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杭州遇到孙江教授。他在“社会史与新史学”的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名叫《在中国发现宗教——日本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结社的研究》，但所做的发表更精彩，阐释“迷信”是怎样产生的，在中日学者中，迷信与宗教两个概念怎样碰撞。晚餐时，很巧跟他邻座，我问了一堆问题，主要是围绕他从革命史到概念史这种转向。
除了孙江教授的论文，在目录中出现的“概念史”相关论文有：
杨念群：《“文质”之辩与中国历史观之构造》
夏明方：《拯救什么样的历史：近代中国研究的“后现代视野”解析》
毛丹：《浙江村庄的大转型——村庄三种外部关系的变迁及其影响》
余新忠：《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立足近世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思考》
另外，曹新宇做了发言，名为《中国宗教社会史的类型：从传教士到汉学人类学》。发言中讲到，在华传教士对中国的书写，影响了汉学人类学的源流和演变。而传教士的书写，又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误读和文化转译。曹新宇分析了马克斯·韦伯中国知识的来源，并由此向上追溯，向下考辨，提出汉学的发展史，其实是概念不断被重新定义的历史。而汉学直接回馈到中国学者的研究领域中，这种微妙的互动，是值得学者关注，并反思的。当时懒惰没有记录，曹新宇的发言没有文本，我根据记忆写出，或许也是一次误读和表里相离的文化转译。姑且听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