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唐第二

　　2014年3月29日下午13：30至17：30，第21期敬文沙龙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励耘报告厅如期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四十多位师生共同参加了这场学术盛会。

　　上半场由北师大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杨利慧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朝戈金研究员评议。

　　杨利慧教授首先对在场的学界同仁详细地介绍了董晓萍教授的主要学术兼职、研究兴趣和相关研究著作。

　　然后，董晓萍教授就“民俗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建设模式和方向”展开自己的主题演讲。董晓萍教授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钟敬文先生去世后，他为北师大学人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究竟是什么?在钟先生去世12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应该就这个问题好好总结总结了。去年以来，她陆续就这个问题写作了将近四十万字的东西，包括《民俗文化的新建设》、《政府非遗与民间非遗》、《中国民俗文化软实力建设》等。这里边就涉及到了民俗学人文学科建设的五四文化模式、经济转型模式和国家文化模式，以及文学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和非遗浪漫主义。

　　在这段引言之后，董晓萍教授正式开始阐述自己对于“民俗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建设模式和方向”的理解。

　　第一，民俗学团队文化建设的内涵和外延。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一个“大师精神”。 “大师精神”传承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在团队中不断传承。钟老走的时候留给我们八个字——“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北师大就成了中国民俗学派的发源地。我们的教师人数很少，只有11个人，教师数量并不是全国高校中最多的，但是我们11个人，多数都在国家文化建设方面拥有话语权，这个比例是全国最高的。钟老并没有告诉我们民俗学怎么在社会学和文学之下发展，但是北师大的民俗学形成了多方面的分支群，这是符合当今一流高校的发展趋势的。

　　她用最近刚刚出来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的统计数据向大家展示了民俗学的学科成果在中国语言学科与社会学学科下面的对比情况，不论是与中国语言文学下面的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等学科比较，还是与社会学比较，民俗学都是远远超前的，我们在全国的排名始终居于首位。对于我们来说，钟敬文先生是高尚奉献的教师。在他门下，学无高低贵贱，人无亲疏长幼，只要肯学，他都能教。他对自己的学生和各地来求学的人，给资料、给题目、给思路，甚至还给经济资助。与现在过份强调个人价值观和利益得失观的人相比，他很传统，但他对所有求教者的慷慨施与，极富人格魅力，文化底蕴深厚，更容易被受教育者所接受和忆念。他使应该被尊重的教师价值得到尊重，他使应该被尊重的学术传统得到尊重。钟敬文先生是学习型的智者。现代教育呼吁把人培养成学习型的人，其实钟先生这批大学者本身就有这个习惯。他活到老，学到老，终生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坚持学习，使他博学而谦逊、精深而多元，宽容而无争，使所有接近他的人感到心理年轻，世界精彩。钟敬文先生是正确处理挫折感的伟人。钟老的人生事业曾经历种种挫折，或者说，他的人生充满了挫折感。然而，我们知道，这种挫折感，来自历史的严峻，也来自人类追求完美的共性。在人类文明的沃土上，它是追求真理的驱动力，是科学表达欲望的开始，是人类将自己的文明价值观和知识生产模式不断更新的新起点。无论在传统教育、还是在现代教育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它都成就了无数大学者的人生伟业。正确地处理这种挫折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钟老这批大学者就能做到。而在现代社会一帆风顺成长起来的许多青年学生就往往做不到，在当今激烈的国际国内人才竞争环境中较量的许多中青年学者也做不到。这里涉及到理想情操、文化修为、价值观念、心理健康和人生目标等一系列问题。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学习钟老那一批大学者为人类而工作的崇高奉献精神，学习他们吸收所有人类先进文化的非凡眼界，学习他们沧桑厚重的风格和磅礴大气，学习他们宁静致远的淡泊之美。至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钟敬文先生教给我们扎根于中国国情发展民俗学，在他的领导下，北师大培养出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他们在民族民俗研究、民间文学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北师大作为人才的摇篮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民俗学作为人文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础与预测。

　　我们在团队文化背后的深层问题，是中国民俗学在现代民俗学发展的理性。钟老留下的财富，能帮我们思考中国民俗学的人文建设模式：

　　第一个是五四文化模式。对于五四文化模式大家都比较熟悉。民俗学的最初成立与两个概念有关，“民间文学”、“民间信仰”。中国民俗的承载载体是民间文学的体裁(genre)，我们也叫文类。民俗学19世纪在西方兴起，与人们对文学的思考有关。我们国家20世纪的民俗崛起走了不同道路，体裁很早就转向文化运动。1934年就提倡建立民间文艺学。1979年正式成立民俗学科。钟老将五四文学思想转化为民间文艺学或者说民俗学的三层文化说。董晓萍教授还结合自己的博士论文对明清时期民间文艺学思潮的转变问题进行了阐述。文化三重观的背景是属于五四的，是和明清文化思潮有关，不都是国外的，五四和明清民间文学有关，从明代复古文学运动评价民歌开始。明清新兴的时调小曲是当时的大宗。开启了当是民间文学又说又长散韵相间的题材。后来为上中下三层民间文学发展都提供了历史遗产。还有明清戏曲的发达，把“戏”和“曲”两个概念整合整合起来，解决了上中下文化都能入戏和入曲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民间文学非正统文学的价值。董晓萍教授通过一个图表展示了五四时期和后来的研究者研究明清民间文艺重要著作体裁的分布示意图。还有当时的另一个趋势，就是白话文学运动，改变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行进轨道。五四也是发现将中下层文艺当做文化改革的大宗。胡适等学者也强调了文本内容，版本差异，成熟过程和使用方式的考古。胡适，顾颉刚和钟敬文都在这方面付出努力。钟敬文先生还从本国的古籍勾陈到国外文献的考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钟老将五四文化纳入我国民俗学高等教育的重大贡献就是在文学院建立了一个专业。对于北师大文学院这种百年老院来说，我们可以看出从上中下三层角度建设文化是文学院的很总要特色。民俗学在文学院，文学院就有上中下三层文化的特色，否则就没有。

　　第二个模式是经济转型模式。五四的文化模式让我们对于民间文艺的阐释有了文化视角。但是90年代中期，社会学加入，为民俗学研究带来两个变化：一个是从社会角色的角度研究民俗文化的承担者。第二，从社会分成的角度研究职业和各个收入阶层。城乡主体在异地活动，每年很少聚合，我们民俗文化承担者的产生巨大的变化。第三，2007年以来，我们对近万名中外大学生做了一份问卷调查，覆盖12所国外大学，国内36个民族。让我们惊讶地是，大学生对于传统的民间文化符号十分陌生。我们看到民俗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让我们看到加强高校大学中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教育的迫切。在经济转型模式之下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来理解这个问题，一个是社会角色的角度，一个是社会分层的角度。就社会角色的角度而言，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城乡主体发生了转移，许多农民到城市打工，其社会角色从纯粹的农民变为农民工。这不但对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使得农村迅速地空心化，空巢家庭大量出现，许多社会问题随之产生。而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新时期以来，城乡主体所在的社会阶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城市而言，原来社会地位较高的工人由于国营企业的破产而流到了社会的下层，而原来不属于工人的农民工则进入了新的社会分层。

　　第三个是国家文化模式。我认为现在的民俗学科建设正进入国家文化模式。五四能改变内部一元文化，而不能解决全球多元文化的问题。但是很多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传统的问题。以非遗为例，我们看到民俗学在国家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民俗学的人文科学模式的建设在前两个模式基础上，全球化语境下，从民俗民间文艺承担着的主体，与从学者中产阶级的主体出发，转变研究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滴思维方式。促进保护优秀民间文化，成为保护民俗特色主体文化的特色要素。文化空间一旦被政府批准，政府不能解决地方的文化利益分配，有三点矛盾：

　　第一，非遗名录化与不同文化空间、传承人的比例不对等。如北京有世界级，国家级的优秀文化遗产分布非常集中，同时对于优秀传承人进行完备的管理，国内知名度高，国外演出机会丰富，艺人比例高。这个团队包括北京，浙江，和内蒙古。国家民间文艺发达地区，地方文化空间保存相对完整，传统艺人仍有内生功能。拥有复合型民间文艺题材的省份，传承人的比例远低于民间文化种类，但是一人表演包含是套继承的多个分类，如果只是保护传承人，其题材的丰富性就和艺人不对等。

　　第二，文化保护和多民族多地区的文化空间的权利的矛盾。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维族的传统节日古尔邦节，有民族情感和信仰，只是民间的节日，2012年下达对传统节日的财政补贴，新疆政府决定在新疆维族的范围内增加包括古尔邦节在内的4个民族节日的补贴，每个节日每场文艺活动补贴20万元。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不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

　　第三，保护民间文艺的主体和中产知识分子介入的权益。

　　以梁祝为代表的作品被改编之后进入上中下三层的文化系统中，不是社会学的角色论和分层论，这既要尊重民间文艺的承担主体，也要尊重只是对其进行二度开发的知识产权。现在，文化空间建设的深层问题，比遗产管理的行政纠缠更为深刻。因为涉及文化空间，非遗公共财富观的革命的世纪性问题。从文化建设的实际层面来看，有很多要做，民俗学者的研究思维要客服自身学术史浪漫主义的影响。

　　文学浪漫主义：我说的是新的文学浪漫主义，以抢救成名。实际上不能代替解决民间信仰等当代十分重要的民俗学问题，不能包办解决物质民俗，民间组织的问题

　　经济浪漫主义：近几十年来认为经济GDP指标增长民俗与贫穷落后联系，民俗与实际物质的挂钩的政策误区。

　　非遗浪漫主义：新的浪漫主义，将民俗文化建设等同非遗。政府行政管理和非遗建设的矛盾。在世界文化变迁的背景下，在加强国家文化强国的国家背景下，通过加强民族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参与国家文化建设。是民俗学建设所在。现在很多人抵制全球化，抵御资源强国控制别国。在这种情势下，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机构，中国民俗学的研究问题，就成为一种新的世界期待。我们基于以上考虑，希望在《钟敬文致信教育部的信》的基础上，提出补充建议：

　　第一， 学校根据民俗学特色学科建设的需要，对民俗学科进一步给予专业支持和经费补贴。从文学院走，应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正式列入民间文学民俗学二级学科。

　　第二，在学科评审和科研方面，实行跨学科，多点开发。

　　第三，教育部关于高校科技改革的贡献，应避免重形式轻内容，重短期轻长远的倾向，避免评价标准单一化。鼓励教师在不同岗位上追求卓越，注重特色，学科评价的目标是为了营造潜心之学，追求真理来的文化范围，保证高效持续健康发展。

　　北师大的民俗学学科建设，要为中国民俗学这门人民的学问的建设长远发展负责。我们的选择是慎重的，与教育部学科改革规划的长远目标相一致。北师大民俗学在全国学科建设发展中承担社会责任，和中国民俗学会的同仁们一起在多民族、多地区的高校建设和社会维稳中继续发挥理论中间的作用，为国家文化建设集体风险，在钟先生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里，为推进中国优秀民俗民间文艺的现代发展努力前行。

　　董晓萍教授演讲完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朝戈金研究员进行评议。他首先肯定了董老师关于北师大对于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性的说法。北师大民俗学团队从总体上来讲，和五六十年代钟老那个时候的情况来比，不看钟老个人，就整体来看，显然是大大进步了。不论是学者的素质，还是在专业领域对问题研讨的深度，以及国际影响力，都具有非常大的进步。这在故事学、神话学、数据库建设、国际合作等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董老师谈论的是民俗学的人文学科建设模式的话题。这个话题这些年人们有比较多的争论。从国际上来看，人们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认识分野十分清楚。而中国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就比较模糊。看看国际和我们当前的研究现状，为我们反思民俗学，对于今后中国民俗学能飞多高，能走多远具有重要意义。他举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史密森学会的民俗生活博物馆的例子说明了，在未来中国民俗学的知识生产一定会以新的生活方式出现。民俗主体的分化，人的身份认同的多样化成为新的现实。关于民俗符号的流失问题，他认为我们重新思索文化沉淀内化为我们的文化标志的特定要素对于我们今后深有启发。

　　董老师的报告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从明清以来的民间文艺传统出发对特定的文类和体裁进行梳理，另一个事广泛结合国际上相同或相似的问题进行探讨。许多问题要在国际的平台上看待，别人的研究可能对我们很有启发，打开视野关注国际变化。我更多的关注口头诗学的话题，人文谱系的知识传承就是文字和非文字两个渠道。文字，从古典文学以来建立在这个体系之上，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就主要建立在口头传统上。其材料做为人类信息传递的主要方式，今天对于口头传统的规则讨论对于民俗学的发展非常重要。今后这类问题的讨论可能对神话整个民俗学的研究，有重要帮助。对于如何理解古代文献和传说，都有帮助。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发展，随着传统文化在我们面前的立刻消失，民俗学的历史担待和责任会更重。我们这个时代不梳理和总结，将来后人就很难进行下去。就像今天看很多历史谜团，那时候没人做，就是今天的疑问。我们学科的使命感，大家都明白。我们民俗学关注民生，关注历史问题，关注历史进程中人类的命运来我们也有这样的传统。

　　大约20分钟的休息之后，沙龙进入后半场的讨论，由康丽老师主持，主要是各位老师就董老师演讲自由讨论，然后董老师再对相关问题进行回应。

　　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民俗学的人文发展模式到底是什么，另一个是人文学科模式与社会科学的区分是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尹虎彬研究员认为董老师的结论是建立在大量的数据统计的基础上的，这个需要大量的人来做，他们做不了，很佩服。另一方面，他对董老师的人文科学模式也不甚了解。

　　社科院文学所的户晓辉研究员则提出了民俗学的人文性与钟老的思想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他认为，民间文学应该在传统的“四个特性”之外再加上一个人文性。人文科学的传统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亚里士多德将口头传统归结为制作科学，是明显不同于实践科学和理论科学的。然后他还从实践的维度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此外，他对于浪漫主义的问题，角色分层的问题，学术伦理的问题都做了比较多的引申。

　　北师大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的萧放教授认为人文性是民俗学的根本性之一，他从自己提出的民俗学与日常生活秩序的重建的问题出发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个题目难度可能很大，但是还有现实的意义。我们这个日常社会，可能在传统社会，曾经自足的正当社会，经历很大变动之后，成为正在成长过程中的社会。而我们的民俗学者，人文学者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工作，让这个社会健康，正常地建设起来。我们很多人说你可能是一个主观的理想和想法，但是学者和知识分子就应该有这个超越性和理想，这才是我们存在的价值。

　　北师大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史玲玲老师从社会学的角度谈了日常生活的实践的问题，如何进行人的组织和再组织，城市建设中的文化问题等。北师大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康丽老师提出了如何去理解实践之外的东西，人文性是一种学者的思维方式还是一种方法的选择的问题。

　　北师大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的万建中教授主要谈了三点感受：一是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的是个案，但是构建不出模式和方法，调查多，理论探讨少；另一个是董老师用数据图表来呈现一些问题，非常有说服力；第三个是历史性的视角。民俗的核心就是传统，民俗学也应该就是传统，社会变迁对传统的影响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越是现代化就越是需要传统的支撑。

　　董老师针对这些问题，统一进行了答复。她强调，我们在研究中要特别注意资料，不仅要注意中文的资料，更要注意外文的资料。进行社会文化建设，要注意思维方式的不同。

　　最后，高丙中、户晓辉等老师还对统计数据的应用、团队问题和社会学方法、人文性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