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师的论文构想，如户老师说的，延续了他这些年一直的努力，要“为民俗生活恢复或者争得它在国家和社会中本应（理所当然地）具有的（合理合法的）地位”，因此关注的主要是形式层面的问题。这一篇，高老师试图为民俗生活在一个非正常--正常的宏大叙事中找到合法性根基。我有所疑问的是一些表述形式：1，从革命到后革命时期国家与精英对民俗生活的态度变化，是否可以概括为“革命”与“服务”的对立？在国家是现代化的首要推动者的地方，国家都试图改造那些它认为对现代化构成了障碍的社会文化。在中国，现代政治力量的社会文化改造工程，其内容和历史过程都是复杂的，就像春宇的帖子已经提示到的。而在中国，国家对社会文化进行改造或引导规训的逻辑，从儒教中国一直延续到现代，窃以为这是中国的国家特性在历史中与其他许多别的社会——如欧美基督教社会、印度社会——都不同的一点，这涉及到的是国家/政治权力与社会的关系。当然，从传统中国到社会主义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有很大变化，从道统的主导但仍分两个有中介沟通（士绅）的领域，到国家几乎吞并了社会。现在是国家试图逐渐把社会还回来，并对这个领域中形成的价值（民俗生活居于其中）采取了鉴别标准更宽松、更尊重的态度。（一些社会关注度特别大的案件中，公众舆论所起的作用，可以看作是民间伦理得到了一定考量。）（说服务对象，谁可以称为在为民俗生活服务？市场与经济生活？问题是，引导市场与消费观念的，是以西方现代性为楷模的城市生活与广告）。2，非正常国家与正常国家，说的是激变与稳定时期，但这样的判断和用语，肯定会引发争议。
[ 本帖最后由 吴晓黎 于 2014-3-12 15:18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