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微

吕微的论文：《“儒学-民间信仰”的弥漫性宗教连续体——中国社会民间信仰之正当性的一个经验性证明》

        “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和“弥漫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的命题出自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范丽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把diffused religion译作“弥漫性宗教”，也是根据范丽珠的译法（范丽珠、欧大年《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的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第39页注释②）。给予中国社会的民间信仰以正当性证明，已成为中国民俗学当前（如非遗保护中）迫切要解决的实践问题；当然，我们首先要把它当做一个理论问题来处理，如果不是从理论上，而仅仅诉诸于经验的案例，是不会有实质性的证明结果的。因为，如果民间信仰正当性的（先验）判断标准尚未被充分讨论，又如何可能具体地判断某一民间信仰是合理合法的。但据我的调查，目前民俗学者大多仍局限于对民间信仰的经验性个案的具体研究，试图从经验性个案推论出民间信仰在整体上的正当性。但是，由于每一个个案都依赖于特定的语境条件，因而，由于此个案的条件并不一定就适合于彼个案的条件，所以从个案出发推论出民间信仰在整体上的正当性是不可能的。
      杨庆堃对中国社会的民间信仰的研究，尽管所依赖的仍然是经验论范式的结构-功能论方法，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眼光仅仅盯住民间信仰的现象本身，而是将其置于中国社会的整体秩序中（从而与汉学人类学对中国社会民间信仰的研究区分开来，汉学人类学往往把民间信仰视为独立甚至孤立的认识对象，尽管也考虑了“历史因素”），于是，“‘儒学-民间信仰’的弥漫性宗教连续体”的命题就呼之欲出了。尽管杨庆堃本人并没有提出“‘儒学-民间信仰’的弥漫性宗教连续体”这个命题，这个命题是我在杨庆堃的基础上替他（也是“为他”）提出的，但我认为我更好地解释了杨庆堃本人对自己尚不清晰的理解，而且完全符合杨庆堃所提供的事实以及他对这些事实的解释逻辑。
      根据杨庆堃，“儒学-民间信仰的弥漫性宗教连续体”满足了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宗教需求，并通过其功能性的信仰效果，证明了民间信仰的“历史正当性”；但是，杨庆堃的命题尽管从经验上、功能上证明了民间信仰在特定的历史语境（社会制度）条件下的正当性；一旦语境条件被改变，民间信仰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于是根据杨庆堃，民间信仰在近代以来被革命也是正当的，因而杨庆堃的功能论、经验论命题无法解释当下中国的“民俗复兴”。尽管如此，杨庆堃仍然为我们暗示了一条能够给予民间信仰以正当性证明的理论出路：不是把民间信仰置于特定的经验性语境条件，而是置于一个本体性的非语境条件上，这个条件就是超越性的日常生活本身（这就需要阐明日常生活的整体正当性）。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能够给予民间信仰以一个彻底的正当性证明，那么这个证明只能是一个先验的阐明，我将在《神圣的日常生活——未来的实践民俗学基础》一书中详细地论证。

      我不知道我的题目应该放在哪个分论题——多元的民俗学理论、概念（关键词）与方法论；民俗学个案研究的学案分析；民俗学的中国经验（历史成就与未来前景）——之下，所以暂时还是加入丙中和放歌的队伍吧！

吕微

谢谢涛哥的批评！涛哥研究民间信仰多年，最有发言权。民俗学网上讨论民间信仰，已有多年的积累，我也从中受益，在此必须表达我的敬意，特别是对主持网站的巴莫和涛哥的敬意。其实，我的讨论并非真的要为民间信仰做一个彻底的正当性证明，因为所谓的正当性证明，最终只能依赖于经验性的判断（康德所谓实践判断力），所以我从来不否定经验研究，我只是（也一直）认为，经验研究有其不能解决的问题（同样，先验认识也有其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认清二者各自的效度和限度。而民间信仰的先验阐明的任务，只是重新检讨我们据以判断民间信仰之正当性的理由是不是充分。涛哥说得对，这涉及宗教观的问题，而讨论宗教观，也有一个历史的视点和超越的视线之不同，以此，我对宗教观的讨论，也将从先验的角度进入，这是我的一贯立场所决定的。我对民间信仰的现状的看法，与涛哥一样，“比较沮丧，对于前景不是很乐观”。我同样认为，仅仅靠非遗这根极其脆弱的救命草，挽救不了民间信仰，指望单单用非遗来改变民间信仰的尴尬处境，的确是痴人说梦。要改变民间信仰的尴尬处境，最终只能靠民间信仰的信仰主体自己；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重新检验我们对民间信仰的态度是否正确。如果非遗中容纳进正确的态度，那么，我们就能为信仰主体自己改变民间信仰的尴尬处境提供方便。而我们的态度往往出自我们的理论知识，如果理论是苍白的，就会影响现实生活是逼人沮丧的；如果理论能够转苍白为丰富多彩（不敢说一定正确），则会影响现实生活，成为令人兴奋的。民俗学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各司其职，相得益彰，我相信会是这样。

吕微

京师园丁肯定不愚笨，吕微这个人也没什么可推崇的。写文章让人读不懂，问题肯定出在写家，不在读者。如果写家自己先就还没想明白，又如何说得明白。我真希望有一天，我完全读懂了康德，然后把康德说得让别人一听就明白。我会努力的，谢谢京师园丁的督促！

吕微

谢谢南池子提供的杨庆堃自己关于“混合宗教”的译法的线索。

吕微

南池子写道：吕老师您认为“汉学人类学往往把民间信仰视为独立甚至孤立的认识对象，尽管也考虑了‘历史因素’”，我认为也不尽然。你说得对，不能一概而论。

吕微

谢谢南池子对中、西方学者对中国宗教-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的述评，这些成果，我都会认真思考。正如你所言，对象和目的（问题意识）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认识，而我希望从基本上被公认的经验事实出发（“儒学-民间信仰的弥满性宗教连续体”也许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事实），处理民间信仰被污名化为“迷信”的问题。杨庆堃以来的研究成果为我提供了诸多解题的“技术性”方法，但我的整体思路不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当然也不是经验论的民俗学。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历史学提供的经验现象，只是我据以对其先验条件予以还原阐明的事实表象。我之所以最重视杨庆堃，是因为，在他那里，我看到了民间信仰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的内在性关联（而许多学者的确没有把民间信仰置于与日常生活的关联来考虑民间信仰的性质，而把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相关联，正是近年中国民俗学“语境化范式”最突出的贡献，如陈勤建）。所以，按照我的本意，“汉学人类学往往把民间信仰视为独立甚至孤立的认识对象，尽管也考虑了‘历史因素”，应该改为“汉学人类学往往把民间信仰视为独立甚至孤立的认识对象，尽管也考虑了日常生活的因素”，当然，把民间信仰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并非仅仅杨庆堃一人，但是他的“弥满性”或“混合性”宗教的命题，最简洁地直达了问题的本质。我提交的这篇论文，只是我为民间信仰做辩护的一个入口，我希望通过这个入口，检讨以往对民间信仰的经验研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即便你证明了民间信仰“如何正当化、秩序化[了]当地社会”，以及“民间信仰内在逻辑合理性“，你仍然无法给予民间信仰一个正面的价值判断，因为你无法证明民间信仰的目的论的“理性的起源“（康德），至多只能证明民间信仰的效果论的理性的起源（功能主义、功利主义）。

吕微

于洋谈及伊利亚德，伊利亚德当然被许多人认为是现象学的宗教史学家，而且在我看来，他也的确有现象学的味道；但我总觉得（说真的，他的著作我没读几本）他的现象学徒有其表，而内里仍然是经验论的；于是于洋才会用”比较“、”提炼”这样的词语来描述伊利亚德，所以先验论的帽子不能戴到伊利亚德头上。有时候，我们会认为，人对超自然对象的信仰，是先于经验的想象，那么人与超自然的关系就一定是先验的关系了，其实不然，人与超自然的关系，完全可能是基于感性经验和心理经验（也是感性经验的一种），宗教学诞生以后，首先研究的就是自然宗教——人因对自然的恐惧心理、控制心理而催生了宗教以及巫术、萨满教。而与经验论的神话学相对而言的先验论的神话学，讨论的是人完全独立于经验而产生的神话，我们可以称之为”纯粹神话“（参见户晓辉《关键词》），在纯粹神话中，人与超自然对象的关系，不是基于感性经验（心理经验），而是出于纯粹理性，是纯粹理性导致了神话（康德：道德导致宗教）。有一天，有空闲了，我会写一本《纯粹神话学》，证明神话是人的存在的本质（现在偶然写了一点，论证也不充分），就像涂尔干、伊利亚德所言，人要成为人，首先要成为一个”宗教人“，我会说，人要成为人，首先要成为一个在神话中的人。我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与我的“纯粹神话学”的方法一致的。

吕微

我不否定效果论，效果论可以为民间信仰的正当性进行辩护，但是，借用康德的话说，效果论只能在证明民间信仰合于法则（效果正当性），而不能证明民间信仰出于法则（目的正当性），因为，你仅仅凭借“看得见的”外在经验，怎么能够说明人在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而我想阐明，民间信仰之出于法则的目的正当性，但这样的阐明就不能仅仅凭借经验，而只能建立在对先天原理的先验阐明的基础上，然后再说明，民间信仰作为人的一种基于自由意志的任意性存在方式，又如何可能与先天原则相一致或不一致。我也注意到了周越的研究，以及高丙中、罗红光、景军等人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尽管都注意到了事实，也注意到了某些基于经验观察的规律性的东西，却都在一个可能被揭示出来的先天原理面前止步了，正是根据这个先天原理，我们才能最终说明，民间信仰自身的出于法则的正当性，以及民间信仰自身变化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我说的“要改变民间信仰的尴尬处境，最终只能靠民间信仰的信仰主体自己”的道理（见给叶涛的回复），因为民间信仰及其信仰主体的背后，有一个先天原理在那里支撑着，所以对我来说，民间信仰是汉语文化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存在状态，对它来说，没有时间的限制，尽管民间信仰也存在于时间之中，并且有变化，因为民间信仰本身就出于理性。最后，证明民间信仰的正当性，背后其实还有更重要的意义。说得不合适的地方，敬请纠正！

吕微

林中路、景春兄和桃花石都表达了很棒、有有趣的意见，比起多年研究民间宗教的景春兄，老讷实在只是个初学者。待我考虑一下再回复，为中国民间信仰的正当性辩护，已基本完成，至少20几万字，讨论杨庆堃的这部分只是一个引子，虽然不能说诸位的问题都在其中（我的辩护也只是民间信仰的一个研究角度），但其中的主要问题是有了。请诸位注意我在《草案》中关于民间信仰的表述：“4.2.5.  道德性和信仰性：民俗的本质”，可见民间信仰在我的认识中的重要地位。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