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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概念的当代阐释”学术研讨会网上预备会

本次研讨会参阅文献

高丙中《有序“通过”:过渡礼仪的社会科学探索》写道:“过渡礼仪是人类文化的一项伟大发明。过渡礼仪曾经由人类学、民俗学做出卓越的学术贡献。[但是,]这一学术发展史的路径[也]限制了人们的视野。”
    根据我的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过渡礼仪”是由民俗学家范热内普提出于前、特纳踵之于后而逐步完善的概念或命题,于人类学、民俗学学科的成长居功至伟;但是,如若仅仅视“过渡礼仪”为人类学、民俗学的私家法宝(概念工具),或者仅仅视过渡礼仪为有着特定“标定”的仪式化行为,则又会限制人对自身存在本质的理解。实际上,即便是民俗学们,对过渡礼仪的研究也已经超越了“过渡礼仪”的概念限定。
    以下是会议召集人为诸位看官早已预备好的本次研讨会的参阅文献,现因高丙中的有感,决定提前发布:

1,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收入高丙中《民间文化与公 民 社 会——中国现代历程的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第四章“行香走会:建构象征的‘紫禁城’”,第六章“皇会:清末北京民间香会的最高追求”,人民出版社2006年
3,高丙中《一座博物馆—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收入高丙中《民间文化与公 民 社 会——中国现代历程的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4,施爱东《“过渡礼仪”视角下的“学术革命”》,选自施爱东《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绪论”第六、七、八、九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已由施爱东本人贴在网上,(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 ... page%3D1&page=1
5,陈泳超《规范传说——民俗精英的文艺理论与实践》,《文化遗产》2014 年第6 期

    这几篇(部)论文(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对经验现象做纯粹事实判断的“描述性”研究,借用刘魁立先生的话说,他们都是以“外科医生”的身份从事写作。高丙中自诩以“呈现社会事实”为己任,而我也尊陈泳超、施爱东为“自然科学家”。请注意施爱东《“过渡礼仪”视角下的“学术革命”》最后一句话:“由于理论素养有限,我只能分析到这里,接下来该如何阐释这一过渡礼仪的文化意义,有待于‘老大’的指教。”其实,哪里是“有限”!果真是“有限”,施爱东就不会去批判二十年目睹之学界怪状,他只是因其科学家的素养,自觉地甚至是“本能”地谨守经验科学的“描述性”方法论疆界,对先验意义的实践建构引而不发而已。
    但是,正如我的学生对我的质疑,学者们对民众“建构”(吴效群)的“描述”仅仅是“描述”仅仅是理论吗?“让……在知识上成为可见的”难道就不是建构,就不是实践吗?本人现在还不准备答疑,研讨会上见分晓。

[ 本帖最后由 吕微 于 2015-12-1 14:3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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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片预告

本院线新引进大片
片名:《未来民俗学导论》
编剧:户晓辉
导演:户晓辉
主演:户晓辉
新片发布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5年12月11 日

   此前,户晓辉已成功地自编自导自演“小成本”电影《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请欣赏其中“什么是当下性中的未来”“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向‘未’来开放”。记住,12月11日上线,户晓辉的影迷们万万不可错失良机!

[ 本帖最后由 吕微 于 2015-12-1 14:5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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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陈泳超 于 2015-12-1 12:22 发表
耶,原来早就有“西山一窟鬼”了啊?我上来第一个帖子还自比为“西山一窟鬼”呢,有辱令名,惭愧!惭愧!
重入江湖,确实应该先拜一圈码头的。这样冒冒失失,一不留神就冲撞大神(鬼)了呢,哈哈
我原也以为泳超在影射杰文呢!敢情是“冒失鬼”冒名了“一窟鬼”。

[ 本帖最后由 吕微 于 2015-12-1 15:5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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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45# 的帖子

出色的现象学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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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西山一窟鬼 于 2015-12-1 11:40 发表
既要反对中国民俗学界的“左派”,即绝对的田野主义者,比如陈泳超大侠;也要反对“右派”,即玄奥的康德主义者,比如吕微、户晓辉大侠。
要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走“实践”“表演”的道路。
既要反对中国民俗学界的“现代派”,即古典主义经验论者,比如陈泳超等一代当红大侠;也要反对“后现代派”,即超现实主义经验论者,比如西山一窟鬼等一辈后生可畏新新侠。
要在尊重普遍原则的前提下,走”表演“”实践“的道路。

[ 本帖最后由 吕微 于 2015-12-1 15:5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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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正、反方到三国鼎立

说的也是!本想把会议弄成个正、反方,不想半路上又杀出个程咬金,变成了三国鼎立了,罢了罢了!其实,那西山一窟鬼已经给大家都派好了角色,就看你到了会上敢不敢应承了,不要学那美利坚说什么不持立场,您就自动选边站队吧!

[ 本帖最后由 吕微 于 2015-12-1 19:4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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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西山一窟鬼 于 2015-12-1 11:40 发表
既要反对中国民俗学界的“左派”,即绝对的田野主义者,比如陈泳超大侠;也要反对“右派”,即玄奥的康德主义者,比如吕微、户晓辉大侠。
要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走“实践”“表演”的道路。
我诚心诚意地接受西山一窟鬼反对“玄奥”“要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走实践表演的道路”的批评,西山一窟鬼第一节的题目是“反思仪式研究的学术史”,实践了其“尊重历史”的诺言,也纠正了我关于“仪式研究学术史”的诸多“玄奥”的不当言论,谨此向诸看官陪个“不是”。本人特此声明:关于学术史方面的知识,在在下与窟鬼之间,请诸看官以窟鬼的“话语”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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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再战 军情解码

时间:2015年12月2日
地点:XX电视台“军情解码”栏目组演播室
对话人:XX大学战略忽悠局局长张XX将军
       XX电视台“军情解码”栏目组主持人

主持人:
    张将军您好!今天把您请到我们栏目组,是想请您对12月11日即将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召开的“经典概念的当代阐释:过渡礼仪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学术研讨会做一次形势分析和军情预测。我们都知道,前几天巴黎恐怖袭击,这几天北京雾霾爆表,值此非常时期,上级三令五申,不得妄议国政。于是有一帮民俗学者试图用穿越历史、改变历史的办法,化危局于无形。现在就请您对此事做一番解说,他们的努力能否成功?

张将军:
    主持人好!北京今天已经是蓝天白云,看起来危局似乎不那么严重了;但是,警报可以解除,病根没有根除,而这帮人的努力是着眼于长远,所以无论办法得当与否,良好愿望应该肯定。分析好说,预测难当,天算不如人算嘛!从目前网上和我得到的一点有限的内部资料看,这次会议的几员大将都已经在网上亮相了,主要是:鲁提辖,CYC,施爱东,陈连山,户限先生,西山一窟鬼先生,高丙中,张举人……还有其他潜水的,我就不知道名字了。
    据会议临时召集人鲁提辖说,会议原本打算设正、反方,以“克智”促GTP指数(该指数今年下滑);但没想到(天算不如人算嘛),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那窟鬼先生一搅局,风云突变,正、反方刹那间变成了三国争霸(其时三国尚未鼎力,赤壁之战实实决定了后来三分天下的格局),于是赤壁再现。那我就来分析一下目前这三国四方各自的实力和战略、战术。不是说三国鼎立吗?怎么又成了三国四方呢?三国说的是中国大陆民俗学界的派别分野,但不是还有个来自美利坚的张举人吗?所以是四方。
    先说张举人吧!鲁提辖本来是打算把张举人请来,奉为上宾,供以上座的。但问题是,你美利坚打阿富汗、打伊拉克,那是巡航导弹对AK47,专拣软柿子捏;可这里是中国的地盘啊!即便你是101空降师的,也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我看了内部资料上张举人提交给会议的“讨论提纲”,想说的话太多,重点不突出,线索不够清晰,这怕有点麻烦。那中国民俗学界可都不是善主,一个个刀法了得,专拣你的破绽下手,我怕张举人最后弄不好大权旁落,只落得个徒有皇帝虚名的汉献帝(四方之一就是指的三国之外流亡海外创建了美利坚却仍然偏安一隅的张姓汉室),即便有周星在日本通过WIFI视屏发言支持献帝,美日联手,也兴不起多大风浪,关键还是张举人本人的现场发挥,发挥得好,才能重振汉室雄风。
    再说魏公这一派。在目前中国民俗学界,这一派人执学界牛耳,魏公手下谋臣无算,猛将千员,在三国之间,至尊地位,难以撼动。尽管这次会上,魏公只派了CYC代表出战,那施将军投了名状却不能参加会战(他要去收复台湾),但因为这一派人的主张占尽了学界的天时地利,所以,即便CYC一将出马,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也足以独当一面。这一派我称之为经验论派,他们主张以事实为凭,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当然,这一派人因为人数众多,学术思想上的主张也不尽一致:有人主张把个别事实判断与普遍价值判断分开,用刘魁立先生的话说就是外科医生(社会科学)治外伤,内科医生(人文学科)疗内患;但也有人主张,价值判断从事实判断出,理论从经验出。但是因为经验事实的多样性,他们也就顺带着主张理论的多样性和价值的相对性,反对普世价值,反对绝对理论。估计在这次会上,如果美日联手,再加上代表魏公出马的CYC挟天子以令诸侯(毕竟魏公与汉室的学术思想主张是一致的),在会上控制话语权是完全可能的。
    三说蜀地。蜀地的主张,目前在学界几乎没有什么反响:其一是因为这一派人目前扛大旗的也就是户限先生和鲁提辖两个人,这次会上,蜀地无大将,只好户限作先锋;其二是因为这二人从来不讲什么战略战术,只是一意孤行,认定思想的力量能够改变世界,岂不是童话看得多了,陷入了先验幻相。但他们的主张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他们反对理论出自经验,价值判断出自事实判断,即,理性原则不是对感性经验的抽象,而是理性对自身的先验反省;进而认为,出自事实的只能是习惯(休谟),事实尽管是实然的却也是偶然的或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所以,他们主张从理性的普遍原则出发看待事实、对待经验,故可称为理念派。我估计,在这次会上,这一派人的主张仍然不会收获多数与会者的点头称是,不仅不能于华容道上擒获孟德,云长反被人绑了票也未可知;即便是奋尽全力九进中原,最终也只能落得个丢盔弃甲落荒而逃,退缩蜀地。
    四说吴地西山一窟鬼。这一派人目前看起来只有窟鬼先生一人担纲,但那窟鬼可是正当“小乔初嫁了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主儿,实在是不可小觑。那西山一窟鬼既反对科学主义的经验论,更反对玄而又玄的理念论,他主张学术研究应该建立在对学术史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如果遗忘了理论的来龙去脉(学术史),理论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女子。窟鬼认为,无论经验论派还是理念论派,都在有意无意地遗忘学术史,特别是理念派的鲁提辖,总是用哲学史、思想史的逻辑推断民俗学学术史的事实走向,但具体学科总有具体学科的特殊性,总不能用哲学史、思想史一概而论吧!所以鲁提辖每每用哲学史、思想史的宏大叙事讲述民俗学的故事,就一开口满篇出错,害得窟鬼先生忙不迭地给鲁提辖补台;但那鲁提辖竟浑然不觉,一错再错,让窟鬼先生失望之余,决定另立山头,并言之凿凿:“彼应取而代也!”但这窟鬼先生也有软肋,作为一名后现代经验论者,他已经完全不再相信任何理性原则的普遍性,所以他眼中的学术史也就只能是没有目的、没有方向随波逐流的学术史,这样一来,即便学术史能够为我们提供理论方法,也就仍然只能被用作实用主义的手段工具,于是窟鬼先生最终又回到了经验论的老路上。
    以上就是我本人对这次会上即将与会的各派力量的主张和实力,就目前的形势所做的分析,预测谈不上。就一次会议来说,“来往都是客全凭嘴一张”,全看现场发挥的怎么样了。至于大的学术走向,我倒是以为,如果西山一窟鬼先生能够消化地接受经验论和理念论各自的优点,克服其缺点,也克服自身的缺点,那么,我还是更看好这位吴地公瑾,尽管这次赤壁大战的短暂结局,可能是汉、魏联手,重构了历史,两千年后,既避免了恐怖,也消弭了雾霾;但长远看来,毕竟长江后浪推前浪,西山一窟鬼能够笑到最后,独领学界风骚,但要继续辗转于雾霾与恐怖之间。但愿我不是乌鸦嘴!

主持人:
    谢谢张XX将军今天为我们广大电视观众,中肯地分析了中国民俗学界目前的理论-方法论格局,让我们能够从理论-方法论格局的高度,看待本次会议参会者们在讨论具体问题时的理路背景,从而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谢谢张将军能来我们电视台演播室做客!谢谢!

[ 本帖最后由 吕微 于 2015-12-2 17: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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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59# 的帖子

只见那《三国》《水浒》“两厢里打将起来也,只苦了坐在当间、动弹不得、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的紫胡子兽医……真是泼天价的冤枉!”
        就这,那“紫髯伯”还念念不忘:
          “俺是兽医,俺既不反对右派,即玄奥的康德主义者,比如吕微、户晓辉大侠,也不反对后现代派,即超现实主义经验论者,比如西山一窟鬼等一辈后生可畏新新侠。俺既乐观要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走实践表演的道路,俺也乐观要在尊重普遍原则的前提下,走实践表演的道路。本着众生平等的兽道主义和平理想,谁做的买卖漂亮俺就欣赏谁!”
        文笔既无出其右,境界亦属上乘,真是德艺双馨紫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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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合法性(意义)在哪里?

施爱东《“过渡礼仪”视角下的“学术革命”》写道:
       “一般而言,学术革命不会只遮蔽一个既定的旧偶像,相应的还将唤起另一个新的旧偶像以取而代之。‘以旧换旧’是自汉唐以来中国文学革命的老传统,重立一个新提拔的旧偶像无疑代表着一种新的学术追求。2002年钟敬文先生去世之后,顾颉刚及其始于1924年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反复地被青年学者们抬出来加以重新阐释,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静悄悄的革命背景。”“打着顾颉刚范式的旗帜,是不是真要回到顾颉刚范式的旧路上去,那是另一回事,关键是,革命时期需要这样一面具有学术号召力的革命大旗。与学者们对顾颉刚研究范式的弘扬相应的,是对钟敬文学术思想的再反思。”
       的确,顾颉刚是十年前的一代中国青年民俗学家给自己树立的革命偶像,为此,施爱东写过多篇讨论顾颉刚科学方法、科学范式的论文,其中最有名的怕是:

       施爱东《顾颉刚故事学范式回顾与检讨——以“孟姜女故事研究”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其他若:

       施爱东《“弃胜加冠”西王母——兼论顾颉刚“层累造史说”的加法与减法》,《民俗研究》2011年3期
       施爱东《试析顾颉刚的民俗研究方法》,《民间文化 》2000年Z2期

       其他人如:

       户晓辉《论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科学方法》,《民族艺术》2003年第4期
       吕微《顾颉刚:作为现象学者的神话学家》,《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

       真是不约而同(主观间的客观性)!
       显然,顾颉刚这面旗帜被赋予了作者们目的论的革命(仪式)理想,换句话说,他们通过“顾颉刚”这个仪式化的偶像,把革命的“小我”与一个被公认的革命的“大我”联结起来,从而用“大我”赋予了“小我”以合法性。这就好像亚里士多德定义概念的方法:人是两足动物。一旦用“两足”这一性质规定性(偶像、旗帜),把人与动物这种内涵更小外延更大的对象联结起来,人就获得了自身的本质规定性(合法性意义)。同样,当年的青年民俗学家用顾颉刚的科学方法,把自己与学科真理这个好像更小其实更大的对象联结起来,赋予了自身以道德合法性,因为在这里,科学方法是达成学科真理的必然手段,于是使用科学方法就代表了学科伦理。
       任何仪式,都有一个目的,而目的正是仪式合法性(意义)的来源,问题是,仪式自己用什么手段把这个目的表达出来,从而使仪式自身的合法性(意义)得到彰显?而有时候,仪式(如习惯)并不用什么手段(如神话)表达自身的目的,仪式就是仪式自身,并不表达别的什么,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识别仪式的目的(合法性意义)呢?以此,心理学家(例如佛洛依德)发明了象征描述法,马林诺夫斯基则发明了功能描述法;但是,一项仪式,其(可以直观的)功能往往是多方面的(象征也是一样),于是,人们在仪式的语境中上穷碧落下黄泉,拼了老命立体地描述仪式的多维度合法性意义,从而陷入了立体描述的无穷后退而不知所终。
       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的问题,人是两足动物,人是政治动物,人是理性动物,人是语言动物,人是符号动物……人——仪式也是一样——其自身的意义或合法性,是通过与他物相联结才可能被规定的,但是联结到何物之上,才能够规定人(仪式)的本质(意义合法性)呢?施爱东通过顾颉刚给出了一项“仪式学”的回答——还有,前面已经提到,范庄人把龙牌联结于勾龙,洪洞人把地方传说联结于国家神话(规范传说)——这些都是我感兴趣的。

[ 本帖最后由 吕微 于 2015-12-3 21:5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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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棋推衍

问题出在哪?
——关于目前会议形势的兵棋推衍

时间:2015年12月4日(星期五)
地点:XX大学战略研究室
军事专家:战略忽悠局局长张XX将军

            截至今天凌晨5点钟,根据“经典概念的当代阐释:过渡礼仪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组收到的论文(包括提要和网上发言),研究室分析了目前的形势,虽然兵棋推衍的最后报告还未出笼,但我现在可以把几位主要发言人的立场、观点——按照“扑克牌通缉犯”的(身份、年龄)分类方法,可惜发言人中没有姓        Q 的——先归纳、演绎一下,以解广大观众兴趣、关切的燃眉之急。

周星【梅花K】《东亚社会的成人礼与成人问题》《“搬运”日常的仪式》
张举文【方块K】《有关过渡礼仪模式的扩延与分析方法的思考》
高丙中【红桃K】《有序“通过”:过渡礼仪的社会科学探索》
王杰文【梅花J】《“演礼”以“成人”——中国古代成人仪式的理想与实践》,《“我们自己搞一个仪式”——关于“仪式话语”之“表演性”的思考》
陈连山【红桃J】《神圣叙事作为一个概念》
施爱东【方块J】《“过渡礼仪”视角下的“学术革命”》
陈泳超【方块A】《规范传说——民俗精英的文艺理论与实践》,《一次人神合谋的民间调停——以“动力学”致敬“过渡礼仪”》
吕微【黑桃A】《“描述”还是“建构”?——对话张举文》
户晓辉【红桃A】《未来民俗学导论》

        以下是我归纳的主要发言人的立场和观点,以及根据各种立场和观点建构的“应该”的逻辑关系(仅仅是兵棋推衍的结果,事实以现场或WIFI为准):

1,        仪式必然有目的。【方块K】【梅花J】【梅花K】【黑桃A】
2,        目的必然以理由为条件。【方块K】【梅花J】【红桃J】【黑桃A】
3,        这个理由或者是理想的,或者是手段的【黑桃A】
4,        有目的的仪式一般能够顺利通过。【方块J】【方块A】【红桃K】
5,        后现代还需要仪式吗?【梅花J】或者,还需要“仪式”这个概念吗?【方块A】
6,        后现代应该需要仪式和“仪式”这个概念,而且多半能够顺利通过。【红桃K】
7,        仪式不一定能够顺利通过,但这也许是好事。【方块A】
8,        上述立场和观点的差异,是“仪式”这个概念的描述性和建构性不同使用方式(方法论)造成的。【黑桃A】
9,        因此,克服方法论(不同的概念使用方式)矛盾的方法论就是:从眼光向后的理论民俗学,到眼光向下的理论民俗学,再到眼光向前的实践民俗学。【红桃A】

                                                                                          ——张XX(12月4日12时30分)

[ 本帖最后由 吕微 于 2015-12-5 11:5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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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桃老A向梅花J致意!

今日之西山一窟鬼,好像不是去年的窟鬼了,整个换了一条“鬼”!羡煞人也!请教窟鬼:“吕、户的立场容易产生文化上的短视与排斥性”,没太明白,能再解释一下吗?黑桃老A向梅花J致意!

[ 本帖最后由 吕微 于 2015-12-4 16:2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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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75# 的帖子

“事实上,吕老师之前曾提出过‘超现实主义民俗学’的概念”,我提出过“超现实主义民俗学”?应该是西山一窟鬼提出吧?不敢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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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79# 的帖子

晓辉说鲁提辖“狡猾”,鲁提辖自己也承认,而且反唇相讥晓辉单纯;鲁提辖还自诩“黑桃老A”,不“黑”(心理阴暗)怎担得“狡猾”(左顾右盼)的虚名?但老讷以为,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最“狡猾”的人莫过于杜甫了,有诗为证:

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
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
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
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
正思戎马泪沾巾

[ 本帖最后由 吕微 于 2015-12-5 08:3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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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至少是一个民粹主义的辩护

除了解释一下,我可没有骂西山一窟鬼“无儿”的意思(不过解释也没用了,解释权在窟鬼不在我),我理解窟鬼想借此表达的真正意思是:怎样解读“又呈吴郎”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解读这件事情本身的建构性,而现在的建构(上帝死了以后)都是后现代性的相对性建构,不再有现代性统一性建构的位置,这对于我们理解仪式在今天的作用,有重要的意义。
        以下是读到窟鬼“秀才杀人不用刀”之前写下的一段话:

“普遍性”:至少是一个民粹主义的辩护
(实践逻辑辩护暂时空缺)

        我对杰文的看法与一年前大不一样,所以有“今日所见窟鬼非去年所见窟鬼”之说。例如:

          “大多数民俗学家不加反思的经验性立场又会堕入到一个个局部与个案中去,丧失了民俗学研究思考普遍性与合理性问题的基础。”
          “仪式乃至一切民众日常生活并不只是其实践主体的个人反应,在这些表现为个人行为的现象背后应该存在着主体间的价值。”
          “从规范的立场来说,民众日常生活也不会绝对免责于道德与政治批评。总之,在经验的实存上,它是他律的;同时,在规范性原则上,它又是相对自律的。”
          “现代性暗含了在研究对象上产生普遍共享的、批判性价值决断的可能性。尽管公共性的理念存在许多争议,但是,价值多元论并不排除在民众文化与日常生活问题上存在跨文化批判对话的可能性。”

        以上这些说法,我无法想象一年前的窟鬼能够说得出来。当然,这并不说我与窟鬼的立场、观点就完全一致了;但我承认,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我与窟鬼之间的差距较之一年前有明显缩小。所以,尽管对话之难经常难于上青天,我仍然要为对话做不懈的努力,因为我信仰康德,坚持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清醒的理性。
          “普遍价值”,曾经是我、晓辉、连山,与窟鬼之间最大的争论。我同意晓辉说“普适价值的存在是逻辑推论的结果”,但普遍价值是从哪里推论出来?推论一定要有一个推论的前提条件,没有前提条件,凭空推论不出普遍价值。如果,我们一方面承认普遍价值,另一方面又不承认推论有前提条件,那么,普遍价值就只能是:或者出自先知的先觉,或者出自上帝的启示,而这两者都是神秘的。我现在还不是宗教信徒,我现在还信仰人的理性而不是信仰宗教信仰,所以我会断然否定普遍价值的神秘主义出处,我会坚持普遍价值出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普遍理性和普通理性。但是,既然普遍价值出自人的普遍理性,那么,无论是西方人(文化)还是东方人(文化),都有给出普遍价值的理性条件,只是在时间(历史)中,“闻道”有先后不同而已矣。但是,人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所闻之“道”(普遍价值)尽管是“善”的,但不可能是“至善”的;因为,人是有限理性存在者,所以康德说,有限理性存在者在其此在的一生中唯一有权做的事情,就是朝向绝对至善的永恒趋近。而且在现实中,人们也是这样做的——追求普遍性——无论东、西,有时,人们认为他们已经追求到了绝对的普遍性,但实际上,他们追求到的只是相对的普遍性,以此,需要人们不断地对自认为已经追求到的普遍性做不断的修正。
      在古代,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种文化(至少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追求普遍性的民族、文化)不认为自己是处在宇宙-世界的中心(普遍性的巫术幻觉),他们往往称自己居住的都城为天下之中,因为只有居住在天下之中,才能够在天地之间与神保持最近的巫术距离(古人已经懂得“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直观公理,即普遍性真理的原始形式)。于是,当两千多年前齐国稷下邹衍说出“大九州套小九州,中国只是九九八十一州之中偏安最东南一角的赤县神州”的天下说,你可以想见,那是一种怎样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境界?邹衍认识到,即便你并不是处在天下之中,你仍然能够得到神的护佑,因为现在你凭借的不是巫术,而是道德:神只眷顾有德之人(上帝只救助自助者)。于是,地理上的宇宙中央、世界中心可以在西方(学者们考证,昆仑山最初在中原后来移到西域,这符合从巫术幻觉到理性思考的合理化过程);但宇宙、世界的道德中心仍在赤县神州,尽管赤县神州地处天下的东南隅。那时的中国人自信心满满,他们相信,他们的手中掌握着普遍性的天道(仁),所以,普遍性并不从来只是存在于西方人手中,在东方人手中,也曾经掌握过普遍性的生杀权柄。
          我粗略考察过中国古代神话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藏、蒙这两个民族在他们各自的“轴心时代”(相对于唐朝和元朝时候),都先后放弃了本民族传统的自然宗教——苯教和萨满教,而改宗了佛教(“神话的历史化”);因为,吐蕃的赞普和蒙古的王爷们为佛祖无边的慈悲(众生平等)所动容,他们开始相信,佛教是比苯教、萨满教更具有普世性的宗教,即便是为征服世界(人心)的功利性考虑,统治者也会考虑向更具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开放乃至顶礼膜拜。从1840年开始,中国文化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所以如此说,就是因为,本土文化的入世论核心价值观遭遇到更具有普遍性的(基督教)超越性入世价值观的挑战,这是儒教第一次面临的空前危机(入世的儒与出世的佛互补,而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与当年先进的藏、蒙王公贵族一样,五四时代先进的中国人再次选择了放弃本文化的传统宗教价值观,而改宗来自西方的、更具普遍性价值观(基督教异端的马克思主义)。这说明,对普遍性的追求,永远出于人类的道德良知;而且在比较中,什么东西具有更高的普遍性,什么东西的普遍性较低,对于普遍理性、普通理性来说,绝非难以辨别之事(康德《实践理性批判》),而无论标榜普遍性的人是怎样地傲慢(“得理不让人”是人的普遍心态,我们自己在汉唐时也曾得理不饶人)。但是,你不能因为人家傲慢就自己也傲慢(其实是没有自信的打肿脸充胖子),拒不接受普遍性真理。
            回到西方人自己那里,也有一个不断修正普遍性的过程,以此,在所谓的西方后现代氛围中,后现代性思潮所追求的,仍然是每一个人普遍地应该拥有(天赋)的自由权利,即使之免遭以普遍性名义(利奥塔:恐怖主义)的现代性大屠杀。后现代以现代为条件,没有现代性提供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普遍性条件,就不会有后现代性对个体选择的自由权利的重申(就像甘地、曼德拉的非暴力主义只能发生于民主制度下)。因此,我总是怀疑,在后现代的条件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文化多样性相对主义的无条件拥抱,在反西方现代性普遍性的同时,却怀揣着某些集团利益的不可告人目的,因而这样的后现代性、文化多样性相对主义就总是一把双刃剑:对外相对的自由权利和对内绝对的专制权力的统一体。于是,当民俗学家们参与到像“非遗”这样的相对主义运动当中的时候,我就会怀疑,我们与意识形态的新一轮共谋已经开始(所以才有民俗学者勉力在“非遗”中加入普遍性的要素,以尽量消减“非遗”在集团内部可能造成的相对性危害)。
       民俗学家们经常认为,他们的反普遍性是在“为生民立命”,因而相信普通人、老百姓一定会认同他们的做法。就好像民俗学家进入到一个古老的村寨,惊叹于村寨的自然之美、传统之美,就天真地认为普通人、老百姓一定会拥护他们为保护传统文化的“为民请命”的正义感。其实这只是学者知识分子自己心理上的理论幻觉和审美幻觉(其时村民们正在想方设法逃离此地进入大城市,从而造成了万人空巷“无家别”的景况)——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现在,“文化多样性”甚至“后现代性”,很大程度上,已经是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和御用学者们从老百姓嘴里抢夺来以维护其统治地位、学者地位的金饭碗——从而背离了后现代性重申现代性的初衷,在此基础上的“回归大自然”,“保护文化多样性”,只是有钱人、有闲人奢侈的后现代性,而对于广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贫下中农”来说,这种“同情的了解”可是太廉价了。
           可是,当后现代性坚信普遍性必然压制相对性,而相对性已经完全反叛了普遍性的时候(王杰文:“现代主义与后现主义。今天——尤其是在全球网络媒介的影响与推动下——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不再遵循任何支配性的、统一的规范与信条,人们可以发明自己的仪式与宗教,并且在很大意义上正在发明与表演着自己的仪式与宗教;它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任何媒介、任何类型,可以任意排列与组合;它们与传统的仪式与宗教享有平等的地位与合理性”),上百万计奔向德国、北欧的叙利亚、伊拉克难民,正在用自己的双脚和生命为普遍性投上最惨烈的一票。我想,这些难民们一路上想的绝对不是什么文化相对主义的集体尊严,他们想的只是以难民的个体身份,去认同、拥抱那个能够给予自己温饱、安全的自由国度。所以,德国大妈默克尔是伟大的,伟大,不是因为她的仁慈(当然她也仁慈),而是她践行了自己应该承担的普遍性道德义务(即便这道德义务中被猜测有为欧洲吸纳廉价劳动力的功利性考虑),显然,一个出身于东德地区的普通妇女,最懂得什么叫“普遍性的贫困”。

[ 本帖最后由 吕微 于 2015-12-5 16:3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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