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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读书汇复活啦】亚洲的民族主义与日本民俗学

【北师大读书汇复活啦】亚洲的民族主义与日本民俗学

咳咳,第一次正式开帖的本包子先来说两句题外话~~
读书汇貌似是我们北师大分区一个比较经典的栏目了,本科时有幸在这里拜读过师兄师姐们的读书笔记,获益匪浅~~感谢前人的铺路 【撒花】
所以我们希望能把前人的优良传统延续下去,不定期发布一些专题讨论,我们的观点和文笔或许尚显稚嫩,存在种种谬误和不足,还望诸位看官多多海涵,和我们互动哟!

不多说啦,上干货!

芍药君
柳田国男是日本民俗学的开创者,福田亚细男则是现代日本民俗学的领军人物,对柳田的思想多有继承和补足。柳田的经典研究法,如“重出立证法”、“方言周圈论”等以前接触也比较多,在此不过多探讨。

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的目的是为了补足历史文献学的,他质疑书面文献的决定性地位,认为正是人们在有了书面记录之后才开始逐渐忽视原本占据主导地位的口头传播。他认为民俗记录的是“平民的历史”,将物质民俗、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学等并行研究,与西方民俗学以关注民间口头文学传统为主的研究有别。这或许与日本受中国影响,书面实录历史的传统由来已久,对记录历史的固执、对长期占据权威话语权的书面经典的反叛、对日本当时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反感有关,促使他极力推崇民俗的历史价值和日本民族的文化特性。

柳田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民众在民俗研究中的主体地位,他认为民俗学与人类学的一大区别,即民俗学是同乡人(本国人)认识自己的过程,而人类学是专门研究异民族的,他鼓励当地人参与到本地区的民俗收集中。他认为民俗学研究中外乡人的记录不可靠,又对书面历史抱怀疑的态度,导致他更倾向于让本地人进行田野作业,并为田野调查制订了详细的说明,甚至使非专业的当地人可以迅速投入其中(福田曾就此批评柳田绝对权威统一的调查方法剥夺了地方研究者的主体性,忽略了地方的差异性)。

柳田对“晴”和“褻”概念的表述很有意思,是取自于日本本土词汇的表达,即表示正式的(节日等)和非正式(日常)生活。日语里一个固定短语“褻にも晴れにも”,意思是“不论什么场合、不论好坏”。这种观点与巴赫金在分析《巨人传》时提出的西方“狂欢节”文化有相似之处,都描述了在“节日”中民众们的活动是与平常的生活明确区分开的特点,巴赫金关注“狂欢节”文化中的民间诙谐文化,以及全民参与、打破社会等级特征,将其提升到了影响西方文明特征的高度,而柳田则更加关注在节日中古老经验的复苏和传承、社会群体交流感情的作用,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东西两种文化的不同。

后代学者对柳田的一些重要的概念进行了研究梳理和发展,首先是“民俗学”的定位不再是历史学的补充,而逐渐开始成为一门逐渐偏向于人类学的独立学科,福田对柳田“常民”概念的进一步梳理,对“重出立证法”和“周圈论”研究过程科学严谨性产生怀疑,福田认为民俗学是无法准确说明“变迁”的——福田对柳田的批评也是对芬兰历史地理学派一些方法的质疑,此外,柳田的田野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地方个性,并且缺乏“反馈”等。

有意思的是,柳田的日本民俗学研究似乎在二战以前并没有很大的影响,与德国民俗学对纳粹德国、五四之后歌谣运动等对中国等民俗与国家政治之间深厚的关系不同,日本民俗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甚明朗,柳田及其弟子的研究也没有受到明显的限制,反而是由于柳田与弟子之间因为研究方向上的不和而最终不欢而散。

[ 本帖最后由 喵星包子 于 2015-11-10 14:3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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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炳
这周阅读的材料是一日本民俗学的“三部曲”,勾勒了日本民俗学发展的概况,使我们大概了解了日本民俗学从柳田国男创立到后来学者逐渐不受柳田国男的限制进行研究,再到新的社会变化促成学科新的发展。

在学问救世愿望的指导下,受到“国学”和西方“土俗学”思想的影响,出身贫困,有农政经验的柳田将目光投向了民间传承,并通过资料搜集调查研究创立日本民俗学。柳田为日本民俗学设定了两大目标:生活史研究和民族特性研究;柳田把民俗分为用眼睛看和记录的“有形文化”、用耳朵听的“语言艺术”和用心感受的“心意现象”三大部分;柳田创立了两大方法:重出立证法和方言周圈论;柳田提出了调查的方法,即调查项目表,并且提出了民俗资料的分类及标准;柳田还确定了调查和研究相分离的学术研究机制。

基于研究日本人民生活变迁的目的,加上对日本民族均质的理解,柳田认为重出立证法探索变迁是有效的方法,基于研究日本民族特性的目的,柳田认为“心意现象”是民俗研究的重点,通过“有形文化”和“语言艺术”最终要实现对“心意现象”的探求,柳田认为词汇的方式研究是最好的方式,这是基于其对语言的敏感,然而这种研究方式并没有发展起来。

应该说,柳田借鉴西方理论,结合日本本民族特点而创立的“一国民俗学”,在当时是很值得赞许的,是非常有特色的民俗学科体系。

当然,柳田方法的不合理之处也在后来学者的学理思索中被驳斥。比如福田亚细男否定了研究生活史变迁和民族特性的民俗学科立场,重出立证法也在后代学者的反思中被驳斥,取而代之的是比较研究和地域研究都出现发展,方言周圈论向文化周圈论的迈进也被反驳,《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就是展现了柳田的观点不断被反驳、维护,修正的过程,最后可见的是,作为民俗学立场的生活史研究和民族特性研究都被否定,重出立证法和文化周圈论都严格限定了研究范围,否定其作为一种民俗学通行方法的存在,调查与研究分离的方式也被否定,民俗学科在柳田创立之后,摆脱柳田的限制。

而社会的变化,城市化带来的生活的重大变迁使得民俗学传统的对象的边缘之“民”存在急剧减少,民俗学作为一门要“学问救世”,其材料来源于鲜活的生活的学科,不得不做出调整,“民”的概念扩大到几乎任何群体,以都市中的“民”为研究对象的都市民俗学兴起,越来越多人从消费、环境、生态、灾害等新的角度研究民俗学。

不是每门学科都像民俗学这样与社会政治关系如此密切,如果没有民俗学,社会也许不会改变前进的方向,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社会变革,民俗学绝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学科的研究目的,立场,诉求,就为这个学科发展奠定了基调。正因为如此,民俗学的民族和国家个性才会这么强吧,也正因为民俗学的研究诉求如此与社会时代密切联系,学科的立场和研究的目的也才会成为一个永远在讨论的话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关于学科目的和立足点的讨论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着冲突的场域。

学科的目的会影响分类方式,研究方法,甚至对研究对象的界定,对民俗学来讲,学科的研究对象也是可以变动不居的,“民”的范围的扩大就是学科适应社会变化的结果。而学科构建的过程也就是确立学科立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有趣的是,越到后来关于学科立场的讨论似乎越少,并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确定,或者是因为这个问题清楚不了却又再清楚不过。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民俗学科的很多共性,比如都或多或少与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关,发展初期都是从收集材料开始,都关注语言,如中国的白话文和柳田对于词汇的强调等,而且民俗学也都曾有着探究民族历史,民族本质的使命,芬兰将《卡勒瓦拉》当作历史,柳田认为日本民俗学是在历史学影响下发展而来,要研究民族生活史,而中国民俗学发展之初也受到史学的重大影响。

其实我在阅读的时候很感兴趣的是重出立证法被推翻的过程,这不免让我们思考一个方法的前提是否合理,假设是否科学,如何收集材料,如何对材料进行处理,是否应因为研究目的国强而忽视对象特性,比如为了实现将日本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的研究而忽视地域差异,忽视作为习俗生长土壤的地域情况。只有经过这整个过程的思考,我们才能对一种方法有着较为全面的了解,也才可以在日后的作业中合理选择。了解学术史甚至学术史产生的社会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更好地理解学科和方法。

我在阅读的时候一直在想,这周的反馈应该写点什么,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啥结果,最终还是感慨感慨了事。当面对中文文献,不仅要我们读懂,而且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时候,却形成不了比感受了解更为深入的思考,这是个问题。

[ 本帖最后由 南池子 于 2015-11-10 22:3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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喵星包子【不才捂脸~~】
阅读内容的梳理都在明天的PPT上,所以读书汇报就来开开脑洞,继续说一点宏观的问题。

这周的阅读内容把我们带回民俗学本体论的范围,关于目的、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讨论。日本的民俗学属于历史研究,虽然这一点有争论,但给我的感觉却和中国五四时期的传统很像。如顾颉刚先生就是用民俗学为其古史研究服务,而其“层累造成古史”的观点和柳田的周圈论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导致这两个学科密不可分的原因,我想一方面可能是传说和历史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是柳田谈到的史料不足需要用实地调查资料来补充的客观需要。

然而我们现在的民俗学研究似乎在有意回避历史学,以维持自己学科方法论的“主体性”。历史民俗学的研究也并不占据主流。很多学者认为历史民俗学相对于表演理论、口头程式理论这些“新潮”的研究而言,是一种传统的、落后的研究范式,对其态度较为暧昧。导致了一种奇特的现象:虽然民俗学者主观上经常认为民俗学不能离开历史学,尤其学术史的研究不能离开社会和思想史的背景,但历史学在利用民俗学资料的同时似乎也对民俗学抱有成见。这里就个人的经验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我研究先秦史的男友就经常质疑我们民俗学田野资料的真实性问题。他们平时写文章在运用人类学材料时,也会对其普适性提出质疑。

这一点从柳田时代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出。福田亚细男关于这二者的关系也讲的很多,但似乎由于是论文集的缘故,材料整理起来比较混乱,有些话是重复的,具体明天会讲到。

纵观民俗学的发展,从德国、北欧、日本到中国,其在学科建制阶段的从业者似乎都是其他学科半路出家的。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很多时候民俗学容易被看做是为其他学科提供资料和研究方法的工具,如此一来我们的主体性应该在研究对象。这就是柳田提到的所谓“常民”。柳田提到当民俗学的主题便发生了所谓的“形骸化”。那一章写到这里就戛然而止,然而其言外之意发人深省。民俗学在过度的国家主义中走向衰败,是否也意味着它必须将自己限定于一个本体论和特定的研究对象,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这几周的讨论和思考无一例外都将我引向这样的问题,也希望听到大家的回应。

另外昨天在梳理展示的重点时跟大炳讨论了一下,我觉得只有在社会思想史的背景下仔细地考察学科的发展,才能正确地评价和思考;然而她认为我有无限放大历史作用偏离主题的倾向,毕竟当下研究的重点在于实践中对方法论的关注。对这个问题也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 本帖最后由 南池子 于 2015-11-10 19: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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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炳:回应喵星包子
好吧,我发这封邮件是想澄清一点,我并不是说倩怡无限放大历史,而是之前的几周当中,我们都在考察社会历史背景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民俗学史的发展,而这次,我表达了一下我的希望,学习至此,我们是不是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我很希望咱们这节课会有不同的话题出来,其中之一就是对于方法的讨论。

关于倩怡对于民俗学科主体性以及学科立场的问题,从我的反馈其实可以看出来,我觉得,通过这些周对学科史的考察来看,民俗学学科的立场都是基于社会历史的状况建立的。那么我们去向何方?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永远不清楚而又清楚不过的问题,是因为,如果民俗学要延续之前的传统,将自己学科命运与社会历史发展紧密相连,那么民俗学的立场可能是一个一直变动不居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中,是各种矛盾冲突的博弈,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需要选择,需要在各种不同的时期选择;然而其实还有另一条路,就是民俗学可以选择与社会条件保持一定的疏离,至少不像芬兰民族主义运动或者纳粹时期那样冲在社会政治的前列,那么民俗学是不是可以疏离一些呢?(当然完全的象牙塔是不可能的,但是选择与社会历史发展疏离一些应该还是可能的)如果要疏离一些,以往一直将学科立场与社会历史状况密切结合的路线走不通,还要去找寻一条更新的路,这对于学科来讲,也是举步维艰。

不知道相对而言,继续保持同社会状况的相对密切的联系是不是一条更好的路,当然这就意味着学科不断地讨论立场。从这个角度,我们其实可以深深地理解“黄昏的民俗学”和“民俗学没落”的感触,但同时,我觉得民俗学科如同历史上的某一民俗一样,一旦产生,就有着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不会轻易消亡,民俗学去向何方,或者我们会一直思考。

[ 本帖最后由 南池子 于 2015-11-10 19: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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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泡儿小菜
《民间传承论》和《乡土生活调查法》这两本著作虽然面向的对象在专业性上有所区别,但柳田国男"一国之民俗学"的主张作为他全部思想的根基,贯穿于其对学科现状、学科定位、研究方法等学理性陈述和实例分析之中。

诚如他在《民间传承论》序言的开篇所说:"它(指一门学问)的开拓者同时也可以成为它的预言者",作为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个人的学术愿景和倾向——在操作层面上让民俗学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属性层面上将民俗学看作是对史学的补充,决定了早期日本民俗学的发展方向。他的重出立证法与周圈论,以及殊俗志、常民、民间传承、变迁等术语的提出,成为稚气未脱的日本民俗学对抗外部"善意的蔑视"和内部"貌似谦虚的不负责任"的原初底气。(如何理解这个内部的"谦虚不负责任",我们课上可以讨论吗?)

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经历十年沉寂以及柳田去世的冲击后,柳田的光辉不再过分眩目,千叶德尔、小野重朗、樱井德太郎等学者纷纷崭露头角,日本民俗学逐渐摆脱"一人之民俗学"的樊篱。而像都市民俗学的兴起之类,也扩充了早先的"乡村视域",为日本民俗学注入活力并带来新的可能。

福田亚细男的这本《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成书于1984年,其副标题为"柳田国男与民俗学",意在从方法论的维度出发,取消柳田国男与民俗学之间的等号、驳斥柳田热,并对柳田国男的思想进行扬弃。它提醒我们,对于一门学问的奠基人,在肯定其敢为人先的学术远见和先驱地位之时,也要冷静地分析那些被奉为圭皋的理论和方法,挖掘它们背后可能存在的假说和前设,探明抽象概念的历史性范畴,批判地继承前辈的学术成果,并与时俱进地予以革新。简言之,不要迷信权威,且眼光向后地看待学科的发展。

在福田的书中,重出立证法和周圈理论的效度问题以及"常民"一词的所指是讨论的几个重点。关于理论的效度,张五常先生在《经济解释》中指出:一个有效的理论其实是含有"非真实性"因素。主要是以下四点:①理论本身具有抽象性;②所有对观察的描述都是被简化了的;③一定的假设是必须的;④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局限条件(constraints)是存在的。我们在审视或使用民俗学的理论时,也应该注意到这四个方面,尤其是第三点和第四点。也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民俗学的进步往往不是对的理论替代了错的,而是被认为具有广泛解释力的理论被收束了适用范围——原理论的假设和局限条件被后辈的学者所察觉。再者,民俗学相关理论的对与错(或者好与不好)并非绝对,而在于不同时期对"民"的不同界定、不同学者的不同研究目的,以及具体国情和历史背景的"要求"。

最后,一些隐约的浅见。我觉得周圈论跟差序格局异曲同工,柳田国男的研究方法跟历史地理学派很像。跟整个日本脱亚入欧的倾向一致,柳田对于民俗学的一些认识似乎也是偏欧洲的。

[ 本帖最后由 南池子 于 2015-11-10 19: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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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茗
民族主义与日本民俗学的历史及变迁的关系虽然不如德国、芬兰那样密切,但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日本民俗学的历史及变迁。

       柳田民俗学时期:虽然柳田本人一直认为并坚持日本民俗学是乡土研究,是对日本历史研究缺欠的一种补充,但柳田民俗学依然显示出民族主义的影响。

       一是在其《民间传承论》(1934)里明确提出“一国民俗学”。“一国民俗学”的提出曾经引起争议,其中主要的争议就是民族主义的联系,柳田甚至提出从一国民俗学到世界民俗学,民族主义的影响可见一斑;同年(1934)年,柳田在《乡土生活研究采集手册》里也明确指出乡土生活研究的目的是把握“至今还没有详细地调查过被认为是只有日本人才有的美好品质的民族性”。

       二是在其与关敬吾合著的《日本民俗学入门》(1942),明确提出了对民族性的探明。本书结论中这样写:日本民俗学通过对分布于我们国土上所有地方发生的尽可能多的事实细节的研究,来了解我们的民族性的历史形态以及它对现在生活所产生的作用。

       三是战后,柳田提出新国学,如《新国学谈》,他倡导的是另一种新国风,发挥其救世的作用,探讨日本国民的同一性和伦理。
        柳田后的民俗学时期:柳田还在世时,不少学者对民俗学研究提出了质疑,从这一点来看,柳田一开始不将乡土研究称之为民俗学的研究用心颇为良苦。柳田及其门徒无法对外在的质疑提出足够充分的反驳,以至于他解散了民俗学研究所,哀叹民俗学的衰落。基于这样一种状况,柳田弟子及其后日本民俗学者在两个方面将民俗学研究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其一,如和歌森太郎(1957)将民俗学研究的目的定位于民族性、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安间清(1972)认为民俗学是“认识日本民族最本质的生活原理的科学”。其二,柳田提出的“常民”,从一般的老百姓扩大至全体日本国民,类似于民族共同体。但日本民俗学并没有因此焕然一新。

       《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展示了日本民俗学的视野,看以看出民族主义的影响从直接的关系,展现为对日本当下问题的关注,如作为媒体的民俗、死亡问题与医疗、环境、观光、节日与艺能、性与歧视、移民问题等。这些研究趋向显示了日本民俗学对应现实、对话交流能力的提升。民俗学完全可以融入对当下问题的关注,并在提出可能、甚至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与其他学科展开有效对话,增强民俗学影响力。

[ 本帖最后由 南池子 于 2015-11-10 19: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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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精灵
福田在《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中提到日本民俗学的两种目的观:一是柳田国男提出的把民俗学当作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希望通过这一领域的知识,理解社会实际生活中的疑问,了解平民的过去。在一定意义上以补史学之缺,揭示史外之史,如无文字记录时期的东西,或是不愿关注的东西。另一种目的观认为,民俗学是研究日本人民族本性、民族精神等特性的学问。这两种目的观是互相对立的、逻辑上是互不相容的。为什么是对立的呢?难道是因为在第一个观点看来:民俗学作为史学的补充,它的研究所要阐明的“变迁”是作为个别意义上(个性)的研究(以及他后面所说:民俗学仅限于通过民俗角度选取和把握特定的事象),而第二个观点中的日本民族特性的研究则是一般意义上(共性)的研究吗?二者为什么不能共存?

另外,何为民俗之民,福田对日本民俗学中“常民”概念的变化(平民、农民、常民等实体的以及抽象的人)进行了文献考古上的分析,并辅之以数据统计。总得来说,他所强调的一点是“民”的概念是变化的,其范围是不断扩大的。而且强调了常民概念的扩大与民俗学的变质。个人认为,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不同的“民”的定义(范围)背后都有着时代、社会文化、政治以及他人的解释等许多原因。正如福田对柳田国男从使用平民到常民这一变化的解释:1,用了使读者产生共鸣而使用日常的容易亲近的平民;2,柳田主张较为学术化的概念(将常民作为调查和认识对象进行把握时,尽可能客观化的结果);3,为了对应法西期时代而作了这样的替换。这里第三点,是否类似于德国后来不用volkskunde而改用folk?此外,随着民的变化与扩大,民俗研究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如战后将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人全体作为常民的表现,那么宫廷仪礼也成为了研究对象,官员的日记是研究宫廷仪礼的重要民间传承资料。福田所说的民俗的变质是指这个意思?还是他仍然在强调民俗学两种目的观的对立性?他认为常民概念的扩大与民俗学目的的变化密切相关,即从历史的究明转向民族性究明。

最后,对于柳田的重出立证法、周圈论以及后人对他的批判,我倒觉得任何理论与方法,本来就有它的适用范围。这个范围或许是地域的,或许是时代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万能的理论与方法,学科的发展也正在于此。

[ 本帖最后由 南池子 于 2015-11-10 19:3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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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之内被高亮两遍。。。表示受到了莫大的鼓舞。。。继、续、滚、去、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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