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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方法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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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方法与态度

如果把本次会议的主题设想为“系统性”,那么晓辉则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提到学科生命的高度来认识:“同一个学科内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范式之间究竟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假如没有联系,凭什么都被归在同一个学科的名下?如果学科还需要成为一个整体和系统,那么,怎样才能[避免]把各式各样不一定‘兼容’的东西都装进‘民俗学’这个大篮子——捡到蓝里都是菜——里?”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真是难于上青天,我曾引汪晖,五四成功于态度的同一性,而失败于没有方法的同一性,移来说明民间文化青年论坛和民俗学,并非不合适,也更加重了我的悲观情绪。

就我的本意来说,自己如今虽然热衷于先验论哲学,却常常欣赏做得好的经验研究(我自己也尝试过经验研究,画虎不成反类鬼,被陈泳超、杨利慧批得体无完肤,只得心悦诚服举手投降,但至今仍不死心于好的经验研究)。爱东的《龙》我就曾击节赞赏,特别是“结语”与徐杰舜讨论方法论的那十几页(也许是为了追求可读性,避免把面孔板得死死的,就没有把方法论作为开篇,弄成一部学院气十足的“学术专著”),我认为是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这里不说徐杰舜是个十分专业、内行的对话者,他很善于挑起有充分展开空间的话题(不像那些著名的记者、主持人,永远只会问一句话:“你现在的感受是么?”);就说爱东,简直是一个“材料语境控”,他对经验方法论的痴迷,让顾颉刚的故事学露出马脚,也让傅斯年的史料学沦为空洞的口号。

我原来以为,作为一个彻底的经验论者,爱东可能是个休谟再世,其实不然。爱东的经验论反倒更接近康德。“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不存在能够超越时空的学术理论,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人文社会科学就更不用说了。所有的规律,都只是特定条件下的有限规律。在这个条件下适用的规律,放到另一个条件下可能就会出错。”(第268页)如果普遍规律不能超越时空,那么,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规律是否能普遍呢?按照爱东的逻辑进一步往下推,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我之所以认为,爱东是一个康德式的经验论者,就在于康德强调,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规律的普遍有效性。我上次引《纯批》的第一句话“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却并不因此就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而经验知识(普遍规律)既始于时空,也终于时空,也就是说,在时空条件之内,我们还是可以承认,规律的普遍性。在康德那里,时空不是自然实体的客观属性,也不是自然实体的客观条件(就说空间像一个能装载实体的大空盒子)。时空是人先天地拥有的主观感受形式(能力),但是,尽管是人的主观感受能力(形式),在时空中的感受,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必然地是同一的(这是规律的存在条件)。也就是说,对时空中的存在物,每一个人的感受都是普遍地一致的。否则,没有时空条件下的一致感受,我们的生活就会全乱套了,就像鲁迅说的,政府给每个老百姓发了一粒米,说是给每个人发了一碗饭,那除非政府再给每个人发上一个放大镜,否则,老百姓是不会把这一粒米感知为一碗饭的;但即便老百姓通过放大镜认同了政府的空间感,全国的老百姓也还是得统统饿死,时空规律还是不饶人啊!

弗里曼就坚持同一时空条件下规律的可验证性,于是才有推翻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之壮举。但是,我仍然怀疑这里面有什么猫腻。比如西村真志叶发现,燕家台人营造了一个自由无利害地“拉家”的自由公共空间(就像陈连山描述的自由无功利的《游戏》);但陈泳超在洪洞人那里看到的,却是一个充满博弈的传说动力(权力)学场域。我曾经设想,让一个常人方法论者和一个传说动力学者掉个个,你到洪洞来考察传说,我到燕家台去考察拉家,得到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一个得到的结果是自由传承的传说,一个得到的结果是竞争博弈的拉家。这里面的奥秘,恐怕又是特定时空论,也无法解决的。但是,无论怎样,在方法论之外,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都永远无法割舍的。

朱刚引鲍曼的话说,演述理论主要为了解决“究竟是人类的哪一种基本特性导致我们成为社会的一员”(杨利慧、安德明:第234页),鲍曼接着还有一句话:“我们可以利用什么来使我们成为社会的人?”(同上引书,第241页)类似的话,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也经常会听到,比如:“无论哪个民族,总会有一些愿意承受心灵煎熬,愿意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愿意为社会改良而努力,愿意视民族危难为己任,具有深刻反省意识的人,这本书是写给他们看的。”(施爱东:第304页)“当时对‘遗留物’作为文化现象的发掘,对‘遗留物’的言说作为合法话语的呈现,实际上奠定了中国社会后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的集体意识或无意识。……不管民俗学者在那个时代对作为遗留物的中国民俗说了什么或怎么说的,我们今天感到欣慰的是,他们的述说本身开启了遗留物重新成为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可能性。他们的论说曾经被中国社会科学的兄弟学科所忽略、轻视,事实是他们的学术活动参与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现实,最起码是呼应、催生了一个新的文化中国的问世。”(高丙中《日常生活的现代与后现代遭遇》)

唉,说回来,还是态度的同一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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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过罪过

真是罪过,向廖君请罪!但没关系,老衲虽分辨不出白马黑马,但识得千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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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康德也许是要说,人的实践确实是理性指导的,但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人无法找到一个必然可依靠的准则来指引人到达第二种自由;这不是人的失败,而恰恰是生命之为自由的真意所在。譬如一朵花,它之所以是有生命的,就因为它不一定能达到其“目的”,它能枯萎、死掉;而如果它不(会)死,就是一束徒具色彩、支干、甚至气味等物理属性的塑料花。“林中路总能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挑战我们的思维习惯,谢谢你的问题。但你说的第二种意义上的自由,恐怕不是经验的,而仍然是先验的,于是才能够在经验中作为”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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