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帅令

一、关公资源开发的现状
1.官方权力与资本商业化运作
　　湖北省的当阳市则以“根在当阳”为优势, 出版发行了朱正明先生的《关羽与关帝庙》、《关帝文化寻踪》 等多套画册, 引来台湾《中国晨报》、中视和华视等多家新闻媒体前来采访, 激发了许多台胞来鄂寻根的热情。仅近两年, 从台湾到当阳来祭拜关公的就有50 多个团组上千人次。当地第一家台资企业——彩釉砖厂, 就是台胞黄世洪在当阳拜谒关公并同当地经过几次交往后, 投资460 万美元与该市建陶公司合办起来的。目前, 台商在当阳的投资已达1200 多万美元, 共捐赠人民币132.6 万元, 兴办企业15 家。其他市亦大同小异。 [1] 阳关陵祭祀是当阳地区关公信仰的核心表现。新时期的关陵庙会已与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于各方势力的介入并在与本土资源的各种博弈中不断建构，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兴的文化产品。作为全国三大关庙之一，近年来当阳关陵延续了传统的关公信仰，并在其自身文化重构的过程中不断地继承关公文化的精髓，同时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变。正因如此，各种权利与资本在不断重构过程中交融与调试，最终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关公信仰。
武汉市力争将古卓刀泉寺旅游资源开发纳入市、区宗教文化旅游总体规划，多渠道融资，市场化运作。邀请专家充分挖掘关公文化，主打“关公文化牌”，重新定位寺院建筑风格，准备用3年至5 年的时间，使古卓刀泉寺成为仅次于归元寺的第二大宗教文化旅游品牌，实现“北有归元寺，南有卓刀泉”的设想，让关公文化成为武汉市宗教文化旅游的又一品牌。］在现代语境下，地方政府对关公这个文化符号重新做了解释和发明，使其更加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通过弘扬关公文化，开展关公文化旅游，打造诚信、武汉，构建文明和谐武汉，让关公和武汉精神紧紧连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的形象。让旅游者形成一种认识: 提起关公，就想到武汉; 来到武汉，就想到关公。通过关公信仰这样影响广泛、传承悠久的民俗事象来作为旅游形象的定位，且突出自身是“城市精神”这样一个鲜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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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发及整合策略
   旅游活动的本质核心就是文化，是以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为旅游吸引物，地方政府和旅游开发者为了满足游旅游客的需求和想象，将诸多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被当作一种“文化资源”来利用，早已成为各地普遍做法。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来开发旅游产业、振兴地方经济，亦有其独特性。
    在对湖北关公文化旅游资源综合评价的基础上，要对关公文化旅游开发实行分级整合策略。将湖北主要关公文化资源按其现有资源存量、资源活度（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因子等）以及已知的发展规划分为三个级别予以整合开发。一级整合区域包括当阳和荆州，是湖北关公文化开发的核心区域；二级整合区域向外扩散到武汉、南漳等地，这一区域的三国旅游资源最为丰富；三级整合区域则在一级整合区域的基础上向鄂西北辐射。整个分级整合开发过程中，要通过景区的合理串接，建立关公文化无障碍旅游区。

①关公形象整合
目前湖北各地关公文化旅游景区、景点的关公形象千姿百态，缺乏统一形象设计。以武汉市为例，武圣庙和卓刀泉寺内的关公形象差异较大，就连卓刀泉寺内的两处关公塑像也有明显形象差异。此外，这些关公形象普遍和游客心中期望的威风凛凛、器宇轩昂的美髯公相去甚远。由于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的满意度取决于游客期望值的高低，期望值越高，越不易满足。所以，在湖北关公文化旅游开发中有必要整合全省范围内的关公形象，统一塑造成为和多数游客心中想像近似的关公形象。

②关公文化旅游资源整合
在湖北关公文化旅游中，当阳是关公文化旅游的中心地，是构建“关公文化旅游圈”的核心与增长极。这是因为，当阳是湖北关公文化古迹保存比较完好的地方，具有景点数量多和相对集中的特点。从旅游市
场来看，对于当阳认可的主要是三国文化，当阳闻名主要靠的是关公文化这一文化品牌或地方“名片”，无
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游客到当阳，基本是冲着《三国演义》的故事而来。关公文化旅游开发在地域上应形
成当阳中心的点轴空间结构系统，大力打造以当阳、荆州、襄樊为支点的湖北关公文化旅游“金三角”，其
范围可进一步辐射湖北省域的武汉( 卓刀泉等) 、宜昌( 点军坡等) 、荆门、赤壁等地以及河南的洛阳、山西的解州、福建的东山乃至台湾，分级整合旅游资源，形成关公文化旅游圈。其中当阳、洛阳、解州、东山应四地联动，客源互流，利益共享，构成“关公文化旅游圈”的四个支点，共搭关公文化旅游的大平台。在“关公文化旅游圈”构建中可按照以点带线、由线成片、由片构圈的思路，以众多的关公文化旅游景点为点，以三国文化旅游线为线、以三国文化旅游片拓展为圈。在旅游资源开发整合的同时，还应实行形象整合、产品整合、线路整合、营销整合、宣传整合等，打造统一品牌。“关公文化旅游圈”的构建对于带动湖北三国文化旅游，打造文化旅游精品，实现与周边地区的旅游对接，联动发展，使三国文化旅游走向全国和世界，意义重大.［2］

③线路整合、营销整合以及宣传整合
   效仿上海旅游集散中心推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旅游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带动作用，尽快在武
汉市建立全省旅游集散中心。以武汉市为全省关公文化和三国旅游集散中心，对以上各级区域内
的关公文化旅游线路予以整合。关公文化旅游景点之间应采取联合印制宣传资料、旅游网站相互
链接、相互推介等方式，加强联合宣传促销，建立关公文化旅游区域合作体系，打造统一品牌形
象，增进交流与互动。由湖北省旅游局牵头，联手打造湖北关公文化旅游节，当阳和荆州分设旅
游节主会场，分会场分别为武汉、南漳、恩施、武当山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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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民间群体、团体的积极参与
   伴随着关帝庙的复兴, 是广大民众对关公的敬奉和崇拜。首先，关氏后裔作为关羽的直系或旁系后代，在历年的关公祭祀活动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他们心目中关公是祖先。受中国千百年来传统文化影响，他们必然怀有对祖先的崇敬之意，在祭拜的心理上也最虔诚，其功利心最弱。其次是普通百姓，对于普通百姓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一定关公信仰的信众，在他们看来每年的关陵庙会是他们祭拜关公的最好时机，由于关公集众多神祗于一身，因而前来祭拜的民众也想通过拜关公这一形式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其功利心最重。罗宏杰先生曾在汉口的利济北路、新华路、江汉路的部分街道作过一次调查, 发现其中有37 家酒楼、商店、理发店等供有大小不等的关公财神像。具体如下: 餐馆( 包括酒楼、饭店) 12 家, 电器商店( 包括机电、家电和维修) 6 家, 理发店4家, 时装店3 家, 工艺美术店3 家, 日用品商店2 家, 摩托车维修部2 家, 面包店2 家, 自行车店1 家,鲜花店1 家, 药店1 家。这种现象不独汉口为然, 在北京、长沙、南昌等城( 罗宏杰,1999: P67) [3]另一类百姓虽没有虔诚的关公信仰，但通过参加庙会感受独特的关公文化，同时庙会中各与关公有关的商业娱乐活动也令其流连忘返，这无形之中也促进了关公文化的传播与传承。除了当地百姓，海外内外华人华侨也是每届当阳关陵庙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尤以港澳台胞为甚。[4]
   在海内外华侨看来，关公早已跨越了地界国界上升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不排除这其中有不少商人将关公当做财神祭拜，这其中有功利的一方面存在，但大多数侨胞则是将关公符号化，将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而崇拜，这一过程中他们更多消费的是关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符号价值。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作为关陵庙会的组织者在其中同样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相比较小传统更多的自发性与功利性，作为大传统的官方更多表现的是其人为性，这其中政府通过举办这样的活动在满足其一定政治需求的同时更大限度的激发了民众的热情，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更好的弘扬和传承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调和各阶层利益关系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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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公资源开发中所存在的问题
关公文化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的坚守与复兴？
①文化消费符号化，信仰缺失
    市场化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在具体运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关公文化主题不突出, 持续性不强;“ 官办”模式, 投入产出效率不高;“ 贵宾化” 倾向, 民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缺乏完善的评估体系。针对以上问题采取的对策是:坚持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引入竞办机制, 完善产业链;建立规范的节事评估体系;活动内容应大众化、艺术化, 突出主题。目前湖北关公文化旅游热点贫乏，游客总量差强人意，这和很多景点走观光旅游之路有较大关系。我们知道很多旅游景点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通过编故事、讲故事、听故事制造卖点。一旦听过之后便失去了新鲜劲，也就缺乏了“回头游”的动机。如何能让游客三番五次地故地重游，走宗教旅游之路是关公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当旅游主体对旅游客体产生信仰，信则灵式的信奉、许愿还愿的虔诚陪伴着纷至沓来的香客，旅游冷点、旅游温点自然变为旅游热点。关公因其“忠、义、仁、勇”而在社会各界影响力深远，有着广泛的民众信仰基础，这是开发关公文化宗教旅游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②信仰的“原真性”问题
   文化作为消费产品任何一个社会都在发展变化，体现其特征的文化特点也在随之变化。均衡是相对的、暂时的，变迁才是绝对的、永恒的。任何一种民间信仰随着社会的变迁，其功能都会产生局部或全部的调整和演变。当下全国各地依托各自地方传统文化资源所开展的民俗文化旅游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关帝故里，关公信仰社会文化功能被“发明”集中体现在关公文化旅游开发方面。这些被发明的传统随着旅游兴起而出现，也可能随着旅游的衰退而消失，在外来游客看来，这就是当地特色文化之一。这样就面临一个问题，即关公信仰的“原真性”问题。虽然对于信仰的“原真性”问题很难有具体标准来考量，但是为什么会有当地民众对于外来的拜谒者感觉“人家的信奉就特别真，特别虔诚，让人感觉到都有些特别‘过分’。对当地者来说，关老爷就出生在这个地方，就这么回事，很平常”。这种现象的出现，印证了关公信仰在一个地方传承的生命力，在于它不仅与地方社会生活，而且与这个地方社会拥有的其它各方面历史传统文化结成了可以“互释”的密切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发生“在地化”的关公信仰，才能使关公信仰得以普遍流行。
   我们还要注意到传统自身创造的问题。如关公形象的发展中显示的，在传统创造、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有连续性，亦有变异性，传统本身往往就是由新旧因素层层累积叠加而成。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正统文化与地方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时，不能将文化传统视为静态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要在动态的过程和具体的环境中去把握各种文化关系.[5]

苏帅令

5.总结

   关公文化在中华民俗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在市场化的浪潮中既保留关公文化的原滋原味、又能借助市场的东风振兴关公文化、增强民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日益成为各界人士普遍关注的话题。关公文化是一个文化符号，同时也是一个要招牌，在发挥文化的经济作用的同时，也要更加关注关公文化自身独特的价值。
参考资料；
[1]  胡道宏, 1999, 《 关公文化与中华情结》 , 《湖北日报》 1999 年8 月28 日。
[2]阚如良，闫素勤． 旅游目的地环境优化研究［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3) ．
[3]罗宏杰, 1999, 《复活的财神》，《民间文化》1999 年第3 期。
[4]杨振良, 1989, 《 一个关公—— 两岸信仰 》, ( 台湾) 《中央时报》, 1989 年12 月2 日。
[5]刘永华. 文化传统的创造与社区的变迁［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4，(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