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发表于2018年7月24日《发展导报》
http://epaper.sxrb.com/shtml/fzdb/20180724/v15.shtml
“历书，够你研究一辈子了”
——追忆乌丙安先生
乌丙安
我国著名民俗学家，1929年11月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蒙古族，2018年7月11日在德国柏林因病逝世，享年90岁。
乌丙安先生是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民俗学大家，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300余篇。他以《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理》《民俗文化新论》《中国民间信仰》《神秘的萨满世界》等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里程碑意义的民俗学专著，为中外民俗学研究、民俗学专业教学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理支持做出了引领性的卓越贡献，在当代民俗学史册上，被誉为“我国第二代最富有声望的民俗学家”。
“乌先生千古！”
7月11日晚12时刚过，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安徽大学程波涛教授发的一句提要，并附有一篇有关乌先生的长文，我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转眼一想：不会吧，10多天前的端午节还和先生微信互动呢！再说了，先生一向身体硬朗，精气神十足，不会就这么“不打招呼”离我们而去！
程波涛微信里向来文采飞扬，用词奇崛，这个“千古”肯定还有别的意思。不想再确认任何消息，匆忙退出微信，心里默念着这是不可能的。
令人悲伤的消息还是在第二天陆续传来，乌先生真的离我们远去了！呆坐桌前，暗自悲痛，良久无语。伤心之余，回忆和先生短短4年“交往”的点点滴滴，尤其是先生对不才晚辈为学路上的指点迷津，让我受益良多，永生难忘！
我是民俗学界的 “新兵”，2015年“入伍”，距今刚满4年。但很荣幸，“入伍”后在嘉兴参加的第一次学术会议，就聆听了乌先生的教诲。
对民俗感兴趣，缘于收藏历书。10余年来，在古玩市场淘书占用了我的大量业余时间，从刚开始的无意识无目的，到后来的专项 （题）收藏，并初具规模达3000余种，时间跨度400余年。有了资料，就想在其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学着写了几篇，投出去，因没有写学术论文的基础和经验，行文和结构都是“新闻报道”式的，自然石沉大海。2015年，我照猫画虎写了一篇《百年历书中的节日流变》，提交“嘉兴学术征文”，幸运通过专家评审。
历书是中国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本书”，一是因为这本书以前叫皇历（黄历），属于国家日历，皇帝过问或参与其中的编写，并在明清时形成了固定的颁历仪式，享受过一本书的最高礼遇；二是因为这本书把日月运行规律、国事家事农事和民俗百科内容，通过各级“学术权威”传递到百姓手中，潜移默化影响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三是因为这本书发行量之大，接触人群之广、人数之高，对百姓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影响之深超过其他任何一本书。
会上，我对自己收藏历书、选题成文、论文概要等进行了简短发言，乌先生坐在第一排偏右位置，听的很认真。会后，我到先生的2423房间，向他汇报了我10年来的收藏之路，并向他较为具体地介绍我手边历书中的珍品，当我谈到有几本成吉思汗纪元的历书时，乌先生非常惊讶，“我上小学时用的就是这样的纪年方式！”听完我的介绍，他鼓励我：“你就好好研究历书，够你研究一辈子了。”如今言犹在耳，而先生却驾鹤西行……
当然，我和乌先生互留了联系方式，但我从没有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内心唯恐打扰先生。微信“发现”功能里，可看到乌先生开通了微信“无边无忌”，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主动添加他，因为依我从父辈们使用微信的经验来看，这个岁数的人一般都是晚辈帮助注册，新鲜几天后，大多弃之不用，即使会用了，也是浏览多、发表少。直到2016年的某一天，我试着“添加”了乌先生，没想到很快得以“通过”，我们成了“微信好友”。我又重新认识了一个乌丙安。
微信交流带来的方便和快捷远超传统书信和电子邮件，通过微信，我向乌先生发送了成吉思汗纪元历书的封面、扉页及主要内容，还把他生日所在的11月那一页拍摄了局部，乌先生先是给我回复了一朵鲜艳夺目的红玫瑰！后又给我留言：这些书都很珍贵！
在乌先生的鼓励下，我开始对手边的历书进行编目，并对每本历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进行梳理。有一天，当我整理一本1941年的历书时，发现该书封二尘封的麻纸下，有当年使用者用毛笔书写的“内心独白”：“今年今日更作难，莜麦不足也，不知明年今日是何也。世上万般悲心事，无非死别及生离。正月十二晚书”。这本印制于天津的历书，按照当时的发行条件，影响和覆盖面主要在北方地区，历书原主人当年的主食以“莜麦”为主，更证实了这一点。这些字部分是繁体字，但多数都能一眼辨出，其中又夹着不规范的手写简化，其中的“离”字繁体字是“離”，作者手写变成了“难（‘又’上面还有一点）”，我就把其误认为是“难”。想当然地认为，“生离”“死别”可以说，“生难”“死别”也讲的通，“生难”嘛，就是生活艰难，“在日占区”活着不容易的意思。这本历书极具代表性，是当年普通百姓对侵略者进行控诉的有力证明，每次翻阅，都会令我心潮难平。我把这一发现和理解在微信里向乌先生做了汇报，附图是必不可少的。先生看后，帮我指出了“离”字理解上的错误，特别让我注意“又字上面的那一个小点”。我羞愧难当，谢过先生后，才意识到，做学问千万不能想当然，更不能自以为是，认为学好民俗知识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近几年，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历书中发现了多处母亲节的记录，写了《母亲节：说声“妈妈，我爱您”》一文，其中一部分专门谈及“民国时期已有母亲节，但日期并不固定”，同时呼吁设立中国的母亲节。2017年12月17日，在与先生的微信交流中，我表达了“中国母亲节千呼万唤不设立”的焦急与不满，先生回复了很长一段话来为我答疑释惑，“节日假日在任何国家都不是群体一呼吁就可以确定的，都要经过国会、议会、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的，呼吁一定要有充分的根据，特别是全民的代表性十分重要。中华母亲节各家学说（、）呼吁都欠考虑，孟母、岳母、女娲……都不能成立，因为有55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母亲神祖母神崇拜（，）不同意汉族母亲为崇拜典型。新的节假日确立也没必要去和其它国家比照，别国有什么节我国也一定要有。中国传统节日没有母亲节是与我国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父系宗族社会根基为主体的（原因有关），敬祖以父祖为体系，孝顺父母从不凸显母亲伟大。”先生的回复，让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顿悟感。我用屏幕截图的方式定格了这一让我终生难忘的瞬间。如今图尤在案，而先生却羽化升仙……
2016年11月30日，二十四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时间，和节气有关的文章和书籍随处可见，但大家随口就来、琅琅上口的节气歌作者是谁？形成于何时？如何传播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却少有人关注和研究。因我这几年一直在关注这一问题，就想对节气歌的形成及其传播路线做一“考证”。查阅资料、考查求证的过程异常艰辛，尤其是对我这个半路出家，水平很差又自以为是的人来说，所有的疑点都要一一求证，并反复推敲其中的逻辑关系，还要否定后再肯定，或者肯定后再否定。初稿完成后，我第一时间发给了乌先生和我的几位亦师亦友的微信好友，萧放教授指点“历书中的资料丰富，其他资料较为欠缺”，张士闪教授指点“资料汇总的内容占比较大，思考、研究的少了些”。我把这些情况均向先生做了汇报，并补充完善了相关资料和思考，先生回复我“……这就是研究学问的乐趣吧！”这篇拙文在2017年的冬至全国征文中获得二等奖，后发表在《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1期，这也是我在民俗圈刊物的第一次“亮相”。我想，没有乌先生的鼓励和赞许，我是不可能写出这篇万字长文的。
微信沟通再多也代替不了见面，特别是见面后如能有一次深入交流可能更如我愿。遗憾的是，我和先生总共见过3次面 （2015年嘉兴，2016年南京，2017年贵阳），每次见面都没聊几句，就因为先生还有其他活动安排，只好匆匆告别。我一直想，先生身体如此“健康”，精神世界如此丰富，活过百岁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太原到沈阳的距离并不遥远，高铁开通后，我一定要带上精挑细选的历书，趁先生不忙时，去沈阳府上拜访，我们好好聊天，尽情叙谈。先生看过后，肯定会高见迭出，为我指点迷津。时至今日，机缘错失，见面无望，只能在此一诉衷肠。
在先生远行前的芒种节气 （6月6日）这一天，先生转发了一条有关“芒种”节气知识的微信，因我最近一直在梳理二十四节气名称俗字写法的演变，所以对此文中“种”的繁体是“穜”还是“種”产生了疑问。询问先生后，先生回复我：“这个繁体字‘穜’，在古汉语文献典籍中都和‘播种’‘种植’的‘种’字同用、通用，没有问题。和‘种类’的种也同用，没有任何问题！古代的《说文解字》、现代的《汉语大字典》都有解释和种種两字相同。”我再次被先生丰富的知识、广博的见闻所折服。
今年6月初，我在参加2018中国·嘉兴二十四节气全国学术研讨会前，询问先生能不能从德国回来参会，先生回复说“不回去了”。我把从历书中发现线索，整理成文的会议交流论文摘要发给了先生，算是我研究历书的阶段性“作业”。会议召开期间的18日至20日，我把会议现场照片和集体合影通过微信第一时间传给了先生，其实我是想告诉先生，我又来嘉兴了，是想再次见到您。嘉兴是我在民俗学世界里遨游的起点，而先生，则是对我进行学术指导的第一人。感谢乌先生！怀念乌先生！
放心吧，乌先生，我这辈子一定会脚踏实地、心无旁骛、一丝不苟地研究历书。
安息吧，乌先生。
作者系山西日报主任记者，中国民俗学会会员 张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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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张隽波 于 2018-7-25 10:22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