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螺姑娘来自汉族文化
看了潘倩菲女士在《螺女型故事人性化过程的现实整合》一文中对田螺姑娘的人性化分析，列举了古今不同版本的４点变化。
一，螺女的形象从天女向人妻的发展。
二，由天定向人定发展。
三，从报应思想向报恩思想转变。
四，从禁忌向教训发展。
关于这四点，要结合西晋至隋唐的政治局势、社会形势才能了解裸女故事变化的内在动力。螺女的故事最早记载于西晋时代，考虑到口头故事的起源一般都早于文本记载，螺女故事起源时间应该更早，最晚不迟于汉末。从汉末开始，先后经历三国、东西晋、南北朝，除了西晋短时间的统一外，大部分时间中国都处于分裂，社会政治局势长期动荡不安，人民生活贫困，早不保夕，连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传统的儒家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于是，纷纷转向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这也是此时佛教、道教在中国大范围发展和传播的社会原因。但是，汉族人民是非常务实的，虽然表面信仰佛教、道教，但本质上信奉的依然是现实主义，向神佛所祈求的依然是人世的名利种种。螺女故事虽然不属于宗教范畴，但这类故事神话同样能反映出人民的精神需要。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保护性命，祈求安定温饱的生活是最起码的要求。在西晋《发蒙记》中，螺女虽然要嫁给谢瑞为妻，但故事太过简洁，故事并没有交代螺女和谢瑞是否结为夫妻，而在南朝《搜神后记》中，螺女最终离开了主人公，并没有结为夫妻，但留下了螺壳，能保主人公衣食无忧。在任昉的《述异记》中，螺女更成了妖女。
在同时代同类型的吴堪神话中， 结局完全相同，一是没有交代结局，一是同样选择离去。 如果说在西晋时期，螺女故事还保留人兽婚的痕迹，对夫妻生活还保留着人性的向往和暗示，到了南北朝，妻子完全被对丰衣足食生活的向往所取代，反映出此时人民的意识中，需求稳定安康的生活最为重要，妻子已经退到次要地位，这从魏晋南北朝的门第婚姻中的功利化就可以看出，《世说新语》曰：“有女名络秀，为了家族利益不惜自愿为妾，谓“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或大益。”女性成为了谋取家族利益最大化的商品，所以，螺女操持家务，其留下的螺壳，能保主人公衣食无忧，就是这种体现。
到了唐朝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政治的清明，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富足，人民逐渐把注意力从物质化的衣食住行转移到对和谐夫妻生活的追求上。
第1点，在早期的螺女故事中，螺女来自天汉（银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虽然具有了美丽的外表，但还是一个人形的异类，一个与人的情感有较大距离的神性精灵，她的言行在本质上是与凡女不一样的。到了后期，则演变成为操持家务，生儿育女的妇人，和平常的妇人没有什么分别。由仙女向妇人的转变，流露出的是人民对家有贤妻、幸福生活的向往。
第2点，出于人类的本性，任何一位男子都希望能拥有一位美丽的妻子，但在动荡的时代，幻想娶女子为妻，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在面对残酷的现实时，深感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于是把一切都交给上天来决定，或是交给他们不清楚但感觉十分神秘的未知力量。进入唐朝后，安定的社会给予人民相对的安全感，人民对美好希望的追求不再过多的祈求上天，而是靠自己去把握。男主人公从早期版本的哀求失败，到后期版本的哀求成功，到今日民间版本中想方设法的挽留，这种变化正是人民对掌握自身命运的渴望。
对于第3点，早期版本中，男主人公的善良德行感动了上天，螺女的到来是上天对男主人公的回报，这是典型的因果报应思维。到了后期，螺女之所以称为男主人公的妻子，更多出于报恩。如果说传统的因果报应是哲学上的推论，是虚的，是看的见，却够不着的，那么，报恩则是实的，是人民能感受并且掌握的，这何尝不是另一种的“我命由我不由天”。
对于第4点，螺女由于男主人公的窥视而不得不离去，这是典型神话禁忌主题，禁忌的设立，以及违法禁忌的后果，这同样是由某种未知力量来掌控的。而在后期版本及民间版本中，螺女的离开往往是由于男主人公或其他男性的原因而离开，螺女离开后，男主人公的生活可想而知，自然是没有以前的幸福了。在这种转变中，禁忌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教训，教训的目的是让人懂得幸福的来之不易，要珍惜眼前的幸福，这是一种明显的道德教化。
螺女故事的四种变化，从原始到成熟，从简单到复杂，从神秘到世俗，都切实地反映了古代汉族人民从三国南北朝的动乱到唐朝的安定的内心变化，体现出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对希望生活的不断追求，从物质到精神的不断提高。那么，同时代的南方苗瑶壮侗等民族，有没有产生这种心理变化的社会条件呢？
三国至唐朝，这段时间的南方各族，从民族政治角度上讲，他们的处境恰恰相反，当汉族陷入分裂战争，或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无暇他顾时，南方少数民族往往得到汉人朝廷的安抚或优待，南迁的汉人为了立足，也不得不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融入到当地土著中去。当唐朝统一了中国，社会安定，封建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则加紧渗透、挤压、收编。这可从二个例子可以看出，一是畲田。畲田最早出现在商朝，但春秋战国以来记载甚少，已经弹出汉人的视野。但到了唐朝，随着唐朝对江南的开发，江南经济首次超过了中原地区，大批的汉族南下，汉族移民和当地土著之间的土地争夺逐渐进入封建朝廷和文人墨客的眼中，于是，从唐朝开始，畲田大量出现在各种史料当中。二，是南选政策。随着早期汉族的移民，以及南方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南方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土著豪强。在封建王朝嬴弱的时候，土著豪强是朝廷团结的对象。当封建王朝强大起来的时候，土著豪强就成为了打击的对象。如果说，汉族地区由于比较先进，实施的科考制度，那么，唐朝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则推出了南选政策，目的就是为了提拔当地土人，打击原来的土著豪强，就好像今日的革命，用贫下中农来对付地主阶级一样。比如，南北朝时期，南迁的汉人冯氏为了在岭南立足，不得不和岭南俚人冼氏联姻，娶了冼夫人为妻，冯冼二家成为岭南的一大豪强。隋唐为了统一岭南，也极力争取和团结冯冼二家，到了武则天时期，冯冼二家却被抄家，连根拔起，冯冼二家的遭遇不能不说是南选政策的一个结果。在广西，壮侗民族也在唐末掀起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这里举的是岭南的情况，但对同时代的苗瑶来说，情况也估计差不多。所以说，南方少数民族的政治局势远不如胭脂水粉所粉饰的“爱如一家”那么美好。在如此政治局势下，少数民族的歌唱者们能有如此心境作出精神饱满、积极向上的田螺姑娘吗？
阅读壮族、苗族、白族等民族的田螺姑娘故事，其故事情节大多曲折迂回，和唐朝古籍中的故事相类似，但难觅早期版本的影子。同时，这些民族内部的故事相对一致，缺少变化的版本。相比之下，汉族的田螺故事各类版本种类众多，多集中在浙江、福建一带，考虑汉文古籍记载了该故事发展变化的脉络，我们可以推测该故事的起源地是浙江福建一带。
田螺姑娘属于人兽婚故事类型，放在全世界的框架里，我们会发现田螺姑娘是东亚独有的，具有显著的地区性，该故事显然是东亚人民思维的个性所致，而非人类思维的共性。田螺姑娘从浙江一带向内陆传播，遍及南方诸多个省份，向北传播至辽宁、朝鲜、日本，其分布范围显然没有超出汉文化圈。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田螺姑娘故事的传播依托的是强势的汉文化，伴随着汉文化的传播而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