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欣宇

2017年民间文学2课堂第三小组讨论帖~

李欣宇

唱类曲艺任何方面皆可

李欣宇

云南花灯戏是一种地方戏曲剧种。渊源于明代或更早一些时候的民间“社火”活动中的花灯，流行于全省各地和四川、贵州个别地区。 由于各地语音有别和艺人演唱的不同，流行在不同地区的花灯又接受了不同的曲种、剧种或民歌小调的影响，故云南花灯又分有昆明、呈贡花灯，玉溪花灯，弥渡花灯，姚安、大姚、楚雄、禄丰花灯，元谋花灯，建水、蒙自花灯，嵩明、曲靖、罗平花灯，文山、邱北花灯，边疆地区花灯等九个支派。 云南花灯戏演出的许多剧目，都具有朴素单纯、健康明朗的民间艺术特色，充满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气息。
风格特色
花灯戏的传统剧目不多，除去“灯夹戏”时期搬过来的滇剧剧目，共约二百出左右。其中：花灯歌舞剧目有《十大姐》、《大头宝宝戏柳翠》、《踩连厢》等，花灯小戏剧目如《三星贺寿》、《红回门》等。解放以后，在化大力整理传统剧目的同时，还新编了大型花灯戏《依莱汗》等近百个剧目。
花灯戏的曲调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各种民歌小调，这些小调有些是本地的产物，如〔十大姐〕等，有些是全国流行的，如〔泗洲调〕、〔十杯酒〕等；其次是明清小曲，如〔寄生草〕、〔打枣竿〕等；再次为从其他曲种、剧种吸收来的，如腾冲花灯剧目《安安送米》唱的高腔、《小放牛》剧中吸收了吹腔，元谋花灯中用了滇剧唱腔等等。
花灯舞蹈是云南花灯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花灯舞蹈有只舞不唱的如《狮舞》、《猴子弹棉花》等，有集体性的歌舞，如《连厢》、《拉花》等。花灯戏的行当，原来只有男女二人，以后才分为生、旦、丑三个行当，当花灯戏演出中型、大型的角色众多的剧目以后，又增加了其他行当。
历史起源
有关民间花灯歌舞的起源，以及由花灯歌舞发展成花灯剧的年代，尚无准确资料予以证实。根据已有文献，明中叶即公元1454年前后，云南杨林人兰止庵曾写过《性天风月通玄记》传奇；清初（1657年）云南人何蔚文写过五个传奇剧本。这是目前已知的云南最早的戏剧创作活动。清康熙年间（1701年）云南开始出现专业戏班，曾有四个戏班在昆明建立乐王庙。清乾隆年间（1746年）秦腔、石牌腔、楚腔、弋阳腔等传入云南。另据元谋花灯艺人张万育称，元谋花灯相传已有十三代。此外，在花灯的曲调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明清小曲，如挂枝儿、打枣竿等，都是流行与明万历以后直到清初的民间小曲。据此推算，作为一个剧种的花灯，早在明末清初就已具雏形。云南花灯在其发展历史上曾经历了四个阶段。
老灯时期
一、老灯时期。辛亥革命前，流行于云南各地的花灯统称“老灯”。分花灯歌舞和花灯小戏两类。前者表演时载歌载舞，无故事情节，如各地的《拉花》、《团场》等；而后者则有简单的故事情节，但仍以歌舞为主，如《打鱼》、《乡城亲家》、《包二接姐姐》等剧目。
新灯时期
二、新灯时期。“新灯”即为经过革新后的玉溪花灯。辛亥革命后，云南在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玉溪地处云南中部，临近昆明，交通便利，其农业、手工业、商业均较发达。辛亥革命所带来的自由之风使见多识广的玉溪人不再对原有的玉溪花灯感到满足，变革之风悄然兴起。花灯艺人们开始从滇剧和曲艺善书中移植、改编了一批剧目，如《蟒蛇记》、《金铃记》、《白扇记》等。在音乐上引进了[十杯酒]、[虞美人]、[昭通调]等曲调，并将[出门板]、[五里塘]等传统曲调改编成板腔体式。此外，还学习了滇剧的表演艺术和化妆，这一系列变革，使玉溪花鼓改变了其以往的以歌舞为主的表演形式，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新式花灯的出现，受到广大观众尤其是城里观众的欢迎，很快影响到全省。
红军灯、救亡灯、学生灯
三、红军灯、救亡灯、学生灯。1936年，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经过云南姚安时，当地艺人编演了《洋人闹中华》、《抓兵曲》等小戏欢迎红军，时称“红军灯”。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戏剧工作者王旦东和花灯艺人熊介臣等组成“云南农民救亡灯剧社”到昆明、玉溪、普宁、通海和广东曲江等地演出。他们以玉溪花灯曲调为基础，编演了《抗战十二花》、《抗战十二将》等花灯调和《张小二从军》、《枪毙罗小云》、《汉奸暴》、《新投军别窑》、《茶山杀敌》等花灯戏。这些剧目均有文学剧本，改变了原花灯剧目的“提纲戏”状况。他们还将《义勇军进行曲》的音调引进花灯音乐，创作出一支新的花灯调--复仇调。解放战争期间，在昆明学生运动中和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中，曾编演过《农村一家》、《血海深仇》等新剧目，时称“学生灯”。
“灯夹戏”时期
四、“灯夹戏”时期。1938年，云南农民救亡灯剧团被迫解散，花灯艺人熊介臣在昆明、玉溪一带教灯、唱灯。1946年熊介臣在昆明庆云茶室连唱三天花灯，受到欢迎，该茶室随后改为花灯园子，成为云南第一个花灯剧场，从此形成固定的职业班社。为适应职业演出的需要，花灯艺人开始大量移植滇剧剧目，如《四下河南》、《滴水珠》、《朱砂痣》、《狸猫换太子》、《红灯记》、《纱灯记》等，同时进一步学习吸收滇剧的表演程式、服装道具、舞台装置等。这种以花灯曲调唱滇剧剧目的方式，时称“灯夹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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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曲剧发源于昆明，是云南昆明市独有的戏曲戏种，它以昆明方言、扬琴说唱为基础，以朴实自然、接近生活的表现形式，被誉为云南艺坛的一朵清新诱人的山茶花。
昆明曲剧是在昆明扬琴说唱的基础上，衍变发展而成的。现已基本完成了其戏曲化的进程，形成了以板腔体大调为主，曲牌体小调为辅的声腔体系，叙事与抒情并重，既明白如话又优美动听，既含蓄委婉又纯真质朴的音乐极富地域特色。
昆明人民曲剧团是代表昆明曲剧的唯一的专业表演团体。自1957年建团以来，经过几代曲剧艺术工作者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以及省市各界的帮助，使曲剧艺术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由曲剧团创作、改编、移植排演的《红石岩》、《啼笑姻缘》、《茶花女》、《少奶奶的扇子》、《夜半歌声》、《茶花姐妹》、《糊涂爹娘》、《如此孝顺》、《朝阳沟内传》、《高山下的花环》、《新婚第一夜》、《爱与爱》、《张三丰》（系列）、《莫愁女》、《萝卜园》、《荣辱之间》、《南疆情》、《索拉西》、《弹吉它的姑娘》、《十五的月亮》、《诗美伊与阿塞薇》、《结婚证书》、《多情的小和尚》、《发生在未来》（系列）、《赤血英侣》、《告别昨天》、《士官斩子》、《路在脚下》、《彩凤搏鸦》、《木乡长》、《梨花情》、《红丝错》、《挑女婿》、《血祭》等一大批深有影响的曲剧剧目，受到观众和社会各界好评。
昆明曲剧前身是解放前一批瞽目艺人（盲人）的扬琴说唱艺术，他们在昆明的街头巷尾进行扬琴说唱，并间或参加一些堂会以养家糊口。解放后，人民政府将这些瞽目艺人组织起来，与滇戏、花灯、京剧等戏种同台演出。瞽目艺人在吸收其他戏种精华的基础上，对自己的演唱进行了改良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曲艺，即为“昆明曲剧”。
1957年，昆明人民曲剧团正式成立，并在昆明及地州市县进行演出，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为云南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革时期，曲剧团工作一度处于瘫痪状态。1979年，曲剧团恢复演出，大批演职人员重新回到舞台，并且吸收了许多其他戏种演员进入曲剧团，集体创作、改编并移植了许多新的演出剧目，使昆明曲剧在唱腔、舞美设计、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昆明曲剧因其乡土味浓，表演内容和形式贴近大众生活而广受欢迎，在昆明文化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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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剧是云南省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丝弦（源于较早的秦腔）、襄阳（源于汉调襄河派）、胡琴（源于徽调）等声腔于明末至清乾隆年间先后传入云南而逐渐发展形成的，流行于云南九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和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区。
2008年6月7日，云南省滇剧院、玉溪市滇剧团、昆明市联合申报的“滇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遗产序号：733 Ⅳ-132。
历史渊源
滇剧是丝弦（源于较早的秦腔）、襄阳（源于汉调襄河派）、胡琴（源于徽调）等声腔于明末至清乾隆年间先后传入云南而逐渐发展形成的，流行于云南九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和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区。
滇剧是戏曲剧种。滇剧包括丝弦、襄阳、胡琴等3种声腔和部分。
杂调于明末至清乾隆年间先后传入云南而逐渐发展形成的，逐渐吸收当地民间艺术，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地方戏曲剧种。滇剧的丝弦、胡琴、襄阳三大声腔和一些杂调，都来源于省外传人的戏曲声腔：丝弦源于秦腔，胡琴源于由腔演变成的徽调，襄阳源于楚调(辛亥革命后改称汉剧)，三种声腔，传入云南后，结合云南的方言语音和风土人情、民间音乐，变化形成了滇剧的三大声腔。此外，滇剧的昆头子、昆倒板之类，同昆腔有关，而平板、架桥、人参调、安庆调等，则同吹腔(又名石牌腔)有渊源关系。这些声腔在云南戏剧舞台上融汇就形成了滇剧。
剧的发展，已经历了清代、辛亥革命时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几个阶段。清代，是滇剧孕育、形成发展到逐步兴盛的时期，继前边提到的3个滇剧班子之后， 又出现了泰洪、庆寿、福升等戏班，曲靖地区也出现了玉林班。到了光绪年间，滇剧已经比较兴盛。不仅有了职业戏班，农村中的一些业余滇戏班子也纷纷成立。辛亥革命时期，滇剧逐步建立了戏园，蒙自、个旧、东川等地也先后出现了戏园。辛亥革命后，业余滇剧艺人梁星周、叶少庄等搜集了200多出小戏，印刷经销，流传较广。民国时期，滇剧由兴盛逐步走向衰落。特别到了抗日战争期间，反动军官杨据之对艺人抓、打、关、骂，进行人身侮辱，许多艺人被迫流离失所，逃奔外乡。杨据之还搞来一些青年，成立科班，大肆演出宣扬封建迷信的剧目。由于反动派的摧残，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滇剧已濒临绝境。
据云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乔嘉瑞介绍，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改人、改戏、改制”的3改活动，省和许多地、州、市、县都建立了国营滇剧团。1950年，省里成立了实验滇剧团，1953年改为省滇剧团，1960年建立了省滇剧院。在这段时期，很多优秀的文科大学毕业生也被分配到了滇剧团，记录、整理了一批又一批传统剧目，剧团和省文艺学校先后招收和培养了数百名滇剧演员及编导、音乐、舞美人才，大大充实了滇剧的新生力量。
滇剧获得了新生和迅速发展。
任何事物都有兴盛和衰败，到了80年代末，大家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精神方面有了不同的需求，滇剧在各种文化的冲击下也有了衰败的迹象。虽然滇剧具有很高的艺术形态，讲究“四功五法、唱念坐打”，具有“雅俗共赏、古今同趣”的乐趣，但滇剧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解码”，一个完全不懂古老剧种文化的人，刚接触时会有摸不着头脑的感觉，新生一代难免会被更易于接受、更有娱乐性的东西吸引。90年代后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建设，文化如水、润物无声，古老剧种需要保护，“文华奖”、“梅花奖”等各种奖项的设立保护了滇剧的发展。这次举办的滇剧花灯艺术周也促进了滇剧花灯等地方艺术的振兴。
艺术特点
滇剧的表演艺术继承和吸收了徽、汉、秦腔等剧种。云南是多民族的省份，向有“民族艺术海洋”之称，滇剧在发展过程中，长期在农村草台演出，吸收了民间艺术，具有民族乡土特色。不少名艺人都有自己的绝招，如李少白饰《审潘洪》中的潘洪，能通过头上纱帽的高低移位，表现出潘洪惊悸、焦急的复杂心情；花脸卜金山在《梅花簪》中饰禁子，只用一个锁牢门的动作，使观众似乎听见锁簧入锁的声音，从而表现了他对犯人的同情和对官府的愤恨；又如名须生栗成之，他所扮演的《清风亭》中忠厚老实的张元秀，《马房失火》中机智沉着的白槐，《四进士》中不畏权势的宋士杰等角色，个个栩栩如生。尤其是《七星灯》中的孔明，唱工相当吃重,为了表现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必须越唱越衰，而身衰心不衰，栗成之都表演得恰到好处，被誉为“滇剧泰斗”。
滇剧的表演善于刻画人物和富于生活气息，如《牛皋扯旨》中的牛皋与陆文亮，《烤火下山》中的倪骏与尹碧莲，都是通过具有丰富生活内容的动作，表现出人物矛盾的过程，体现角色的思想感情。另一特点是语言生动，通俗流畅，具有地方民间歌谣的风格，如《秦香莲》一剧中的许多唱词。
声腔介绍
丝弦腔源于秦腔，在滇戏三种构成因素中是主要的一种，它的唱法有“甜品”、“苦品”之分，可用于喜剧，也可用于悲剧。胡琴源于徽调的石牌腔，与二黄腔同源，故近似京剧二黄，但与京剧二黄又有不同，没有〔原板〕，其中有一种〔梅花板〕是由〔二流〕跺起来加以变化而成的，在歌唱中夹带诉说，可以唱到数十句不觉其繁复，真是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常用于《黛玉焚稿》之类情节悲啼的戏里。
襄阳腔来自湖北汉剧襄河派。由于长期在云南流行，不断发展，并以云南土音演唱，与汉剧西皮已不尽相同而自具一格。特点是曲调流畅，旋律轻快、幽默，长于表达轻松欢畅的情绪。
胡琴腔即二簧，来自徽调，入滇后也具有了地方特点，其曲调庄重、委婉。杂调有以唢呐伴奏的“七句半”，以南胡伴奏的“筒筒腔”，以锣鼓打击乐器伴奏的“课课子”等，多用于生活小戏。
几种声腔的使用，多以丝弦腔为主，一般有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一出戏一种声腔歌唱到底，如丝弦腔的“春、梅、花、梵”四大本（即《春秋配》、《梅绛亵》、《花田错》、《梵王宫》）等;另一种是多种声腔混用,艺人称“两下锅”或“三下锅”，如《二龙山》是胡琴、襄阳“两下锅”，《三祭江》、《杀四门》等是“三下锅”。
滇剧的三种主要声腔，结构均为板式变化体，都有倒板、机头（类似回龙，但变化更多）、一字、二流、三板和滚板等板式。此外，各声腔又有各自独有的板式唱腔，如丝弦腔有安庆调、坝儿腔、二十四梆梆、飞梆子等；胡琴腔有平板、架桥、梅花板、人参调等。伴奏乐器丝弦腔以锯琴(近似秦腔的二股弦)为主，襄阳腔、胡琴腔以胡琴为主。此外尚有南胡、月琴、三弦、撒啦（大唢呐）、叫鸡（小锁呐）、笛子等。打击乐器有小鼓、大鼓、梆梆、提手、大锣、小锣、钹、碰铃、镲等。[4]  
剧种分类
宜良滇剧
昆明市宜良县滇剧演出的年代较早。据《曲靖地区戏曲志》记载，清末民初，宜良县就有陈维纯组建的滇剧班子，主要演折子戏，也演出根据地方民间故事改编的条纲戏。由于演出活动较频繁，就在当地培养了一大批滇剧艺人。1953年，宜良成立了“协兴滇剧社”，把一些分散在民间的滇剧艺人吸收入社。1955年，宜良的滇剧班子合并于曲靖地区滇剧团，在宜良成立了曲靖地区滇剧团一队。1959年，宜良在滇剧一队的基础上成立了宜良县滇剧团，云南省著名滇剧演员彭国珍、竹八音、小八音、戚少斌及琴师殷质泰等都曾是该团早期的骨干。
1967年，宜良县滇剧团解散。1979年，以宜良县文艺宣传队为基础恢复了滇剧团，不但招回了一部分滇剧老艺人，还吸收了一批年轻演员，演出了滇剧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七侠五义》、《三姐下凡》、《杨家将》、《樊梨花》等，观众十分踊跃，滇剧演出日益兴盛。1975年后，宜良县滇剧团创作了历史剧《天波潮》、《穿袈裟的军人》等剧目，参加曲靖地区文艺汇演并获奖。后来又创作了民间故事剧《兔仙救龙记》、现代剧《野菊花》、《绿林新传奇》等剧目，在昆明戏剧汇演中均获奖。
凤庆滇剧
滇剧脸谱
临沧市凤庆县滇剧历史悠久，有史可考的最早传入时间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刘金玉的“天庆班”到该地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的喜爱，后产生了一批滇剧票友。一些地方官绅等筹款建戏台购戏装，组织演出，并不断邀请滇剧班和著名演员演出了许多滇剧剧目，滇剧在凤庆的演出活动影响增大，流布更广。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有一定造诣的当地票友，生、旦、净、丑都有，有的还搭班下海，以演出滇剧为生。1933年成立第一个业余滇剧社“尚友社”，所演剧本大多为1935年由务本堂、云南大新书店、瑞华书局出版的《滇剧大观》、《新滇剧》、《滇剧曲谱》等，并移植了一些川剧剧目。抗战期间，“尚友社”多次募捐义演《木兰从军》、《苏武牧羊》、《岳飞传》等剧目，所得收入全部捐给前方或灾区，受到当时的省政府表彰。1953年顺宁滇剧团成立，后改为凤庆滇剧团。
经过多年演出实践，凤庆滇剧团已基本形成一支行当齐全，阵容整齐，唱、念、做、打各具风格，有一定影响的滇剧演出队伍，在保留传统剧目的同时，为改革滇剧唱腔作出了贡献。如赵兴仁
创出的“反丝弦”、“反二黄”及融“襄阳”、“胡琴”、“丝弦”和杂牌小调为一体的“五音联蝉”，丰富发展了滇剧唱腔。在演绎好移植剧目的同时，产生了一批诸如《夜梅》、《双冤案》、《生日蛋糕》、《借嫁妆》、《阳雀叫醒梦中人》、《涌金烈火》、《心愿》、《对象》、《金秋宴》、《蜂王选婿》等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原创剧目，参加过省级汇演并获奖，培养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表演者和剧作者。
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加上文化消费的多元化，该县滇剧团于1990年解散后，已很少演滇剧，但不少业余爱好者和民间艺人仍然在节假日或红白喜事等场合，组织一些围鼓演唱“板凳戏”。
传承保护
据1962年初步统计,传统剧目已记录大小剧本有1600多本。其中有秦腔路子、川路子、京路子和滇路子之分。秦腔路子与丝弦腔一起传入,
滇剧如《春秋配》、《花田错》、《高平关》等。川路子来自川剧，如“五袍”：《黄袍记》（赵匡胤雪夜访普）、《青袍记》（梁灏八十中状元）、《白袍记》(尉迟恭访薛仁贵)、《绿袍记》（萧何月下追韩信）、《红袍记》（刘知远打天下）；“四柱”：《炮烙柱》（纣王诛梅伯）、《水晶柱》（观音收鼋妖）、《五行柱》（孙悟空闹天宫）、《碰天柱》（共工触不周山）等。京路子来自皮簧戏（徽、汉、京剧）,如《打渔杀家》、《坐宫》等。滇路子分两种:一种是本省作者或艺人编写的当地历史故事戏，如《薛尔望投潭》、《逼死坡》、《宁北妃》、《陈圆圆出家》，以及辛亥革命后编的时装戏，如《一碗虾仁》、《新探亲》等；另一种是移植外地剧种的剧目，发展后自成一格，如《三国》、《水浒》、《红楼》等戏中的部分节目。此外尚有《打面缸》、《大裁衣》等杂调小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整理了大批传统剧目，并创作了一批反映白、傣、佤、哈尼等少数民族斗争生活的剧目，如《蝴蝶泉》、《望夫云》、《版纳风光》、《独手英雄》、《佤山前哨》等。较有影响的剧目有《牛皋扯旨》、《闯宫》、《送京娘》和已摄制成影片的《借亲配》等。
新中国成立前后；活动在滇剧舞台上的著名演员就有罗香圃、张禹卿、栗成之、戚少斌、碧 金玉、彭国珍等等，建国以后培养起来的在观众中较有影响的知名演员有万象贞、周惠依、李廉森、邱云苏、李少虞、王玉珍等。
艺术基础
滇剧在云南民间广泛流行，拥有众多玩友、票友。不少文人学士也是滇剧爱好者，由于他们的参与，对滇剧剧本的创作、加工，声腔和表演艺术的提高、改进起了很大的作用。云南原住居民人数最多的白族和彝族，有本主和土主崇拜习俗，各村寨都有本主庙或土主庙，庙内均有戏台。每年春节以后至农历三月农事轻闲，便成了庙会的集中时期，几乎村村都要轮流唱戏，各戏班都生意兴隆。但是唱戏的演员更多的还是普通群众中的业余爱好者，开戏之前数周都要先请戏师傅到村中教戏。
剑川文人赵师程（赵藩之父）有《社戏曲》一诗对春社演乡戏有形象生动的描述：“南村北村同赛神，大男中男粉墨新。大男昂长扮项羽，中男学扮虞美人。下台不除紫巾岸，收场不洗翠眉频。但逢相识拉拉次，肥肉大酒欢良辰。明年多收十斗麦，为君再把粉墨匀。”由此可见滇剧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云南许多地方都有群众性自发组织的乡戏班，平时常有数人相聚，拉起二胡、打开锣鼓清唱的“打围鼓”活动，茶馆是开展这一活动的主要地点。
一些滇剧特有的剧目在艺术上有浓郁的云南地方色彩，在内容上也强烈地反映云南的社会状况。1884年中法战争，帝国主义侵略的触角已直接伸向云南，全省民众群情激昂，护路、护矿，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逢勃开展，继之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亦得到云南志士的积极响应，滇剧成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手段。为适应民主革命形成的发展，便产生了滇剧改良活动，一批反映云南历史和现实题材的剧目出现。
滇剧自出现之日起就是大众型、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大理、玉溪的群众一直都很喜爱这种剧种，但相对于花灯来说，滇剧要求更高，更城市化，表演更难，对剧本的要求也更高。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些非常有名的剧目，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去编排，但编排好后被束之高阁。比如1999年，《赵京娘与赵匡胤》在北京演出引起了轰动，演出结束后演员被围住要求签名合影。演员冯咏梅更是获得我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但《赵京娘与赵匡胤》自上京演出回来就没有在玉溪公开演出过。优秀的节目难与观众见面，一则是观众的兴趣问题，另一则可能就是剧目与观众还有一定的距离，不管从表现形式上还是剧目取材上都不能适应观众多方面的要求。在记者采访省滇剧院的青年演员王树萍、周霞（此次滇剧花灯艺术周中展演的滇剧《童心劫》里两位女主角）时，两位演员也表示，放下滇剧高雅的架子，加入群众更感兴趣的东西，从群众的角度来编写剧本，改变传统的冗长的演绎手法，真正走到群众中间，能使滇剧被观众和市场接受。

李欣宇

北欧神话里的战神提尔。战神提尔是北欧神话中的战神，也即象征勇气与英雄的神。在历史的长河中，提尔作为北欧神祇之一而常常因他的象征内涵激励着北欧民族。
北欧神话不同于中国神话，北欧神话同北欧民族一样，坚韧而冷酷。作为少有的以宿命和毁灭结尾的神话，北欧神话展现出了更加现实的世界观。而提尔作为北欧神系中的一员，自然也带有着冷冽而现实的一部分。那就是对牺牲的沉默——为了困缚住魔狼芬里尔而献出了自己的一条手臂；对战斗的欣赴——没有自己的宫殿，长住勇敢战士的宫殿：英灵殿瓦尔哈拉并培养在诸神黄昏中为奥丁作战的战士；对宿命的接受：提尔的刀，据说也是铸造奥丁的矛的那个侏儒德瓦林所铸。谁能得到这把刀，就能征服全世界——每战必胜，可是他自己的性命终亦必死于此刀。
北欧的勇士常常在打仗之前向提尔祈祷，像对奥丁祈祷一样。又因为提尔的武器是刀，所以刀在北欧武士眼中是神圣的，他们发誓常以“刀尖”的名义。有所谓“刀之舞”，勇士们举刀向天，成刀尖之山，而另一人超跃过之。又或以刀尖密接成轮形或玫瑰形，使他们中的首领(最勇敢者)站立于上，共抬之游行。
提尔因困缚魔狼芬里尔而做出牺牲被咬去一只手臂。而又因为其武器是刀，且刀只有一面锋刃，所以象征了战争只有一方可以获胜，而且获胜也只是在一个事件的某一方面，象征着战争深刻的冷峻意义和两重矛盾。
而中国神话的神有湘君与湘夫人。湘君与湘夫人作为神形象的逐渐丰满，是在屈原的《九歌》中《湘君》与《湘夫人》开始发展的。一般认为，湘君是湘水男性之神，与湘水女性之神湘夫人是配偶神。湘水是楚国境内的最大河流。湘君、湘夫人这对神祗反映了原始初民崇拜自然神灵的一种意识形态和“神人恋爱”的构想。在两位神祇的诗章中，提现出来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深化，自然物的神化，既是一种浪漫的想象，更是一种对自然物内涵的深刻剖析。而神祇间的爱情，在神性塑造的同时，也为神性赋予了人性，是造物对造物主和守护神的反向再造。并且，他们之间爱情的未满，既反应了神的非全能，又以神反射出了人性。用湘君与湘夫人的互相思慕，揭示了世事无常，求而不得的人生常态和人生矛盾。而我从湘君的形象上更多地读到的不是爱情的不圆满，而是一种孤独的状态和宿命，这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另类的命运，而我从中更能找到共鸣。

李欣宇

童话可以唤起人内心的纯真，流贯于整个生命的存在过程中，甚至在人类漫漫历史的长河里，这渴望也如一盏永不熄灭的灯火给人以无限的慰藉和灵魂的启迪——这就是童年精神。童年精神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基本内容，是善与美，是人性美、同情心、无私等等高贵的品质。童年精神并非仅仅在儿童时期才能被儿童体验，人成年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死亡的逼近，自由幻想的一面逐渐退隐，如庞大的骆驼踽踽于人海之沙洲中，于是有时对童年精神的渴望尤其强烈，因为童年精神的那种单纯、真善、美丽的境界是一旦失去很难再重新体味的一种经验。渴望童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美的渴望的具体表现，渴望童年也是一种美的存在形式。由此，童话这种文学样式应是充分体现人类的童年精神的最佳载体，童话的那种瑰丽美好的意境、单纯神秘的氛围、清丽深情的象征，把人类的童年精神能够充分地体现出来，能够充分体现人类精神的童话，也不仅仅是为儿童而写，它应是整个人类“体味童年精神”的一种文本，在这里，不管是儿童、少年还是中年、老年，都会被童话的魅力所吸引，连接成人与儿童之间的重要桥梁就是人类永恒的童年精神

李欣宇

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在我国民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民间故事。其中《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可谓家喻户晓，世代相传，被誉为我国“四大民间故事”
这些民间故事都是以爱情为主题，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对爱情的向往与歌颂。　
作为承载民众思想、观念和情感的文化载体之一, 民间 故事跟一个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 传达着不同国家、民族的不同习俗,心理和宗教仪式而成为 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的象征。并且作为一种心理积淀物和 心理气质, 能长久地保存在这个民族成员的潜意识中, 在社 会生活中不自觉地把它表现出来。因此从民间故事中我们 可以接触到社会、民族生活的重要现象和实质。作为一种相 当普遍存在着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道德观念折射着世界各 国不同民族、社会、时代的文化特征。而民间故事作为最广 大最底层民众的文化,其中蕴含与表达的道德观念, 应是最 广泛最深入人心地存在于民族成员之中,代表着我们民族对 这种社会现象的普遍的理解。因此, 深入研究我国道德类民 间故事, 对于了解我们民族文化心灵的某些奥秘或曰特征是 有意义的。
中国式的民间故事故事折射出中国文化的优缺点。中国人常把形而下与形而上连系起来。 一个本来好象是个人间的 “报恩”问题, 中国人把它与国家、民族、“德”和 “道”“仁 ”这 些大概念联系起来,使其有了多重的考虑, 多种的选择, 远非 日本人那样简单和绝对化。由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把“仁” 作为衡量一切的最基本的价值标准, 不仅是报恩, 即使履行 忠与孝义务时还必须有“仁”作为前提。这形成中国文化的 道统。使中国人思想和行为面对现实具有一定的超越性, 孟 子就提出“道”高于“势”的观念, 孟子说 “闻诛一夫纣, 未闻 弑君也”对最高统治者的行为也要用仁、德来衡量。 这些构 成了中国文化优秀的一部分。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凡事都 联系上大道理也形成了中国人对具体事务不认真, 一切爱大 而化之的毛病,善于综合, 善于权变,善于含混, 不免给油滑 行为留下可乘之机。
这些民间传说不仅以特殊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时代的人类生活及历史发展进程，而且展现了古代人民的心灵世界，为探索古代时代的历史奥秘透露了许多可贵的信息，也为了解古代人民的意识、情感、精神、意志和性格提供了不少形象的资料，具有不朽的认识价值。不仅如此，古代这些民间传说还以自身的瑰丽壮伟给人们以美妙的艺术享受，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同时，古代这些民间传说还是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源头，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丰富营养，无愧为文学艺术的肥沃土壤。

李欣宇

在多数版本的《梁祝》中，最后的结局都巧妙地走向了一个共同点——英台赴死，双双化蝶。这一结局看起来是对封建伦理道德价值观的严厉控诉。也反映了这一对恋人的无奈与辛酸，更是凸显了这部作品的悲剧氛围，但实际上，这样的死亡结局，尤其是祝英台的殉情，反而寄托了更多富于文本的内容。
它十分强烈地歌颂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纯洁的爱情，无论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无论死亡，都不能把他们分开。梁山伯虽然饮恨而死，祝英台却并没有被马家抬去，而是在她的祝告之后，梁山伯的坟墓忽然在大雷雨中裂开，她跳了进去。有些地区的传说还有一个尾声，那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后来变成了一双蝴蝶，这样的结局自然都是浪漫主义的。然而这正是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它使得这个爱情的悲剧不但符合古代的现实，而且又带着坚强的希望，乐观的精神。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结局是处于祝英台的自主选择所做出的选择，对于戏曲中将祝英台许配给马家的剧情安排，实际上代表的是传统封建道德权威对祝英台的“自由”举动做出的一定妥协和让步，在以往的观点中，女性出入男性云集的场所，既是对自己女性贞洁的不尊重，也构成了对男性的挑逗，是一种不受封建道德肯定的行为，而祝英台的求学之举自然会导致她必须出入由男性为主体的学堂，这是传统伦理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尽管各个版本的家长势力都对英台求学做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和限制，但这不代表封建伦理观对这种行为的支持。而英台对于自身权益的勇敢追求和强大的自主意识又使得封建伦理不能完全无视和压抑英台，所以封建伦理权威做出的妥协让步是——只要祝英台嫁给马文才，就可以对以往的种种越界行为既往不咎。但英台的选择是拒绝，她的拒绝不是出于无奈而是出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的爱情和意识，而不是家长的权威，她不是任何意识形态的玩偶。而她与梁山伯的爱情，也不再是单纯的爱情，更多是一种理想和信仰，她选择死亡，既是忠于自己的爱情，又是忠于自己，更是忠于信仰——以生命为代价献祭自我来宣誓自己在思想上独立性和对爱情的坚守。
而化蝶的结尾可以和比翼鸟和连理枝的传说进行对比，连理枝扎根于地面，无法离开，不能动摇。连理枝寓意一份亘古不变的爱情，能够击垮时间的摧残；那比翼鸟呢？比翼鸟在故事中总是栖息于连理枝上的，这也就是说，比翼鸟更多的象征着一份有了归属、有家可归的爱情，在这类凄美的爱情故事中，没有什么比一个得到身份的结局更能引人入盛的了。
这一对比，蝴蝶的剪影就显得更为浪漫。餐风饮露的蝴蝶无时无刻不自由的翱翔在天空中，几乎不需要沾着地面，这对于渴望摆脱束缚、寻求自由的人们来说，无异于一种图腾。如果有了它那自由飞翔的翅膀，所有的一切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好？因此，传说的塑造者为梁祝插上了一双翅膀，这不仅仅是因为蝴蝶的美丽，更多的是象征着一份自由的爱情，一份充满希望的明天。而各个版本的戏曲都选择保留和重点展示演绎这两个部分，更是表达了民间对于不受压迫的女性自由爱情的向往和对大胆追求自己梦想和价值的自由女性的鼓励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