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是一位后现代思想家，他与德里达、德勒兹、拉康、鲍德里亚、詹明信、鲍曼等人共同发起了后现代对现代的反动。与其他思想家相比，福柯理论的主线是比较一致的，这就是从具体可感的实践出发进行他所谓的“考古”。尽管他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位结构主义者，但是在他的作品中所暗含的理论脉络来看，还是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意味在里边，不管他是反结构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所提倡的“考古学”最根本的内容还在于找出话语实践当中的规则。对于福柯而言，话语并不是语言，而是言语背后所包含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指向言语符号与具体的实物之间的互动。那么，从《疯狂与文明》(1954)到《临床医学的诞生》，到《词与物》，再到《知识考古学》福柯坚持了什么，又舍弃了什么？在我看来，尽管这些著作所研究的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但是其内在的理论脉络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对工具理性的反动，而他所坚持的则是具体的行为实践所具有的丰富性。他通过具体而感性的研究，例如对精神病人、疯人院、监狱等现代社会规训场所的考察，告诉我们知识是如何以一种不为人所觉察的方式成为大众的头上的镣铐的。在这种具体而微的权力控制中，人们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成为现性工具操控的羔羊。因此，他的研究对我们而言就是要如何在微观的实践中发现不为人所知的丰富性。
福柯是一位聪明的思想家，他的聪明就在于抓住了当代社会的主要潮流，这种潮流就是对近代以来西方工业社会工具理性的反动。在当代个人的主体性越来越觉醒的社会背景下，只有告别那种欲图抓住社会的一角将其变为自己手中的一只小白兔的幻想，我们才不至于离真实的生活越来越远。不仅对于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诸学科是这样，对民俗学也是一样。好在民俗学从来没有认为社会是铁板一块，或者认为社会是如此简单划一，反之却以大量的田野实践向我们揭示了许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的简单化做法，才导致了许多错误的行为。比如民间信仰，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终于通过田野实践向社会大众指明了民间的信仰世界并非是简单地可以归为封建迷信就可以解决的。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的无知，不承认现代西方科学与中国传统民间文化之间的隔膜，我们永远会认为那些我们所不了解的东西是落后的，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福柯的著作虽然主要发表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但是他的思想仍然在当代十分热火，十分受到人们的追捧，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其理论中所包含的那种思想的厚度，更在于与我们当代社会的切合。在民俗学的学科史上，恰恰也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三大理论横行世界。三大理论虽然各有差异，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坚持田野，坚持从丰富而复杂的实践出发来把握民众真实的生活世界。可以说，这种思想倾向与福柯思想的真谛是一致的。而从福柯的具体研究而言，他的话语分析，他的知识考古学，作为一种方法论，作为一种可以操作的研究策略，确实是可以为我们所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