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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秘境村落深陷自杀怪圈，5年30人2014-06-27 [url=]绿政公署[/url]



澎湃记者 赵孟 发自云南独龙江

6月13日，34岁的独龙族男子李忠祥借助一根溜索，徒手爬到江心的位置后，突然放开双手，成为一个月内村里的第三名自杀者。

今年以来，死亡像病毒一样在独龙江最北端的迪政当村蔓延，先后有5个青壮年死于非命，其中3人自杀。

独龙江位于云南西北角中缅边境，是少数民族独龙族的唯一聚居地。进出独龙江只有一条公路，每年11月至次年4月，公路被大雪封堵，4000多人的独龙族近半年与世隔绝绝。独龙江有“中国西南最后的秘境”之称，这里也是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近年来，包括自杀在内的各种非正常死亡，在独龙江频繁发生。如果把时间维度拓宽到2009年，在迪政当这个600人左右的村落，至今有近30人自杀身亡，这个比例是中国年平均自杀率的近40倍。

没有人能破译这些频发死亡现象背后的密码。但凶险的自然环境、封闭的社会观念、泛滥的酗酒习俗，以及传统生活方式在外力介入下不断崩溃瓦解，却是所有死者遭遇的共同现实。

尤其在2009年大规模新农村建设启动之后，自杀数据更有上升之势。在巨额资金大力推进的扶贫改造项目之下，这群世代生长于斯的独龙人的心理危机，却鲜有被关注的机会。

没有征兆的死亡

死亡以悄无声息的方式蔓延着。

李忠祥自杀当日有7人在场，但几乎没有人觉察到他有异样。

几天前李忠祥和邻居们就约好，要去整修村子南边3公里外的一处溜索——这是一种云南怒江地区普遍使用的一种渡江工具——将一根钢绳固定江两岸，人们借助一个类似于滑轮的溜梆，从钢绳上一跃而过。

迪政当的村民多数居住在独龙江西边，江东则是他们的牧场，散养的牛羊游荡在茫茫原始森林中，需要人们不定期涉江照看。虽然十年前村北边就架起了一座铁索桥，但村民们要到下游的丛林去，最便捷的途径仍是借助常见的溜索。

捆绑在大树根上的钢绳已经摇摇欲坠，不得不定期维护。早上9点多，李忠祥和陈华等4人到了江西的整修点，另有3人到了对岸的江东。他们的工作是，两边合力，将松动的钢绳固定结实。

妻子南松（音）并不知道丈夫去整修溜索。那天早上她先于李忠祥出门，帮邻居修院坝去了。丈夫在村里是个公认的勤快人，但他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村民们还给他取了“滚得蹦”的外号，意为傻子。

事后，南松无法接受丈夫自杀的事实，她和丈夫很少吵架，但也极少交流。唯一让她觉得诧异的是，头天晚上她和丈夫商量第二天的安排，李忠祥告诉她要去山上背柴禾，但没有提整修溜索的事。

“他可能怕我不让他去，家里还要喂猪喂鸡，我又不在。”南松说。比起沉默寡言的丈夫，妻子在村里能说会道。在村民们的印象中，李忠祥在家里“经常被老婆管着”。

溜索被固定好已是下午两点，习惯饮酒的独龙人少不了坐下喝一通。陈华证实，4个在江东的村民都喝了酒，但喝了多少他记不清了。大约两点半左右，微醉状态的李忠祥站起身，走向刚刚固定好的溜索——他没有借助溜梆将身体捆绑在绳索上，而是徒手握着钢绳朝江对岸爬去。

起初，人们以为这个沉默的男人只是开玩笑。一起整修溜索的几个小时里，没有发现他有何不对劲。当所有人发现他已经脱离岸边时，才意识到事态失去控制。雨季的江水暴涨，没有任何救援设备，人们只得开始大声呼喊，让他停下来，赶紧爬回到岸边来。

李忠祥并没有听从人们的呼喊，在奔腾的江面上，他瘦小的身躯继续缓慢朝对岸移动着。陈华说，如果当时李忠祥愿意回来，或者即使从当时的位置坠落，也可能还有活命的机会。但村民们的呼喊中终究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爬到江心，然后放开了双手。


李忠祥死后，妻子终日恍惚，抱着儿子流泪。  澎湃记者 赵孟 图

“只有头冒出了一小下，就不见人影了。”陈华为邻居的死感到惋惜。他和村民都想不明白，为何李忠祥会不采取任何安全措施，故意爬上溜索去。唯一的解释，只有自杀。

和南松一样，李忠祥的大哥李忠华也无法接受弟弟自杀的事实。他从未发觉弟弟流露出过自杀的倾向，可他也无法回答陈华的疑问。家人甚至怀疑，李忠华是“被鬼找到了”，因为村子里最近频繁死人。

自杀“病毒”

今年的死亡从4月23日开始。

当天深夜，30岁的陈立军到江东去捕鱼，过江时不幸坠亡；

5月25日，23岁的碧天红吞食草乌身亡；

6月4日，22岁的李达同样吞食草乌身亡；

当天夜里，30岁的陈英被醉酒的丈夫失手打死。


陈英死后，刚满一岁的儿子由年过八旬的奶奶抚养。  澎湃记者 赵孟 图

与李忠祥一样，这4人出事前都没有流露出太多征兆，即使他们最亲的人，也很少觉察到悲剧来临。可以确定的是，死者出事前都喝过酒。过往的多起案例也显示，自杀行为往往都是在酒后做出的。

碧天红出事当晚，与两个弟弟碧天华、碧远龙喝下了一箱啤酒（12瓶），后来又喝了一些白酒和家里自酿的米酒。三人围着火塘聊天，说了些家事。

大约6年前，父亲碧文光服毒自杀。父亲死后，三兄弟跟着母亲改嫁到了现在的家庭。碧远龙甚至记不得父亲自杀的原因，他更想不到哥哥会重蹈父亲的悲剧。

与独龙江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三兄弟都没读多少书。碧天红只读到初一就辍学回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到过最远的地方是贡山县城，那是一次仓促的打工经历，因为无法适应外界生活而匆匆结束。他也没有谈过恋爱，虽然在农村早已过了结婚的年龄。

丢下课本以后，17岁的碧天红扛起了家里所有的重活儿，砍柴、打猎和挖草药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同村的李林高还记得这个比他低一届的伙伴，“他人很善良，和大家都相处得很好，我们还经常一起骗食堂多打点饭呢”，李林高回忆。他想不出什么原因让碧天红选择自杀。

碧天华、碧远龙兄弟二人也无法理解哥哥的做法。按照他们的说法，当时三兄弟因为家事起了争吵，但他们拒绝透露争吵的原因。母亲李秀春那时已经睡下，听到动静后才起身，看到大儿子正在地上打滚。

碧远龙说，哥哥是趁他们不注意，取下箭头上的草乌吞进肚子的。草乌又称断肠草，含乌头碱，直接食用可致心脏麻痹而亡。独龙人有狩猎的传统，涂着草乌的箭头家家必备，这为自杀提供了便利。

“他的动作很快，我们发现后去拉他，毒药就已经吃下了。”碧远龙说。家人赶紧兑了一些肥皂水让其喝下，这样可以通过呕吐将毒药吐出来。但为时已晚，两小时后，抽搐和呼吸一起停止。

10天之后的6月4日，比碧天红年纪略小的李达选择了同样的方式了结自己。巧合的是，大约8年前，李达的哥哥李宝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父亲，则在一次醉酒后从树上坠落身亡。

与碧天红和善的形象不同，李达在村里被认为是“坏人”。他曾因偷窃和打架进过多次看守所。2012年底，又因打架伤人被关了起来，还被判了缓刑，去年3月才回到家中。此后，每月他都要到独龙江派出所报到。

没有人知道这个“坏人”生前在想什么，即使和从小一起长大的堂兄李林高在一起，也很少说道自己的心事。不过李林高觉得，堂弟进了几次看守所后，以前的坏毛病渐渐改了不少。“有时候同伴偷了东西，他还让还回去。”李林高说，也许他开始改邪归正了，不过村里人对他的成见并未消除。

但他却在成为一个好人之前，选择了自尽。无法知晓这位“问题青年”是想以此结束自己的痛苦，还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桀骜。但事后看来，他对自己的选择显然是有计划的。

迪政当厨房项目的包工头黄在银向澎湃记者证实，李达自杀当天下午，有工人看见他在村子走了一圈，遇见工人还有些怪异的说，“我要走了”。但没有人把他的话放到心上。

直到晚上回到家，他向母亲普及全讨要50元钱，普只给了10元，李达气愤地丢了一句话，“你再给些，不然就见不到我了”。后来他又告诉母亲，已经吃下草乌，但普及全还是将信将疑。

等到儿子浑身抽搐，无法说话时，普及全才知道事情已经难以挽回。她赶紧招呼邻居来帮忙，冷木当小组组长李荣明闻讯赶来，但他发现李达身子都快硬了。“没救了。”他叹了口气。

这天晚上，李荣明还要赶到陈英家里处理丧事。陈英被醉酒的丈夫打死，留下一个刚满一岁的儿子。

狂飙的独龙江

人们接二连三死于非命，但并未对村庄造成太大影响，也没有人去关心死亡背后的原因。“每年都要死好几个呢”，李林高说，“只不过今年死得有点频繁”。

早在1994年，云南大学教师郭建斌就开始关注独龙江的非正常死亡。在其著作《边缘的游弋》中，他统计了2002年4月到2009年8月的8年间，发生在迪政当的自杀案例共有10起。

澎湃记者从迪政当村委会获得的一份不完全统计显示，从2009年开始，自杀人数明显上升，至今5年时间，已有近30人自杀，另有多人自杀未遂。自杀方式主要为服毒、上吊和投江。这期间，迪政当的人口保持在600人左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发布的《全球性医学研究报告》，世界各地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发生在中国。按照学术界对自杀率的计算方式，每10万中国人中，就有25人自杀。

若以此方法在独龙江计算，这个数字将变为1000人，是中国年平均自杀率的40倍。

没有数据显示2002年之前的自杀情况。在村民的印象中，“以前也有，但没有现在这么多”。

2012年11月至次年4月，澎湃记者曾在独龙江观察近半年，期间接触到数起自杀案例。从个案来看，死者生活轨迹单一，他们几乎从未离开过峡谷，人生中亦无多少值得讲述的故事。

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多为对外界变化最敏感的年轻人，赶上了独龙江史无前例的巨变时代，却未能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多数悲剧，都是在醉酒之后发生。

史料记载，独龙江在1950年代以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新中国成立后，才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刀耕火种仍是主要生存方式。

现代文明进入独龙江始于1999年，这年独龙江公路通车，这被当地人称为“第二次解放”。但此后的发展依然缓慢。直到2009年，投资近10亿的“整乡帮扶整族推进”项目启动，独龙江进入空前发展阶段。

羊肠小道换成了沥青马路，亮丽的砖房替代了四壁透风的木楞房。退耕换林的大米基本可以满足生活需求，90%以上的低保覆盖率让他们再也不用为日常开支发愁。在国家的豢养下 ，独龙人也不得不开始人畜分居，祖辈相传的打猎、捕鱼遭到取缔。

丢掉了弩弓和渔网，教育开始受到重视。有些年轻人被送到贡山乃至昆明读书，但鲜有人能在城市扎下根来。因为想家，或者无法适应外界的程式化生活，他们最终又回到了独龙江。

“我们就喜欢没有约束的生活，外面那种老是被管着的日子很难适应。”曾到昆明读过书的李林高说。独龙人还未建立现代文明的时间规则，他们可以在山里驻扎半月采集药材，却难以做到每天早上9点打卡上班。

2010年从昆明民族中专毕业后，李林高放弃了自己的工艺美术专业，回到独龙江成了一位农民。与他一样，多数在外求学的独龙族青年，知识曾是他们改变命运的钥匙，但回到家乡后却发现这把钥匙一无是处。

自杀未遂者

活在时代夹缝中的年轻人，成为变革时代中内心最动荡的群体。在酒精的迷醉和放大作用下，有些人动了自杀的念头。

据李林高讲述，他有过三次自杀行为，庆幸的是都未得逞。

第一次是中专毕业回到家，那时父亲李金文刚刚过世。李金文曾是村子里优秀的猎人，也是迪政当第一家拥有拖拉机的人，还获得过乡里颁发的“致富能手”称号。含辛茹苦的男人将几个儿女都送到山外读书，自己却因过劳而死。

重返独龙江的李林高，虽然带着满腹知识，却发现无法重拾家族的荣耀。“我又不会打猎，学的知识一点也用不上。”他说，看到父亲用过的弩箭，自觉前途无望的他选择了跳江，但刚到江边就被村民李义群发现，拽住袖子救了他。

第二次自杀是在2011年的11月。他尚未从人生的挫败中走出，时常借酒消愁，试图以两颗草乌结束自己。“当时觉得浑身被一种力量拧在一起，心好像是绞得在痛。”时隔多年，他还清晰记得毒性发作的感受。

幸运的是，腹中过量摄入的酒精稀释了毒性，疼痛缓慢消失，他活了过来。

再次“死而复生”并没有让他感到生的可贵。 2012年7月，酩酊大醉后的李林高从门前20多米高的悬崖一跃而下。那是一个深夜，一辆路过的车子发现了他，后被家人及时救了上来。除了头部缝合几针，并无大碍。

对于独龙江的年轻人而言，不安于山里的现状，却又无法融入外面的花花世界，成为他们无法逃遁的宿命。碧天红和李达都到过贡山打工，现在已无法获知这段经历给他们带来的心理改变。

初中毕业后的碧远龙，也曾到昆明找了一份保安的活儿，但干了一个月就放弃了。“想家，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家乡话。”他说。他似乎无法习惯城市里的机械生活，很快又回到了独龙江。最近他又想出去，但被母亲李秀春拦住了。“外面太大了，我怕他迷路。”女人说。

三次自杀未遂的经历，终于让李林高醒悟。如今他已结婚生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将儿子顺利养大。“以后再也不会那么做了。”他说，“现在有了孩子突然觉得责任重大”。

回忆起自己的三次自杀，他说都是在一瞬间做出的，但内心积压的痛苦已经持续很久。而酒精对痛苦起到了催化作用，他现在仍说不清第三次跳崖前的真实想法，“就是不想活了，又喝了点酒，就跳了下去”。

转型下的慌乱

在帮扶队员余秋尚看来，频发自杀背后，饮酒只是诱因，根源的问题或许在于，封闭自然环境对独龙人塑造的封闭性格，在外来文化和习俗的冲击下，突然之间失去了原有的平衡。

余秋尚于2011年到迪政当开展帮扶项目，他长期观察这个村庄的变化，做了大量日记和笔记。他同样困惑于独龙江频发的自杀，正计划做一份关于迪政当的调查报告。他说虽然不能彻底搞清楚自杀真相，但可以从宏观层面对工作给予指导。

澎湃记者先后三次前往独龙江。高歌猛进的扶贫工作，让独龙江日新月异，也将这个封闭的峡谷带入剧烈的转型期。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在一一瓦解，而新的生活方式尚未完全确立。虽然现在不愁吃喝，但人们对新的竞争关系感到陌生，难免慌乱。

近年来，政府投入了种植草果、重楼、花椒等项目，目前草果已经在下游见到经济效益，但在上游的迪政当，由于气候等缘故，一时难见成效。对于习惯打猎捕鱼的独龙人来说，对新生活的期待中伴随着忧虑。

李忠祥自杀前，曾对一起干活儿的李林高说，今年他不准备上山挖重楼，因为在工地上干活儿有些累了。可他看着邻居们上山的热情，最后还是背起背篓锄头走向深山，但收获不到十斤药材。


李忠祥自杀后，尸体未找到，巫师只能摆上简单的遗物作为祭祀用。    澎湃记者 赵孟 图

李林高说，独龙江的变革让人们一时无所适从，那些“经济”、“致富”等口号潜移默化进入到了人们的生活中，对于习惯了小日子的独龙人而言，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让有些人感到害怕。

现在，他也赶在这场致富潮流中，申请到了养殖鹅的项目。下一个目标，他想计划申请一套房子，打理成客栈。偶尔，他又觉得还是以前的日子好，“那时邻居之间都很亲切，没现在复杂”。

余秋尚认为，这些心理失衡问题普遍存在于独龙人身上，只是年轻人表现的最为敏感、最为脆弱罢了。独龙江环境逼仄，他们难以找到倾诉的对象，获得心理干预的机会为零。长久的压抑，最终可能被一根稻草压垮。

对于年轻人来说，困扰他们的还有婚姻问题。近年来随着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不少女子远嫁山外，导致独龙江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余秋尚做过粗略统计，迪政当现有适龄男青年20多人，但可以出嫁的女子只有两个。

李达生前曾看上过一个村里的姑娘，但对方家长不同意。就在他服毒的前几天， 家里人还问他什么时候去提亲，或许是为了保全面子，李达回答说，“没有谈了，我不喜欢她”。

频发的死亡甚至影响到了村子里的人口。余秋尚记得2011年他刚进村时，村子里有632人，如今三年过去，人口不升返降，仅剩下601人。独龙江对计划生育执行不算严格，减少的人口除了部分外流，另一项可能出于各种非正常死亡。

“独龙弃儿”

6月16日，出事三天后的李忠祥，尸体仍未找到，有人怀疑已经冲到缅甸去了。村民们和家属商量后，决定放弃寻找，将他生前的衣物和用具埋入土中，做个象征性的葬礼。

独龙江下游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上游的人无坟墓”。说的不单是投江自杀，还包括各种意外坠江、坠崖等非正常死亡——独龙江两岸悬崖峭立，江水湍急，死者往往连尸体都找不到。

澎湃记者在迪政当走访期间，几乎难以遇到一个完整家庭。频繁的非正常死亡造成大量破碎家庭，致使许多孩子幼年失怙。

在临近迪政当的龙元小学，集中了迪政当和龙元的大部分孩子。前任校长欧海亮介绍，最多时，全校约1/3的学生来自单亲家庭。

孩子们或跟着孤单的母亲相依为命，或被改嫁的母亲抛下。他们的性格多半封闭、怪异，学习成绩不佳，有的甚至早早就染上了酗酒的毛病。

李忠祥死后，留下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最小的女儿才8岁。而陈英留下的一个尚未断奶的孩子，只能由80多岁的纹面女奶奶抚养。

澎湃记者不完全统计，在只有155户的迪政当，这样的“独龙弃儿”多达42个。在整个独龙江，弃儿的数据不得而知。

与自杀现象一样，这个庞大群体常年被遮蔽于峡谷之中，屏蔽在如火如荼硬件建设之外，未引起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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