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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概念的当代阐释”学术研讨会网上预备会

老大对学术的赤诚之心令我动容

近日我正在家中读闻一多90年前写的一首诗——《死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

忽然间,那民俗学界的鲁智深打破沉寂,又要摆坛论战。但见他左手一个迷索斯(Mythos,这是他多年练就的旧功),右手一个逻各斯(Logos,这是他近年来在康德书里集中修炼的“新”功),亲自上阵,出题论战“经典概念的当代阐释”。不想这鲁提辖自己叫板也就罢了,却硬要给会议设立正方和反方,且暗中派我领衔“反角”。虽然我的确在不同场合下经常扮演“反角”,但哪有本事“领衔”?窃以为真正够格的恐怕还是那手持双枪的老大,所以我已建议反方由实力雄厚且可力战群雄的老大亲自挂帅,我做一个敲边鼓的后援即可。我的本领有限得很,待正式会议需要时再施展不迟。
请各位看官原谅我使用了不够地道的“江湖”语言,对我来说,用语方式只是玩笑,当真不得,因为我的本意恰恰是:学术的本质不在江湖。其实,去年我就曾在论坛上说过,“话题总要有人先提出,坛子总要有人先摆开。鲁提辖牺牲理论上独自攻坚的宝贵时间开坛请大家一同论道,乃学科之幸,我自然乐得跟着吆喝几句”。老大对学术的赤诚之心可谓肝胆照人、令我动容。此贴仅当是对老大学术讨论的公开支持!
刚准备发帖,见“超哥”有“憔悴损”,别呀!“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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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候超哥!

超哥,近日疏于直接问候,但私下里可是问过相关人等不止几回哈!得知“憔悴损”乃虚惊一场,又幸甚一“愁”字了得。
至于“户限”虽家家户户共有,但仅限门槛之过渡礼仪,恐难替代“阈限”宽泛之意,还是不敢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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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大虾请注意,本次议题可是“经典概念的当代阐释”,岂有越来越往“古代”阐释的道理?
况且库中银两就那么多,朝中人口就那么多,就算“多封几个户部尚书”,银子和人口也不能变多不是?!

[ 本帖最后由 户晓辉 于 2015-11-28 19: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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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须是“户限”?

超哥的考证功夫了得,对门槛“丰富而宽泛的意义”的理解也让弟想起所译弗雷泽《旧约中的民间传说》中的相关门槛过渡礼仪习俗,弟真是佩服得紧!不过,超哥所谓“祖上有德的光荣之事”,弟还是觉得难有这种“福分”。
超哥考证得不错,汉语“阈”的本意和英语liminal的拉丁语词根limen都是“门槛”之意,但问题是:汉语“户限”仅指门槛,如“户限为穿”,但“阈”除了指“门槛”之外,还“引申为阻隔之义”(《辞海》)或者“泛指界限或范围”(《现代汉语词典》)。同样,单说英语的liminal,《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的两个解释是:1. of or relating to a transitional or initial stage of a process;2. occupying a position at, or on both sides of, a boundary or threshold,可见,这两类含义虽然都与“门槛”的比喻意义有关,但其引申意义已远不止于此。也就是说,或许恰恰因为汉语“户限”仅限于指“门槛”,所以汉语译者才把liminal译为“阈的,阈限的”而没有译为“户限”,而从语义对等性上和“翻译角度而言”,汉语译者的译法“可能更加臻于‘信达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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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爱惜民俗学的未来!

超哥的理解对弟多有启发,虽然“户限”不敢领受,然超哥的好意俺还是心领了,偏偏俺是一个“不肖子孙”,祖坟青烟是顾不了很多的。眼下俺正在收拾翻译的“旧山河”,甘苦自知,然实不敢以“专家”自居。
老大的信又惹得俺心里痒痒,但俺还是准备留待会上再说,在此仅指出老大的两个问题:一、俺曾多次请求老大、巴莫姐姐不要熬夜,可老大的发帖时间是今天凌晨04:08;再次告诫同仁,俺已把健康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每个民俗学者爱惜自己的身体就是爱护中国民俗学的未来,老大尤甚;二、老大把超哥称为“超验君”(“我和超验君之于理论……”)当然是笔误,但误得意味深长啊!窃以为,超哥所“超”可以是别的什么,但恰恰不是“超验”。因此,在“超验”的意义上,泳超也不是“勇”超。倒是“超验君”用于老大的自称或别号,蛮合适的。
老大的对联才真是妙贴哈,只是全面没头绪且两鬓微霜的“户限”早已不是什么“玉鲜”,虽然内心还残余着些许“玉鲜”的冲动,于是想起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借以抒怀: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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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这个老大,俺那个小成本制作,估计也没什么票房,不想却被这鲁智深弄了个“剧透”。不过得特此更正,导演可是这鲁智深本人,俺也差不多跟超哥一样领了个“命题作文”。
看样子这西山一窟鬼杀气腾腾,建议鲁智深提辖大人直接把“反派主角”派给这窟鬼先生,岂不比俺合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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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好像从伊拉克战争开始在电视荧屏上认识了这个张什么将军以后就再没听清过他说什么,虽然在换台时偶尔还闪过他的身影,但早已没耐心听他说什么。这次又来说,只此一句:”因为这一派人目前扛大旗的也就是户限先生和鲁提辖两个人,这次会上,蜀地无大将,只好户限作先锋“,就印证了俺对他不靠谱的印象:前面明明说是”这一派人目前扛大旗的也就是户限先生和鲁提辖两个人”,请注意是“两个人”,怎么到了后面就变成一个人了——“这次会上,蜀地无大将,只好户限作先锋”?俺倒要问一问这张什么将军:你是不想让鲁提辖参会?还是把鲁提辖忘到哪里去了?本来俺们人就少,你还把俺们““十员步军头领第一名”给弄丢了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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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做的买卖漂亮俺就欣赏谁”

那张XX将军嘴里一阵风之后,又不知跑到哪家电视台开吹风会去也。俺只好自己宽心地想,只要把那鲁提辖留下,他多“吹”一些雾霾岂不有利于京城的空气净化耶?俺和超哥大概不常看电视,因而不大习惯于电视台的这种“营销策略”——那张XX将军恐怕更多地是为了增加节目看点和收视率,其本意也不像是要故意挑起事端,促人打架。吾等如果过于较真,反倒真可能被他们“忽悠”了。
俺素来不喜欢也不习惯中国式江湖,倒是一贯英雄不问出处,正是超哥所谓“谁做的买卖漂亮俺就欣赏谁”。窃以为,不同学术范式和方法之间不一定非要构成对立和反对关系,尽管不同的范式好像表现为你方唱罢我登场(这只是表象,所以俺一贯主张学术研究不能只看表象)。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过时”,却不一定完全“失效”,只看它在什么意义上和针对什么样的问题才有效。因此,不同理论和方法之间不是相互“推翻”的关系,尽管它们在地位上平等、在价值上的确有高下之分。这一点也近于超哥所谓“本着众生平等的兽道主义和平理想”,只是俺觉得“兽道主义”不可靠。俺只相信,“众生平等”与“和平理想”是人道主义的可能结果。因此,吾等似乎无需多虑——观点上的平等交锋与江湖上的“打架”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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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之难难于上青天

2014年2月27日,俺在自己的民俗学博客《“进步”之难难于上青天》中写道:“这鲁提辖貌似鲁莽却心细如发且虚怀若谷”,其实还漏了一点,即他至少比俺“狡猾”——你看他并不直接回应西山一窟鬼的挑战,而是左右腾挪、以退为攻。当然,俺也不准备直接回应,只是请求鲁提辖:既然窟鬼先生已经列出了五点发言提纲,何不把这个题目直接让他拿去了事,因为俺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按照你们的意思讲下去。俺必须旗帜鲜明地亮出俺与窟鬼先生的一个原则性的和前提性的分歧:俺是信仰普世价值的,而且俺的英雄不问出处观恰恰只认普遍的真理而不管这种真理出自东方的出处还是西方的出处,正如只要电能够给人类带来光明、让我们不再“行走在没有光的胡同里”(阎连科)、我就认为它是普适的而不会因为它是所谓西方人发明或发现的而拒之门外一样(俺经常纳闷:现代日常生活中的用品有多少原本是中国发明的或者不是出自所谓西方的,可那些极力否认普适价值的中国人怎么没有认为这些东西不适合中国而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把这些“洋玩意”悉数剔除干净、反而用得比俺还多、还顺手呢?)。一切现代文明和文化,只要有助于我们成为真正的“人”,我都认为值得引进或学习。
     普适价值的存在是逻辑推论的结果,不是个别人的主观好恶,也不取决于它们出自谁的先知先觉。除非我们真的认可世界上“应该”有(之所以加这个“应该”是因为在目前的中国现实中似乎已经存在)两种逻辑:一是逻辑,二是中国逻辑。既然窟鬼先生压根儿不承认世界上还有普适的东西或价值,那我们恐怕就缺乏基本的、共同的对话前提。因此,俺不得不再次感叹:对话之难难于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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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了汉”与“个体户”

西山一窟鬼先生可别误会了,俺感叹对话之难并非绝对放弃对话,尤其是在面对像窟鬼先生这样真诚的对话者时,俺当然会以诚相待。2014年3月17日,俺在民俗学博客中表明:“俺格外欣赏窟鬼先生的真诚、坦率和较真精神,仿佛看到另一个率直的俺,所以惺惺相惜哈。”同样,去年鲁智深也曾提到学术讨论时“态度的同一性”很重要,实践也证明,这同样是对话的一个必要条件。窟鬼先生在年轻一代民俗学者中的学科使命感和参与学术对话“态度的同一性”,都令俺十分敬佩和珍惜。不过,俺也要再次声明,窟鬼先生此番又把俺比作圣人,正如去年比作“在世佛”,哪怕仅此一比,都是俺不敢也不能领受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俺对中国式的圣人情结持怀疑态度。2014年3月15日,俺在民俗学博客里写道:

        可是,再世佛——“所谓‘在世佛’,乃是自我觉悟而不舍众生、住世度人者也”——却着实让俺不能受用。俺不懂佛教,只知道西谚云: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上帝的帮助和救助是有条件、有选择的,他老人家只救那些自救者。反过来想,那些不自助、不自救者,上帝也不能助之、救之【何况吾等凡夫俗子】。今人所谓“你永远唤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大概可以看作这句话的世俗注脚。所以,这些年来,即便上帝不曾惠顾于俺,俺也一直在自救,而且早就声明自己无力、无责去救人……俺早就对提辖大人说过,只有为学科才值得去奋斗,如若为人,则未必值得。

        去年,窟鬼先生还说俺不是个“自了汉”。其实,在学术上,至少与那菩萨心肠的鲁提辖相比,俺就是一个“自了汉”,即学术“个体户”或个体“户”——俺说过,“俺只是一个走独木桥的人”。俺只想让自己不断从昏睡中醒来,争取在有生之年能够完成理智上的成年仪式(萨特有长篇小说《理智之年》)和“过户仪式”(施爱东),俺非常认同苏格拉底所谓未经反省的生活不值得过,换言之,即不是真正属于人的生活。学术也一样。俺当然也希望别人能够如此,而且希望这样的国人越多越好,但对别人,尤其对别的国人,俺只能希望却不敢也不能奢望。正如俺去年2月28日在民俗学博客中所写:“我要再次提醒自己不要没醒装醒,以防遇到这样的无语之问:‘你凭什么知道你是醒着而我却睡着,而不是正好相反?’” 正如在许多人看来学科好好的而且日益繁荣兴旺哪里用得着吾等杞人忧天、“没事找抽”(去年窟鬼先生语)一样。窃以为,即便有“河东好事者”想救学科,若不能首先自救,那么救他人或他物的愿望也只能是“空想社会主义”。至于对话的态度,俺在拙著《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后记:献给未来”中业已说明:

        我不是一个喜欢交往的人,尤其当对方自我感觉良好、自满自足、没有疑问或者不想与我交往时,我绝不会有更多的愿望与他或她交往。但我有对话的欲望,而且喜欢通过书本和经典与前人、与心中有疑问的“你”对话,因为这种对话没有“他”在实际生活中经常具有的虚骄之气,没有现实生活中那种触目皆是的无知者无畏,没有那种目迷五色回不到内心的痴妄,只有对自身的教化甚至驯化,只有永恒的你引导我向上,让我学会从一个我与它的世界全身而退,进入一个我与你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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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现代遇到所谓后现代——向窟鬼先生请教

那鲁提辖一边甩出黑桃老A、一边请出少陵野老,弄得俺虽有些不明就里却又好像“不明”觉厉,而这窟鬼先生的一番解读更是让俺有点“友邦惊诧”。
先交代一下背景:当年俺报考中文系是由于受中学语文老师的影响而喜欢唐诗宋词和鲁迅,可上大学时架不住文学概论老师的影响又“移情”于理论;上个世纪80年代末,年轻的俺也曾暗恋后结构主义之类“后现代”,不久后又“别恋”他顾且渐行渐远。说这些的意思是惭愧自己对这些都一知半解。所以,当这次古诗词遇到“后现代”解读时,俺这个喜欢西方老古董的“前朝遗老”在不明觉厉的同时又至少有双重的不明就里。俺不禁感叹: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同在当代,你已是后现代,而我是前现代;你我彼此站在面前,却仿佛隔着几个朝代。于是俺想到在那鲁提辖插过队的陕北,当年难的是“一个在山上一个在沟,拉不上话话招一招手”,可如今,那里的空间距离问题可能早就不是事儿了,可“见面面容易拉话话难”扩散为越来越普遍的事儿了(想想那些后现代聚会上人人管自埋头玩手机的情形)。偏偏俺就不相信隔朝一定如隔山。不明白那杜子美的《又呈吴郎》,俺可以上网查,可这窟鬼先生的解读方法却只能向他本人求教了。
说实话,俺和超哥一样,尤其对窟鬼先生把“无食无儿一妇人”这个平铺直叙的诗句与民俗上的咒语联系起来的如此“大跨度”的后现代解读“大感惊诧,也有点痛心”。俺理解,这鲁提辖用这首诗是为了来解说俺说他(自己不如杜工部)的“狡猾”。即便这首诗真的如窟鬼先生说的那样是用来劝俺,俺也绝没有读出“咒语”和“杀人”的意思。这是就文本语言本身而言,而不仅仅是以俺对鲁提辖为人的了解而言。而且这样的读法,窃以为还是符合后现代以文本和语言为中心而去主体化(无论作者还是读者)的取向的。
当然,窟鬼先生的重点可能就是要谈后现代解读方法。所以,鲁提辖说,“我理解窟鬼想借此表达的真正意思是:怎样解读‘又呈吴郎’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解读这件事情本身的建构性”;爱东也说,“窟鬼先生的‘解读’其实只是一种文章技巧,并没有实际意义,更不是想借此表达自己对于‘秀才’的意见”。这些意见俺都同意。俺这个“前朝遗老”恰恰对窟鬼先生的解读方法有一些不明就里所以也不敢不明就觉厉的地方(到了俺这把年纪,这种情况还是少发生一些为好),先简要写下,向窟鬼先生请教:
(1)窟鬼先生宣布,“罗兰·巴特告诉我们,‘作者死了’!读者在作者的躯体上站立起来了!”
首先,俺不明白,“作者死了”指什么?如果是要彻底瓦解作者中心地位,即作者不再是作品唯一的主人,作者不能独自垄断作品的意义;如果这并非否认作者的存在,而是至少同时赋予作者和读者对作品意义平等的解释权和理解权,那么,俺举双手赞成。可是,如果“读者在作者的躯体上站立起来”是指用读者解读作品意义的任意性和霸权取代从前作者对自己作品意义的垄断和霸权,这无论是否巴特的本意,都是俺不能同意的,因为那无非是赶走一个“莫人治”又来了无数个“莫人治”。因此,在俺看来,后现代的读者可以不用像以往那样把揣度和还原作者的本意当作理解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目的,也可以不管不问作者的本意去任意解读某个作品,但这种悬置不能把作者“归零”,即无论作者有没有本意或者本意是什么,作者都是存在的,至少存在过。读者的权利和意义不能抹杀甚至替代作者的权利和意义。如果后现代诸公仅仅承认个人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唯我独大而不是以他人的权利和利益为边界限制或约束自己,那么,这在逻辑上和原理上就使一切社会不再可能,从而也就等于同时宣布这种主观的宣称不仅有害无益,而且是无效的。俺不知道,极端推崇个人权利的后现代诸公怎么面对和容忍别人的至高权利而不至于自相矛盾和自我解构呢?
其次,窟鬼先生的后现代观可能压根否认作者有什么固定的本意,这一点俺也有保留地同意。因为意义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物。所以他说,“那杜甫想表达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吕老师想通过‘引述’他的律诗传达什么意图?想借以表演何种身份认同?他通过这首诗‘表演性地’建构了什么?”在俺看来,按窟鬼先生的后现代逻辑,那杜甫想表达什么固然不重要,而吕老师引述杜甫的“表演”想传达什么也应该“不重要”,否则,难道因为俺们民俗学研究表演因而“表演性”地建构了什么就重要了吗?那已经死了的作者杜甫当年创作此诗时为什么就不是表演呢?如果不是,请给出理由;如果是,那吕老师引述杜诗,他也就可以被看作第二作者。既然后现代已经让“读者在作者的躯体上站立起来了”,那么,窟鬼先生还要问吕老师引述律诗的“意图”、“想借以表演何种身份认同”和“建构了什么”岂不是又回到揣度作者原意的前现代老路上去了?在俺看来,作为后现代读者的窟鬼先生当然有权、有自由“任意”解读某个作品,但按后现代的规矩和伦理(假如有的话,俺是按窟鬼先生的理路猜的),这些被解读出来的意义与原(无论第一作者杜甫还是第二作者吕老师)作者都已经没有关系,这些意义的“版权”只属于后现代的读者个人;也就是说,按后现代的“逻辑”,任何读者对作品有任意解说和理解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和意义只属于读者自己,而不能再“安回”作者头上,也不能因此而取代或者抹杀作者的权利
(2)窟鬼先生说,“任何试图固定文本这统一意义的努力都是前现代的;任何有意识地、表演性地应用文本的努力都是(后)现代性的。”尽管“前朝遗老”如俺者并不曾痴妄到去捕风捉影地固定某个作品的统一意义,但俺也绝不否认意义会随每次表演有所变化。俺想请教窟鬼先生的是,固定意义与统一意义是否可以等同?俺不知道,那些主张意义只在使用中和语境中、舍此无它的语言学家怎么考虑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词、一个句子没有(超语境、超具体应用的)基本的、大致统一的意义,你是如何选择、表演或使用它们的呢?后现代的读者又是如何可能解读和理解你的表演或表达的呢?比如,汉语“书”这个词,固然在每次被说出时才实现了它的具体意义,但如果它没有基本的、超语境的意义,你如何知道在具体言语表演时是选择“书”还是别的任何词?或者说,你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书”而不是别的词或句子来表意呢?假如语词只是在每次被表演和使用时才有意义,那么语言表达的交流(参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如何可能?为什么维特根斯坦会说不存在私人语言?也就是说,没有前现代式的意义,后现代的意义表达和理解如何可能?既然“吕老师的意图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解读出了什么”(看样子窟鬼先生至少还是承认“作者”有意图的),那么,按后现代的理解,提到甚至顾及“吕老师的意图”都是“违(后现代之)规操作”,你自己的理解应该与作者或表演者的“意图”完全脱钩,因为你作为后现代读者的解读只属于你自己的任意性。
(3)窟鬼先生好像写了一段后现代的宣言:
今天
任何人自身就是一个教派
任何人自身的思想就可以是一个教堂
任何表演性的引述都是一种建构
任何试图古典地界定意义的努力都是不合时宜的


看样子窟鬼先生还不完全是康德说的那种憎恨地面上一切牢固建筑的游牧者和怀疑论者,而是仍然要主张某种“建构”。在某种意义上,俺也同意窟鬼先生的这四句话。俺这个“不合时宜的”前朝遗老之所以还有点“古典地界定意义的努力”,恰恰是因为俺相信:管你什么前现代、后现代,理有固然、人有本然。当无数精力无限的人都去追逐无限丰富和变化无穷的现象时,俺这个遗老只是有限的个体“户”,俺只想弄点以不变应万变的原理就拉倒了。于是,俺想请教窟鬼先生:每个人都是一个教派、一个教堂、一种建构,然后呢?每个人都不和别人的一个教派、一个教堂、一种建构发生联系吗?即便你不想联系,能做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吗?除非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当然这个人还是不是人,俺存疑),否则恐怕是不可能。既然不能不联系,那怎么联系?需要彼此沟通、理解和尊重吗?如果每个人的一个教派、一个教堂、一种建构都唯我独大,那岂不是谁的声音大和力气大谁就压过别人、盖过别人?这方面,俺不知道后现代诸公是否考虑以及如何考虑?如果不考虑,俺看不出一贯边缘、弱势的民俗学以及民俗学者有多少咸鱼翻身的机会。那么,尽管俺也非常赞同窟鬼先生的如下观点,可如此一来,怎样才能实现这些美好愿景呢?

在当今世界上,民俗学与人类学要在全球遗忘的角落里
扮演苦难和剥削的见证人;
扮演使非暴力无政府能量从外围引向中心的助产士角色;
扮演颠覆、抗争、挑战一切权威的勇士的角色;
扮演希望、想象、勇气和信念的守望者的角色;
扮演乌托邦主义者的角色;


这些也恰恰是鲁提辖和俺近年倡导实践(未来)民俗学的目的之一。呐喊、发声和呈现固然是一种办法,但当你因为主观能力的局限和客观条件的不允许等等原因而喊不出来、发不出声和无法呈现时,民众个人和民俗学者个人该怎么办?
俺这个前现代“遗落”到你们后现代,可能难免提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俺特别赞赏窟鬼先生勇于提问的勇气,而且的确如他所说,问题说不说都在那里——理不辨不明,事不说不清。因此,为了体现对话诚意,俺还是要野叟献曝。有不妥之处,还请窟鬼先生指正。

[ 本帖最后由 户晓辉 于 2015-12-6 12: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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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哈,这窟鬼先生对俺这个遗老有所不知,你看那鲁提辖一面讽刺俺为老“鲜肉”,一面说俺“单纯”,说白了就是缺乏幽默感的“幼稚”。其实这些都事出有因——还是那鲁提辖了解俺:俺出幼稚园时,却忘带了一部分精神,因此,俺的这部分精神也就不知幸也不幸地没有随身体一起老去,于是它们就一直停留在“认理不认人”的幼稚园水平,以至于与十面霾伏的中国社会格格不入,着实让俺吃了一些苦头,让俺这个吃货吃不消、吃不开、吃不了兜着走,如此等等。所以遗老如俺者又有一部分是长不大的老顽童,译成当下的话岂非老“鲜肉”者乎?因此,窟鬼先生如果以为俺在无原则地袒护那鲁提辖,那就把俺这个老顽童误会为中国式“成人”了,你要知道,那种“成人礼”俺是没资格“过户”的。
俺不知窟鬼先生从哪里看出俺“霸权式”和“言行不一”?窃以为俺的帖子写得已足够清楚:俺承认并尊重窟鬼先生自己的后现代解读权利,只是强调厘清不同权利的界限以防止它们相互遮蔽、替代和越界。
窟鬼先生描述的表演性审美境界,着实让俺这个也勉强算美学出身的“不肖子弟”羡煞!只是这种桃花源式的愿景看起来很美,却令俺这个遗老透过中国社会令人窒息的雾霾怎么也兴奋不起来。俺不知道“对现实漠不关心”的“表演”如何能够将生存变成“消遣,而不是苦役”,也不知道人是否可以一直“将在表演中而不是在需要中生活”?也许在中国这个充满各种表演的社会里就只需要表演、只能表演了不成?俺对此当然是怀疑的,有拙文为证:《纯粹的角色生存能否让我们过上好生活?》(《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2期)俺仍然觉得窟鬼先生的描述更像中国式的暗恋桃花源(个人的主观想象),而不像外来的乌托邦(社会的理性建构)。当然,这也符合窟鬼先生所谓西方不适合中国的一贯主张,不过今晨俺坐着公共汽车穿过京城迅速浓重起来的雾霾来上班时想:窟鬼先生眼下操持的民俗学和中国所有的现代学科,岂不都是来自西方?它们如果没有普适性怎么就被中国堂而皇之甚至理所当然、安之若素地接受了呢?中国特色论者难道不应该把这些舶来品悉数扫地出门并以此来反对和清算它们的“霸权”吗?
对了,俺顺便提醒窟鬼先生,据俺所知,你那“超哥哥”可不是“康德”派的[“户老师(与超哥哥)马上就变得不那么‘康德’了”]。那康德对西方(乃至全人类,我愿意承认这一点,尽管许多中国人可能不承认)大得海了去了的贡献之一就是让人们言行一致地向善。
至于俺这个遗老的言行是否一致,俺想,还是用不着俺自己来饶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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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鬼“何时变”窑鬼“?

爱东的打字法肯定比俺的拼音打字法高级,那西山一窟鬼先生本来就已经够阴森的了,你又给变出一个更阴森的”窑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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