时代的进步，中国民俗学科的理论体系也日臻完善。因此，此轮编修民俗专志或方志民俗篇章，必须吸收民俗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其他众多学科的营养，才能更客观更全面地反映特定地域的民情风俗，更好地为国家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二
　　民间风俗属于社会意识范畴，但它又离不开大量的物质生产与交流活动。在具体民俗事象之中，其外在表现形态往往以物质形式为主，比如穿衣打扮，节日饮食，花馍、剪纸等等。然而，民俗的实质在于不同人群的共同意识，在于不同族群的习惯与规矩;它表现为人们的崇拜与恐惧、喜好与厌恶;它的发生、变化受社会经济的制约，并反映了特定地域、时间内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因此，生产习俗与商贸习俗可以视为一地民俗的物质文化背景，亦是民俗学科十分重视的内容。
　　民俗专志或方志民俗篇章应该首先反映一地的经济民俗，用相当的笔墨记述当地的生产习俗。山西的经济民俗极为丰富，主要表现在生产习俗和商贸习俗两个方面。山西的传统生产习俗可分为五个主要行业类型，即农业、林业、畜牧业、渔猎业、手工业。山西的农业生产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发达领先地位。相传后稷教民稼穑，刀耕火种，始于河东，后稷成为汉民族农业生产的始祖。山西有稷王山，山上有稷王庙，并设置了稷山县。嫘祖教民栽桑养蚕缫丝，亦在晋南，夏县西阴村曾考古发掘出土了半枚人工切割过的蚕茧壳，证明了山西养蚕风俗的久远历史。舜受继母迫害，耕种历山，传说阳城、绛县、垣曲边境的舜王坪就是舜王躬耕之所。农家喜欢在门楼上书写“稼穑维宝”“葶野遗风”“耕读传家”等习俗，都源于以上这些历史故事。
　　山西历史上生态资源充沛，为形成丰富多姿的民间风俗创造了优良的物资条件。山西境内森林茂密，动植物资源得天独厚，至今仍有多处原始森林和自然保护区。山西民间历来有植树造林的风俗习惯，农户庭院内几乎没有不植树的。山西人喜植松树、杉树、杨树、榆树、楸树、桐树、槐树、椿树、桑树、桦树、栎树等，槐树现已成为山西的省树。山西的果树以枣、梨、桃、杏、柿、石榴、葡萄、山楂为多，其中稷山板枣、运城相枣、高平黄梨、孤山金梨、万荣柿饼、永济青柿、绛县山楂等，历史上曾作为贡品而驰名中外。近年来，随着环境意识的增强，植树造林在山西取得了极为普遍的成果。
　　山西历史上与北方少数民族关系密切，民间往来与异族联姻频繁，故畜牧业生产习俗亦有鲜明特色。山西北部不少地方长时期就是半农半牧地区，有许多专司放牛饲羊的牧户，形成了各自不尽相同的饲养风俗。历史上一年一度的五台山骡马大会曾经吸引着内蒙古、青海、陕西、河北甚至宁夏等省份农牧民前来交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山西北部、西北部畜牧业的盛况。山西人具有浓厚的实用观念，在山西中部和南部，畜牧业生产是围绕农业生产而发展的，当地人习惯饲养能够耕作或运输的大牧畜，如马、牛、骡、驴、驼等。
　　历史上的山西曾是森林和水资源丰富的地方，山西人的祖先曾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长期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古鱼类学家刘宪亭在研究了丁村遗址的鱼化石之后说，汾河中曾有体长70厘米的鲤鱼，有体长1米的青鱼、鲩鱼和鲶鱼。山西边境黄河环绕几百里，为山西人的渔猎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山西各地的山林中有大量的野猪、熊、赤鹿、河套大角鹿和野牛、野马、野驴等。据统计，山西各地栖息着脊椎动物共有82科、405属，鸟类有48科、295种，仅现在的历山自然保护区内就查明存在着270多种野生动物和160多种野生植物，为山西人形成多姿多彩的渔猎习俗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
　　山西民间很早就懂得利用矿产资源，境内的矿产资源以煤炭为首，煤田分布普遍。其次，铝土、铜、铁、石灰岩、盐、芒硝等矿产也有丰富的蕴藏。山西人很早就懂得开采和利用这些矿产资源，并形成独特的手工业生产习俗。山西各地出土的尖状石器、刮削石器以及石刀、陶器、纺轮、骨针等，说明早在春秋战国之前山西就有了手工业生产。春秋战国时晋国用土铁铸刑鼎，战国末山西的农业用具和兵器已相当发达。唐代，晋城的锅鼎、并州的剪刀、阳城的铁货已成为载誉国内外的名特产品，曾一度远销东南亚各国。宋代，山西人已开始用无烟煤作燃料和还原剂，出现了彩色瓷器手工艺。元代，太原的葡萄酒销往印度等地。明代，山西手工丝织业迅速发展，仅长治、高平、潞州卫3处就拥有织绸机1.3万多台。在民间，传统的手工作坊星罗棋布，磨坊、油坊、酒坊、豆腐坊、纸坊、醋坊、染坊、织纺作坊遍及乡村。流动工匠如铁匠、银匠、铜匠、钉锅匠、鞋匠、鼓匠、毡匠、绳匠、编织匠、木匠、石匠、瓦匠、画匠、油匠、剃头匠、山货匠、饼儿匠等百工杂匠的足迹印遍街巷村户。不同地区的手工业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各自的信仰、师承和禁忌，至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山西的商贸习俗历来受人注目，远在商周时期便产生了管理有序的朝市与夕市。山西民间的商贸金融业更是饮誉天下，民间贸易推动了社会发展与世俗观念的演化。据史书记载，山西早在周代就有了工商馆，春秋时，山西商人活动到了长江流域。长时期内，山西人的长途贩运、坐商贸易、集市贸易为国内外所瞩目。唐宋时山西的丝绸织造、冶金铸造、酿酒制醋、矿产采掘等等，都成为商业贸易的重要行业而遥遥领先于全国。以长途贩运而演变成的山西商帮，遍及全国各大商埠，甚至北达蒙古、西伯利亚。山西祁县乔家复字号的“走西口”商业活动甚至影响到包头城的诞生，太谷县曹氏“闯关东”行商至东北则形成了朝阳县。明清时，山西晋中一带的商人创办了钱庄和全国独一无二的票号。清同治时，山西票号在全国85个城镇建有400多个分号，并扩展到日本、朝鲜、新加坡等国，构成了四通八达的跨国金融汇兑网，大有“执全国金融之牛耳”之势。山西商人在经营方式、经营项目、经营手段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习惯并代代相传，深刻地影响着山西民间的生活习俗。山西的贸易市场除了城镇的街市之外，更大范围的是乡村的集市和庙会。山西村社的集市在春秋战国时代已产生，在封建社会中日益发展，至今仍继续保持着这一传统风俗。据1987年统计，山西城乡贸易集市已发展到711个。乡村集市有传统的固定日期，通常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集。山西各地还有名目繁多的庙会，起先是一种求寿免灾、祛病祈祷的民间活动，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已逐渐变成物资交易的重要场所。山西人祖祖辈辈养成了重视赶庙会的习惯，甚至有“赶了汤王会(在翼城县西郊世家庄)，死了也不亏”的俗谚长期流行。21世纪以后，山西的商贸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各市县的商业区蓬勃兴旺，并对山西民众的生活习俗产生了明显影响，传统的生活习俗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三
　　中国民俗学认为，社会经济的发达程度，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水准，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习俗。而人们的衣食住行则是形成地域生产习惯和性格特征的重要因素，是民俗在生活方式上的主要表现。
　　在很长历史时期中，山西人保持着节俭、朴素的习惯。这种俭朴的生活习惯源于山西历史上“十年九旱”的农业状况，使得山西人形成了俭朴的民风。同时，山西民间长期流行“齐家、律己、节俭”等家训格言与族规家规，在这些家训家规熏陶与制约下，民众普遍养成了节俭的习惯。衣食住行尤其是饮食和居住方面，一旦形成习惯就极不容易改变。比如，用醋作调味品是山西人普遍的爱好;晋东南人爱吃小米，晋南人吃惯了白馍，晋中人爱吃面食，都是各地很有特色的饮食习惯。虽然，当代社会风气曾经一度风行大吃大喝，尤其在婚礼仪式、生日聚会以及节日庆典等社会活动中，餐饮铺张浪费现象一度成为众矢之的，但在有关部门的政策引导下，此类陋习逐渐消逝。
　　在长时期的农耕社会中，山西人形成了自己的居住习俗，大多数人喜欢居住单门独院的平房、瓦房，室内陈设偏爱厚实的木制家具。山西民居在全国富有特色，晋北民居以土坯、砖木结构为主，较有特色的是御寒性强的低矮的厚层土坯屋;晋中则以传统的四合院为主，祁县乔家大院的四进院式雕梁画栋的民居被称为“北方民居的璀灿明珠”，灵石县静升镇王氏宅院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民居博物馆;晋西北吕梁山区的土窑砖窑和晋南的地窨院仍透露着古代人类穴居的遗风;晋东南的石板民居和临汾地区的两层楼阁式的民居以及运城地区的“一面坡”式民居，在全国都较罕见。
　　山西人的衣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着单调的色彩和样式，与其不争华丽、不图浮饰的性格相符。男性以稳重朴实的蓝、青、灰、黑色为主，女性则随年龄变化以红、粉、绿、蓝、紫、青等色为主。虽然在现代城镇中人们的服饰变化很大，但在更广的地域内，深远的黄河文化传统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衣着打扮。
　　至20世纪中期，山西人行旅以步行为普遍，至多骑头毛驴;平川地区生活富裕的人出门多乘坐牲畜拉的大车。柳林县等沿黄河一带的地方有一种特殊的水上交通形式，即用羊皮气囊划水过河，与甘肃的“吹牛皮过河”风俗相似;也有水性好的人在身上绑三五个大葫芦借浮力过河。山西境内季节性河流遇雨季水位暴涨，常有从事“背河”职业的人在河边守候，背人驮物趟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20世纪末，山西境内交通条件迅速改善，公路、桥梁纵横全省，旧的行旅习俗已经渐渐消逝;当代交通事业突飞猛进，航空、高铁、私家汽车等等，促使民间行旅风习的地域差异与特征日趋隐去。
　　家庭、家族和亲族是社会民俗中最基本的内容。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在山西农村中最常见的是核心家庭，即由完成了婚礼的一对男女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同时也存在着三世同堂、四世同院的家庭形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观念变化，核心家庭即以单独的子女组成的家庭已成必然趋势。
　　婚姻是家庭的核心，婚姻形式决定了家庭的形式。山西过去一些富裕地区如晋中一带盛行表亲婚，而贫困地区则流行换亲制，童养媳现象极为普遍，冥婚长期流行。山西流行的婚姻有两种禁忌，一是乱伦禁忌，不出五服，不能婚配，有些地方扩大到同宗不婚甚至同姓不婚;二是宗教禁忌，天主教徒严禁与异教徒联姻，回民虽不禁止与汉族通婚，但颇为慎重，往往要求汉族一方在婚礼仪式及婚后的生活习惯上遵从回族习俗。
　　山西的家庭风俗是典型的九族制，是以男性成员为中心，以自己与他人按亲疏关系排列开的松散的家庭复合体。家庭势力还通过姻亲形成扩展到非血亲系统中。家庭或家族、亲族中人与人的关系，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称谓。山西各地在亲属称谓上有着较大差异，有些县的不同村落的称谓就很不相同。山西境内称谓复杂的原因主要是方言不同以及南北的历史背景不同，再则是历史上其他地区向山西移民频繁，他们的后裔保留了原籍称谓习惯的缘故。
　　山西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家族，如闻喜的裴氏，号称中国历史上第一大世家，祖居闻喜礼元乡裴柏村，自秦至唐的千余年间，裴家曾出过60余名宰相、60余名大将军，而封公晋爵者多达200余人，显官及贤良、辟举、秀才不计其数，所以唐朝科举时便有“无裴不张榜”之说。此外，定襄续氏、太原王氏和阎氏以及祁县乔家、太谷曹家，都是人们熟知的望族。
　　作为华夏文化发祥地之一的山西，其村落的形成可追溯到史前时代。周王朝时，山西的乡村组织已具规模，两汉以后，山西的乡村组织已相当严密和完备。村落是民俗的摇篮，山西境内数万个自然村落，蕴育着深厚的、灿烂的山西民俗文化。山西的村落绝大部分呈聚落型，全村以户为单位，鳞次栉比，集中居住。有些村落以几户或十几户为单位，分若干居住点，但彼此相距不远，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防御野兽攻击或盗匪袭扰。村落地址的选择，主要是为饮水、种植的方便以及安全、舒适的因素。所以，村落多临河谷和在山崖向阳避风处。历史上山西的村落从姓氏来划分，有单姓村、杂姓村和移民村三种类型。单姓村多由一个家族构成，因而家族的势力最为强大，族长往往是村中最高行政首长，外姓人很难在村政上有发言权。杂姓村由几个家族共同居住而成，现今山西村落多以此为特点。追溯其历史，往往由单姓村演变而来，一是移民定居后繁衍迅速，二是联姻使外姓家族迁入。山西的村落各有职业传承上的特点，如长子的理发、寿阳的厨师、五台的石匠等等。村落的功能突出表现在乡规民约上，凡组织生产、兴修水利、平治道路、维护治安、实施教育、保障卫生以及调解纠纷、救恤贫弱、照顾孤老等等村政诸项，都由村统一组织安排，并针对时弊诸如吸毒、赌博、斗殴等问题制定公约。村民的互助性也是村落的一大特色，无论盖房砌窑、耕种收割、红白喜事，一家有事，全村帮助。至今，山西各地村落中仍然流行着制订村规民约的风气。
　　21世纪以后，农村家族与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建设”突飞猛进，许多传统的家庭、村落纷纷消失，农村遗存的民间风俗受到冲击。在国家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许多问题将会逐步得到妥善解决。
　　四
　　人生礼仪是社会民俗的重要内容之一。山西各地的人生礼仪虽具有某种独特性，但就其大端而言，则和整个中华民族特别是广大汉族地区的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山西旧时风俗重男轻女，称生男孩为“大喜”，生女孩为“小喜”。如果久婚不孕，就要去娘娘庙求子，故民间特别崇拜送子娘娘或观音菩萨，衍生了许多求子风俗。孕妇分娩后的一个月时间，山西人称为“坐月子”，大部分地方只允许产妇喝稀米汤，这在外地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婴儿出生第三天叫做“三朝”，要给孩子洗浴，故又叫“洗三”;出生满一个月要办满月酒，称为“做满月”;诞生100天称“百日”或“百岁”。从三朝到百日，都要分别举行不同的仪式，备制不同的食品，邀请亲朋好友来庆贺。孩子满一周岁要举行“抓周”仪式预测孩子将来的前途，并要给孩子制作兽形衣帽。过去，山西各地在孩子满12岁时，要举行隆重的“开锁”仪式，告别孩童时代。当代，这些仪式都十分简化，有的风俗在城市中已逐渐消失，只保留了设宴庆贺的环节。山西的婚嫁习俗也经历了由繁到简的演变，近现代山西的婚姻仪礼大致保留了议婚、定婚和成婚三个阶段形式。各地的讲究不尽相同，但从消费程度上来说，铺张现象有增无减，与山西人平素的节俭形成强烈对照。操办婚事与操办丧事的习俗心理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主要是为日后生活创造吉祥安逸的起点，后者则是受忠孝之道和“送死重于奉生”的观念支配。20世纪50代后，山西的丧葬礼俗在有关部门的倡导下，出现了一些新的风尚，程式上简化了，内容也变化了，如把吊丧改为追悼会，披麻戴孝改为戴黑纱，各种纸扎改为花圈，火葬在城镇得到进一步推广。20世纪末以后，在山西煤炭经济高涨的年月中，铺张奢华的丧礼又曾在一些乡村流行。
　　岁时节日风俗也是社会民俗的组成部分。山西是中国岁时节日民俗最早出现的地区之一，山西的岁时节日具有明显的农耕文化特征。农忙季节，一般一个月只有一个节，只是体现一种信仰，且活动形式简单，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闲季节，节日相应增加，民俗活动中，娱乐上升为主体，内容庞大，形式复杂，最典型的就是过年(即春节)。山西民间俗语说，“正月天天都是节”，“受了一年，就盼过年”，概括、生动地说明了年节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山西的岁时节日中，勉励农事、祈求丰收、祭祀土地等活动占有很大比重，这些节日都是围绕农业生产而产生而发展的。这些节日活动，虽然绝大部分已演化成娱乐形式，但却反映了历代劳动人民渴望丰收、希冀幸福生活的心愿。山西的节日中有些是源于宗教节日的，如四月初八佛诞节，是佛教一年之中最大的节日之一，纪念释迦牟尼生日。正统的佛诞庆祝活动至今保留在山西省佛教界，尤以五台山最为隆重。民间则以庙会形式祭祀佛祖或演变成纪念其他神灵的民俗活动。又如，七月十五日，道教称为中元节，佛教称为盂兰盆节，民间称为鬼节。为图吉利，晋北人民又改称为面塑节，赋予其崭新的民俗内容。山西民间对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也十分重视，虽说二十四节气只是与历法、物候等有关，算不上是所谓的节日，但是，不少老农对有关二十四节气的农谚、物候气象谣谚背诵如流，成为不失时机抓好农业生产的宝贵经验而代代相传。随着社会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一些新型的节日出现，但这些新型节日大都是由国家行政部门颁布确定的，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节日还不能属于风俗的范畴。
　　山西民间信仰民俗的主要内容是敬祀神鬼，这种信仰始于远古人类对先人的认识与崇拜。之后，随着社会分工和阶级出现，人们又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生存环境的需要赋予神灵以各种功能，并把许多文臣武将和百工巧匠奉为神衹。山西人一方面塑造自己需要的神，同时也不断地输入外来神并把它们山西化。蒲县东岳庙把东岳大帝请来山西管理鬼职，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山西的鬼魂信仰比较完备，鬼神之祀遍及城乡村落乃至家家户户。历代州城府县都建有城隍庙，乡镇村社都有土地庙、五道庙等。佛教传入山西后，使山西民间神灵信仰走上了一个较高的层次，并使山西的神教信仰更加系统完整，更具有民俗性格。宗教信仰不属于民俗信仰，虽然宗教信仰之中有某些民俗成分，但它不同于信仰民俗的“随众”“随意”以及“无教义规则”性质。
　　民间禁忌是信仰民俗的产物，其本意是对于不洁之物的回避、不接触和对神圣之物的不冒犯、不亵渎，是一种罩上神秘色彩的被动型的心理习俗。山西民间禁忌虽然也有一层神秘的外衣，但其实用性的特点十分突出。其表现为禁忌的内容以人的生产和生活为主，特别是休闲节假日中最多，比如正月期间几乎天天都有“不该做”的事;禁忌在人群结集庆典等活动时尤为繁杂，如生死婚嫁礼仪和祭祀节日等活动中，处处有禁忌制约人的手脚。所谓禁忌的实用性，除了要适合人们生产、生活所需之外，还同时产生解禁破忌的办法。比如不留神犯了某些禁忌，当事人可以有办法解除，诸如吐几口唾沫或跺几下脚就认为可以心安理得、安然无恙了。某些禁忌也可以视作是对农村生活的调节，如正月初一到二十三，山西许多地方都不准家人拿针线、动剪锥，总要人歇着，而农忙季节却没有让人闲着的禁忌。这些都表现了人们的一种聪明，禁忌既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又不妨害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五
　　山西游艺民俗内容极其丰富，渊源十分悠久。苍老古朴的神话传说，智睿恢宏的乡俚俗语谣谚，五彩缤纷的民间社火小戏，情趣盎然的田间游艺竞技，形成一幅斑斓迷人的风俗画卷。
　　神话传说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身力量的抗争和对提高人类自身能力的渴望，它常以口头传承的形式广泛流传于民间。山西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有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姜嫄弃稷、伏羲制礼、神农尝草、羿射九日、黄帝杀蚩尤、伯乐相马、舜耕历山、禹凿龙门、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以及藐姑射山、稷王山、巫咸山、人祖山、百谷山、发鸠山、历山、董泊等等。此外，全省119个县(市、区)几乎每个都有关于山水湖泊、岩溶洞穴的故事传说和祭祀习俗传承。
　　民间传说中的牛郎织女故事长期流传于山西境内，其风俗传承尤以晋中市和顺县南天池村为典型。百年以来，村民们把男耕女织的生活体验与自身的审美观念相结合，不断延续与创造着生动鲜活的牛郎织女故事与韵文，并将故事情节与周边自然景物联系起来，形成了独特的风俗文化传承。2008年6月，国务院发布通知，山西省和顺县牛郎织女传说入选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外，万荣县董永传说、绛县尧的传说、盂县赵氏孤儿传说、晋城市白马拖缰传说、沁水县舜的传说、陵川县烂柯山的传说、阳城县广禅侯故事等，均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山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俗语谣谚产生，其内容涉及面极为广泛，既是人们劳动、生活经验的总结，同时又反映了民间习俗和信仰，是民间文化中极珍贵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民俗的组成部分。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万荣笑话，也是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民俗事例之一。
　　社火和小戏是山西民间最常见的艺术表演形式。社火源于远古祭祀土地与火神的活动，随着社会发展和祭礼风俗的演变，今天的社火已成为民间节庆的表演艺术形式和娱乐活动。山西的社火形式主要有锣鼓、秧歌、花车、花船、花轿、抬阁、高跷以及灯火、舞蹈和说唱、滑稽等表演活动。山西民间鼓乐早在春秋时就有“秦筝晋鼓”之美誉，在众多社火形式中最典型地表现了山西民风中的英武气概，近年来山西锣鼓艺术屡屡在国际国内艺坛上显露头角并引起轰动效应。和社火相伴的是小戏，小戏多由民间操办，地域性特色浓郁。山西的小戏有53种，有些源于祭祀仪式，有些源于秧歌。它与社火一样属于大众文化的类型，其特色取决于本地群众的审美情趣和生活习惯。因此，小戏也是民俗的组成部分。小戏多在农闲季节活动，多配合岁时节日展开。尤其是春节闹社火时，艺人们化好妆后，先去庙堂祭神祀祖，然后走街串巷，边走边舞，挨门挨户祝福。小戏大多在广场或地摊上表演，也有在节日庙会上搭戏台进行表演的。旧时，多以祀神为由，招徕戏班演出，演出场所多在寺院的戏台上。山西现在仍保存着元代的戏台，明清两代的戏台遍布境内，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摇篮”“中国戏剧发祥地之一”。
　　民间游艺是一种闲暇适意的生活调剂，其中既有节令性游乐活动，也有竞技色彩的对抗性活动，更多的则是不受时间、地点、条件限制的随意方便的自娱自乐活动。如简易棋类，可以在田间地头、林间草坪席地而坐，任用石子、土块、树枝、草棍进行娱乐。此外，还有猜谜语、说绕口令、猜拳、行酒令、捉迷藏以及采用简易玩具的翻花、九连环、七巧板、折纸、骑竹马等。民间竞技是一种分布极广的自娱自乐性的群众体育活动，山西流行的竞技形式主要有踢毽子、跳绳、打秋千、挠羊赛、滑冰、放风筝、拔河、穿砣砣、打岗、抓子、滚铁环、黄鹞吃鸡等等。虽然，当代新农村建设对传统民间游艺形成极大冲击，但在偏远的乡村中，民间游艺仍然有着一席生存之地，在现代化城市中的休闲广场等处仍然能够见到抽陀螺、甩响鞭、放风筝、跳绳、踢毽子、下象棋、打扑克等等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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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的地域环境决定了山西的民俗文化必然植根于浓厚的黄河文化土壤之中，它以华夏文化即汉文化为主体，同时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西民俗文化。一是从总体上看，山西民俗以农业生产为渊源。山西是个农业省份，历史上曾是农业发达地区之一，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山西的经济习俗、信仰习俗、岁时节日风俗乃至游艺竞技习俗等，都与农业生产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甚至是直接源于农业生产活动而产生而发展的。山西商贸习俗的发生和发展，同样也受着农业生产条件的决定和制约。二是典型的敦厚善良、勤勉朴实的民风。持重而不甘落后，节俭而善于经营，是山西人鲜明而独特的性格特征。三是稳固的续递传承。山西地理封闭，文化交流滞缓，许多悠久的风俗得以长久传承。山西民俗中的“历史遗留物”有着厚实的文化积淀，具有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同时也具有不易变革的弱点。
　　民俗作为不成文的习惯法规，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它的变化和发展受着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力水平的制抑，同时也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不断改革、摒弃某些旧的习俗，倡导、推行新的良风，对于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21世纪初，国务院在全国各省市开展了“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山西民间风俗中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引起广泛关注，一部分民俗事象先后被列入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史志山西” 2019-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