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丙中

组织者：高丙中

在分议题“民俗学的中国经验”之下，与路线图中的2.1（现代性理论）、2.2（后现论），3.1（“民”诸范畴）、3.2（“俗”诸范畴），4.1（现代社会，民俗的条件）、4.2（日常生活：民俗的实践），5.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有所关联。
近代以来，中国问题需要民俗学参与寻求解决之道，中国问题也成就了民俗学与民俗学人。中国问题不是民俗学参与就能够解决的，但是没有民俗学的参与，或者民俗学不以正确的方式参与，一些问题更难解决。

思考线索：
1）民俗学如何参与制造“中国问题”（中国问题出在谁身上，中国问题归因于什么，等等）；
2）民俗学在中国扎根的路径（在中国发现“民间”，现代语、国家文学）；
3）学者们意图用民俗学解决什么问题（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得力于什么诉求），而民俗学真真实实在中国解决过、解决着什么问题；
4）我们期盼民俗学在中国的新发展基于民俗学能够解决中国的什么问题。

高丙中

中国现代的学术从两个方面指向“中国问题”，一个是制造问题（或者用另一种路子的话说，发现问题），一个是解决问题（有时候只是从话语中消解问题或者关于特定问题的观念）。前者的例子：传统村落里过着自己的大致太平的日子，虽然时不时有些纠纷，但是内部能够化解。但是阶级斗争的观念传播进来，阶级压迫成为头号“中国问题”。再例如：百姓年节祭祀，理所当然。但是“迷信”的概念成为现代知识，迷信妨碍社会进步成为中国问题。这些都有历史成因，很难单纯否定或肯定，但是时移世易，重新检讨确实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

因为中国现代历史是观念先行的历史，观念对于现实要有针对性，就需要确认问题（靶子），所以制造问题是知识界的首要工作。

高丙中

晓辉的民间文学案子可以扩及“民俗学”。一般以为中国是文献大国，自古就有“风”、“俗”、“习俗”，也有各种关于风俗的论述和“公共政策”，似乎就有“民俗学”的传统。这是现代的中西对比思维的一个惯常的套路。从很多方面来说都“言之成理”。但是，从folklore的理念以及中国近代把民众日常生活选择性地界定为“民俗”的理念来看，“民俗学”完全是一种全新的现代的学术：现代的民俗学是在时间维度上造就一个文化的他者，这是古代的风俗观不曾在社会内部如此见外的。当代民俗学发生了重大转变，把文化上的他者重新认同为自我的构成要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就是这种转变的宣言，以及（尤为重要的是）社会实践。
    我想呼应的是：民俗学是一门现代的学术，不过在当代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高丙中

谢谢声援。也尤其感谢你的点评刺激我思索论题的着重点。
“中国问题”自然有经世致用的考虑，但是我的主观动机还是理论探索，既是关于“中国问题”的生成的理论探讨，也是民俗学在中国发展的理路的探讨。是一种学科史与社会史、思想史的互构的理论探讨。

高丙中

感谢京师园丁留了面子。
就是要做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史的研究，你这么逼一下，我脑子里才冒出来这几个词。
不过，也不是学科发展史那么单纯的考虑。所以问题就说复杂了。

高丙中

不知晓春是以什么线索认为（民俗学）学者从来都是将民间文化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构件？我有不同看法。从逻辑上说，民俗学进入中国，总的来说，是用现代之眼把特定的生活内容界定出来，对它进行问题化，并且在时间意识上让它属于过去（当下已经不是它的时代）。从经验上（案例上），歌谣发刊词就说要从歌谣中产生民族的诗歌，意思是它们本身不是、自己不能自动是“民族的诗歌”；典型的又如神话，文献（古文献）中的碎片是“神话”，而现存的活态的完整的反而不是（汉族），如果哪个（少数）民族的叙事被列入神话，那一定是过去的遗留物——这里都体现的是民间文学、民俗的前现代本质论。也许周作人论儿童文学有些差别。
只有到了当代，关于民俗、民间文学的历史意识才发生了明确的转变，才努力纠正否定民间文化是现代社会构件的学科预设。这是我在意的。
你研究维科以来的西方观念史，另有学术的眼光。可能是我的盲点所在。请你展开解说一二。先谢过。

高丙中

吕老大最擅长的是1）发现别人的可取之处，2）把别人的那么一点优点放大，3）把“这一个”与其他同行相提并论，造成无独有偶之势，4）用先哲的睿智支撑对“这一个”、“这一群”的肯定与张扬，好像这位先哲早就为这个局面做了铺垫，等待着这个时刻的来临。
既然老大把大家串起来了，我也做点沟通的事情。

在对象里看到的是自己，对事物的发现是对自己心灵的发现，在事物中找到的是人预先放置进去的东西——如此等等的说法都是明白地把人的活动当作是有前史的。人的活动都是在开天辟地之后发生的，前史既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所以看似“发现”是在一个特定的活动中得出的，但是实际上有前因。自从开天辟地之后，就再没有什么活动是开天辟地的。人类各种民族讲各种版本的开天辟地神话，就是要强声告知，相互约定，各位再做各种事情，都要明白相关的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再不能从“无”中生有，只能从此在到彼在。没有开天辟地的神话及其哲学自觉，就是存心让人犯傻。

还是回到老大、晓春、晓辉的论题上。“找出来的”与“放进去的”是什么关系呢？有一种哲学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另一种是“日日新”的哲学。我是后一种哲学的信徒。结论是：1）能够找出什么，是因为先放进考虑什么；2）放进去的东西，再找出来，却已经不是那同一个东西；3）这个东西是新的，或者是因为新的质，或者是因为新的增量。

为什么旧事物成为了新东西呢？最根本上说，是因为新的人的活动投入其中了。有人的活动就必然产生新的增量吗？在理论上说是如此。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基于对人的信念：1）每一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2）其价值体现在他的每一次活动里，3）有的活动似乎没有价值，那不是必然，而是其价值（尚）没有彰显，4）人的生命活动就是价值投入的过程，没有例外。实践产生新事物，实践产生新质、增量，这是人类文明的基础，这话是说大了，说泛了，但是文明民俗学圈子说这个话，却是别有新意：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是一个价值增量的过程。这个理念很有意义。

老大从康德那里可以佐证，晓辉说，“民间文学”被用在中国语境中，“增加了新的东西并且让它变成了新的东西”，也是讲的这个理。晓春说，回到学科史才能够在当下获得新知，还是在这个逻辑之中。

参与就是增值增量，更多的参与，意味着更多的增值增量。反复互动，有点像反复加息（本利一起滚动）。这就是老大体验的对谈之乐的内中根由。

大家都在感叹现代造成的人与人的疏离（到处是人厌烦人的情绪），这是因为现代造成了人与人的互动（增值机会）的暴增，人真的受不了这个增量。现代文明又弄出一些东西来阻隔、妨碍人与人的互动。因为这些阻隔就不或者没有能力做增值互动，这就吃了现代的亏了——“现代”是民俗学家群体吃亏之地吗？显然不是。恰恰相反，“现代”是成就民俗学与民俗学者群体的。岩本老师关于现代与民俗学之问，真抓住了要害。

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是我们。前有先贤，后有来者，中间是我们。左边是友邻学科，右边也是友邻学科，中间是我们。

高丙中

萧放兄果然有多年在心中酝酿的好题目，“民俗学与当代中国生活秩序重建”，怎么琢磨怎么有内含。有没有一个技术可以把三级题目放在二级题目之下，在目录里就一目了然？以便大家跟帖。
民俗学是要思考普通人生活的意义结构。生活必然是有意义的生活，必然是在主体自身认同的意义里成为秩序。而恰恰是现代，普通人的生活意义是外界不欣赏、不认可的，而外界推荐的生活或生活意义又是普通人一时不能好好消化、全盘接受的，这就乱套了。重建秩序，重建内外关系（思想观念的关系、法权的关系等等）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目标。实际上还是会牵涉整个体制的观照。

高丙中

谢谢张勃帮助我们把“问题”展开了。几个基本点都谈到了。
经验研究与问题确实是多重关系：1）经验研究要先提问题，可以是别人的问题，也可以是自己的问题，无论如何，为了逻辑的自洽，别人的问题也要经过自己的表述，因此在文本里都是自己界定的问题。
1.1）问题所涉及的现象当然是在那里（在某地，可能需要专门的活动去发现），但是问题的提出与表述是一件学术工作；
1.2）形成了的“问题”是观念，而不是客观之物；
1.3）有的研究只提问题，论证问题的存在（实际上是在逻辑与理念上“成立”）；
1.4）所以提问题是复杂的学术环节，也是学术共同体内部争论的第一阵地；
1.5）民俗学以及各体裁的研究有自己的传统问题（内在研究的与外在研究的），这些年中国民俗学的长进首先表现在提问题本身成为了学术的一环，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一环，甚至是影响整个学术程序的一环；
1.6）中国民俗学的这点长进既靠的是社会参与能力的提升，也靠的是哲学修养的提升。

    2）“发现问题”的说法比较侧重问题所涉及现象的客观性，“制造问题”的说法比较侧重问题得以表述的主观意向，但是都不否认提问题的学术性（专业性）——都是专业事件，而不是勤劳的农夫早起在村头挎篮拾的驴粪疙瘩。
2.1）“发现问题”是研究工作进行中，尤其是学生培训过程中使用的概念，多一份真诚；
2.2）“制造问题”是反思专业活动所使用的概念，是学术史、思想史的角度，是要揭破先前提问题的主观方面，多一份清醒。

    3）经常说的“解决问题”也应该像张勃那样解剖。老百姓的信仰活动成为“迷信问题”要解决，早前是指在社会层面解决（根除），在近些年已经转化为在观念层面解决（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概念调整），到一定状态，可能就只需要学术层面的解决（解构，如让“迷信问题”其实不成立的论说成为国民的共识、现代的常识）。
            经验研究与问题的关系随着我们学术圈的长进而变得越来越有魅力。朴素的学术理念在哲学修养的提升中正在变得妙趣横生。大家看到，吕老大和晓辉总在督促我们对论说的前提、方法论、逻辑保持充分的自觉意识。如此磨练，鲁智深的兵器就成为了我们大都娴熟的玩意儿（任用自如）。

高丙中

谢谢晓春阐发现代学术、文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时引用盖尔纳的着重点。在中国，大我通过过去的自我认知（“我们是谁”、“我们从何时起源”、“我们如何成长”）与对共同体的未来的想象是十分拧巴的局面。当然得通过历史与大众界定“我是谁”，民族主义要以界定我的要素为神圣之物才是。恰恰相反，主导时势的是精英主义，他们是通过否定民族的自我来憧憬共同体未来的，是要通过文化革命导出未来的。如此而论，中国是一个未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共同体。“我们”对现代国家的憧憬在诸多方面都是未建成的。仅以文化而论，社会的文化（民间文化）在国家公共生活中起码的地位（合法性）都不具备。好在这是大家已经在参与改变的现实。

高丙中

老大回复zjhong1978的帖子，在结尾处说：生活秩序的重建又可能是建立在一个并非传统的理念之上，而这个隐秘的理念恰恰就是你在第一个问题中“所要追问的”生活秩序“内在的生成机制”。
  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模式。民俗在经验研究层面看到的是民俗事项（呈现、变化了 的呈现、消失、复兴、变异了发复兴，等等），但是要谈论“生活秩序”、内在、生成机制，就得尝试去发现“（背后的、底层的）理念”。理念可能有多种分类，你们这里使用“传统”作为分类的参照，那么可以得出：1）传统理念，2）非传统理念，3）传统理念与非传统理念结合的创新理念，4）……那么，传统的发明，生活秩序的重建，就是明确要通过民俗的复兴去认识背后的理念构成。
   民俗学真是在往深刻处、精致处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