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着发一些想法，但不太确定。
首先春宇和老夏关于革命与民俗关系的讨论，我觉得一方面，正如二位所言，老百姓肯定不是革命的被动者或者旁观者，我在昆明新建的工人文化宫的飞虎队博物馆里就看到一副好玩的东西，其实是当时的昆明百姓制作的一副门神，上面一名飞虎队队员充当了门神。这是一个特殊情境下的民俗的例子，但是，我想昆明人的门神不可能因为这个从此就变成了飞虎队。在社会趋于稳定时，人们还是重新认为古老的门神才是真的门神。我觉得春宇和老夏在这方面的观点不无道理，其实，换用专业术语来说，老百姓不是被动地接受社会变动的，他们是有主动的反应，并且也会因此去改变一些，这在库克船长那里早就说过了。但是，这构不成对高老师关于革命与民俗关系讨论的诘难，因为，所谈论的角度不一样，不能以此来说，高老师的想法忽略了民众主体性。
张勃的发问很有意思，从主体性问题向民俗学的合法性发出了质疑。可能是说，一方面强调生活秩序是内在于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或者说老百姓是自己民俗的主体，一方面又强调如何修正老百姓民俗生活，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也就是说，在我们强调民俗之主体的同时，如何避免自己变相地成为民俗话语主体的强势主体。
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层面来看。当我们强调生活秩序的时候，强调老百姓是民俗之主体的时候，其实是偏向于将百姓视为一群相对自足的群体，将他们的生活世界视为一个相对自足的时空，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偏向于萧放老师那样谈生活秩序问题。但是，当我们在思考如何修正其民俗生活时，其实又在强调某种外在的力量进入了这个自足的群体、自足的时空，这时，高老师的革命对象问题就容易出来，其实当我们说外力侵入扰乱民俗生活进程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回到了第一个层面，或者坚持了第一个层面。这其中是一种二分的模式，二分的模式是危险的，比如这就导致了老夏就一直在纠缠和质疑正常和非正常的问题。
谈到民俗，很多时候想到的乡村，但现在城镇化趋势这么大，也有学者在论断中国的乡村将会消失。在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来看待民俗的时间和空间，特别是空间问题呢？换句话说，高老师对于民俗的定义是否需要再调整？最近一年多的时间，一直在读柏格森，他是反康德的，他认为康德提出的一系列概念，特别是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导致了观念塑造现实的危险。
说的有点乱，请多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