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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记载,周武王死后,其子年幼,由弟周公旦摄政,七年后,周公还政于长大成人的侄儿,是为周成王。当时有按臣进谗言,说周公久怀篡位之心。年轻的成王信以为真,欲加害于周公,周公被迫逃往楚国去了。后来周成王从周公的一份祭天祷祠上,发现周公对自己一向忠心耿耿,这才后悔自己的轻信和鲁莽,于是杀了进谗言者,把周公从楚国接回。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周楚之间关系应该很紧张,否则周公是不会逃到楚国去“政治避难”的,因为如周楚关系融洽,楚国必然会将其“引渡”回周。历史上,周、楚的确是长期交恶。周昭王率军南征荆楚,竟死于汉水之中,成为异乡之鬼,周人对楚人之忌恨可想而知。比较神话学原理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神,在它的敌对民族那里必然会被说成妖。像埃及大神沙特(Sat),在希伯来人《圣经》中就变成了恶魔撤旦。我国东夷部族之神蛋尤,在华夏族那里便成了铜头铁额、飞沙走石的怪物。由于周公曾避难于楚,对楚人崇拜的九凤神必然谙之甚切,或许还遭受过屈辱。因此,周人将楚人的九凤图腾说成妖怪,并编出天狗断其一首的故事,完全符合比较神话学的上述基本原理,至于是周公本人确历其事,还是民间传说附会于周公身上,那倒是无关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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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说了，“不服唑（zuo）”是遇到困难继续往前，不放弃的意思，有时也可以拿来挑战和嘲弄某人，例如“你就是不服唑，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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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上古民族中,以楚人的崇凤情结最为深重。《国语,郑语》等文献都明确指出楚人的始祖是祝融,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竹简记录墓主人奉祀的祖先的名单上,祝融的位置也十分显赫。然而,在楚人心目中,始祖祝融则是凤的化身。《白虎通,五行篇》说:“其神祝融……其精为鸟,离为莺。”莺为文彩斑斓之凤。楚人尊凤,是图腾崇拜的遗迹。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都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相互联结,相互贯通,乃至图腾成为祖先的化身。因此,正如张正明先生所说,楚人尊崇凤,就是尊崇自己的祖先;楚人钟爱凤,也就是钟爱自己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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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湖北人觉得下面这段话挺有道理的：
    湖北人重情感而轻理智,凭血性之气而好走极端,执著于信念而矜持于“已诺”。这很容易被误认为湖北人强悍霸道、生性好斗。事实上,湖北人这种性格,同楚人倒很相像,而根子还是在文化上。据《吕氏春秋》记载,楚庄王听到楚国的使者申舟被宋国杀死的消息之后,赤着脚就往宫外跑,侍从急忙追上去,直到院子里才给他穿上鞋,在大门口才替他佩上剑,在一个闹市区才扶他登上车。当晚,楚庄王就向宋国发起攻击。楚人伍子青可以算得上是历史上的大贤了,但在办事的作风气度上,也一样受强烈的情感所支配。为报杀父杀兄之仇,他率吴师攻入楚都还嫌不够解恨,竟至于“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其情感之炽烈、行事之偏激可谓登峰造极。也难怪古代史家说楚人“票叮轻”、“易发怒”和“矜己诺”了。楚人缺乏耐心和定力,不善协作的性格特征也十分明显。《战国策.中山策》记秦国大将白起在攻破郧都后分析秦胜楚败的原因时说:“楚人自战其地,咸顾
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尽管白起带有某些偏见,但他对楚人性格缺陷的指陈却是一针见血的。湖北人也有做事虎头蛇尾的毛病,如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四大家电”产品,即莺歌牌彩电、荷花牌洗衣机、长江牌音响和蓝波希岛牌冰柜,不到10年却无一幸存。个中缘由,值得深思。湖北人还有“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秉性,如汉派服饰行业内部的各自为营、单兵独进,武汉餐饮行业内部的人自为战、恶性竞争,都是形成大型强势企业集团的文化心理障碍。以上这些既是楚人乃至湖北人的性格气质的弱项和缺陷,也是“九头鸟”形象的瑕疵和弊端。我们既然大力倡导“九头鸟”与“湖北佬”形象的完善与再塑,务必使湖北人痛下决心,去掉其弱项,弥补其缺陷,革除其瑕疵,矫正其弊端。这,才是为“九头鸟”正名的最好方式,它胜过任何形式的话语辩解和争论。显而易见,我们要完善与再塑的“九头鸟”与“湖北佬”形象,是智慧的形象,勇敢的形象,竞争的形象,开放的形象。愿九头鸟高飞远举,再展神采:愿湖北佬发奋图强,重振雄风!.
                                                         ——《九头鸟的来龙去脉及其与湖北人的瓜葛》刘玉堂（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