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耳朵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这一经典著作中以牢骚开篇，相信击中了许多田野人因过分焦虑而脆弱过的心脏。2014年8月起，我累积6个月居住在一华北基督教教徒村，对其乡村教会的运转做参与式观察，进行我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这也是我第一次独立进入田野。诸多适应不良，下面将田野中的一些反思碎片集结成文，为即将进入田野的好汉们壮行。

房东的背影和村委的饭局

　　虽然在正式调查之前，我已经多次去过该村，但进入田野时，我还是选择了经由当地政府介绍的方式驻村。我请求村委帮的第一个忙就是解决我的住处，但是村委对于我要住在村里的想法不能理解，“以往来的大学生跑两趟，要个介绍信就走了，怎么你还要常驻沙家浜？”尽管如此，村委还是帮我寻找到一间条件颇佳的民房。房主人在不远的景区中经营农家宴，将自住的房屋用以出租，在村委的协调下以每月600元的价格把刚装修好的房屋租住给我。在许多民族志文本中，房东都是调查中的重要角色，本来以为我会跟房主成为朋友，进而发展成为我的关键报道人，可是付费之后，房主却经常躲着我，起初我非常不理解，直到发现灶台、厕所、炕轮番“抗议”，才渐渐理解房主远去的背影。总之，一直到离开，她都跟我保持着礼貌的陌生距离。这段经历教会我的是，在大受市场经济冲击的乡村里，现代农民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性经济人的一面越来越多地展现出来。然而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也不需要为田野设定计划，因为田野没有既定路线。

插图：从我的住处瞭望窗外

　　解决了住处后再解决身份问题，在了解到我要长期驻村后，村委为我安排了一间办公室，并且赋权我参与村档案、文件的管理和撰写工作，我有了在村委和村中行走的 “身份”，虽然我后来发现，进入村委不等于进入村庄，真正进入田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还是非常感谢这最初的接纳。从我第一天正式“上班”起，村委成员就把我当成正式成员，每次集体聚餐都叫上我，可是饭桌上我的学生书呆子范儿，不仅使他们尴尬，更使我自己尴尬，于是在几次“痛苦”经历之后，我终于逃避了一次，从那之后，村委聚餐就不再叫我了。从象牙塔进入社会，从自己熟悉的环境走向陌生的田野，每个人类学“练习生”都经历着从理解他者进而反观自我的过程。随着田野的逐步深入，我的状态渐趋放松适应，再到论文写作阶段的不断反思，我开始明白参与观察的真正意涵，那就是对陌生他者的开放心态，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坐在那里，哪怕一句话也插不上。

曲径通幽

　　在发现许多场合我暂时无力进入后，我开始调整思路，寻找新的突破口。现代村庄已经很少会有集体劳作和公共活动，住在那里不等于就能自然地进入村庄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村民问我会不会弹钢琴，想让我陪她女儿练钢琴（村庄经济水平较好，已有村民进行艺术教育投资），我发现机会来了，钢琴的不会，英语的可以，于是我通过辅导小朋友做功课，自然地进入村民家中，了解其日常生活。虽然村庄权力结构中男性话语主导的场合并不适合我，但妇女、儿童、同龄人不是另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吗？真是蓦然回首，田野就在身边不远处。于是我更主动地寻找机会，每晚的广场舞时间是一天当中妇女最为集中的时刻，我选择跟她们一起跳广场舞来彼此熟悉。傻乎乎地跳了几天我才发现，虽然村子很小，在我住进去半个月之后，仍然有很多村民不知道我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人说我是管选举的驻村干部，有说我是外地调来的政府里的人……为了让大家认识我，我印了名片，发给广场舞团成员，告诉他们我是学生，做民俗调查研究的。名片的作用超乎寻常的大，真的会有村民给我打电话，有时是找我修手机，有时是给在外工作的孩子发短信。让我觉得温暖的是有一些村民会主动找到我，给我提供材料，希望我快点写好论文。借由上述两条路线，我进入了村庄生活的内部。

价值中立

　　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我开始触碰到村庄村民生活的隐微之处。在与一些村民，尤其是同为女性的村民成为朋友后，他们与我分享了许多秘密，疾病、丈夫出轨、遭遇家暴。我有同情、有愤怒、有判断，但又无法干预，不知如何是好。与一些时间相对较短的采风式调查不同，人类学背景的研究者，常常会卷入地方生活之中。村中的妇女们观察着我跟大家的亲疏远近，田野危机四伏，随时考验着你的良知和智商。真实生活的复杂度，轻松地就超过了一个人的处理能力，研究伦理的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与老师同学交流，大家建议我追踪补充男方视角。我不解，问男方？指责他为什么出轨吗？代表月亮消灭他？老师同学解释道，并不是质问，而是好奇，问问他的生活，随便跟男方聊聊，学着理解他们。不要带着判断、指责、偏见，只是观察、倾听。道德判断容易，理解具体生活场景中每个个体的价值体系和行为逻辑，才是学术研究的追求。价值中立的重要性，在我之后遭遇的村庄宗族关系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深入地方生活，必然遭遇利益纷争，对于这些事件，判断同样分量太轻，理解和发散的解读才是对田野的一份尊重。

插图：村民提供自己的钩花作品帮助我完成论文

　　田野怎么做，参与观察四个字似乎就可以总结概括，然而，在社会文本的解读过程中，总有着千言万语百转千回也说不清的门道。初入田野，很容易夹带一些既有的观念、经验，也少不了用生硬冰冷的理论去嵌套活生生的现实生活，这时要注意你田野的态度，教科书没有范本，灵活应对，持续在场，避免卷入，愿你也找到你的田野箴言。

作者简介：赵斯羽，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65期(2017年3月17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大耳朵 于 2017-4-2 13:5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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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神天菩萨”就是关公，这是我们湖南益阳老家特有的叫法。在解放以前，当地有隆重的关公祭祀仪式，从一句“三百六十日，四百八十祭”就略可想象当年的盛况。

意外的收获

　　2017年元月，研一寒假回家，在火塘边跟爷爷聊天。爷爷说考虑到我这民俗学专业，这段时间他回忆了很多，想到村里以前祭祀神天菩萨，也许会和我的专业对口。我在村里生活了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听到神天菩萨这一说法，就跟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兴奋起来，立马要求爷爷给我介绍一下。

插图：远眺南坝村

　　我问爷爷怎么以前从没听他提起过神天菩萨，他说其实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说到“跟敬神天菩萨一样”来形容一些宏大的场面，只是我没注意到而已。的确，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话语，从没想过其背后的内涵，总是觉得理所当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那形容一个人嘴碎，会说“某某像司命娭毑一样”，由于方言读音“simian”的缘故，我最近才确认“司命”的字形。结合人们说“她”是掌管厨房的描述，才进一步确认是司命灶君的夫人。灶君“上天言好事”，给人们留下了话多的印象，他夫人的嘴皮子就更不要讲了。这样一来，人们用这一句形容就能解释得通了。在课堂上老师总是说，生活处处皆田野，我这个初学者还是时常拘泥于习惯性思维，对生活中的民俗事象缺乏敏感性。

热情的报道人

　　由于我爷爷对祭祀的一些细节并不清楚，第二天我就去拜访了村里的吴国峰老人。说明来意后，吴老爷子就从关公显圣给我讲起，说到祭祀用的旗锣鼓伞、关公的俗世弟子等等。吴老太太也放下手中的活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这专业都学些什么？我试着用书上写的民间的风俗习惯这一定义跟她解释，她听了半天还是迷迷糊糊。最后还是吴老爷子用两个字解决了她的疑惑——乡俗，只换了一个字就符合了他们的日常表达。其实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尴尬，2016年12月我们师门在浙江景宁做一个畲族道场的田野调查时，我问师公“道场音乐类型”、“仪式现状及其演变”等问题，就成功地把他们问住了。田野的对话技巧就是要简洁明了、口语化，当我提出一系列书面化问题时，报道人理解起来就很困难，更不用说组织语言回答问题了。民俗学的目光本来就是聚焦于民间文化之上，这给我的教训就是在田野中要尽量“接地气”，这样不但能减少交流障碍，还能拉近双方距离，稳固田野关系。

你怎么搞这些迷信？

　　关公并不算“科班出身”的神灵，人们如此崇敬他，除了关公显圣的传说、忠勇仁义的品行之外，在当地主要还是关公与益阳有着不解之缘。据益阳市志记载，单刀赴会即发生在益阳，现在资水上的青龙洲相传为当年周仓为关羽磨刀的地方，益阳现存有关羽濑等历史遗迹，我想国人的名人情结在此发挥到了极致。当地人为了显示关公的神性，建构了关母为雨露仙子的传说，又流传着关公显圣助力康熙平叛的故事。人们树立起这样一个神能通天的神天菩萨形象，来充当地方守护神、生产保护神的角色，遵循着“心诚则灵”的原则，怀揣“有求必应”的愿景，虔诚地祭祀着。

插图：斑驳的关圣殿

　　在我跟两位老人聊天的时候，他们的小儿子回来了，得知我们聊天的主题后，他问我怎么会搞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在景宁的时候，当地人对我们翻山越岭去看他们做道场不可思议一样，而且他们说得更直接，你们怎么也搞这些迷信？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研究生不搞飞机大炮，起码也要搞一些“高大上”的东西，是万万不可能跟这些“迷信”有关联的。其实顾颉刚先生早就在《妙峰山进香专号》的引言里给那些非难知识分子去进香的不平者们给出了解释，从了解民众的生活到突破书本知识的局限两个层次分别做了说明。引言中还强调“凡是我们看得到的东西都看上几眼，知道一点大概情形，这便是常识。凡是我们看到的东西，自己感受了趣味，要得到深切的了解而前往研究，从此收集材料，加以整理及解释，这便是学问。”
　　说到底还是人们对自我文化的自觉性还远远不够，因为司空见惯，所以不足为奇。在景宁的时候，当我从传统文化继承、民间文化特色、族群自我认同等方面给师公们做出解释后，他们再也没说过迷信一词。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但是当地已有24年没做过这个道场仪式，我想这跟人们的观念也不无关系。在老家，我问了很多60后、70后，他们都表示没有听说过神天菩萨，他们对民间文化的态度也是漠不关心。当生活的节奏日益加快，而传统又渐行渐远的时候，也就不怪人们亲睐于麻将桌来打发闲暇时光了。

作者简介：张博,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2016级社会学专业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66期(2017年3月23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大耳朵 于 2017-4-2 14:1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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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民俗学近两年了，但“真正”做过的田野调查，是极少的。这里的“真正”，指的是自己独立设置访谈大纲，寻找访谈对象，完成一系列的调查工作。以往的田野调查常常是在老师等人的安排下完成的，我称之为“无脑型”的调查。自己不需要在这种调查上动太多脑筋，也不用担心找不到访谈对象的问题。虽然老师一直告诉我们：访谈中遭到拒绝是常有的事，但是由于我们的田野大多是自上而下的，所以没有真正经历过多少拒绝。只有当自己单枪匹马去调查，没有众人呵护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真的慌了神。

　　从去年4月开始，杨老师在田野课上要求我们要自己选题，独立调查，到现在整整一年了。当时想到自己的毕业论文要做北京高校传说，就暂定了北京邮电大学，先调查他们学校的传说故事，算是一个预热吧。由于我在北京的同学好友不多，只好向师姐求救，她向我推荐几个老乡群。确实，出门在外，“老乡”是一个极其管用的称呼。但每次当我问到“传说”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 “不知道”“不了解”“你做这个干啥，有什么用吗？”

　　“不好意思，传说？我不知道我们学校有什么传说。”“要不是看在我们是一个地方的，今天我是不会来见你的。”我知道他们心里肯定疑问重重：这个人真奇怪。对于第一次独立调查，一连遭到多次拒绝，要说不沮丧，那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人可能认为这是一项很容易开展的田野工作，但在实践中我却碰了一鼻子灰。同样，身边的朋友不知道什么是传说 （每当问及传说，他们的反映总是：传说就是历史。），很难明白我调查的“意义”何在。或许正是“没意义”本身使他们觉得调查项目很无聊，提不起任何兴趣。在帝都，这个生活节奏极快的地方，没有人愿意和你闲聊，特别是聊些没有“营养”的话题。

　　之后，康老师一直教导我们要善于“引导”，用自己校园的传说引导他们讲故事，况且大家都是学生，去他们学校里面碰碰或许可以找到人。我不善于和陌生人打交道，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他们说，但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学生，是一个有着高度警惕性的群体，而且我一开口就是如此 “不着边际”的话题，他们只求离我远远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就在他们学校（北邮）听了两节课，两手空空地回来了……以至于到现在，每次见到同学或者给朋友打电话，我都是一脸哀怨：“调查啊，找不到人啊！这可怎么办？”朋友还笑着调侃我：“你肯定找不到人啊！你要是个男生，女生肯定愿意见你啊！要是个美女的话，那男生也肯定愿意见你的，哈哈。”“再说了，你要是个男生的话，这个问题饭桌上不就解决了。”说得我哑口无言，只有默默地流汗……既然不愿见面，就转战网络吧，网络田野应该还不错。其实我并不了解大家愿意在网上花费多少时间。就我而言，在网上聊天也是和熟悉的朋友聊。而这样一个“目的明确”的网络调查有多少人愿意和我一起聊？我自己也不确定。更重要的是，网络语言的精炼性、碎片化与面对面的交流无法相提并论。面对面交流会有长段的情节，网络语言则是能简则简。所以每当问及一个传说的具体情节时，得到的回答都是“你可以自己去查嘛，这些可以在网上查到的”或者“自己加工下也未尝不可”。久而久之，我对网络田野也失去了信任感。

　　那天，我和Z又聊到了毕业论文，他听完我讲完失败的田野经历后说：“是不是你和别人聊天让别人觉得不轻松，这样或许别人就不愿意聊了？”一语中的，想起之前的调查，刚开始就直奔主题，或许让他们感到了压力。“传说”听起来高深又无厘头，“我们建校时间很久，你是了解校史的吧……”“你是研究鬼故事么，我们这有……”“你到底想了解我们学校的什么啊，我还是没有明白……”“怎么会做这个啊，现在还有人做这个研究？”唉，其实我也很忧伤，因为他们印象中的“传说”和我说的不相符，而我现在又做不到磨叽一大圈儿才扯到主题上！如果访谈对象找不到，肯定也无法进行接下来的调查。所以，我的调查也是进行得磕磕绊绊。

　　当然，我的调查仍旧会持续下去，困惑也依旧存在。我常常想：如果要是有人做调查需要我帮助，我肯定会尽力帮忙。但是后来换位思考：如果有人在校园里忽然拦着我说，“同学，我是××大学的学生，我的毕业论文做的是高校校园传说研究，可以和你聊聊你们学校的传说吗？”我肯定会想：不要靠近这个人，现在骗子这么多，肯定是骗子。然后客气地回他一句：“不好意思，不知道。”然后赶紧离开……“纵使你设想一千种答案，但总会有第一千零一个结局等着你”。生活就是这么奇妙且无可奈何，至于接下来的结果，谁知道呢？

作者简介：刘萌萌，女，北京师范大学2014级民俗学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67期(2017年3月30日) - 第04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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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贵荣老人（中）访谈照

范步文老人（右一）访谈照

　　笔者于2017年1月1日至1月15日对山西省洪洞县小河村进行了三次田野调查，期间获得了不少感悟，现在简要述说一下。

　　人类学大师费孝通说过：“初次田野调查经历，通常被视为人类学者的成年礼，是跨越‘文野之别’的根本途径。”我们从书中获得的理论知识，要经过实践才能获得检验，才会真正化为己有，也只有在田野调查中我们才能体会到学术的魅力所在。

　　那么在实际田野调查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张士闪教授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土洋结合”的田野调查方法，到底什么是“土洋结合”呢？张教授进一步解释说，“土洋结合”中必须有三个“臭皮匠”，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里三个“臭皮匠”，即民俗学的学界精英一个，地方文化工作者一个，民众一个。地方文化工作者和学界精英 “土洋结合”，是田野调查的方法，而基层民众的生活体验和学界精英的学术思想的“土洋结合”，才能结出田野调查丰硕的成果。

　　而在这三者中，我们还是与乡民打交道比较多。在和他们打交道时，要使用到一些技巧，从而保证调查工作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实用技巧如下：

　　技巧一：穿着打扮要得体。我们外出调查应该穿着朴素、简洁大方，女生注意不要浓妆艳抹，另外调查工作者的语言不要太晦涩。

　　技巧二：见面拉家常、套近乎，让其放下戒备心理，是我们田野调查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

　　技巧三：请地方文化工作者或乡村干部推荐访谈对象，这样可以避免我们田野调查的盲目性，提高工作效率。

　　技巧四：对认准的访谈对象，我们要亲自去本人家中或者其他比较私密的环境拜访。根据笔者几次的调查经验，同一个访谈对象，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对不同的人，讲述同一个话题，结果是有差异的。比如我们第一次访谈小河非遗传承人范步文老人的时候，当地的文化老人薛忠源也在，当问及表演道具时，范老十分肯定地说有十二件道具。但后来我们进行第二次调查时，范步文老人把我们带到范俊喜家，又改口说道具是十五件。由此笔者认为，对认准的访谈对象，要去他的家中和熟悉的环境中去访谈，这样话题才能深入。

　　技巧五：小帮忙，大收获。比如说村民们手头正好有活计，需要人添把手，你不经意间的举动就会帮你一个大忙。我们第一次来小河村调查时，路上发现一个老人推着车子在上坡，老人步履蹒跚。我们见状，立即上去帮老人推了一下车子，老人连连对我们道谢，并邀请我们去家里坐坐。一路上，我们拉起了家常，老人的话匣子也打开了，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

　　技巧六：采访的题目不要太专业、太深奥，让访谈对象听得云里雾里，尽量把问题说得直白浅显些，实在不行就请村干部或者当地文化人进行翻译。

　　技巧七：在调查时，如果访谈对象并不是确定的，那么在随机访谈中就要尽可能地选择以老人为主要访谈对象。这些上年纪的老人都是村里的“活化石”，他们对村里的情况了如指掌，能给我们的调查带来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笔者第一位访谈对象是范贵荣老人，老人今年83岁，对村里的概况十分熟悉，我们从他口中获取了很多信息，比如非遗传承人范步文的情况，还有村子里的庙宇概况等等。

　　田野调查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学习和提升的过程，这其中的感悟是道不尽、说不完的，还待笔者后续的调查挖掘和补充吧！

作者简介：姬海南，山西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68期(2017年4月6日) - 第04版:副刊

[ 本帖最后由 大耳朵 于 2017-6-18 11:0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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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向你描述这样一种生活，远山深处有人家，眼前雾下。

　　这是一个叫做高演村的小村庄，位于浙江省景宁县梧桐乡的一座高山之上，简单古朴，云雾缭绕，山清水秀，鸟语花香。

　　清晨，远处是炊烟袅袅，近处是不知名的小鸟蹦蹦跳跳，空气既清新又甜丝丝的，钻入鼻中，心情都会莫名变得很美好。我们可以在阳光中醒来，走过一条条略带青苔的石板路，去瞧瞧祖辈们留下来的古井是否涌出了新水，这口古井可是大有来历呢！阿婆说，有了愿望，可以讲给它听，它会帮助你实现的，还可以去问候村后浅浅小溪中的几尾小鱼，它们同样被这山和水迷住啦，时常醉心沉思，要不是成心吓唬一下，它们都懒得动呢！我们也不妨爬到山上，去看看飞凤山中升腾起的云雾，或与绿竹乘着清风谈谈心。风来自大山深处，携来“九人十贡”的光辉旧迹，那是阿婆经常教导我的话，要好好读书，长大了做个好人。我时常在想，许是上辈子，我也是个穷苦书生，白日耕田，晚间读书，偶或放空于这方天地，置身竹林，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或是一朝名成名就，光耀门楣，或是一日顿悟禅机，学了宝玉，遁入空门，自此不再理会凡间事。

　　这里的风总是那么温柔，太阳也是，即便到了晌午，你依旧感到和煦。风柔柔地拂过脸庞，阳光懒洋洋地洒下来。这时，我们也可以慢慢地走回家去，倘若是饿了，我便随手做几个拿手小菜。一提起这些可口小菜啊，我就很开心，它们都是我亲手从山上采下来的，虽然我不知道它们各自的学名，但是它们都有自己的专属昵称啊，但这是我和它们之间的秘密，是不能告诉你的，你只需知道，我的这些小野菜啊，没有洒过农药也没有其他污染，都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这样想来，你和我都更健康了，顺便白头到老可好？

　　到了晚上，幕布深蓝纯粹，手可摘星，大山也渐渐睡去，在梦中低声呢喃着关于凤凰的往事。那是祖辈留下来的神话啊，我总是在想，从山中飞出的那只凤皇，后来去了哪儿？还会回来吗？还是它从未走远，一直注视着它的后世子孙。夜深了，星星都浮现出来，许是跟我有同样的疑惑吧，亮亮的小眼睛，一眨一眨的。我们总是喜欢坐在家里不算大的院里对着这些心思单纯的星星指指点点，猜猜它们叫什么名字，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过往，哪一颗上面住着小王子……我们当然也会无聊到一颗一颗地数星星，但大多时候，我们总是在感叹星空的浪漫与安谧，正如我们的生活，那样美好，那样安宁，那样与世无争。

　　我们还可以办一所学校，不，更确切地说，它应该叫私塾，有书有自然。我会教他们怎么诗意地生活。我还要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希望他们都能找对自己的位置，学会爱这个世界。

　　在远山深处，有你有我，我们不会大富大贵，但总是自在从容，悠然自得。这样的生活你可喜欢？

作者简介：关静，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第1971期(2017年4月27日)-第04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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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田野调查，是团队合作的形式。当学期开设了田野调查课程，获取的理论知识正新鲜，课堂讨论也总意犹未尽，光过嘴瘾已满足不了蠢蠢欲动的试炼之心。恰逢良机，遇着实地田野的机会，要说不期待就太不诚实了。本想按部就班，循着理论上的步骤来，却因着种种事由，田野前的准备工作也未能到位，因而进入田野时，心里警钟小敲，好似把自己所有知觉都打开了，后续工作边推进边反思。加之，同行人又屡次将此次田野调查称做调研，总也叫我慌神。这些因由具体实践而带来的不少迷思，让初次田野经历更难以忘怀。

　　我们进入田野有些急切了，草率地直接问询想获知的内容。幸而两位老人是村委推荐，有所准备前来的。如果是接近村子里其他民众，这样粗放的接触方式该是行不通的。但也牵出此行的一个小遗憾，我们的访谈对象只局限于这两位可称作是 “民间知识分子”的并且是预备我们到来的老人，而未能去接触其他正处于日常生活场景中的村民。但即便是只对这两位“通情达理”（他们明确我们来的意图，也有意识地提供给我们相关信息）的老人，我们的访谈也还是无法显出他们最大的“价值”。两位老人的文化水平有高低之差，稍年轻的一位（称其为大爷）接受过更高一点的教育，与我们沟通起来更容易些；另年长的一位（称其为爷爷），文化程度没有大爷高，在把自己所想转化成语言进行表述之时略显吃力，故有时需要大爷再转述并解释他的话语，便于我们理解，也因此会被大爷自然地夺去话头。但据我后来观察，大爷会在爷爷那里求证自己对一些事物的记忆有无偏差。大概爷爷是更本土一些的老人，目前也还住在村子内部，大爷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曾经在外工作，现在住在村子外围街道旁，再加之爷爷比其年长九岁等种种因素，我以为爷爷还是非常值得进一步单独引导问询的 （当时并未有充足的时间对两位老人的生平经历进行详细了解，此处仅作个人推测）。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语言。我虽也辨得清些许方言，但终归达不到倾听以及交流自如的程度，又是一憾事。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去到宗祠的时候，接触到一个掌管宗祠二楼门钥匙的男人。当时两位老人都进入到另一小房间内给其他成员展示族谱以及叙说具体的民俗活动内容，我出来转悠拍一些屋内陈设的图，这个男人就拎着钥匙站在一边等我们出去以后他好锁门。我就过去与他攀谈起来，虽然方言一样不是很熟悉，但我还是获知了一些与两位老人提供的不同信息，可以说此人站在一个 “局外人”（没有参与我们调查访谈等一系列活动，也没有两位老人那样要把他们所认为的民俗“献宝”一般告诉我们的欲望）的位置提供给我看待这项民俗活动的新视角。后来我问了爷爷关于这个男人的基本信息，爷爷浅浅说了两句，末了评价他是不懂事的人，也没再多言。或许是因为我对“不懂事”这个词比较敏感，深觉此事颇有意思，如果可以的话应该再多了解一番。

　　也在田野极力营造些我所喜的温情氛围。和爷爷边走边聊些琐事，问他平日里都做些什么呢，他告诉我年纪上去了也没什么可做的，读读书走走路，最近在读佛经，我说我也喜欢但看不大懂，然后他笑着接下去。与他咸咸淡淡地扯话，既想拉近彼此间的距离，不知不觉中也舒缓了那段时间因家中爷爷扣下的心结而郁闷的心情。田野结束的告别好似十分自然，挥一挥手，目送爷爷穿过马路回到自己的村中，大爷则是带我们逛了一圈当地的庙会集市，后邀至家中坐，由于行程安排我们稍留片刻便也告辞了。

　　返程途中，窗外的花田菜地自眼前片片掠过，凝神欣赏如此美丽的图景之时，复又思绪万千。书中获取的“经验”似乎使自己落入一张心理预设的网，田野该是有多“美”的，而现实的经历让人心里反问，所以，这样就是我的第一次田野调查了吗？随着列车继续南下，满目绿的盛宴也逐渐撤去，入目的景致更换一批又一批，好似在提醒自己，如果不是这样，又会是怎样呢。

作者简介：余玮，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民俗学专业2016级硕士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第1974期(2017年5月18日)-第04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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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我家世代传承土陶这一民间技艺。从祖上开始做土陶算起，至今有多少年了，家族里谁也说不清。以前，做陶是我们家的谋生手段，那时候，家族里的每一个男性成员都会做陶。在我十岁之前，家里还有一个小作坊，爷爷和太爷每天的生活重心就是做陶。后来，土陶逐渐失去了市场，它也就慢慢地淡出了我们的生活。时至今日，坚持做陶的就剩下我太爷一个人了。太爷现在老了，家族里的年轻人都不愿意接手这门民间技艺，让人不禁为这一传承了数百年的土陶制作手艺所担忧。

　　我是“卖花盆家”的孩子

　　小时候，我是在土陶的陪伴下长大的。爷爷和太爷（爷爷的一个叔叔）每天都在小作坊里做陶，我就在一旁玩，甚至为能帮忙端盆子而自豪。院子里、房屋里摆满了各类缸、罐子、盆，有时连下脚的空都没有。那时，盆和罐子已经做得比较少了，花盆是我们家的主要货品，所以别人经常称呼爷爷是“卖花盆的”，以致于爷爷的真名很少有人知道，我也自然地成为了“卖花盆家”的孩子。就连我们村的“小名”——窑屋，也是因为多个家族都是“以陶为生”，村里有多个土窑而得名的。土陶在我的生活里太自然、太普通了，所以就连它在我的生活中渐渐淡去的时候，我也没有留意。如今家里竟连一只土陶也寻不见了。今年寒假回家的时候，听到我妈提起土陶，说太爷如今又开始做土陶了，而且还做出了新花样。或许是想重温儿时旧梦，我又来到太爷家，再次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土陶，这一次，土陶在我心里不再只是一种器物，它还承载着一种家族的集体记忆。

太爷做好的成品

　　“要饭的买卖”养活了我们

　　听奶奶说，我们的老家原在山东临沂，家族世代以制作土陶为生，那时候土陶是“要饭的买卖”，挣不了几个钱，家中勉强可以度日。后来，随着家道日渐没落，爷爷的太爷兄弟三人，带着各自的妻儿，一路奔波，来到了山东台儿庄，投奔了早已在此安家的堂叔。在新的土地上，他们兄弟三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凑钱买了两亩地，挖土做土陶。当时，台儿庄地区做土陶的不多，有广阔的市场空间。经过兄弟三人的努力，家族里的土陶在附近一带还算小有名气。那时候，没有发电机，没有电动转盘，都是纯人力制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单个小家庭的能力有限，因此往往到了成家之后，大家还是住在一起，直到孩子们成人，能成立另一个大家庭才分家。家庭作坊式就是我们家族的传统经营方式，以家庭为单位，在各自的家庭作坊里制作完成各种陶器，然后由做陶人或家里人外出售卖。因土陶，我们整个家族成员紧紧联系在一起，家族内部的关系一直以来都很和谐。他们每天与泥土相伴，木轮吱吱呀呀地从年轻转到年老，从父亲转到儿子。但是，待它转到我爷爷这一辈的时候，却转不动了。因为铁的、不锈钢的、塑料的器具涌入到我们生活中来，这些又笨重又易碎的土陶就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为了生计，爷爷不得已放弃了祖传下来的土陶，就连烧土陶的大大小小的窑也因为建房也被拆了。窑没了，我们村的小名“窑屋”也不再适合，就像入了学的孩子一样，大家都要称呼其大名了。

放置土陶的一角

　　土陶的兴衰：一切都是为了生活

　　在我们就要把土陶忘了的时候，闲下来的太爷又拾起了这项手艺。因没有人帮忙“蹬轮子”，太爷只好放弃了笨重的木轮，购置了电动转盘。之后，又在院子里挖了一个窑，虽然比较小，但也足够烧陶了。太爷是个手巧的人，晓得传统的那些土陶入不了今人挑剔的眼睛，便辟了新路，改制观赏陶。除了传统的罐、盆、缸外，还有小水壶、笔筒、烟灰缸、大花瓶等，其中吉祥平安球、五湖（壶）四海是太爷的得意之作，其花纹和造型也被太爷赋予了特殊的寓意。
　　土陶是做出来了，但太爷又开始为土陶的销路和传承担忧了。前些年的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几只土陶：挑水要用陶罐，洗手洗脸要用陶盆，盛粮食要用陶缸，就连夜壶也都是陶的。土陶用途广泛，价格低廉，加上本身易碎的特点，村民们对土陶的需求很大。每当爷爷讲起昔日卖陶的景象来都颇为得意：小推车上码着满满当当的盆罐，走街串巷的一小会功夫就被挑拣的干干净净。而现在的土陶多是被当做工艺品，一般只在古城里的商铺或逢会的时候才会售卖，销售量很少。做土陶是我们族人养家糊口的手艺，如今生活条件好了，选择生活的机会也多了，依靠土陶反而养不起家了。为了生活，家里的先辈们选择了土陶；为了生活，年轻的一辈们放弃了土陶。盛行土陶的那个时代已慢慢远去了，我们全家围绕着小作坊，不断地挖土、和泥、做陶、烧窑、出窑、售卖的热闹情景也一去不复返了。
　　堆在院里的土陶落满了灰，与一旁锃亮的不锈钢盆比起来，显得有些落寞。

吉祥平安球

作者简介：魏娜，辽宁大学文学院2016级民俗学专业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75期(2017年5月25日) - 第04版:副刊

大耳朵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景宁郑坑乡钟姓畲族传师学师仪式现场。

梅州兴宁虎洞村的观音厅。

　　作为缺乏田野经验的“后生仔”，在田野过程中难免有许多迷茫和挫折，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但是回忆起那些田野中的点滴，也是饶有趣味。以下就是我两次田野作业中遇到的事情，在反思和总结中，颇有意味。

　　访谈人哭了

　　2016年12月底，我在导师的带领下，在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郑坑乡，进行了为期五天的钟姓畲族“传师学师”仪式的田野调查。“传师学师”仪式除了有“师公”等主角外，还有一群钟姓宗族男性成员在做“后勤工作”，他们主要负责厨房的工作等。我试着帮他们择菜或者拔鸡毛，以获得与他们接触的机会。在和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我得知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有着不幸的婚姻。经过较为深入地访谈，我了解到他们的妻子许多是从一个中介人手中买来的，婚后女方收到了彩礼后，又以外出打工为借口逃走。

　　我在隐约中感觉这是一个值得深挖的线索，所以，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我以聊天的形似不断“扯”到这个话题，在我与他们建立较好的关系以后，有一位大哥W主动找我聊天。W家中有一读小学的儿子，是他与已经出逃的妻子所生，他妻子来自云南，是当初他花了约8万买来的。W的妻子在三年前以外出打工为借口逃出村子，再也没有回去过。W一个人含辛茹苦地养育着儿子。他对我说，他的孩子经常哭着对他说想要见妈妈。说到了这里，W声泪俱下，我对他深感同情，说了一些安慰他的话。但实际上，当时我心里是慌乱的，因为我没有预料到在访谈中会遇到这般情景。同时，我也开始自责了起来。为了达到最好的访谈效果，我在与W聊天时，偷偷地将录音笔放在了口袋里，而且没有告知他我在录音。W给了我最大的信任，向我倾诉感情，而相比之下，我则显得像是一个不怀好意的人。

　　其实正如生活一般，田野中很多事情无法两全其美，如果我们在田野中完全隐瞒自己的身份，那就违背了“志愿”这一伦理原则；而如果我们公开自己的研究意图，那则造成研究者效应，被研究者可能有意改变行为方式。或许，田野有着一套“最佳方案”，只是我“道行”不足，尚未发掘。所以，我将这些关于郑坑乡畲族男性的访谈资料，暂时“封印”在我的资料库中，有待我“得道”的一日，再将其重新开启。

　　“飞来横祸”

　　田野中能遇到的突发状况比比皆是，访谈人情绪突变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关乎田野工作者在田野中的人身安全问题了。

　　研一寒假期间，我在我的家乡，梅州的一个客家村落做观音信仰仪式的调查。我住的地方离田野点约有5公里的距离。一日早上，我的舅舅开着摩托车载我前往田野点，当车子驶入目的地时，一户人家养的黑狗突然追上来，在我的小腿部咬了一口。我立马下车来检查伤口，所幸伤口并不深，但是舅舅还是带着我去黑狗的主人家讨说法，主人家说让我先去打疫苗，然后他才赔钱给我。不过考虑到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不得不负着伤，马上转向我的田野。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挺佩服当时的自己的。仪式过后，我才去了镇中心的医院打了狂犬疫苗。

　　不过，这“飞来横祸”反倒也考验了我的田野意志。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想，这也说明我田野准备得不足，如果我提前了解到农村中家犬缺乏管理的情况，做好保护措施，或许我就不会有此遭遇了。

　　“量变引起质变。”田野经验的积累过程就是量变的过程，只有不断地在田野中反思和总结，才能最终实现质变，田野的“后生仔”也可能会成长为大人物。

作者简介：刘旭东，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2016级民俗学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77期(2017年6月8日) - 第04版:副刊

大耳朵

编者案：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报》“田野采风”专栏系列文章

恋子树

　　在“信阳事件”的发生地——罗山县春秋村，1959年过粮食关的时候没有饿死一个人，消息一经推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当地知名文化人士毕先生的热心帮助下，2017年 1月，我到该村做了为期5天的田野口述访谈，搜集当事人及其晚辈关于饥荒的记述。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农村通行吃大锅饭，农民的日常生活深受政治运动的影响，而他们作为苦难的承受者却游离于主流叙事话语之外。所以正如郭于华教授一贯奉承的理念，我们要去倾听并记录下他们的讲述，为其生存作见证，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一份有价值的史料。

　　毕先生住在定远乡，我俩每天早上骑摩托车经15分钟车程来到村里做访谈。腊月十六这天早上，当我们看到竹竿河边正在举行的 “取水”仪式时，毕先生停车讲起了此地的丧葬习俗：人去世之后请道士做道场，“取水”意指取水井、池塘或河中之水，为逝者洗去尘世的利禄功名、荣辱败成。至取水处一路烟花、鞭炮不断，一次花费甚或万元。这成为一部分人财富的象征性表示，无形中也给相对穷苦的人家带来了面子上的压力。为此，一项主要针对婚丧的移风易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有地方甚至出台了具体的考核指标。然而，“上正中歪下胡来”，出发点是好的的政策能否如其所愿赢得民心？向上负责与向下负责的权力实践能否两全？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高丙中教授曾指出，民众的需求，国家体制对于需求的回应，以及回应中的调整是一个低冲突、低代价的互动模式。由此看来，“信阳事件”或许是个沉痛的教训，相应的，春秋村能给我们些许启示。

　　在被问及过粮食关的经历时，受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及时任大队支书的张道胜，“多亏了他！”另外，春秋大队还调了一万斤粮食给张湾大队，因此后者饿死的人数也相对较少。1962年，年仅38岁的张支书因杨梅疮去世，全大队男女老少以及张湾等周边大队的活命人自发前来送行。他的事迹包括但不限于1958年大炼钢铁，在全国“丰产不丰收”的形势下，他组织村民收粮归仓，并隐瞒了一部分粮食（当时称为“黑仓库”）；在公社干部会议上他实事求是、不浮夸，请求少上交一点公粮；他以“万头猪场”名义少上交了一部分粮食（这些粮食没都给猪吃，也给人吃了）；他还带领大伙儿在河边开垦荒地种南瓜等。如此，保证了社员一日三餐有饭吃。

　　围绕着食物的获取与分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甚至改写了一部分人的命运。由于春秋村相对不缺少食物，未到结婚年龄的姑娘以及丈夫去世后的媳妇便出嫁或改嫁到春秋村，贫穷、大龄、身有残疾的男子都容易找到媳妇，半路夫妻“凑合”成新家以求有个活命，小孩儿一般也就随之改了姓。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食物的稀缺，父母把好的口粮留给了孩子，自己吃稀、孩子吃稠，便有孩子落下了“（面）疙瘩”的小名儿。

　　过粮食关时期，当地人还通过挖野菜、采野果配合充饥填肚子，其中有种食物叫作“浆果”，受访人称松鼠喜欢吃这个东西，野猪也吃，最后变成了人保命的食物。一天访谈结束后，与作方言转述的某大学生毕同学在路边转悠，寻找饥荒食物，路过一棵恋子树。这种树等来年春天长出新叶时，果子才会从枝头掉落，因此被形象地称为“恋子树”。不过这种果子有毒，不可食用，却被毕同学误认为是所谓的“浆果”。由此可见，代际之间对于“可吃”资源的地方性知识认知存在着差异与断裂。

　　毕同学的奶奶是一位有着59年党龄、现年82岁的老党员，过粮食关时担任妇联队长，对此次采访尤为激动，不过大多数时间不得不转告老伴儿：“你说呀，我说不出来！”原因是2016年9月份老人因脑溢血住院三个月，现在表达能力严重衰退。儿媳妇不无遗憾地表示：“如果早来半年，老人什么都能给你讲清楚。”另外一位93岁的老奶奶因为听力障碍，其儿子也没有同意访谈。随着时间的流逝，理想的访谈对象正在逐渐减少。

　　进村那一天是农历腊月十三，一位爷爷到信阳高铁站接儿媳妇和小孙子回老家过年。公交车上，爷爷对小孙子说：“就等你回家呢，等过年的时候把猪杀了。”小孙子回应到：“哦，那猪还能多活几天。”小孙子在北京念小学，“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爷爷大概不会向小孙子讲起、小孙子也无从得知爷爷那代人小时候的生死考验、妻离子别。信阳已不再是当时的信阳，信阳人也不仅仅是当时的信阳人，而关于食物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作者简介：梁聪聪，男，河南开封人，辽宁大学民俗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 - 第1978期(2017年6月15日) - 第04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