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艳芳

古琴台为纪念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深情而建。位于武汉市汉阳月湖侧畔，琴台路边。因为纪念楚国钟子期、俞伯牙而建，又有“伯牙台”之称。千年传颂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据明末话本选集《今古奇观》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描述：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郢都人氏，仕至晋国上大夫的俞伯牙，精于音律，善操琴。一年，奉晋主之命使楚，办完公事，张一风帆，返乡省亲。不一日，行至汉阳江口，时值中秋，适逢雨止云开，明月当空。伯牙在舱中独坐无聊，命童子焚香，抚琴案间，以遣情怀。方弹一曲，琴弦忽断，伯牙大惊，料有人听琴，遂下船察看，见有樵夫立于岸上，经两厢辩琴论艺，伯牙始知此人非俗士，于是邀其入舟，此人乃钟子期也。此时，伯牙续弦再操瑶琴，始奏一曲志在高山，钟子期听了，赞道：“善哉，峨峨兮若泰山”。伯牙续奏一曲意在流水，子期又赞道：“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喜遇知音，上大夫与樵夫结为挚友，相约翌年中秋在钟家重聚。一年以后，俞伯牙重回故地时，子期不幸离开了人间。伯牙面对一丘新土，悲痛欲绝，便在坟前抚琴祭奠，重弹“高山流水曲”以寄托哀思，琴声惊天动地，哭声悲切，招来山中黎民百姓围观，闻琴韵铿锵，鼓掌大声而散。伯牙见此情景更为伤心，对天长吟：“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吟罢，伯牙从衣间取出小刀，割断琴弦，双手举琴，向祭台上用力一摔，摔得玉轸抛残、金徽零乱，从此碎琴绝弦，终生不复鼓琴。由此，“高山流水遇知音”传为佳话，千古不衰。“知音”典故由此而来。古琴台就是后人为纪念这一对挚友而建。有道是：“清风明月本无价，流水高山自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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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台碑古琴台园中有联云：志在高山，志在流水；一客荷樵，一客抚琴。
上联出自《列子·汤问》：“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下联出自《诗品·实景》：“晴涧之曲，碧松之音，一客荷樵，一客抚琴。”此联明白如话，虽是集句，然信手拈来，天衣无缝，情景交融，妙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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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劝学篇》有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的记载，并认为其高超的琴艺乃“积学”而成。然据《乐府解题》：“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三年不成。后随成连至东海蓬莱山，闻海水澎湃，群岛悲号之声，心有所感，乃援琴而歌，从此琴艺大进”。相传《高山流水》琴曲是他的作品，另古琴曲《水仙操》也伯牙所作。
今“高山流水”为得遇知音或知己之典故。《大宋宣和遗事》前集：“说破兴亡多少事，高山流水有知音”。元金仁杰《追韩信》第一折：“叹良金美玉何人晓，恨高山流水知音少。”“高山流水”也可用来比喻乐曲高妙。清袁于令《西厢记·病晤》：“清商绕画梁，一声一字，万种悠扬，高山流水相倾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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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廊，镌有历代石刻及重修琴台碑记。道光三年（即公元1826年）岭南才子宋湘束竹叶蘸墨题壁诗，其诗曰：“噫嘻呼，伯牙之琴何以忽在高山之高，忽在流水之深？不传此曲愁人心！噫嘻乎，子期知音，何以知在高山之高，知在流水之深？古无文字直至今。是耶？非耶？相逢在此，万古高山，千秋流水，壁上题诗，吾去矣！”这就是被誉为诗书双绝的宋湘题壁诗。宋湘是广东梅县（今梅州市梅县区）人，曾任湖北督粮道台，在他七十八岁时，因眷恋琴台，前来一游，游后，感慨万千，兴之所至，欲挥毫吟诗。因当时随员未备大笔，即束竹叶代之。饱蘸浓墨，在壁上洋洋洒洒，如走龙蛇，写下了这首流传至今的题壁诗。后人摹刻在石上，保存下来，成为书法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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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台始建于北宋，后屡毁屡建。清嘉庆初年，湖广总督毕沅主持重建古琴台，清汪中代笔撰《琴台之铭并序》和《伯牙事考》，此文颇为时人称道。光绪十年（1884年）黄彭年撰《重修汉阳琴台记》。光绪十六年（1890年），杨守敬主持并亲自书丹，将《琴台之铭并序》、《伯牙事考》、《重修汉阳琴台记》重镌立于琴台碑廊之中，并书“古琴台”三字刻于大门门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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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台是中国古琴艺术唯一的象征性建筑物，2003年11月7日，中国古琴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古琴艺术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是世界古今乐坛上仅存的历史悠久且绵绵未断。至今仍然活跃的音乐珍品。但这一珍贵的艺术遗产又面临失传和消失的境地。在联合国和中国业已启动的抢救保护古琴艺术的工作中，古琴台能为它提供一种独特的见证，唤起人们对古琴文化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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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台是楚文化的象征和标志，储存着楚文化的历史信息。汉阳是钟子期的故乡。钟子期为楚人钟仪之族，楚国见于经传的两位司乐官和一位知音之士都以“钟”为姓，足见楚人尚乐尚“钟”的文化风俗。据汉代学者高诱考注，俞伯牙也是楚人。俞伯牙的古琴演奏艺术和钟子期的欣赏境界，与楚地音乐文化的兴盛，无疑有着深厚的关系。如果没有楚文化崇尚音乐的土壤，也就不可能有千余年来屡毁屡建的古琴台兴废历程。热爱音乐、热爱古琴台的楚地人民，终于执着而顽强地在俞伯牙与钟子期相会之地，在《高山流水》古琴曲的诞生地，为我们留下了一座“知音”故事的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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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台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纯粹的以音乐为主题的文物古迹，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古来仁义包天地，只在人心方寸间”。礼义之邦的中国人历来最重情谊，追求的是一种情操的陶冶。恩德相结，谓之知已；腹心相照，谓之知心；同气相求，谓之知音——这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相知的三种境界。一曲《高山流水》成了歌颂友谊、期盼相知相得最高境界的千古绝唱。这就是千百年来古琴台屡毁屡建、凭吊者络绎不断、《高山流水》之音不绝于世的真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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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台，不仅在华人世界几乎是家喻户晓，在全球范围也可算是声名显赫。据说在日本大分市、德国杜伊斯堡、韩国等地也仿建有古琴台，供本国人民观赏敬仰；而法国波尔多的“中国园”，“知音亭”周围象征友谊的知音树已蔚然成林。一个国家的一处古迹被其他多个国家仿制，这也是世界少见的现象，可见 “古琴台”魅力无穷，为世人所称颂。与寺庙、陵墓及外国的教堂、修道院或其他遗迹相比，古琴台直接体现了一种音乐艺术的文化价值，是我国音乐史上的胜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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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台是“知音”文化的象征，也是江城武汉亮丽的人文名片。本次“古琴台”邮票的发行，对于宣传武汉形象、提高武汉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推动旅游事业和经济的发展，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古琴和钢琴》邮票在中国和奥地利同时发行，也使“古琴台”成为继“黄鹤楼”之后，第二个登上外国邮票的江城景观。武汉市邮政局于1992年9月6日启用“琴台”钢质风景日戳一枚，可更换字钉，至今仍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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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篇硕士论文《伯牙子期传说圈研究 ——以蔡甸、汉阳地区为中心》，评述当前传说圈理论的价值与局限，并以田野调查为基础，运用传说圈理论将伯牙子期传说置于微观空间内进行研究，分析了湖北蔡甸汉阳地区、浙江海盐县、湖北石首市、安徽固镇县、山东泰山五个传说圈的结构特点、讲述风格及其文化内涵。揭示出不同传说圈由于其不同的地理人文环境，呈现出迥然相异的特色。讨论伯牙子期传说的流变与传说圈的形成。论文运用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伯牙子期传说的不同文化形态。尤其是以蔡甸汉阳传说圈为核心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应该对我们的小组课题有点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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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音故事的文化再阐释》从知音故事的早期面貌、知音故事的接受流变、知音故事的文化渊源、知音故事的普世价值四个方面重新解读了知音文化。其中提到一个重要观点：俞钟的心琴合一与庄子的精神自由论在本质上是—致的。对于音乐， 俞伯牙与钟子期二人实在已超越了技巧的层面,，而进入了音乐艺术的至高境界。艺术的“至高境界”往往与道家哲学在本质上具有相通之处。而且如果说老子庄子都是楚国人,，他们的思想应该首先对楚人产生影响的话,，那么庄子的精神绝对自由论也应该首先对楚国的艺术产生影响。所谓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就是指人在精神上泯灭了主体与客体的界限,，人混同于自然、混同于客体,，即“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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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才发现伯牙原来不姓”俞“，《吕氏春秋·本味》记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东汉高诱对之注解时明确提出：“伯姓牙名，或作雅；钟氏期名，子皆通称。悉楚人也。”“伯”在上古时期应该就是一个姓，比如“伯夷”。说他“姓俞，名瑞，字伯牙”是冯梦龙在小说中的杜撰。另外，史志载，钟子期为汉阳集贤村人氏，乡民以子期为荣，口耳相传一句俚词：“子期遇伯牙，千古传知音。”明代，冯梦龙编撰《警世通言》，特意到汉阳探源访佚，由于汉阳话“子期遇伯牙”中的“遇”与“俞”读音相同，都是去声，便把“子期遇伯牙，千古传知音。”误听为“子期俞伯牙，千古传知音。”伯牙也就成了冯梦龙笔下的俞伯牙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由于《警世通言》流传广泛，俞伯牙这名字越传越远，遂以讹传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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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现代文学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一个1981年的老电影《知音》，还没看，不过看简介貌似也可以算是有所涉及，里面好像也有知音死，琴弦断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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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中除了余秋雨的《高山流水》比较典型，此外就是方方的《琴断口》，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他们一开始觉得对方是知音，很有默契，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离婚了。里面有句话“离得远了才有知音，近了就是敌人”，可以算是“知音”情结在爱情上的体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