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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来谈点田野调查与学术研究的点滴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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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这个会后跟进的讨论倒是很好,我移到话题讨论了。大家都来说说看,前段时间有人议论毕业论文个案冗杂的问题,吴老师这番话我想一方面指出太多个案研究是基本现实,但同时又指明了一个讨论的方向,那就是从个案到民俗学,这之间的转化我们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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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个人觉得国家在场、权力秩序这个思维定式可能在民间信仰的研究上表现得极为突出,但是民俗学其他领域研究是不是这样呢?比如节日研究、民间叙事传统研究、民俗景观研究,在谈论什么?

最近看到某高校2013年的某民间文学博士(研究民间歌师传承人的)论文标题使用的是“国家在场与……”。

实际上国家在场、权力问题在历史人类学的个案研究中体现得可能更加明显,民俗学或许是受此影响,也不断地在个案研究中告诫自己,要时刻记住“国家”这个概念。而史学界也大面积的拿“国家”这个概念开刀。

如果说这只是一个时期的社会思潮,或者是受到西学的影响的社会思潮,倒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十年二十年的学术在思想史上可能只是一瞬,如果大家着急要挑战新的理论或新的研究方法,可能未必是正常的,如果求新求变,想想乾嘉学派就好过多了,文字、音韵、训诂的训练或许丰富性远远不及我们今天的田野和个案吧。

当然话说回来,乾嘉学派既是正常的,又不是正常的,因为文字狱和政治高压,学者不能正常发声,只能做小学了,小学在学术史上成功了,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过程中却是一个变态的产物。

今天的中国呢?如果历史地看当下汗牛充栋的非遗研究,或者千篇一律的国家在场、权力讨论,也许又都是可以解释的。

又,润平老师长期在田野,又长期在田野与文本当版主,很多直观感受是非常真切的。说实话,带有思维定势的大量的田野调查和个案不仅让我们自己烦,在田野里接待我们的地方文化干部、报道者、甚至研究对象或许更烦。现在是信息化社会,研究对象已经能完全看懂学者的研究,知识生产也不再是传统的封闭状态了,“他者”的口头禅也是国家在场,权力格局,非遗中心的干部谈论非遗比高校学生透彻、生动得多,大家说说这可肿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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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是个好贴,各大版块争相抢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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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南池子 于 2013-11-28 11:22 发表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问题分两个阶段讨论:
1、什么是整体性研究?(个案对于整体性研究而言,意味着什么?)
2、如何进行整体性研究?
池子的思想比较接近年来近代史研究的理路。

推荐几篇文章,上学期上了王笛的课程,他关注的就是碎片化问题。《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http://jds.cass.cn/Item/22911.aspx

王笛:历史的碎片让人温馨又迷茫  http://news.chengdu.cn/topic/201 ... 7829.htm?node=15322

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hGYk91QySbswzUlgQw3

但是很多问题课上无法讲清楚,我想学术界的分歧肯定是存在的,如果把微观研究理解为碎片化的话,池子这两个问题反而是我们在课程学习上相反的问题,因为王笛的课程就是教我们什么是微观研究,如何进行微观研究,因此池子这个两个问题是寄希望落实整体研究的人必须回答的,否则整体研究不必要再讨论了,因为你给不出一个方案和技术路线出来。

现在导师培养学生的模式基本上也是两类:一是从整体入手,从概论入手,二是专注于个案、微观。我理解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微观做好了,就可以以小见大;而从大处着手,如果能深入细致,小心求证,也是可以的。因此我认为整体性和微观研究在技术路线层面上不存在矛盾,因为整体性永远无法回避细部问题,而微观个案永远不可能没有整体关怀地去做,存在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研究对象的取舍和材料组织的问题。而这个研究对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研究者个体或群体性的”意识形态“(偏见)造成的,而学科或学术的意识形态又是最难厘清的一个话题,既有东西思维模式的差别,又有学术思潮的问题。(比如西方理论常常以”片面的深刻“见长,尤其以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文艺理论为甚,潘天强:《片面的深刻与整体的偏狭——对影响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几种形式主义理论的学术剖析》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LDXT200401014.htm );而东方哲学强调整体性正确,比如润平老师讲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整体逻辑就是一种线性整体的历史观,从这个历史观出发,”大统一“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哪一个朝代统一到多大面积,或者是哪一个朝代汉人政权占据多大的地界,因此民族符号将不能构成大一统讨论的一个变量,而是”我们“竟可以将几千年的历史看成一个分分合合规律明确的历时性整体,这种力量是哪里来的,这种对中心的想象有别于安德森的印刷资本主义的模式,当然这里的”我们“是值得推敲的,且大一统说的也不是”国家“问题,比较玄一点的说法叫”历史心性“)。

综合来讲,我不赞成把碎片化当成一个问题来说,反而细部与整体比较明确,因为碎片化是对结构主义理论的一个挑战,而我们现在太多的所谓”碎片化“的研究其实是另一种结构主义,即强调碎片化背后的权力控制(宰制)。因此简单地讲整体与细部,一是可以避免结构与后结构的争论,二是可以更好地讨论整体的意义在哪里,细部的意义在哪里。当然把个案(田野、演述、过程、场域)和文献、文本(民间文艺学、历史民俗学)的研究简单地化约为细部和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不明智的做法。所以最后还是要强调一种截拳道的精神,天下功夫,无快不能,直击要害的研究都是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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