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理所当然”
丙中、萧放二兄已经率先贴出了论文题目和框架设想，愿不愿意响应老大的号召（见老大的跟帖）向二兄学习，那就看有心人“态度的同一性”了。
老大在昨天的评论贴中说：“当然，我这里并不是硬要[把]丙中和萧放的‘问题’联系起来，而是把二位思考问题的前提联系起来，因为你们的前提有同样的无需质疑的性质，关于这一点，张勃的‘15问’毫不留情地问了个痛快（真棒！）。也许，面对学生的提问，两位老师都要重新考虑，你们并不质疑的思考前提——‘民俗生活’的正常状态——是否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如果有，理由何在？”这话说得好！
为了说明我的理解，我得绕点圈子。去年，有一位研究唐代文学的同事告诉我，他对我们的研究有些看法。他的意思是，民俗本来是老百姓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事情，人家老百姓并不觉得有什么，偏偏你们这些学者……我立即接过话头说，你的意思是民俗结束的地方才开始了民俗学的研究，我们是河东好事者、吃饱了撑的？他笑而不答。后来我反复想他的意思，觉得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我们学科的有些人认为，民俗学就是经验的学科，而且学科史向我们展示的似乎主要也是一门经验学科的历史。经验一般是不反思的，一旦反思，它就成了对经验的经验。可是，民俗学从起源时起如晓春兄说的不是老百姓自己的“概念”，而是学者的“概念”。换言之，是学者对老百姓不反思的民俗经验的反思。所以，民俗学本质上就是反思的学问，没有反思就没有民俗学。因此，我主张区分民俗学者与民俗专家，尽管严格说来后者（与处在民俗之中的老百姓相比）已经有了反思。民俗学者研究民俗本身就是对这种民俗的反思（无论学者自身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民俗学的理论总体而言则是对研究的研究，是研究的“警察”。所以，老大要问丙中、萧放二兄的前提，所以老大和我都觉得张勃的15问问得很棒！
从根本上说，民俗学本身就是在老百姓不起疑处起疑（访民问“俗”），也就是当代德语国家民俗学中所谓的追问“理所当然”（Selbstverstaendlichkeit，不言而喻，不假思索，也相当于晓春兄所谓“不证自明”）。今年10月，丙中兄和俺将去东京参加岩本通弥教授的一个国际会议就叫“再问理所当然”。
显然，最初，民俗学者在问老百姓的理所当然时忘记问自己的理所当然（我凭什么和为什么“理所当然地”来问老百姓的理所当然？），只是晚近以来，民俗学学科自己的自觉反思越来越强了，（也仅有）个别学者才想起晓春兄说的“问题就出在[民俗学者以为可以不证自明地问老百姓的理所当然]这不证自明之中”，这个问题本身也隐含着民俗学的目光从俗向民（人）的转变——却原来“民”也是和我们学者一样的人！这样一个判断现在看来不言而喻且“不证自明”，可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它不仅不是不言而喻和不证自明，而且压根不成其为问题。民俗学者在发现民的主体性时实际上也是发现（觉悟）了自己的主体性。
民俗学以前研究俗或者主要通过民研究俗，现在是通过俗研究民（人），而且公然宣称要研究日常生活，凭什么？凭民俗学终于认识到，小民（德语中老百姓或普通人叫die kleinen Leute，字面意思：小人物）也是主体的人因而有人的生活权利和自由意志。从民俗到日常生活的转移不仅是民俗学研究对象的转移，而且是研究理念的重大变化：日常生活之所以不再是遗留物，因为日常生活是主体的人的创造过程。当代民俗学眼中的人不再是被动地保留和传递遗留“物”的机器，而是有尊严、有自由、有主体性的（人）民。这在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全的现实，而是有待我们民俗学者用米勒有尊严的眼光去看的事实（参见老大的帖子：“因为米勒的画笔，法国的农民从此有了尊严”和俺的跟帖）。但这是一个前提：我们的保护，我们的服务，我们的原生态和生活本来的秩序的维护和恢复，如果失去了这个前提，那就可能越俎代庖或者出现诸如民众自己想变而我们（学者、官员等等）不想让他们变（想让其保持原貌）之类的问题——“我们是将其理解为革命的后果，还是理解为民俗自己的革命？”（夏循祥的帖子）也就是说，我们在反对“革命”的同时恰恰可能又在对老百姓的生活造成新的“革命”、干扰甚至破坏。
民俗学一味地保持原貌和复旧情怀带有与生俱来的非理性倾向，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把这种倾向导入理性的轨道和现代的轨道。民俗的现代化不是一个我们要反对的“革命”，而是必须的，正如夏循祥兄帖子里说的那种“杀海豚节”。所以，在这方面，丙中兄似乎可以对意识形态造成的不必要革命与民俗本身“与时俱进”必须的革命加以区分。窃以为，丙中兄这些年在扭转意识形态对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或民俗生活的干扰方面做过非常敏锐的思考，但是其中的有些环节还是需要补上。日常生活是否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如果是，在什么意义上？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形态、是整体还是包括局部？是像河流一样无论怎样流和流到哪里，都应该顺其“自然”、不受干扰？
再比如，放兄说的孝道，尽管会得到许多当代汉族人的认同，但从现代价值观看来，仍然值得再思。正如“贱内”的称谓已经与现代价值观发生冲突一样（见俺给老大帖子：“因为米勒的画笔，法国的农民从此有了尊严”的跟帖），费孝通先生1936年曾说：“一个生长在一百年前中国文化中的人，根本就不会对孝字发生问题，于是根本就不会懂得孝在文化中的真正作用。若是这时有机会到澳洲去看见有一种土人到父母年老时就杀了来充饥时，孝的方式和意义就有发生问题、要求解答的机会了”（《芳草茵茵——田野笔记选录》，第73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二十四孝与澳洲土人杀父母充饥，或许是两个极端。这种对比可以提示我们，孝不一定是人性所必需，尽管我也主张尊敬父母，但是否一定报养育之“恩”呢？不一定！我去年在太原说，我们汉族人到现在还在过分强调孝和养儿防老，其实很自私，因为把本来应该无私的母爱、父爱变成了利益和成本算计关系。中国的父母都说子女欠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子女要孝，但我们都忘了一点：我们每一个人何曾是在得到别人的同意或认可（假如可能的话）之后才来到人世的？我曾经见过子女在与父母闹意见时反问道：“谁让你生我的？”父母往往无言以对，或者拳脚相加。
既然是父母决定要孩子（尽管不少父母可能是在没有想清楚的情况下就“要”了，但行为事实就是最好的、也无法否认的决定），就要养孩子，条件允许的话还要尽量养好。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可是，中国传统却把主体意志的因果关系偷换成了子女欠父母的债这样一个事实关系，而且隔代相欠、代代相还，还也还不完。我非常赞成周作人1919年提出的主张，“父母生了儿子，在儿子并没有什么恩，在父母反是一笔债……在自然律上面，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所以父母生了子女，便是他们（父母）的义务开始的日子，直到子女成人为止。世俗一般称孝顺的儿子是还债的，但据我想，儿子无一不是讨债的，父母倒是还债——生他的债——的人。待到债务清了，本来已是‘两讫’；但究竟是一体的关系，有天性之爱，互相联系住，所以发生一种终身的亲善的情谊。至于恩这个字，实是无从说起，倘说真是体会自然的规律，要报生我者的恩，那便应该更加努力做人，使自己比父母更好，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子女的债务——使子女比自己更好，才是正当办法”（《祖先的崇拜》）。所以，窃以为，孝道不是理性的道理（不讲“理（性）”），与其在现代社会推行（无论是否改良的）孝道，不如提倡父母与子女的互敬互爱，同时，把古代政府以孝的名义推卸掉的社会养老责任由家庭子女那里还给现代政府和社会（当代的社会养老正在做这件事）。
总之，请原谅我又扯远了。我们现在讨论学科问题的前提之一是：我们研究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及其生活。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意愿和意志。尽管人们的生活方式可能千差万别、日新月异，但如果缺乏贯彻现代共同的和普遍的“共识”——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格的尊严——的制度保障，好生活就不会到来。除非有人说，“我只求活着，不想活得好，活得有尊严，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格的尊严这些东西是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也不是好生活的标准，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还得再问“理所当然”：好生活有没有共同的标准？如果想要这样的生活，中国以前的生活秩序或平常状态是否就是好生活的正常状态？民众自己如何判断？当民众认为理所当然时，学者有没有必要和权力再去追问这种理所当然并且与他们对话这种理所当然？
于是，俺好像又回到张勃的那15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