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学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公众（公共）史学在中国的兴起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和重视。目前，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个研究公众史学的群体，而且推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一些专业史家已经开始从学科建设的高度总结和思考中国公众史学的理论体系，一些公众史学爱好者也纷纷建言献策。现将近期一些学者的观点进行摘录，以飨读者。
公众史学的发展动力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邓京力教授对公众史学的发展动力进行了思考。他认为，目前,推动中国公众史学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两个相互结合的方面一个方面，以大众媒体、民间组织为代表的来自社会层面的集团或个人积极表达着对历史知识、大众记忆、文化遗产、民族认同、政治参与、文化权力等各方面问题的历史言说与历史书写。例如，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代表的历史讲坛类节目、各种热播的历史剧与历史纪录片、以《看历史》（原《国家历史》杂志，由成都日报报业集团主办）为代表的民间性历史类杂志、以“当年明月”为代表的历史类网络写手，以及各地民间博物馆的建立、个人传记和家族史的撰写与出版、民间文化的传承等。正如2007年《国家历史》在发刊词中所述：“人民本来就是历史的创造者，也天然是历史的书写者。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那么，让我们一起来书写历史，记录你所知道的，发掘你想知道的。”“历史，是我们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集体经验，这种集体经验的保存就是真正的公共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讲，书写与知道历史，就是一种公民权利。”可见，这一来自民间社会的动力不可小觑，他们其中已具备明确的历史书写目的和历史意识，并将之提升到权利层面来加以认识。这类现象不仅显示出大众对历史的需求和“消费”能力，开启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市场，也展现出潜藏于民间的非专业人士在历史话语世界的创造力。同时，这种“需求”和“创造”无疑又搭上了新资本、新媒体、新技术时代的快车，凭借着电子出版物、视频网站、Facebook，以及微博、微信等自媒体途径，以不可预知的速度流播于全球各个角落。这种现象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代中国也正在或即将以一种日新月异的形式经历一场起自民间社会，又同时兼有专业史家参与或引导的“公众史学运动”。
另一方面，很多专业历史学者自觉意识到从社会需求到学术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建构公众史学的趋势潮流，主动进行了以中外公众史学成果为基础的规划和建立中国公众史学的尝试。总体而言，他们的工作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具体内容：其一，组建公众史学的专门性研究机构。如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宁波大学、重庆大学等都先后成立了公众史学（或公共史学）研究中心，集中了一批专家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公众史学的建立、发展与研究。其二，举办公众史学专题的论坛和各种形式的公众史学活动。自2013年起，在重庆、苏州、宁波等地多次举办了全国性的公众史学研讨会，汇集了历史学、大众媒体，以及来自公众的历史书写者代表，集中讨论了公众史学的概念、定位、实践发展方向等问题。2014年，上海成功举办了“中国首届公众史学高校师资培训”活动，公众史学开始进入高校历史教育范畴。另外，中国公众史学网还分别报道了历史嘉年华、当代历史记录者大会、公众社区史与村史编纂计划，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国民记忆库：台湾故事岛”计划等诸项大规模公众史学活动的展开。其三，研讨公众史学领域的相关学术问题。当前国内史学界重点讨论了西方公众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等）、后现代主义与公众史学、自媒体时代的公众史学，以及如何建构中国公众史学学科等问题；还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口述史、网络写史、影像史学、公众考古与文化遗产等相关议题。
公众史学与专业史学形成互补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钱茂伟教授认为，公众史学与专业史学是互补的。专业史学是往上走的，是用来提升历史学的水平，它解决历史疑难问题，探索发展规律及原因。而公众史学往下走，是普及的、基础的层面，让普通人的历史认识得以尊重与应用，人人留史，人人参与，人人分享。
公众史学是公众可以分享、参与、书写的史学。谁拥有历史书写权？学术圈曾为之而争论。如果从责、权、利三者和谐统一关系来看，公众史学是大家共同拥有、共同解释、共同书写、共同使用的史学形态。也就是说，专家与公众均拥有历史话语权，只是程度有高低之分而已。
专业史学往往是职业化的，只鼓励专家参与；公众历史是一项人人可业余参加的史学活动，人人参与体现在人人说史，人人写史，人人传史，人人评史。普及的东西，专家要参与，公众也可以参与。公众史书写，专业史家要参与。通俗史的研究，也要参与。从事正常职业之外，之所以还要关注公众史学，是因为它是与人人相关联的一种大众性的史学活动，关乎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社区、每个组织历史的保存。
传统的历史研究，都是从组织档案那儿来的，所以史学形态是“君史”，偏重国家史、制度史、事件史。公众史学服务民间个人，美国用公共史学，我们用公众史学，为什么不用公共史学而用公众史学？简单地说，“公共”对应“私人”，“大众”对应“小众”，“公众”对应“组织”。所以，不用公共史学，是因凡史学均是公共的；不用大众史学，那是为了防止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公众”对应“组织”，是从国家与社会二分理念中提炼出来的，正合梁启超提出的“君史”与“民史”。民间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其眼光是由下而上的，只关注个人的故事，而不太喜欢大空间的宏观概括。是由个体而个体的，讲个体故事，更适合生活世界的个体享受。
从平面角度来说，公众史学是多学科多层面组合而成的。具体地说是由六个分支(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影像史学、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史学）组合而成的。对此，专业史家提出了两种质疑，一是近于平面叠加，二是分支名称早已存在。公众史学框架的建构，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在新理念下的重新组合。各分支名称确实早已存在，但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既存在又不完全相同的效果。要知道，各分支前面多了“公众”二个字。也就是说，我们只取部分内涵，作新的组合。
从纵深角度来说，公众史学是一种历史书写、历史研究、历史理论三结合的活动，不同层面需要用不同的方法。上层的公众史学理论研究，要遵循由实践而理论的常法；中层的公众史学学术研究，如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研究，也要遵循正常的学术研究之法。公众社区史的编纂，会涉及较为复杂的技术，会用上史学的主要方式，如时间与空间的结合。至于下层的公众历史写作，则复杂得多，可以是专业的，也可以非专业的。公众史与通俗史写作均是叙述作品，虽然也有一定的分析，但主要是搜集资料，建构文本。叙述的核心是故事化、口述化、个体化。
作为历史学之一的公众史学，它的方法是什么？这里要注意三点：一是公众史学属历史学门类之一，所以凡是历史学可以用的方法都可以用上。二是公众史学方法的自身特点。公众史学既然是新史学，就会有新的表现方式。专业史学以文字为主，而公众史学会以影音为主。它突出个人本位，以新媒体、大数据为传播手段，利用了叙述之学、口述史、影像史、以图证史等方法。公众史学作品的建构方式，会更强调可读性与可视性。要求用大众个体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讲写故事。适应大众的作品，必须是个案性的，甚至是可视化的。公众史学让史学与新闻、传媒、摄像技术有了联姻的可能。
公众史学发展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记录教授认为，公众史学在中国的发展面临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多学科对话，二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两个问题涉及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不可不论。
多学科对话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西史学观念的对话。从公众史学的角度看，史学必须走出象牙塔，服务于社会和公众，这是中外史家的一致看法。但是，由于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不同，公众史学如何服务于社会，中西史家的看法存在很大差异，其争论涉及公众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新媒体与历史传播、口述史学、公众史学与博物馆等诸多问题。中国学者必须重视这种对话，这对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有着启迪作用。二是跨学科的对话。公众史学与普通历史学的不同之处，就是它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触及区域地理、新闻传媒、博物馆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管理学、艺术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是多学科合作的结果。无论其理论形态还是实践操作，都离不开多学科的对话与合作。可以说，如果没有多学科对话与合作，公众史学很难获得发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深化当下中国公众史学研究的具体途径。中国公众史学面临的问题既表现在理论上，也表现在实践上。就理论来讲，史学界在很多问题上远未达成共识。就实践来讲，公众史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必须走向社会，进行实践。公众史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参与现实社会的创造活动，其生命力就在于面向公众和公众参与。只有不断进行实践，才能为理论建设提供案例，二者相互作用，方可促进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
公众史学推广策略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俊超博士对公众史学的推广所面临的困难和解决方法进行了探讨。
困难之一，缺少各方面的支持，公众史学的建设尚且困难重重，公众史学推广之难，其实只难在面向专业史学者的推广。依传统的专业史学眼光，唯科研成果是论，成果多自然受关注和重视；反之，尚处建设初期的公众史学，自身理论尚未完备，在专业史学者看来可谓“漏洞百出”。如此一来，想通过理性分析来说服专业史学者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专业史学者不爱听人“讲故事”，用感性的方式也难以奏效。欲解决这一难题，需转换思路。公众史学应面向群体去推广。这里的群体主要指公众群体，如举办大型公开讲座，辅以可视化的传播工具。此外就是通过建立有效的推广渠道进行推广，如成立社团、拥有固定的媒体刊物等。公众史学应先面向公众群体实现推广，将影响力扩大到民间，再反过来吸引象牙塔里的专业史学者关注。
困难之二，公众史学的相近学科在推广方面做得更好，尤其是口述史学，但这似乎对公众史学帮助不大。虽然公众口述史学也是公众史学的分支之一，但有不少口述史学者还不了解公众史学，也不谈公众史学，只对口述史学感兴趣。如此一来，他们对口述史学的推广就不能等同于对公众史学的推广。要解决这一困难，必须要在学科推广中统一标牌，即按照公众史学的六个分支：“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影像史学、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史学”，将分支领域的实践和研究活动统统纳入到公众史学门下，赋予它们统一的标牌——公众史学，它们的参与者也便有了统一的身份——公众史学者。唯有统合各方优势资源，方能集中力量做强公众史学。反之，分散力量则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公众史学的推广需要打出统一的标牌。
公众史学现有的推广路径主要来自媒体和大学，虽然沿此两条路径可继续走下去，但就目前看来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新的路径可供探索和尝试？其实，中学生或许是更为理想的推广媒介。
总而言之，公众史学的推广，要将理性讲解与感性鼓舞相结合。推广的目标在于，增进学术交流，为公众史学的建设广泛征集意见，为专业史学的建设提供新的视野、材料、思路与方法，为公众提供理论方法指导。目前，公众史学的推广主要面临两大困难：一是缺少权力和财力的支持；二是标牌、概念不统一，缺乏身份认同。前者需采取面向群体推广的思路，可采用“讲故事”、可视化传播技术等手段，由下而上，先面向公众群体推广，反过来再吸引专业史学者关注。后者则要求统合公众史学的分支领域，统一标牌和概念，避免分散力量。此外，公众史学的推广路径也有待拓新，通过培训中学文科教师来发动中学生，或许是一条可以尝试的新路径。公众史学推广的目的就是要把学科做强做大。只要做好推广工作，公众史学的建设将大步前进。
参考文献：
邓京力：《在跨文化视野下建构中国公众史学》，《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3期。
钱茂伟：《与专业史学相得益彰的公众史学》，《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3期。
周俊超：《公众史学学科推广的理论与方法》，《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3期。
王记录：《本土化是中国公众史学必由之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