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慧玲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龙木耳村，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高峰乡仓底村委会西北部，“龙木耳”译为有大石头的地方，“龙”译为有石头的意思；“木耳”译为大的意思。笔者通过实际调查发现，龙木耳村有着母题为石头的三种异文传说：

  （一）“男婴女婴石”的传说（讲述人：普良元，男，57岁，龙木耳村人）

  相传，在龙木耳村，有一对年轻夫妇，结婚多年无子，家里老人便让他们到后山上的“男婴女婴石”处进行拜求，二人来到此处，丈夫希望求得儿子，妻子希望求得女儿。此时，从不远处的天生桥传来了一个声音说道：“由于你们二人各有所盼，那么就让丈夫站到天生桥上向 ‘男婴女婴石’投掷两颗石子，妻子站在石头旁看石子落入哪个石洞。”夫妇二人听到声音之后，自知是仙人指引，便来到了对应的位置，丈夫投掷的两颗石子分别落入了男婴石和女婴石中。一年之后，妻子生下一男一女，夫妇二人求石得子的故事在龙木耳村传开了。从此之后，凡是新婚夫妇都到天生桥上向“男婴女婴石”投石求子，一直沿续至今。

  （二）“天碗石”的传说（讲述人：杞学明，男，60岁，龙木耳村人）

  相传，很久以前，高峰乡不论是哪个村，办红白喜事的农户，碗筷不够用时，都可以到龙木耳村后山“天碗石”处借碗筷。借用人晚上把空背篓放到“天碗石”洞中，夜间“天碗石”会自行把碗筷装入背篓里，天亮后去取即可。碗筷使用之后必须清洗干净，再背到“天碗石”洞中归还，归还时连背篓放在地上，便可离开，夜深人静时“天碗石”会自行把碗筷收入天碗中，地上剩下空背篓。有一次，村里有户人家办白事，杀狗吃肉，用完的碗筷没有清洗干净，就背去归还，从那之后“天碗石”就再也不借碗筷给人们使用了。

  （三）“石箱子”的传说（讲述人：普良元）

  相传，很久以前，高峰乡在彝族土司统治时期，土司们生活非常富裕。听说彝族土司有五个箱子，只要谁拥有五个箱子，谁就可以成为高峰的统治者。于是，有人就雇了两个搬工悄悄来到高峰，偷了土司的五个箱子并杀害了土司。两个搬工在返回的路上，起了贪心，想把五个箱子中的财物占为己有。可两人不管使用什么方法，怎么也打不开箱子。这时两人想起偷盗时曾看到彝族土司使用口诀打开箱子的过程，但现在土司已被他们杀死，口诀无处可寻，两人又不想回去复命，便把五个箱子扔到了后山上逃命去了。

  这三则石头传说，都包含明显的寓意。“男婴女婴石”传说是一种生殖、生存和繁荣的象征，同时也是对未来出生的小孩祈求吉祥的美好祝愿。“石头箱子”传说则更多的是告诫人们不能贪图荣华富贵，不要因为钱财做坏事。“天碗石”传说传递了善良和乐于助人的精神，同时也警示后人，做人要有诚信。

  在此次调查中发现，传说在当代社会的传承并不乐观，这种口传文学只有融入到生活中，传统文化消逝的几率才会大大减少。同时，为了保留石头传说的完整性，全面的收集整理石头传说的系列文本也相当重要，然后以文字、录音、录像等多种方式加以保存，作为传承的范本。

作者简介：张译匀，女，彝族，云南禄丰人，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2065期(2019年9月5日) - 第04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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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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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钟泥模

手工匠人正在作业

  浑源传统铸钟历史悠久，技艺精湛。洪亮悠扬的钟声，有赖于选材、器形，更仰赖于手工匠人的精细把握。牛家铸钟声名远传，历经14代，由制造犁、锅、铲等各种家用、农耕器具到以铸钟为主，经过时代的发展，几代人的坚持，不断精益求精。浑源传统铸钟技艺现为山西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8年8月25日，我们来到了浑源县永安镇神溪村，近距离感受铸钟的魅力。

  神溪村拥有历史悠久的律吕神祠、凤山书院、关帝庙、明清古民居、古戏台等众多历史景观，更拥有面积达3000多亩的原生态自然景观神溪湿地公园，因势就形而自然形成的美丽湖泊，有“神溪月夜”之称。此时，虽荷花盛开已接近尾声，但远远望去，一片碧绿中，点点粉红相缀，又有山风吹过，无限惬意。走过湿地公园，在村民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牛家铸钟的作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想这里的铸钟当然颇具一番韵致。

  我们在门外便看到了已经制成的香炉和钟，待走进院子里，便随处可见铸钟的工具，还有地上随处可见的土坑被塑料布盖着。院子里，有新建的房屋，还有很久以前的老房子，的确是别有意趣。两位手工匠人正在给浇铸成型的钟雕刻图案。在表明来意之后，我们找到了手工匠人牛大宽，他停下了手里的活，和我们介绍了铸钟的流程，大概分为7个工序：1、选料，优质松土，上好白口铁。2、将松土碾碎用筛子过滤，然后加水搅拌到一定的湿度，水量的多少要根据模子的大小来定。3、做模型，将和好的泥手工堆积成型，晾干。4、套模型，因为模型有内、外两层，将内、外模型分隔并套在一起，中间可用细沙子做隔离。5、夯土，夯结实。6、熔铁。7、进行浇铸成型。每一步都有严格的要求和精细的控制，好的铸钟不仅外在美观，而且钟声绵长，厚重悠远，因此牛家铸钟的关键更偏重于选料。

  随后，我跟随着他们看了他们之前制作的成品的照片，在交流中，了解到了铸钟工具及技艺随时代发展，在几代人传承中的改进和变迁，感受到了手工匠人的传承和坚守。在谈到铸钟的销售地时，牛大宽自豪地说，最远的一口钟销往缅甸，并进一步解释道，本地有人在缅甸修庙，那边需要一口钟，经推荐选用了牛家铸钟。之后，我又参观了风铃、云板、磬，等等，并看到了塑料布下大坑里的真面目，是铸钟的泥模，由于刚刚下过雨，怕泥模损坏，所以铺上了塑料布。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手工匠人牛清的话，“这门手艺看着是挺简单的，但是这也是做辛苦的营生，别人下雨，往家里跑，而我们得赶快往院子里跑，不能及时用塑料布盖着模子，就很可能坏了，你好几天的功夫就白下了”。

  同其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这项技艺同样面临着失传的问题。就像牛大宽说的那样，“下一代没人愿意做这个工作，儿子不愿意做，孙子就更不愿意做了。不像我们，从四、五年级，十几岁就开始学艺了，现在的孩子们，这个岁数，还在上学，也不舍得让他们干活”。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教育的普及，传统的技艺正处于消逝的边缘，这也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目前，像牛家铸钟这样的传统技艺，在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主要有以下困境。首先，传承人年龄较高。铸钟不仅是技术活，更是体力活，掌握牛家铸钟技艺的四个兄弟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因此他们随时可能停止这项工作。

  其次，传承困难。牛家铸钟技艺主要以口耳传授为主要方式，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愿意学习铸钟技艺的人越来越少。加之，铸钟技艺复杂辛苦，需要耗费很长时间去学习，对学习者有一定的要求，因此难以找到适合的传承人。

  第三，缺乏相关的标准。牛家铸钟技艺在选材、用料、制作等过程中，大多凭借手工匠人多年来的经验和直觉，每一个步骤缺乏精细的标准、规范以及相应文字或视频的记录。铸钟需要精雕细琢，仔细打磨，它的传承与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技的日新月异以及文化观念的变迁确实存在着矛盾。

  当然，现今关于非遗保护的政策在不断地完善与细化，对于传统技艺的保护与传承有着更加规范的标准和方法，越来越多的人也去探讨和寻找一条传统技艺和现代社会相互依存的道路。我相信，这所有的一切都会给传统技艺一个新的发展契机。

  到今天，传统的铸钟技艺，以及其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不仅仅是为了生存的需要，它更是一种精神，一种象征。从实用到欣赏，从生存到传承。铸钟中蕴藏着文字、绘画、雕刻、文化于一体的艺术价值，更是一代代手工匠人勤劳、质朴的传承。时代在发展，技术在进步，技艺在传承中愈发彰显魅力，智慧在传承中愈发展现光芒。

作者简介：师晓节，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2076期(2019年11月28日) - 第04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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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慧玲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蒲河村位于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刘二堡镇，这个朴素的小村庄却因为有着一群身份特殊的人而闻名中外，更因为一个家庙和一本家谱的故事，而吸引海内外族人纷纷慕名前来寻找共同的家族记忆。本次调查与蒲河村每年5月13日举行的关公祭祀紧密相关，调查由辽宁大学邵凤丽老师带领进行。

  隐于民间的“皇族村”

  蒲河村全村共有农户281户，925人，其中满族人口占70%左右，村里的居民大都姓爱新觉罗，都是兴祖第五子包朗阿的后人密雅纳的子孙。

  清军入关时，包祖的多数子孙都从军作战，只有其曾孙密雅纳留守盛京，驻军十里码头。据爱新觉罗密雅纳支家谱记载，“肇”姓源于爱新觉罗。清朝时，八旗兵实行“亦兵亦农”政策，康熙末雍正初，国泰民安，用兵较少，雍正皇帝遂下定决心大刀阔斧整顿八旗编制，并于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旨颁布整顿结果，密雅纳子孙就是在这次谕旨中，在从盛京十里码头调来的巨流河佐领名下当差听遣，所以蒲河村有句老话：“我们在巨流河水恰佐的偏见中当差。”家谱中的这段历史奠定了爱新觉罗后裔的身份认同。

  稻田边的调查预设

  5月12日下午，在邵老师带领下，我们找到了这个传说中的村庄，并拜访了家庙负责人肇江耀老人，在访谈中得知，祭祀的时间从5月13日早上5点钟开始。于是，13日凌晨3点钟，我们就来到了家庙门口。家庙位于村子的西北角一公里处，四周水田围绕，远离居民房，在黑夜里没有一点光亮，家庙内亦没有族人前来。

  此刻的我们毫无睡意，都在整理思路，看预先拟好的调查大纲和应变方式。实地调查工作的前期准备是确保调查得以顺利进行的法宝。而田野调查中的变化往往无法捉摸，所以相应的应变策略也必不可少。

  蒲河村家庙已有241年的历史，每年5月13日，是家族祭祀关帝的日子。我们将车停在稻田边，针对即将进行的祭祀活动调查，提出了各自的想法和研究侧重点，仔细分析和琢磨调查中的切入点，努力使自己保持清晰的思路和敏锐的视觉，从而在田野中把握每个事项的研究意义。在前期的案头工作之中，相应的资料都已拿在了手上，如何在原有资料的基础上，把相对缺少的那部分予以补足，以及抓住本次祭祀的重点对象，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车窗外，夏初稻田一片嫩绿，挺拔的稻秧屹立于泉水之中，蛙儿在这清澈的泉水中涌动歌唱，令人不禁陶醉于这夜空下的稻田蛙鸣之中……摆动的猪耳朵家庙的门口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汉室亭候忠义杨善留千古”，下联“除邪显正圣贤关羽传万家”，这是对关帝的描写和称赞。关帝的祭品主要是一头黑猪，在祭祀之前要进行“领牲”，主要仪式是，将高度白酒倒入黑猪耳朵之中，如果将白酒倒入猪耳朵后，猪耳朵摆动了，则表明关帝接受祭祀的贡品，意味祥瑞之兆，如果在倒入白酒后，猪耳朵没有摆动，则表明关帝不接受贡品，也意味着有人冒犯了关帝。如果想要得到关帝的宽恕，就要对关帝许下诺言，来年再为关帝准备一头黑毛猪祭祀，以求得关帝原谅和庇佑。

  祭祀仪式中的“领牲”环节，拉近了关帝与民众的距离。在村民建构的信仰空间内，关帝信仰超越了其它神灵的信仰，而且仪式中猪耳朵的摆动，建构了关帝的在场性，增加了关帝信仰的神圣性，这种建构不仅是对传统仪式的传承，而且体现了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建构神灵信仰的智慧。

  通过调研，笔者了解到，一次调查并不能完全掌握和理解特定文化空间内各种事件背后的含义，调查无法一蹴而就，只能在融入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后，才能了解特定文化空间内的特定事件所暗含的意义，也只有从局外人转向局内人，才能对调研有更加准确的分析和研究。在此次调查中，村内虔诚的关帝信仰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启发。滕尼斯曾表示，信仰是共同体意志的具体表现形式，信仰空间的建构不仅是传统的力量，更多的是民众日常生活中智慧的凝结和实践的积累。

  当民众在自然界中面对日常生活无法解决的事项时，人们便倾向于去寻求超自然的力量来阐释和解决。期望借助神力来达到人们所期待的结果，这一趋同心理便会在群体内达成共识，从而在群体内获得认同。

作者简介：祁业华，辽宁大学民俗学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2078期(2019年12月12日) - 第04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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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慧玲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什么是田野调查？如何进行田野调查？田野调查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在首次进行田野调查之时，我并未过多思考。近期在整理照片和资料的过程中，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两次田野调查之旅。

         第一次田野调查是本科时期，我作为国家级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胶州秧歌的传承及意义调研”的主持人，和几位同学一起来到山东省胶州市探访胶州秧歌的前世今生。由于项目组成员高虹是胶州本地人，我们顺利地联系到了胶州秧歌发源地东小屯村的传承人李艳。李艳30多岁，是东小屯村秧歌队的队长，她的丈夫是村支书，两人把村中的秧歌文化搞得有声有色。李艳领我们参观了村里一个小型的秧歌博物馆和秧歌大舞台，村里的墙上也彩绘着各色秧歌人物的图像。她带我们穿上传统服装，体验胶州秧歌的艺术魅力，并大大方方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配合我们拍照、录像，并不因为我们是大学生而有所怠慢。

         胶州秧歌的发源地东小屯村。

         调查采风的过程非常顺利，好像田野调查也没有多么困难。但现在看来却有诸多不足之处。首先，在东小屯村，除李艳外，我们并未调查其他村民，没有融入当地的环境，也没有参与观察当地人的生活，这不算真正的进入“田野”。田野调查应是“多人讲一事”，仅仅采访李艳一人不能算是了解了整个东小屯村秧歌传承与发展的现状。其次，选取的采访对象不够典型。李艳非常年轻，她是否能够把握流传百年的胶州秧歌的精髓？作为村支书的太太，她所描述的胶州秧歌是否脱离了原有的形式？她能否将体现胶州传统生活特色的秧歌展现在我们面前？李艳还对国家政策非常敏感，她的家中存有政府关于开发东小屯村为非遗旅游村的文件草案，也十分注意留存影像资料及媒体对于东小屯村胶州秧歌采访和报道。如果成功打造非遗旅游村，能提高当地的知名度，对李艳的丈夫来说也算是一大政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胶州秧歌，本应该深植于民间这片肥沃的土壤之中，从村支书太太李艳这里看到的胶州秧歌样貌，极有可能被过度美化、形式化了。李艳固然是我们了解胶州秧歌的一个绝佳窗口，但田野调查需要深入乡村，深入更多普通村民的家庭和生活。非遗本就是生活，做到让自己真正融入生活的田野，才能得出更可靠的结论。虽然后来我们寻访到了五十多岁的吴英民———他是胶州秧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对许多胶州市民发放了调查问卷，向他们了解了许多胶州秧歌的传承与发展的现状，但未在东小屯村真正深入田野，成为了此次调查的一大缺憾。

         2017年7月至2018年7月，我在贵州德江县煎茶镇支教。一年的乡村生活让我有了深入当地开展田野调查的可能性。了解到德江傩堂戏在2006年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对这一古老而神秘的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工作之余，我多方询问，希望能够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找到有关德江傩堂戏的蛛丝马迹。但在调查之初，我就遇到了困难———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我所询问的德江傩戏是什么，哪里有。从上学的孩童到赶集卖菜的大爷，甚至是司机、村民，我一一询问，却只有少数几个人告诉我“县城里有，你去县城里看”。我非常不解，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广泛存在于乡村生活中，是人们生产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什么反而要到县城里去找？找到县城里，发现傩文化产业园也显凋敝，陈列着傩文化周边的工艺品，并没有鲜活的表演。反倒是县城里的文化广场上雕刻着一些有关傩戏的介绍，矗立着一座“刀山”，显示着这是一座“傩城”。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煎茶镇的镇长交谈，不抱希望地询问了一句德江傩戏，才得到了德江傩堂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月福的联系方式。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政府机构对当地的文化概况较为了解，与非遗传承人之间也有互动，与当地政府建立联系，寻求帮助，往往是进入田野最快捷、最有效的途径。但这种方式，也有弊端，传承人对政府介绍的来访者往往存有戒备心理，对来访者有所保留。

         好不容易找到传承人，问题又来了，张月福是国家认定的传承人，接受过多方媒体采访，也曾赴多地演出傩戏，他所传承的傩戏，不再活在乡野之中的了。在德江生活了大半年，几经辗转，我才通过当地人了解到人们把常举行的傩仪称作“过关”，也就是傩戏表演中的“过关愿”；当地把“上刀山”叫做“踩刀”。再按照当地的俗称去询问，大多数人就知道了，还有很多孩子告诉我，他们曾经经历了“过关”。接着，我就找到了德江合兴镇长线村的傩艺师张著刚老先生，寻到了至今仍然活跃在贵州大山深处的德江傩堂戏，调查也顺利进行了下去。田野调查者作为外来的“闯入者”，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接触和了解调查地的情况，也需要去寻找当地民众所使用的话语体系，变“闯入”为“融入”。“过关”才是德江人民对傩戏本土化称谓，而之前使用“德江傩堂戏”这样的官方名词进行询问，找到的也只是存在于陈列馆里的傩戏。

  从我的两次田野调查经历来看，多思考，多交谈，培养敏锐的观察力和感知力在田野调查中显得尤为关键。在深入感知调查地的文化、了解当地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地“进入田野”。在调查结束后，更要及时对所得的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对田野调查的过程和结果进行反思。正如董晓萍在《田野民俗志》中所说，“它们通过研究别人，重新发现了自己，以后变得更加宽容。”田野调查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第一手的研究资料，更在于研究、理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民间生活的意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打开通向反思自我和社会的路径。


作者简介：牛鲁燕，中国海洋大学文新学院古代文学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2079期(2019年12月19日) - 第04版:副刊

陆慧玲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我们乡下没有医院的时候，就是用我们本地的一棵紫芽红苗的茶树上的叶、梗来治病的，包括头痛、发热、肚痛、腹泻、驱风、祛湿、消炎等等，内服外用，全部都用得上，现在用来预防疾病，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天天喝它不会错！”

          ——六堡人S某记于2020年2月11日

         早期，偏远的山区，因与外界的交通不便，看病难成了困扰当地民众的老大难问题之一。外加贫穷，更是病不起，不敢病。当年的六堡镇便是其中的一个缩影。早期陆路不通，六堡镇居民出行只有依靠水路，交通工具就是简单的小竹排。在如何应对突发疾病方面，六堡镇民众又是如何实现自救的呢？从采访所得的口述资料可知，旧时六堡镇乡民，家家种六堡茶，每户人家都会储藏最好的茶，他们习惯把陈年六堡茶作为一种可以防疫、治病的良药来使用。

         六堡茶属于黑茶类，是一种后发酵的茶。它因产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苍梧县六堡镇而得此名，2014年六堡茶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民间流传“隔夜茶毒如蛇”，但清同治版《苍梧县志》记载：“茶产多贤乡六堡，味厚隔宿不变。”至今，六堡镇依然有喝隔夜茶的风习，他们将六堡茶视为药茶。其实，关于药茶叙事，可以追溯到史前神农时代。“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是经典的茶药叙事。另外，《神农本草·木部》载：“茗，苦荼，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渴热，令人少睡。”陆羽《茶经》引《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关于仙茶的种植，则可以追溯到汉代，如明《杨慎记》记载着西汉吴理真蒙山种仙茶的事：“名山之普惠大师，本岭表来，流寓蒙山，按碑西汉僧理真，俗姓吴氏。修活民之行，种茶蒙顶，殁，化石为像，其徒奉之，号为甘露大师，水旱、疾疫祷必应。”除此之外，五代毛文锡《茶谱》以及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中都有关于吴理真种茶的记载。据考证，吴理真是有文字记载最早的种茶人，被称为植茶始祖。在汉代时，他就已被古人形塑成具有除疫灵力的甘露祖师。

         六堡茶何时开始被当地用作药来治病，已经很难考证。但一些资料可以表明六堡茶确实曾用作药防疫、治病。如清末名士程远道有诗曰：“六堡名茶满山岗，止疴去腻有专长，请君泡碗今宵喝，明目犹留齿颊香”。2014年《三联生活周刊》登载 《寻访南洋老六堡》一文中则讲述，大约100年前六堡茶就成为了远赴南洋挖锡矿的华工寄托乡愁与祛暑保健的饮品，文中有这样一段：“马来西亚气候炎热湿润，锡矿里的工人经常头顶烈日，膝盖以下长期浸泡在水里，经常中暑、得风湿病、发瘴气，工人们发现那些经常喝从家乡带来的六堡茶的人很少得病，六堡茶因此才在矿区流行。”另外，据六堡人JYC转述（原话来自旧时某知名茶庄后人）笔者：“当时远赴南洋各国谋生的华人旷工由于水土不服使得许多华人矿工魂归异乡，茶庄将六堡茶远送南洋给华人矿工们防病治病，六堡茶被矿工们称之为保命茶，救命茶……清朝至民国六堡茶成为侨销茶之王。”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六堡镇交通便利，医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与提升。六堡茶是茶也是药的一套地方性知识，如今依然在民间具有高度认同。六堡CWY告诉笔者：“六堡人其实潜意识中都是有病什么的，第一反应是先泡六堡茶来试了先，不行再去医院，有时去医院看了病，回家也会下意识泡六堡茶，结合治病的。”CWY用潜意识来解释选择六堡茶治病背后的原动力，这潜意识其实是一种行为惯习，它离不开几代人经验的积累与经验传承。

         因新冠肺炎的疫情，2020年1月29日，广西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面对突发的疫情，面对因未知带来的恐慌，六堡镇乡民拿出收藏的陈年六堡茶冲泡。曾采访的对象有在微信朋友圈写道：“抗疫严防，常饮六堡茶，身体健康。”也有言：“煮水度日一壶茶。”更有甚者表示：“非常时期，疫情防抗不能松，每天坚持饮五杯六堡茶，提高身体免疫力。”在响应国家号召居家隔离期间，亦茶亦药的六堡茶成为疫情突发事件中稳定人心的精神寄托。六堡人在面对未知的风险时，饮六堡茶被他们认为是利己的选择。这是代代相传的地方性知识，是朴素的应对疾病的方法，是他们祖祖辈辈的实践真知。2020年2月10日起，梧州各地陆续解封，陆续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而六堡镇茶农第一件事，就是携带一壶六堡茶，到茶山里面去培护茶树，该补种的补种，该施肥的施肥。茶农认为社前茶是一年中最好的，也是最适合收藏用作药的茶叶。他们用心培护，拒绝化肥，坚持回归传统，为保持住茶的品质，也为保持住茶的有用性，即药性。

         六堡茶药用认知的养成，依赖于经验的积累。回看药茶的养成过程，其实每一步都在探索。先辈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检验，向前推进的每一步，都需要极大的勇气支撑，而这种底气源自于试用后身体反馈的好声音。六堡茶药茶的建构过程，其实也是一部疾疫斗争史，是斗争后的经验总结。这经验值得尊重，因为它从历史中走来，蕴含着前辈不懈探索的精神。

作者简介：苏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博士。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2084期(2020年3月17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陆慧玲 于 2020-6-20 20:08 编辑 ]

陆慧玲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2020年4月4日，举国默哀。这天下午，我在连云港市灌云县金鸡岭公墓做田野调查。金鸡岭公墓坐落在灌云县伊山镇北郊，大伊山东侧的金鸡岭山麓，是1988年经江苏省民政厅批准的苏北第一家经营性现代公墓。这座公墓的南面即为新石器时期的大伊山石棺墓葬群遗址 （青莲岗文化遗址），因而其选址深受该地传统墓葬文化的影响。从公墓区的建筑装饰来说，它在入口道路处设有十二生肖石雕、二十四孝石雕，大门处以地藏王菩萨石像为配景，是一座整合了孝文化、佛文化以及传统墓葬文化建造的现代公墓。

         一、传统丧葬地上建造的现代公墓

         金鸡岭公墓依山而建，山体坡度较为缓和，环半山呈梯田状安置公墓，山脚多处造有人工湖，墓区内植被覆盖率高。除地理因素外，公墓的选址还主要考虑了历史文化因素。这座现代公墓区与历史上的传统丧葬地毗邻，金鸡岭向南约一公里即为大伊山石棺墓葬群。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这里已经清理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石棺墓61座，岳石文化和西周时期灰坑各1处，汉代墓葬10座。所以早在6500年前，这片区域就是墓葬重地，直至汉代仍是如此。另外，清朝秀才相才在《大伊山记》中有“夹山口（金鸡岭南两公里处，为小山，有河湖，因处两山之间得名———笔者注）北，邱墓多，松楸盛”的记述，可见，这片依山傍水的区域在清朝时仍被视作丘墓营造的首选之地。因此，1988年建造的现代金鸡岭公墓实际上是传统丧葬地在当代社会的延续。

         二、二十四孝石雕与孝文化

         金鸡岭公墓位于山脚，不在交通干线上，需要先后经过东西向和南北向的道路才能到达。其中东西向道路两旁竖立着二十四孝石雕，内容以元代郭居敬《二十四孝》所辑故事为主，虽然其中仍然存在着封建迂孝，但是它所传达的孝文化使每位前来扫墓的人心有所触。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说，孝子故事与孝道文化一直是墓葬艺术装饰的重要题材。我国的孝文化历史渊源深厚，儒学正统思想的确立促进了孝文化的生生不息，由此而产生的孝子故事更是在民间广泛流传。东汉时期的举孝廉制度大肆渲染了孝文化，社会上出现厚葬风气，人们常常会在墓中填满珍宝。二十四孝石雕目前，考古发现的东汉墓葬中时常会出现孝文化题材的随葬品和文物，且多集中于鲁南、苏北地区。比如，1970年，江苏泗洪县裴墩东汉画像石墓出土的一块画像石墓壁，其第二层雕刻有曾母投杼的故事。又如，山东东汉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中有丁兰刻木奉亲、董永卖身葬父、伯榆悲亲等孝子画像。自汉代以来，北魏宁懋石室画像、沁县金代古墓二十四孝图等出土文物无不在墓葬中体现着这种孝道文化。如今，金鸡岭公墓设计的二十四孝石雕，正是这一文化传统在当代的延续。

         三、地藏王石像的传说与佛文化

         公墓正大门入口处立有一尊地藏王菩萨石像，据当地村民讲述，公墓在建造时曾挖掘出一尊泥菩萨像，因为与墓葬相关便把它当作是地藏王菩萨。因缺乏记载资料，当时的具体情形已很难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佛教文化在当地已是深入人心。在整个大伊山，规模较大的寺庙、庵有十多处，民间有“九庵十八寺”的说法，主要有佛陀寺、古佛寺、卧佛寺、日照寺、地藏庵、甘露寺等，明清时期有“日受千人拜，夜照万盏灯”的盛况，但这些寺庵大多已经在战乱中被毁坏。

         2007年，大伊山南麓兴造石佛寺及释迦牟尼像时曾在山中挖掘出多尊佛像，从而印证了当年此地佛教文化之兴盛。这座新建的释迦牟尼佛像于2008年圆顶，佛像净高33米，海拔66米，莲花宝座高6米，须弥座高5米。2009年8月举行“大雄宝殿落成暨佛像开光庆典”，石佛寺再闻晨钟暮鼓，朝山进香信众源源不断，其盛况堪与明清时期相匹。在浓厚的佛教文化渲染下，公墓入口处的地藏王菩萨像衔续着口头传统与历史文明，前来祭祀扫墓的人多会于此焚香顶礼、祈佑安宁。

         当地的丧葬习俗在现代社会传承出新的形式，从以前的填坟上坟，跪拜烧纸到如今的鲜花祭故人；从土丘为坟到公墓建造，人们的生活在经历巨大变革，但慎终追远的思想延续至今。从传统中孕育而生的金鸡岭公墓不仅仅是埋葬“故人”之地，它还是人们如何面对及认识死亡的一种体现，是一个地方的宗教信仰、传统文化、丧葬习俗的缩影。

作者简介：孙宇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9级民俗学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2089期(2020年4月24日) - 第04版：副刊

陆慧玲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被誉为“世界过山瑶之乡”的乳源瑶族自治县，位于广东省韶关市。2017年7月7日，我和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该县必背镇必背口村，了解当地独具特色的传统民族技艺———瑶绣。在被当地村民高超的刺绣技艺折服的同时，我也产生了一些对瑶绣在当地的发展现状与前景的思考。

         7日上午8点，我们一行人就出发了。进山的道路十分狭窄，我们在半道换了一辆较小的客车，车窗外的大山高耸入云，山顶隐翳在浓雾中，山腰的植被郁郁葱葱。雨后的山路很难走，路上多处滑坡，我们的客车缓缓行驶，上午9点多到达了必背口村。必背口村走进必背口村，我对坐在家门口刺绣的赵阿姨进行了访谈。赵阿姨穿针引线，从反面刺绣，绣成的图案就如正面绣成一般，我这才见识了“过山瑶反面刺绣”技艺的高超之处。阿姨告诉我：“反面刺绣是从反面绣，不看正面；绣时不用画底稿，先用黑白线依布纹绣出方格，然后在各格中配入基本图案。”赵阿姨正在绣的是衣服的装饰品。阿姨对我说，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开始刺绣了，因为绣了几十年，经验丰富，手艺纯熟，那些刺绣的图案早已经印刻在她的脑海里。反面刺绣在接下来的调查中，我采访了一位年纪比赵阿姨大很多的老奶奶，奶奶手上的瑶绣是给当地民族学校的文化遗产传承人授课用的教学模板。老奶奶对我说：“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绣啦，几十年了，每天都要绣，家里小孩的衣服、鞋子我都绣过。”她还说：“瑶绣不难，重要的是先把大的布局在心里勾画好，找中心点，然后再对称分布，逐步地勾画。”前辈们能在那么一大块布上，一针一针地绣出各式各样的精美图案，令我感到由衷的敬佩。瑶绣制品随后，我又陆续访谈了几位女性，通过访谈发现，村子里会瑶绣的人大都是年长的阿姨或者奶奶辈的人，年轻的阿姨和姐姐辈的大都不会刺绣。原因在于，年长的人从小就跟着父母辈学刺绣，但现在的年轻人却不愿意学。年长的妇女会瑶绣，与她们所处的年代有很大关系，家庭和社会环境为她们学瑶绣提供了动力，所以就有了“针不离手”的说法。虽然，如今小孩子也有学瑶绣的，这是因为当地政府开始重视民族传统文化，在课堂上开设学习瑶绣的课程，并请专门的瑶绣传承人教孩子们学习瑶绣，但还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方式方法有待总结和改进。

         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瑶绣纹饰是最能体现瑶族文化传统的符号之一，他们在一块块的布上用针线织就各种图案来表情达意，赋予了刺绣图案深刻的文化内涵。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瑶绣在传承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传承出现断层、图案纹饰没有创新、传统刺绣技艺濒临失传、瑶绣制品的传播空间狭小等，上述问题都亟待解决。

作者简介：吴娜，广西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2094期(2020年5月29日) - 第04版:副刊

陆慧玲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一、田野调查点之福关村

         伴随着飞机隆隆的轰鸣声，我们福关调查小组踏上了征程。一早上的紧赶慢赶，终于顺利登机，来自文学院的我和佩雯，以及三位来自民族学的搭档，带着张跃教授的期望开始了我们的调查之路。

         福关村是张教授15年前的调查地。2003年，云南大学的张跃教授、中山大学的一位老师以及其他四位研究者，去到海南省五指山市冲山镇福关村进行少数民族村落的调查研究，历时一个多月，并出版了《黎族》一书。15年过去了，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少数民族村落是否会有出人意料的发展呢？福关村远景二、黎家婚礼之嫁女儿黎家的姑娘从来都是嫁出去的，不存在招赘的情况。在黎族，嫁闺女比娶媳妇简单得多。男女双方父母选好日子后，女方家里不会大宴宾客，只是通知自己的族人（福关村村民聚族而居，共有五大家族），而且在外面打工的亲戚是必须要回家的。出嫁的前一天，家里同往常一样，只是多了几个远亲。正式开始准备是在出嫁的当天，大约凌晨4点，家里人就要起床，男人负责杀猪，新娘则需要化妆打扮。天慢慢亮起来的时候，家族的亲戚也都陆陆续续地过来，大多数是女人，有上了年纪的，也有年轻的伴娘。然后开始吃早饭，等着接亲人的到来。

         接亲的队伍一般来的比较早，队伍中必不可少的人物是新郎、伴郎、新郎的舅妈或者姑妈，还要有一个担着酒的人跟在后面，以及几个抢亲团（黎族现在流行抢亲团，有人解释说是从抖音里面学来的）。值得一提的是担酒人，一根扁担前后各挂着一个酒坛，酒坛上插着一根针，女方的亲戚看见酒来了，就要赶紧去找线，然后穿针引线。穿线的人必须要指定吗？黄明妈妈解释说，一般是由女方的妈妈来穿线，妈妈没有时间的话就得由婶婶来穿，其他人是不可以的，带来的针穿完线之后还要放回挑来的酒坛上，寓意娶新媳妇回家。男方带来的一壶白酒不再带回家，而是留在女方家里，女方拿糯米酒作为交换。担酒的人则是男方的亲戚。

         穿针引线之后，新娘必须带几个人和男方的家人（舅妈或是姑妈，再加一个结过婚的女人）在桌子上“敬酒敬肉”，这是当地的习俗。新娘在楼上和男方家人坐在一起的时候，身上要披一件黑色的衣服。以前，整套衣服都是黑色的，近年来，因为新娘结婚一般要穿婚纱，所以就披一件黑衣，新娘身边左右各有2位妇女坐着相伴，这些妇女必须来自和谐美满的家庭，而不能是单亲家庭。对面坐着的是男方的舅母和一个结过婚的婶婶之类的妇女，双方都要敬酒和夹肉（鱼肉和猪肉），寓意和谐美满。之后下楼，女方亲戚中有两人守在门口，各拿一杯酒，路过的人都要喝酒才能出门，一般是男方每人喝两杯才能出去，寓意好事成双。出门后伴娘为新娘撑一把红色的伞，伴郎为新郎撑一把黑色的伞，共同走到婚车停靠的地方，然后放鞭炮，婚车走后，女方的一些亲戚也全部乘上一辆大巴车前去送亲，在婚礼结束后再回来。

         二、黎家婚礼之娶媳妇

         相比起嫁女儿的简单，黎家娶媳妇可谓是热闹异常。婚礼前一天，全村的人都会去帮忙，男人们杀猪、宰鸡做肉菜，女人们则沽酒、择菜，做一些如剥蒜这样的琐事，分工非常明确。

         婚礼当天，新郎和伴郎以及抢亲团一起去接亲，当然，新郎的舅妈或者姑妈也会去。在女方那边的仪式要根据女方所在村子的风俗而定，不过近年来受手机视频的影响，在接亲的过程中加入了很多现代化的元素，如跳草裙舞、海带舞。男方这边，全村的人都在热火朝天地帮忙，一帮女人围在一起沽酒，主要是糯米酒和米酒；而煮菜的地方则是一群男人在忙活，还有人忙着在每家每户安排桌子。接新娘过来的时候，新郎新娘要撑着红色的雨伞站在路口，家族里的长者（黎族的老人，是家族里德高望重的人）将一把干稻草放在地上，口中念念有词（念的是黎语）。手里还拿着一把尖刀，同黎族娘母作法事的刀很像，念过以后就开始点火。火堆点燃以后，这对新人需要从火堆上跨过去，新人走到家门口时就开始放鞭炮。汉族地区有专门的司仪主持婚礼，而黎家的婚礼仪式到这里就算全部结束了，宾客由人领着去摆桌的地方吃饭，婚宴上有鸡、鱼、虾、猪等美味佳肴，最不缺的就是酒，新郎这一方的已婚妇女们会一桌一桌地来敬酒，新郎新娘也要一桌一桌地敬酒，宾主尽欢。

作者简介：罗岚，法学（民俗学）硕士，成都市成华区青龙街道办事处职员。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2096期(2020年6月12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陆慧玲 于 2020-6-20 21:20 编辑 ]

陆慧玲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去年7月中旬，因为导师课题项目的需要，我们对盘古神话的相关流传地进行了考察。

         盘古神话流传于多个地区、多个民族中。河南省桐柏县、泌阳县是这一神话的代表性流传地。2008年，桐柏县、泌阳县的盘古神话群被列为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神话群主要包括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及惩恶扬善、恩泽子孙的神话等，内容涉及开天辟地、世界毁灭、滚磨成亲、繁衍人类、体化万物等。如今，盘古神话在两县以新的表述形式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这也使其成为我们首要的考察点。

         走进桐柏县和泌阳县，我们着实感受到这一传统文化焕发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作为盘古神话的代表性流传地，桐柏县和泌阳县于2005年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盘古圣地”和“中国盘古之乡”的称号。两县在诸多方面关联密切。在地理位置上，两县分别位于盘古山两侧。盘古山又名九龙山，依托这一山脉，两县都开发了与盘古神话相关的文化景区。同时，两县每年都举办相关的祭祖活动。在2003年之前，泌阳县仅以庙会这一传统形式来传承盘古文化。2003年以后，泌阳县为了进一步弘扬盘古文化，遂将传统的庙会改为“泌阳盘古文化节”，这一文化节于每年农历三月三日在盘古山文化景区的拜祖广场上隆重举办。至今，泌阳县已连续举办18届盘古文化节。与之相似，桐柏县也有祭祀盘古的文化活动。该县于每年重阳节在水帘洞景区内的盘古祖殿里举行祭祀盘古的典礼。

         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两地民众对盘古大神的认知具有一致性，即盘古是开天辟地的创世大神，是创造人类的始祖大神。两地举办的祭祖活动，为后人提供了认祖溯源的有利场合。据村民们讲述，每年举办的祭祖活动场面极为盛大。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汇聚于此，参加祭祀活动，祈求大神护佑。在共同的祭祀活动中，人们增强彼此的交流和互动，延续千百年来民众赞不绝口的盘古精神。这种方式对于增强民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扩大盘古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以及推动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大有裨益。

         此外，在两地的文化景区中，存在诸多与盘古神话相关的文化遗迹。如泌阳县盘古山景区内的拜祖广场、盘古塑像、甜水河、盘古文化纪念馆、盘古井、石狮子、盘古化身图、盘古磨、姊妹石等，桐柏县水帘洞景区中的盘古祖殿、盘古大神化身图、盘古湖、盘古坐像以及县内的盘古文化广场、十二图腾柱等。这些文化遗迹既有相似性也有特殊性。相似性体现了民众对神话核心元素认同的一致性，而特殊性则表现出神话在两地流传中的本土化。这种本土化也体现在其他方面，如两地祭祀盘古大神的不同时段，村民对当地流传的盘古神话的叙述差异，乃至景区中盘古塑像的差异等等。近年来，争夺盘古神话起源地的事件在两地接二连三地出现。文化遗迹成为他们争夺神话起源地的有力证据。

         盘古庙是两个景区中具有代表性的建筑。这一空间作为人们祭祀盘古大神的场所，是盘古文化的集中展现地。引人注目的是立于庙中的盘古大神塑像，其高大威严的形象，让前来祭拜的信众无不肃然起敬。时至今日，盘古大神的功能也呈现出扩大化的趋势。据泌阳县盘古山文化景区中一位民众的讲述，如今除了一年一度的祭祖活动，逢年过节，或民众在有特殊需求之时，就会置备简单的祭祀品，到盘古庙中烧香祭拜，祈求这位大神的庇佑。在当地民众的信仰体系中，盘古是一位神通广大的神。

         两地的民俗中也融合了丰富的盘古文化元素。在对桐柏县文化馆馆长李修对先生的采访中，他详细讲述了盘古神话对桐柏县民俗的渗透。在当地的婚俗中，女方出嫁时有送竹叶帐的习俗。竹叶帐一般是由新娘的弟弟来扛，远远望去好似一把大扫帚。这一习俗与神话中盘古爷、盘古奶在造人时遭遇下雨，用竹子当扫把，将泥人扫进屋内的叙事情节相关。在当地的春节习俗中，经常会有石狮子吞小孩的表演。这与盘古神话中所讲述的 “石狮子张开大嘴让盘古兄妹钻进去，由此躲过天塌地陷灾难”这一叙事情节相关。此外，当地家户的门头上经常悬挂太极图或镜子。这种习俗与“盘古开天辟地时用的神器是太极图”这一情节相关。显见，盘古文化已渗透到民俗生活的诸多方面。

         总之，盘古神话在桐柏、泌阳两县民众的现实生活和信仰世界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长期的流传中，该传统文化与两县的山川地理、自然气候、村落建筑、风俗习惯等相融合，呈现出相似性与本土化的特征。同时，这一传统文化的存续现状不由地让我们慨叹：在现代社会中，传统文化并没有消逝，而是借助新的表述形式昭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作者简介：刘艳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6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2097期(2020年6月22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陆慧玲 于 2020-12-2 19:11 编辑 ]

陆慧玲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芜湖铁画是安徽省芜湖市独有的工艺美术品，它以熟铁为原料，以国画作品为底稿，“以锤代笔，以铁为墨，以砧为纸”，通过洪炉和冷做等多道工序制作而成。铁画产生于明末清初，但其源头可追溯到唐宋时期的“铁花”，这种技艺在宋朝尤为兴盛。清朝初年，经过铁匠汤天池和画家萧云从的合作改良，形成了如今所见的芜湖铁画。2008 年芜湖铁画锻制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它也是我第一次田野调查的对象。

芜湖工艺美术厂旧址

        芜湖市的铁画店铺大都集中在九华山路上。第一天，我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访问提纲在这条街上转了一整天，每遇到一家店铺就钻进去，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就开门见山地抛出我的问题——关于芜湖铁画标准制定的问题。有些店铺的工作人员不愿意接受访谈，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让我去别家问问；有些店铺里的师傅虽然愿意回答问题，但是手里还在做着活，三言两语就说完了，一方面是怕打扰他们工作，另一方面也确实不知道要再说些什么，于是便道谢，告辞。总之一整天下来，得到的有用信息十分有限，挫败感十足。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了芜湖工艺美术厂，若不是前一天有人指点，我断不会走入这里。工艺美术厂也位于九华山路上，前一天我从门口来来回回走过了好几次，紧锁的大门，虚掩的侧门，掉漆的厂牌，杂草丛生的院落，怎么看都像是荒废许久的样子。而且在调研之前，我就从资料中获知芜湖工艺美术厂在 2000 年左右就已经倒闭了。

        我从侧门进入厂区，沿着走廊，穿过最前面的大楼，来到中间的庭院。右侧的楼上传来清脆的打铁声，我顺着声音走到三楼，看到了一间大屋子，根据屋内砌制的水泥加工台可知这里应该是原来的加工车间。角落里有三位师傅正在叮叮当当地敲制着铁画，我走过去自我介绍后开始询问，简单地回答了两句之后，几位师傅告诉我，楼上有一位制作铁画的老师傅，有关铁画的所有事情他都知道，建议我去访问他。

        道谢之后我赶忙跑到楼上，看见了一间敞开屋门的小屋子，屋子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铁画，有完整的成品，也有插在泡沫纸板上的局部元素的半成品，一张大桌子占据了屋子一半的空间，一位老师傅躬着身子在桌前拼接着一幅作品。我敲了敲门，老人抬起头，转过身子看向我。简短说明来意之后，老人放下手里的活，招呼我进屋。落座之后，我既惊喜又紧张，第一次遇到这么热心的访谈对象，但是又怕重蹈昨天的覆辙。老师傅问我想知道什么，我看了看手里的访问提纲，决定改变访谈策略，和老师傅慢慢攀谈。

        这位老师傅是省级工艺美术大师汤传松，如今已经 73 岁高龄的汤先生 15 岁就进入芜湖工艺厂学习制作铁画。当时学习铁画的初衷只是为了贴补家用，没想到制作铁画成了他安身立命的终身职业。在不断提升自己锻制技艺的同时，他也在提升自己的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力。汤师傅屋里的书大多与传统水墨画有关，他说传统的水墨画是铁画的范本，但浮雕感和立体感又是铁画独有的，因此它们的审美体验不一样，铁画更加俊朗刚毅。一幅铁画作品不仅要形似，还要有意境和神韵，同时还要融入铁画匠人的理解，这样才能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享受，否则就不是工艺作品。58年的时光里，汤师傅见证了芜湖铁画的繁荣、衰落与复兴。他说入选非遗名录确实为芜湖铁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契机，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十分重视铁画技艺的传承和保护，但是目前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一些商家介入之后，用机器生产替代纯手工锻制，甚至个别商家把质量和艺术造型都存在问题的产品以较低的价格投入到市场中，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市场秩序。

        渐入佳境之后，我抛出了最重要的问题，询问汤师傅是否了解刚刚出台的铁画“标准”，汤师傅恰好是这份“标准”初稿的制定者。在工艺美术厂集体生产时期，汤师傅就曾担任技术总监，负责对每一幅要进入市场的铁画作品进行检验。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成文的“标准”文件，但是艺术总监会对每一幅铁画的造型和工艺进行评估。造型标准是对铁画艺术审美的规范，通过与原画稿的对比评判铁画所描绘的人或物是否逼真，是否能够体现人物的性格特质、动物的灵动活泼、植物的样貌特点，同时还要检验作品的叠形、整形工艺是否表达了铁画特有的质感与立体感。工艺标准类似于现在的产品质量标准，主要检验铁画的錾、铆、剪等工艺是否精准，焊接、铆接以及防锈处理是否到位。这样的检验标准得到了行业内部人员的认可，并且在实际的生产中落到了实处。不同于集体生产时期的检验流程，面对当下的行业环境与检测手段，铁画标准不得不作出妥协。目前的铁画“标准”依照制作技艺和装帧水平，将铁画分为了精品与合格品，精品即为纯手工制作的铁画，而合格品则允许 40%的非手工锻制部分存在。机器参与制作铁画，可以提高产量，降低成本，满足市场的需求，进而为商家群体赢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同时这份“标准”更注重对可用物理方法进行检验的量化指标进行规范，但同时又缺乏对艺术造型的评定与衡量，这也是“标准”制定中的最大难题。

        一上午的访谈收获颇丰，首先我对芜湖铁画的发展历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其次对铁画的检验流程与“标准”的制定过程与实施情况有了一定的认识。“标准”的出台是整治和规范铁画市场的关键步骤，但也是第一步，后续还需要根据实际需要对“标准”进行修订和调整，也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和铁画行业协会加强监管，不断督促“标准”的落实。更重要的是我对田野访谈的策略与技巧有了更深的体会，循序渐进的攀谈比按照访问提纲开门见山的提问更为有效，以至于当日和汤师傅聊得太投入，错过了回家的火车。

省级工艺美术大师汤传松先生的工作照，他正在向笔者展示将铁丝敲打成树叶的过程

作者简介：朱家钰，安徽合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系民间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2110期(2020年11月12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陆慧玲 于 2020-12-2 20:1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