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女性人类学是女性学与人类学交叉、结合而形成的一门学科。关于女性人类学的研究，国内刚刚起步。本文着重阐述了国际女性人类学的由来与发展、学科定位、学科特点与研究方法，以及女性人类学领域的主要研究课题和争论焦点。文章认为，了解国际女性人类学、了解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女性学研究中的应用、了解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对女性问题的研究及整个人文科学的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对我国人类学和女性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世纪70年代初，随着女性主义（feminism）和女性学（women＇s studies）研究的发展， 一门新兴学科——女性人类学（feminismanthropology）悄然兴起。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女性问题，不仅为女性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而且对人类学的研究乃至对整个人文科学的研究都产生了影响。时至今日，女性人类学在西方已渐趋成熟，然而在国内人类学界，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就女性问题研究而言，大多数的研究还仅限于社会学领域具体问题的研讨，而在哲学意义上对女性的本质，即从整体上对女性所作的探讨几近空白，哲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女性学的研究中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掌握和应用。因此，了解国际女性人类学、了解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女性学研究中的应用、了解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对女性问题的研究及整个人文科学的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对我国人类学和女性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女性人类学是女性学与人类学结合而形成的一门学科。它既是女性学为了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借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发展女性学的研究，又是在女性主义影响下人类学自身的反思，同时也是人类学对以往民族志中忽视女性现象和用男权思想误读女性现象的一种反省和纠正。它重新把女性放在了“人”的视点上进行研究。亨瑞塔·摩尔的《女性主义与人类学》一书在谈到女性人类学的定义时写道：“妇女人类学中大量描写妇女生活的民族志，成功地把女性带回到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的整个画面里来，是女性人类学的前奏。而女性人类学不仅仅研究妇女，更侧重研究性别，研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1]在这个定义中，有两个关键性的词汇：“性别”和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引申出来的“性别差异”。与这里“性别”对应的英文单词“Gender”，又译作“社会性别”，意指不同文化赋予男女不同的社会作用、行为准则、表现形式及象征意义等现象。而这里的“性别差异”是指由社会文化因素造成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指由于男女生理上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女性人类学研究不光是从女性视角对女性的重新认识，同时也是从女性的角度对人的重新诠释，通过对女性文化的补写，来重新审视人类的文化乃至重建人文科学。它力图建立一种由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交错共视的人文视野。因此，它既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它力图通过对女性生存格局的综合考察和哲学反思来描述“完整的女性”，进而描述“完整的人类”。
一、女性主义与女性人类学
女性人类学是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及女性学研究的发展而产生的。因此，提到女性人类学，便不能不提及女性主义和女性学。
（一）女性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女性主义”发端于欧美的现代妇女运动，也译作“女权主义”。它首先起因于改变妇女现存生活状况的愿望和要求。最初只是反映欧美发达国家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反对性别歧视、争取男女平等的思潮，后来渐渐发展为包括黑人妇女和第三世界妇女在内的世界性的、与父权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它提倡用一种特殊的女性视角对待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现象，并进而重新审视现存知识领域内各种定论的可靠性。它不仅揭示了学术研究中对妇女问题的忽视，重新发现和评价妇女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而且力图树立女性视角的地位，最终改变男性中心文化支配一切的局面，形成一种新的可以与男性中心文化相抗衡的女性文化。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胜利后公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把积极参加了争取“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妇女排斥在人权之外，从而直接导致了近代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生。1791年，法国著名的女革命家阿伦普·德·古杰发表了《妇女和女公民权利宣言》，标志着妇女争取妇女权利、寻求男女平等、寻求女性解放的艰苦历程的开始。二百多年来，女权主义者们为争取妇女的参政权、社会工作权、受教育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进入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妇女运动进入了一个理论大发展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妇女理论家，并诞生了女性学这门崭新的学科，使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进入了理性思考阶段，开始了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三十年来，出版了大量的女性主义理论著作，总结起来大致可分三个时期。
1．70年代以前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70年代以前，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以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Beauvoir）的《第二性》[2]和贝蒂·弗里丹（Betty Fridan）的《女性的奥秘》[3]为代表。前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阐述了妇女被排除在“人”的地位之外的状况，指出社会造成的男女差别是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主要原因；男女之间被认为是合乎自然和情理的差别，都是有史以来对女性加以束缚和奴役的结果。她提出了“第二性”（the second ）的概念，指出在父权制下女性处于次等人的地位，是有别于男人的根本不同的人。这是对近代以来的女权主义运动和理论的一个总结，被奉为当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圣经，奠定了当代女权主义理论的研究基础。与前者一样，后者也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经典著作。这本著作对弗洛伊德的妇女理论进行了猛烈抨击，对当时奉行推崇弗洛伊德理论的美国理论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重新唤起了妇女的自我意识，从而直接推动了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兴起。
2．70年代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70年代以来，女性学对女性本体开始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并进而从女性意识出发对现有理论进行全面质疑和重新阐释。70年代初，一些女权主义者在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贝蒂·弗里丹奠定的理论基础上，开创了重新讨论妇女权利问题的新局面。其代表作是凯特·米利特的《性别政治学》[4]和舒拉米斯·费尔斯通的《性别辩证法》[5]。她们在西蒙娜·德·波伏娃提出的“第二性”的定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理论研究，断定社会所造成的男女差别是妇女受压迫的主要根源，同时集中分析了性别角色及它们所起的社会控制作用。7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理论发生了转变，从强调缩小或消除男女差别转向赞美女性文化和女性价值上。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提出“女性领域”（female sphere）观点，反对消除男女差别，主张肯定女性特点，重新认识女性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地位。玛丽·戴利（Marry Daly）的《妇女的科学》一书是这一阶段理论发展的里程碑。戴利在该书中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理论观点：（1）所有女人都是善良的，代表光明的力量；所有男人都是邪恶的，体现着黑暗的势力。（2）主张更激进的女权主义形式，然而这一形式并非社会现实的变革，而更注重内省和精神方面的变革。（3）否定女权主义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她否定父权制结构有改变的可能，主张女权主义者从政治斗争中撤退，发展一种完全独立的、自我封闭的妇女文化。这被认为是激进的女权主义理论在发展中走向生物主义立场、走进死胡同的论调，是一种危险的后退，因此遭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6]
3．80年代以后的女性主义研究。80年代后，西方女权主义者认识到，女权主义理论必须介入改变社会的政治斗争，并使妇女运动同其他的社会正义斗争结合起来，才能争取到现实上的男女平等。于是，她们的研究视点进一步拓宽，在批评性别类比思维的基础上，进而提出性别与种族、阶层和阶级一样具有政治的属性，将性别与种族、阶级一同融入社会结构，分析支配与附属、强力与软弱的关系；同时关注贫困的女性化与两性劳动价值差异、两性差异变化的条件和向平等的过渡等问题。
（二）女性人类学的产生
传统的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对社会性别有详细的记载，只是散见于对亲属关系、婚姻、礼仪和图腾学的研究之中及各民族的民族志中，女性作为非主流文化群体，处于被观察的地位，只是研究者用以说明其他问题的构件与材料。70年代以男女平等为宗旨的女性主义的发展引发了人类学家对以往民族志的反思，并开始了以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和本体的研究。
首先引起部分人类学家（其中大多数是女人类学家）注意的是民族志中所表现出来的男性意识偏见。尽管同行中曾经有过像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优秀的女人类学家，但是大多数西方人类学家在遥远的民族中做田野调查时，仍然带着本民族中男性文化占主导的意念，认为他文化中也是男性掌握最主要的知识，问起问题来也方便。因此，男性调查对象提供的情况便代表了全社区、全文化，而妇女的存在以及她们的观点和经历常常被置之不顾，其结果是所谓“真实地”再现文化的民族志每每只表述男性的活动和世界观。亨瑞塔·摩尔在《女性主义与人类学》一书中还归纳出民族志的男性意识偏见的另外两种来源，即调查对象所在的民族社会中天经地义地认为女子比男子地位低下的观念和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性别偏见。这一切便形成了民族志中的男性意识偏见和对女性的存在及她们观念和经历的忽略。
因此，女性人类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展以女性为调查对象的田野工作。女性人类学家便把解构人类学中的男性意识偏见、建立自己的“民族志”当成了首要任务。但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女性人类学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是使女性重新回归到人类学的研究里来。这并不在于经验性调查的发展，而更需要理论上的重新建构和文化认识上的观念转变。女性人类学是对人类文化的重新审视，是对现有学问的全面质疑。其意旨是建立一种全新的女性视角与男性视角交错共生的人文视野，力图通过对女性生存格局的综合考察和哲学反思，来描述完整的女性，描述作为人的女性的完整存在，并进而重新解释人类的文化。女性人类学因此面对着重新定义人类学理论的巨大任务，而女性学的发展则要面对重新建构整个人文科学的任务。
二、女性人类学的发展
关于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分期，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按照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以80年代中期为界，前后分为两个时期。这种分期法曾被许多研究者采用。仔细研究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女性人类学与女性学一样是以“女性本体”为研究对象，其发展不可避免与“女性主义”的发展紧密相连，但同时，由于女性人类学也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它势必与人类学的发展相互撞击、相互影响。笔者认为，二者的作用决定了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分期。因此，在以80年代中期为界，把女性人类学分成前后两期的基础上，按照女性主义与人类学的相互影响程度，以女性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支达到成熟时为界，又可将前期分为两个时期：60—70年代为一期，80年代初至中期为二期。这样，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就分为了三个时期。
1．60—70年代的早期女性人类学讨论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时，传统女性主义都以承认现存社会结构是男权的，即女权利益服从于男权利益为理论的出发点，谋求改变现存两性权力关系、家庭关系、婚姻制度，争取女性受教育权、社会工作权、参政权，关注女性解放的可能和途径。社会性别论，或者说社会性别差异论是传统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石。要求男女平等、谋求女性解放，是传统女性主义的灵魂。
受传统女性主义理论影响，早期女性人类学主要关注于有关妇女的从属地位、女性的身份及社会性别角色等方面的研究。罗萨多和兰菲尔主编的《妇女、文化与社会》[7]、雷德主编的《迈向妇女人类学》[8]以及尔内斯特纳·佛雷多所著的《女人与男人，人类学家的观点》[9]是三部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女性主义早期研究的代表作。三部著作都认为妇女的从属地位是一个已经存在很久的事实。这一时期的女性人类学研究，改变了传统人类学中不重视妇女或社会性别研究的状况，与妇女运动相呼应，更深刻地批判了男性意识和偏见。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讲，早期女性人类学并没有揭示出男女社会性别差异的文化条件，它只注重女性的研究，而与男性生活的研究相分离，既没有研究决定男女关系的社会复杂因素，也没有把以妇女为中心的研究放入更深、更广的社会文化权力关系的内涵中去研究。因此，对传统人类学并没有形成较大的冲击。
2．自80年代初期到中期为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第二时期。与早期女性主义人类学一样，这一时期仍然受传统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仍以社会性别论为其基本理论基石。但在70年代中期出版的三本主要理论著作基础上，有了更深、更广的发展。这个时期，以女性主义的观点为基础的研究，对类人猿研究和人类进化研究、对社会生物学的批判和研究以及对语言人类学等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有很深刻的影响。此时的女性主义不再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仅有的现象，它也渗透到考古学、体质人类学以及语言学的领域中。
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家普遍接受了“社会性别”是由文化建构的观点。这一观点反映在与这一时期有关的母亲角色、亲属关系制度和婚姻等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麦克科马克和斯特拉杉合著的《自然，文化与社会性别》[10]与雪丽·欧特尔和哈雷特·维特希特合著的《性的含义》[11]。这些著作指出性别除了是文化的建构外，也是历史的建构。性别在社会权力关系组合以及生产方式的变化中与阶级、种族和族群意识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女性人类学在这一时期除对传统人类学的各方面研究产生了影响外，也对人类学的教学产生了影响。1985年，美国人类学学会通过了一项“妇女与人类学教学计划”的项目，目的是重新思考人类学的整个学科，并把女性人类学介绍给更广泛的人们。1989年萨德拉·摩根《社会性别与人类学》[12]一书的发表，成为女性人类学从第二时期发展到第三时期的一个标志。
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性差异论”受到了挑战。首先，以美国黑人女性为主体的有色人种和第三世界女性在讨论男女之间权力关系时，强调种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她们认为，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价值网上，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女人所占据的位置各不相同。然而，对传统女性主义真正构成理论威胁的却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冲击，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形成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潮。
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拉康的心理分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及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等，帮助人们对客观的文明和文化、主观的自身和主体有了新的认识，这些思想与女性主义自身的发展一起使女性主义由平等观向差异观转变，传统女性主义的“男女平等”概念被否定了。统称为“后现代主义”的现代西方思想解构了文化，并指出现存的思维习惯、习俗道德等被人们当成“人之常情”的东西并不具有“真理性”意义，而是人为的产物。后现代主义进而解构了“人”，打破了西方自启蒙时期以来所鼓吹的“人是自然之主体”的观念，认为人的主体性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的地理环境以及特定的政治制度的产物，不是天经地义的。“天赋人权”受到挑战，来源于人权思想的女性主义，随着人道主义的被解构也不得不反思，寻求新的理论观和实践观。
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冲击下，形成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并形成了两大阵营。一是唯本论，一是构成论。前者继承、修正了传统女性主义的理论，以解构主义为方法论，重新讨论女性解放的可能性。由于她们基本上承认男女是两个相对立的范畴，所以被称为本质论（即唯本论）。后者以解构主义为目的，否认“男性”和“女性”观念，认为两性平等观念是男权思维逻辑的延续，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女性受压迫的问题，故被称为构成论。这两大阵营从发展伊始便争论不休，该论战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超文化的方法论，使我们认识到，任何一种政治要求都是文化的反映，女性主义也是如此。女性主义从本质上怀疑真理的可靠性，因此它从来就没有冒充过“真理”，女性主义是对现存文化权力结构明显不平衡状态的反抗。在女性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同时，后现代主义也对人类学产生了冲击，引发了人类学家对自己的研究的反思。他们一方面反思自己的田野研究过程，分析自己怎样与研究对象（或研究协助者）发展关系，自己在哪些方面或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作为研究者的优越条件去影响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他们反思自己的写作性质，承认自己对所研究文化的写作是对该文化的“再表现”，与实际的文化有一定距离。以杰母斯·克利佛德（James Clifford）为代表的“反思性民族志”成为目前人类学家写作的主要趋势，受其影响，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也对女性主义民族志的方法进行了修正。
三、女性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学科特点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女性人类学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学科优势，不仅完善了女性学的学科体系、丰富了女性学的研究方法、推动了女性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给人类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使人类学在女性研究方面获得了极大的突破；对“人”这一传统母题，获得了更加完整的认识，并进而重新对人类文化和人文科学进行审视，取得了相当规模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有自己特点的研究方法和较完善的学科体系。
（一）女性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女性人类学，实际上是女性学对哲学人类学方法论的借用，在未与哲学人类学结合之前，女性学面临着三重困惑：（1）女性学自身缺乏哲学素质，缺乏从分散到综合、从具体到抽象的桥梁与中介，不能形成良性循环，以达到学科的完善；（2）现有的女性学无法描述完整的女性，无法描述女性的存在整体；（3）无法从抽象意义上揭示女性作为人的存在本质。[13]
女性学面临的种种困惑，使女性学自身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思维圈，即一个由女性到女性的内循环思维圈。它使女性学在“女性”自我的圆圈中游弋，不能超越女性本身的局限，因而得不到真正的深化。同时，它又将造成一种新的文化隔绝，可能会使女性学偏离“人”的基点，使在批判男性文化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女性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脱离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而成为一种与固有的男性文化相隔绝的文化，从而造成男性对女性学甚至对女性解放的心理冷漠。
为了解决自身的困惑，女性学找到哲学人类学——综合地研究人的存在及其本质的新兴学科，借用哲学人类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来完善并发展女性研究，从而形成了女性人类学。因其学科形成初衷的特殊性，女性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便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
传统女性学的研究，是各个学科从各自角度运用自己的理论方法对女性所作研究的综合，是从各不相同的侧面对女性之谜的揭示；研究领域主要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心理学及人类学等；其研究方法主要有统计分析法、心理学实验法及比较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但是，由于传统女性学的研究侧重于定量分析，所以前两种方法使用较多，而后两种方法则很少使用，其充分使用是在人类学与女性学结合之后。女性人类学在女性研究中十分注意运用定性分析法，因而使该方法得到了推广。参与观察、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相结合、个案研究等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都被借鉴进来。人类学界，特别是一些女人类学家对以往民族志中忽视女性且由男权代言女性的现象提出了批判，对以往人类学所表现的“人类文化”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并进而对人类学学科性质本身提出了质疑。她们提出了以往人类学仅仅是“男人学”的观点，倡导撰写“女性主义民族志”（feminism ethnography）；主张女人类学家以女性的视角进入到所研究的文化中解读女性，并参与观察，作大量的个案，真实地表现女性的生活面貌和观点意识，真实地反映所研究社会中的女性文化，真实地表现所调查社会中的性别关系。在定性分析中，她们最常用的一种观察法，就是“参与观察”；使用最多的形式，则是“个案研究”。
有关“女性主义民族志”的建立，卡麻拉·维斯卫斯瓦朗（KamalaVisweswaran）、丽拉·艾布－庐古德（LilaAbu-lughod）、朱狄斯·史坦诗（JudithStacey）、马格丽·沃夫（MargeryWolf）、马丽灵·斯特拉杉（MarilynStranthern）等一大批女人类学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丽拉·艾布－庐古德认为，女性主义者在书写文化时应认识到“女性身份”（womanhood）只是一部分的认同（identity）。“只有逐渐认识到在相同中存在差异，本者身份（self）可能包含有多种认同，而他者身份（other）也可能是一本者身份的一部分，我们才可能超脱僵死的本者身份与他者身份、主观与客观的约束”。[14]她认为女性主义民族志应该是：“所表达的声音应该是一位女民族志工作者倾听到的其他妇女的各种声音。我通过阅读有关妇女与写作关系研究的资料来坚定自己的信心。我希望以一种不是主导的方式来写作，写日常生活，写妇女对她们的社会和生活的看法，写彼此相关联的个人；研究个体，而不是一般化；以对研究对象的关心和同情而不是疏远的态度来写作，要参与，不要把自己置之于外。”[15]
卡麻拉·维斯卫斯瓦朗是目前女性主义民族志研究中最有成果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之一。她的代表作是1994年出版的《虚构的女性主义民族志》。[16]维斯卫斯瓦朗的分析不是从正面讨论怎样建构女性主义民族志，而是首先否定主体性的基础，认为不可能建立单一的女性主体，如果女性主义民族志只表现单一的女性主体就是一种失败。然后，她结合自己的研究，讨论了怎样写超越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民族志。
女性人类学对女性学研究方法论上的贡献，还反映在“比较分析法”的发展运用上。“比较分析法”是人类学的一种传统研究方法，同时也是女性主义研究中曾经使用过的一种研究方法。如在妇女生育研究中，对现时的育龄妇女和历史上某一年代育龄妇女生育率的比较；有关妇女地位的研究中，对同时间内男女地位的差异的比较，以及当代城乡妇女差异的比较等，都是这一方法的应用。但全方位、大规模的，对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中的女性所作的比较分析，却是在女性人类学发展以后，始于说明“社会性别”是“由文化建构的”而非生理差别决定的初衷。比较分析法被广泛应用于对妇女在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权力的掌握等方面同男性差异的分析中，以及揭示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条件下妇女生活意义的研究。这些研究把女性放在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内进行探视，为女性人类学对女性进行综合考察和哲学反思奠定了基础。
以上两种方法的应用和研究成果，用亨瑞塔·摩尔的话来说，就是“成功地把女性带回到了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的整个画面里来”。[17]然而，真正使女性研究上升到哲学层面，并对女性本质进行探讨的，却开始于女性学研究对哲学人类学中的“思辨”方法的借用。女性人类学在前几种方法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通过“思辨”，对“社会性别”、“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及“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哲学探索，[18]从而开始了女性学和女性人类学描述“完整的女性”、描述女性的完整存在的历史。
（二）女性人类学的学科特点
女性学与人类学结合的初衷使女性人类学具有不同于女性历史学、女性社会学等诸多女性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有异于人类学的其他分支的独特的学科特点。同人类学的其他分支不同，女性人类学并不侧重于对女性作纯粹的实证性的考察，而侧重于对女性进行哲学上的抽象研究和探索，对女性之谜作出解答。较之女性学的其他分支，女性人类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对女性本体的具体化的研究，而是对女性本体的综合性的研究，并且它不仅研究具体学科中的女性，还对女性进行形而上的思考。总的来说，女性人类学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它以“人”作为自己思考的出发点和回归点。女性人类学把作为“人的存在”的女性作为思考的基点，认为对女性存在之谜的解答，有赖于对人类存在之谜的解答，因为女性是作为人的女性，女性存在是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具有无限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种现实状态，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女性人类学首先立足于从哲学意义上论证人的存在的基本构成，亦即人的存在的结构、人的存在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的终极价值。同时，女性人类学还注重从历史发展中考察人的存在的完整历程，亦即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所组成的人的存在的时间流程。
其次，它以“女性”作为思考的聚焦点，不仅仅停留在对人的存在的一般论述，而且立足于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论证女性存在。它认定女性存在是人的存在，但这并非意味着否定女性存在的特殊性。因此，它既注重论证女性存在与人的存在的同一性，也着力于探讨女性存在的特殊性，并力图在对女性存在的现实及其历史的考察中，揭示出女性存在作为一种特殊存在的生成过程及其特殊规律，描述女性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而奋斗的历程。女性人类学的核心和宗旨，是论证女性的完整存在。
第三，女性人类学以“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女性人类学从人的存在出发描述女性存在，而人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是由具体的男性和女性组成。女性存在和人的存在的相互关系，就其现实性而言，就是女性存在和男性存在的相互关系。男性存在制约着女性存在，女性存在影响着男性存在，女性存在与男性存在的相互关系决定了人的存在的基本格局。因此，女性人类学始终把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它在论证女性存在的基本构成时，注重参照男性存在的基本构成；在描述女性存在的历史过程时，注重参照男性存在的历史过程；在探讨女性解放的实际状态时，注重参照男性解放的实际状态。
四、女性人类学的主要研究课题及争论焦点
虽然以女性为研究主体或研究本体的研究始于女性人类学，但人类学对女性的研究却并非是在女性人类学建立后才有的。人类学发展伊始，民族志中便有许多有关妇女及其生活的研究，只是关于女性的描述大多散见于关于婚姻家庭、亲属制度、图腾崇拜及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之中。在人类学发展史上也出现了一些如玛格丽特·米德和露丝·本尼迪克特等优秀的女人类学家，她们的研究对于文化人类学，尤其对有关文化与个性及文化心理的联系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尼迪克特在30年代与心理分析学家合作，首次把通常用于个人的心理分析概念和心理学概念应用于集体，并于1934年发表了她的代表作《文化模式》。1940年，她又发表了研究日本文化的《菊与剑》，影响颇大。
米德首先把关注点移向了女性，对男女个性差异、性别角色的形成作了有益的讨论。她把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作了比较，并通过对伊里安岛一些民族的调查，最早地提出了男女角色的特点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文化决定的观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甚至成为了女性心理学的经典之作。但是，人类学界真正的以女性为研究本体，进行系统的大规模的研究，却是在女性人类学产生以后。以往人类学中有关女性的研究课题在女性人类学中保留下来，得到全新的发展，并得到了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全面审视；同时女性人类学也把触角从社会文化人类学中延伸出来，伸入到了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领域之中，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研究课题。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以往“亲属制度、婚姻家庭”研究的质疑与全新发展。首先，一些女性人类学家对“亲属制度”的概念提出质疑，认为“亲属制度”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是人类学的虚构。因为由婚姻或生育而导致的亲属关系只是利用亲属称谓来作为接受或排除一部分人的条件或标准，而这种条件或标准并非在任何文化中都一样。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亲属制度”概念的否定。其次，从亲属关系入手，了解女性与各种由于生育和婚姻而发生关系的亲属的关系，以妇女的生活经历为出发点，研究女性的定义、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角色认同。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女性人类学的最大发展是对有关女性是“污染”或“不干净”等观念的批判。在对“家庭：社会＝妇女：男人”的逻辑的批判中，他们提出世界是一个有机的联系体，家庭关系决不单单是一个家庭范畴的事，在某种意义上它与跨地区甚至跨国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自然、文化与社会性别》和《性的含义》等。通过这方面的研究，人类学家得出结论，即有关性别的问题，诸如两性的定义、两性关系等，都是由文化建构的。
2．社会性别与劳动力的关系问题。社会性别与劳动力的关系问题，也可以说成是对“女性的工作”与社会性别的关系的研究，是女性学的传统课题，同时也是女性人类学一直关心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它与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方面的内容密切相关，在世界各文化或社会中普遍存在。“女性的工作”，在不同文化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但总的来说，它的内容包括了农业劳动、商业经营等挣工资的工作以及与家庭有关的工作。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们首先对“妇女是生育工具”的谬论进行了批判，然后，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与再生产方式的理论提出了新看法，特别是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的男女分工是自然发生的观点，即男性主要从事与生产有关的任务而女性主要从事与家庭有关的劳动的观点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一观点有些过于绝对化。对人的再生产问题，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也有不同看法。她们认为，妇女在这种再生产过程中决不仅仅是生孩子，而且不是所有的妇女都承担生孩子的角色。早期的女性主义人类学试图说明，尽管每种文化都有独特的信仰，社会性别却是各文化都具有的重要特征，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在各文化中也都存在，认为尽管家庭和育儿的实践在各文化中差异很大，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却都是由妇女同家庭和育儿的联系造成的。80年代，女性主义人类学者开始对这种假定质疑。他们开始发问，文化是怎样对妇女活动、家庭、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等制定出不同的内容和意义的？他们看到，男女的不平等不是女人的育儿重负所致，而是因为文化贬低妇女的这些活动，贬低一切同女性相关联的事物。安·安纳格纳斯特（Ann Anagnost）在最近的一篇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中提出，人的再生产决不仅仅是妇女们自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人口素质及其在世界各国中地位的问题。70年代早期，“妇女参与发展”（WID）说被提出，把学术界的关注点引向了两性分工及发展。从现代化战略对两性造成的不尽相同的影响上，新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提出了“妇女与发展”（WAD）论题，“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进而提出“社会性别与发展”（GAD）论题，把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构建作为妇女受压迫的基础，关注社会性别的社会关系，对不同社会中赋予男女两性角色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3．90年代的女性主义人类学者开始研究社会性别身份的形成同其他不平等形态的联系，开始关注殖民主义历史、种族和性别文化问题，开始研究如何在权力结构之内进行消除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努力。这一时期，社会性别与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以及“跨国民族主义”（multi-nationalism）的关系问题成为女性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对社会性别与不同阶级、不同种族和不同年龄交叉互动认识的深化反映了女性人类学学术和理论的成熟。
女性人类学的研究除了以上社会文化人类学领域的研究外，还渗入到了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领域。亨瑞塔·摩尔在《女性主义与人类学》一书中提出了“女性在人类社会中是‘缄默’的一群，在人类文化中女性处于缄默状态”的观点，[19]并从语言行为与“权力”的关系入手，对社会性别的形成进行了分析。这就使女性人类学开始了对语言与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他们研究日常语言行为中语言与社会交往的关系，即什么人说什么话，又在什么情况下说某种特定的话；研究语言怎样反映了社会性别，女性的意识、女性语言行为在社会政治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以及语言行为（包括说话和沉默）、社会性别与运用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对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女性人类学对体质人类学的影响则表现在有关类人猿的研究上。早期的女性主义研究强调雌性动物的积极地位，认为自然选择不仅对雄性而且也对雌性发生同样的增强适应力的作用。她们的观点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功能主义及社会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却修正了在类人猿研究中男性研究者的偏见。女性主义与考古学的结合，主要体现在考古学中出现了更多的有关史前妇女的研究，特别是有关妇女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生产者和精神文化的创造者的研究。学者们还开始研究史前的人类生活中男女性别文化关系的产生。对史前妇女及男性的研究以及对性别文化建构的研究正不断地影响人类学中考古学领域的实践，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开始对考古学中的传统观念进行反思。
女性人类学为当代人类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气息。它不仅为女性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推进并重建了传统人类学领域中的女性问题研究，而且引发了人类学界对自身的反思，使人们以崭新的视角对许多“视之当然”的理念进行了反视。女性人类学的出现打破了人类文化研究中的性别藩篱，重新审视了人类文化和人文科学，补写了女性文化，在构建一种由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交错共视的人文视野的过程中建立了卓著功勋。
[1] Henrietta L. Moore:Feminism and Anthropolog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
[2]［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
[3]［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 Kate Millett: ual Politics, 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1970．
[5] Shulamith Firestone：The Dialectic of ：The Case for Feminism Revolution，New York: William Morrow，1970．
[6]参见张小玲：《妇女与人权》，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7] Michelle Z. Rosaldo &Louise Lamphere: Woman，Culture &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8] Rayna R.Reiter：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5．
[9] Ernestine Freidl：Women and Men：An Anthropologist＇s View，New York：Holt，Rinhart and Winston，1975．
[10] Carol MacCormack & Marilyn Strathem：Nature，Culture and Gende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11] Sherry Ortner & Harriet Whitehead：ual Meaning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12]：Sandra Morgen：Gender and Anthropology：Critical Reviews for Research andTeaching，Washington，D. C.：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nthropologists，1989．
[13]参见禹燕：《女性人类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14] LilεAbu-Lughod：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nography，Women and Performance，Volume 5，No.1，1990．
[15] Lilε Abu-Lughod：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nography，Women and Performance，Volume 5，No.1，1990．
[16] Kamala Visweswaran：Fictions of Feminist Ethnograph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
[17] Henrietta L.Moore：Feminism and Anthropolog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
[18] Henrietta L. Moore：Feminism and Anthropolog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
[19] Henrietta L.Moore：Feminism and Anthropology，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1988．
【来源】《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