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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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老板”、“包工头”，这些看似与做学问跨行隔山的词语，近年来却成了一些媒体描述学界的“时髦词”。这当然不能令人愉快，一方面如今的学术体制机制日渐完善，科研环境不断改善，学术成果逐年增多，这样的描述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课题制下，确实存在有些学者利用手中资源和人脉包揽课题，再层层转包给研究生，导师与学生之间形成为“老板”和“打工仔”的关系，研究机构异化为“学术工厂”的现象。对于这样一种局面，学者表示，要激浊扬清，扶正祛邪，采取综合措施整肃不良学风，以良好的学风推动学术创新。

　　怪现状

　　象牙塔中的“学术包工头”

　　廉价的学生劳动力

　　近日，记者走访了北京多所高校。据了解，理工科已经成为“学术打工”的重灾区。对于一些研究方法以做实验为主的理工科学生来说，工作时间长、体力消耗大、工作内容简单重复已经成为研究生生活的共同特质。

　　一位周六仍然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某高校药学系学生告诉记者，他们每周只放一天假，法定节假日也不得休息。她向记者抱怨说：“我"老板"科研能力不强，却总是要求学生来做博士点课题，不写就用种种手段控制我们，甚至不让按期毕业。她根本不考虑学生的学术兴趣和发展前途，只把学生当成做课题的工具！”另一位数学系学生告诉记者，他的导师总是把课题中大量繁琐的基础性计算工作交给研究生，一位学姐为其辛苦工作了三年，科研能力基本没有得到提升，毕业时根据导师的课题敷衍了一篇论文，居然也顺利通过了。

　　在人文社科领域，“学术打工”的现象也不少见。一位学者告诉记者，国内某知名民俗学学者对学生非常严苛，她的学生自入学起，就要承担极为繁重的“打字”工作，很难有时间开展自己的研究。三年下来，即使是资质很高的学生也可能一事无成。

　　高速运转的论文生产机器

　　记者了解到，在某些高校，一些资源多、能力强的导师以自己为轴心组建了极为高效的学术“生产”团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社会化学术“生产”机制。

　　一位学者告诉记者，某管理学教授是国内知名专家，其科研团队像一个高速作业的论文生产机器，导师是其中的引擎，靠名声申请到很多课题，他的研究生是不停运转的机器零件，其等级、分工极为明确。低年级学生在进入时会由高年级博士生对其进行培训，告知团队规矩、“老板”习惯，以及定期开会的时间，随后会被划入某一领域，在高年级学生带领下完成任务。这种管理谈不上粗暴，老师为学生树立“典范”，比如告诉他们，只有多发文章，发好文章，才能进入好学校，找到好工作。学生在这种逻辑下跟着老师狂飙，“生产”效率非常高。他们有共享的知识库，只要有理论和数据，就立即整理成一篇可以发表的文章，传到共有平台上，老师要用的时候就可以立即去取。

　　此种学术团队已经高度社会化、功利化，团队里大部分学生很少能够独立选题，基本是由老师指定，否则，不仅得不到老师资金和智力上的帮助，还有可能延期至五年毕业。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学生必须依照老师的理念和方法工作，独立思考是不被提倡的。而且团队中的大部分学生已经在潜移默化中认同了这样的团队文化。

　　无从质疑的学术霸权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即使学生在导师的命令下苦不堪言，大多数人还是惟命是从，只有极个别的学生选择反抗。

　　一位新闻学在职博士告诉记者，他的导师是业界知名学者，不仅有纵向课题，也常常与有关机构、媒体合作，一些课题的数据和分析没法自己完成，就分给自己的研究生或其他青年学者做。该同学在跟着老师做了一两年基础小工后，开始筹划写自己的题目，可每次只要是发邮件沟通论文的事，就得不到任何回音。实际上，老师已经计划让他写自己课题中的一个题目。这位同学向研究生院申请更换导师，在提交了翔实证据的情况下，仍未能如愿。最后，此事以研究生院劝和收场，他让步写了导师的题目，从此相安无事。

　　
　　反思

　　是什么造就了“学术包工头”
　　多位学者向记者表示，“学术包工头”现象在高校的流行不仅仅是导师个人品质的问题，现行研究生培养模式、学术制度和整个社会风气都是重要原因。

　　课题主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合同、招标、评估等科研管理形式，课题制日益成为科研运行和组织管理的基本制度。

　　随着学术项目和课题审批不断增多，学术成果市场化的步伐不断加快，种种不良现象也由此衍生。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学科与政府、社会挂钩越紧密，科研成果市场化程度越高，“学术打工”现象也越普遍，一些高校的理工科院系已经俨然成为“学术工厂”，快速、高效、低成本地生产出大量学术产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曾对科研项目课题制的利弊做过分析。他认为，科研项目课题制由于其市场化运行和管理机制，逐步形成了科学研究的“工业化”投入产出方式，其突出作用主要体现在根据合同要求按时生产出“足够数量”和“一定质量”的科研成果。这种市场化的奖赏机制、工业化的产品管理流程，不太利于科学研究尤其是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工作。

　　课题制对于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如果罔顾学术创新，完全以课题为轴心就会引发问题。“一些学者是为了课题而课题，课题本身在学术上并无太大意义。” 湖南理工学院教授余三定告诉记者。

　　资源挂帅

　　“有些时候，真正做研究的人申请不到经费，而一些跑得勤、资源多、人脉广的"社会活动家"如鱼得水。资金被垄断，得不到合理发放。"学术包工头"现象愈演愈烈，大学行政化是重要原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向远认为。

　　多位学者指出，由各级政府指定科研行政单位立项的纵向课题，以及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主导的横向课题，已经成为决定学者题目来源和科研经费的生命线。在此种体制下，拥有行政资源和较高学术地位的教授申请项目往往如鱼得水，他们将手中的课题层层转包给资历尚浅的老师和研究生，自己则忙于应酬，以获取更多资源。

　　余三定表示，最近几年来，甚至出现了专门负责跑课题的“学术掮客”，他们通过跑关系取得课题，再转包给其他研究者。“比如南方某高校，多年都申请不到什么重大课题，近来却突然申请到十几个课题。”

　　“接单”者名利双收，“打工”者获取资源，他们日益成为一种牟取学术资源和经济利益的紧密共同体。

　　缺乏约束

　　在现有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中，变异的师生关系也是“学术包工头”出现的重要原因。由于导师掌握了重要科研资源，把持着学生毕业的重重关口，学生对导师呈现明显的依附关系。在这样的培养模式下，学生亦步亦趋地跟随导师指引是较为“明智”的选择，这是顺利毕业的基本条件，也是借助导师力量获得更多资源的有效方式。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蔡禾告诉记者，导师、学生的权利与义务缺乏明确的制度性约束。他说：“在国外，导师和学生之间的权责关系更加明确，自费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题目，申请到奖学金的学生就要担任导师的研究助理，而这种助理工作也是有限的，有清晰的工时规定。导师通过申请课题经费给学生奖学金作为工资，从而同学生建立一种比较稳定的契约关系。而我国教育在这方面缺乏明确的制度规定与指引，现实中研究生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又很普遍。”

　　缺乏制度指引导致的后果是，导师可以无限制地将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来使用，而学生则因“打工”的付出与收益不成正比而感到不平衡。在学术生产过程中，学生成为一种独特的廉价劳动力，不需要负担太多的社会成本，在急功近利的导师那里，他们很容易被转换为大批量学术生产以牟取科研经费的工具。

　　
　　出路

　　以学术创新为首要目标
　　学者普遍认为，在浮躁、功利的学术环境中，学者应端正治学态度，坐得住“冷板凳”，破除“官本位”思想，将学术创新作为研究的第一目标。

　　在制度层面，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浮躁的“学术包工头”现象。余三定认为，科研机制应当有所创新，学术计划审批机制或应有所改变。

　　多位教授从研究生培养制度角度指出，制约导师权力是关键。应当建立毕业论文匿名评审机制，导师回避学生的论文答辩；建立学术仲裁委员会，学术不端现象发生时，学生可以将情况提交委员会，由委员会成员共同鉴定责任人，并负责协调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同时，学生也可以建立自己的权益委员会，共同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施爱东认为，完善制度的关键是出台更多细则，比如对招收研究生的导师进行考核，如果导师遭学生投诉并经核查属实，应对其进行相应处罚，进行举报的学生有权更换导师。这些规定应当更多地由处于弱势的学生会等学生组织参与制定，学术仲裁委员会也应当有学生参与。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郁建兴认为，学生参与导师课题需要具有旨趣上的一致性、相关性，学生参与导师课题应当以实现理论创新为取向。

恩施土家

相对于其他学科天天呆在实验室或做数据分析的来说，民俗学人类学到田野里去的活童鞋们还是很愿意参与的。
这也是质性研究的魅力所在。

恩施土家

在中国，使用“虚假发票”成不少生意人“必修课”上行下效：国企央企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部门，“虚假发票案”层出不穷今年6月，中石油所属北京石油机械厂曝出虚构设备采购事项，使用虚假发票在生产费用中列支2079万元。这不是特例，可以说，使用“虚假发票”其实已经成为了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多年通行的“潜规则”。
来自国家审计署的数据，2010年，就查出中央政府部门通过使用假发票套取资金1.42亿元。而到了2011年，在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中发现82个所属单位采取截留收支、虚列支出等方式，套取和私存私放资金4.14亿元，其中使用虚假发票仍然是相关单位套取资金、设立“小金库”的重要方式。
央企中央部门尚且如此，地方部门和企业往往更甚。根据《韩国经济》一篇09年11月的报道，在中国内地某市，曾查获一起制售假发票的大案，而据警方消息这批假发票的最大顾客竟然是该市市政府。在该市流通的假发票中有1/5被市政府用市财政预算买走，金额接近3亿元。…[详细]


入乡随俗：“假发票现象”甚至被写入普华永道给外企的《中国投资指南》假发票如此“猖獗”，以至于很多跨国企业也入乡随俗。正在接受中国调查的英国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其中国公司的四名高级管理者在过去六年通过提交假发票挪用了数百万美元公款。几年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针对另外几家大企业提起了控告，理由是他们在中国从事类似的行为。另一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示，2005年到2010年间，制药公司辉瑞（Pfizer）旗下的惠氏（Wyeth）“以组织大型消费者教育活动为名提交了假发票或虚开的发票”。
而根据路透的报道，很多跨国企业都把“虚假发票”问题当做投资中国的“新的会计风险”。咨询公司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 Coopers）更为直接，在其2013年的报告《中国投资指南》（Doing Business and Investing in China）中就特别指出，“采用假发票及支持文件是从公司获得现金最普遍的手段，不论是员工用来中饱私囊，还是作为贿赂款的一种来源。”…[详细]



无孔不入：车站、短信和网络，出售“虚假发票”广告充斥国人生活假发票的泛滥当然不止如此，在几乎每座中国城市，都可以看到到处张贴着“膏药式”的售卖各种各样假发票的广告。一些发票制假者还会通过电子邮件或手机短信来推销他们的业务。在某些电子商务网站上，假发票售卖者甚至还承诺提供特别折扣以及当日送达的服务。旅行住宿发票、租约发票、废料发票和增值税发票等等都包括在内。

被公安机关查处的假发票。

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就查处制售假发票和非法代开发票案11.2万件。当年，全国还治理手机发票类违法短信4512万条，阻截网站登载发票类违法信息50万条。但相对于假发票泛滥的程度，这些查处只能算是冰山一角。面对这样极端的数量，甚至会有执法人员“不愿执法”。在今年春运期间，面对南京火车站地下通道兜售假发票的票贩子，车站执法人员就以“无权干涉”的理由拒绝执法。…[详细]



“重税主义”和“以票控税”造就了见怪不怪的虚假发票“重税主义”使得虚假发票成为影响部分行业生存的“刚需”在之前的专题《小商户生存环境：扶持少，税费重，难致富》曾经提到过，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企业所负担的税负都是偏重的，根据《福布斯》2009年推出的“税负痛苦指数”榜单，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高居全球第二。

据《福布斯》2009年推出的“税负痛苦指数”榜单，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高居全球第二。

在增值税、所得税和营业税，以及教育费附加、水资源费、社会保险费的挤压下，个别行业的很多企业利润都被挤压得十分严重。所以他们便转向了虚假发票，从而达到“少缴税少交费”提高收入的目的。以部分服务业为例，由于陈旧落后的营业税制度，服务业的营业税，不像制造业的增值税，可以抵扣。虽然从今年8月1日起，对月收入2万以下的小企业免收营业税和增值税，但对很多服务企业来说，高昂的税率仍然使得利润被挤压严重。…[详细]



“以票控税”下，应纳税金额和发票金额没有必然联系，使得造假现象泛滥

在欧美甚至存在这种“手写发票”。

中国现行的发票税收制度是典型的“以票控税”，发票是由政府的税务部门一手包办，由其统一印制的，商家是通过向税务部门购买发票完成纳税的。而这种“以票控税”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实际上在世界各国都有“发票”，但绝大多数的国家，“发票”都是由商家自行开具，“发票”只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货物或者服务流转的凭证，而非纳税的凭证。商家的纳税依据，则是由商家所提供的会计账簿进行确定。
初看，中国这种由国家统一印制发票的模式可以更好的解决税源问题，但是实际的效果则是：由于相较于商家提供的会计账簿，发票通用性过强，发票很方便的就能和商家分离，转手，成为偷逃税的合法工具。
有不少学者就认为，中国目前仍在实行的“以票控税”做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只要此种征税模式存在，造假现象就将大量存在。中国中央财经大学财税研究室主任童伟甚至认为，要想彻底根除假发票黑市，就应该取消发票，因为不论是发达市场经济的美国、日本，还是转轨经济中的俄罗斯、乌克兰，都没有类似中国的这种发票。而都是通过普及结算体系，在有力的结算下，税务部门对公司的收入掌握的就能很全面。再配合更容易追溯源头的会计账簿，不需发票，就能较为准确的认定应纳税额。…[详细]
“漂白灰色收入”和“违法成本低”也加剧了虚假发票的泛滥虚假发票的存在使得部分雇员的“低工资高收入”成为可能由于阳光工资的推行，公务人员和国企员工想要获得高额福利和津贴，就必须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国家雇员的工资相对较低，”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政治学教授，曾做过关于中国贿赂与腐败研究的王裕华说。“因此他们通过报销来大量增加收入。这很难监管。”
当然，这种“漂白”并不仅仅局限在公务人员，在外企甚至民企，也不同程度的存在这种现象。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在上海，有不止一家的共同基金公司要求其员工每月上交假发票来冲抵他们一半的工资——这种账务作假方法能让该公司及雇员降低其应纳税额。…[详细]
此外，对于为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工作的体制内雇员，虚假发票的存在也给贪污受贿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的方式。餐饮娱乐等服务行业因经营需要而大量购买假发票就是一个例子。在审查中发现KTV、夜总会等娱乐场所之所以大量需要假餐饮发票等服务业通用发票并不是其本身入账需要，而是客户的需要。原因在于许多客户在这些娱乐场所消费之后需要开具发票回单位或部门报账，而娱乐业发票肯定不能入账，于是客户就给商家提出要求开具餐饮发票等其他种类发票。而商家为了能留住客源，自然会主动购买假发票以应付客户需要。
另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使用虚假发票其实是向几个行业高度集中的。根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月至4月，全国共查处制售假发票和非法代开发票案件8504起，查补税款13.6亿元。其中，房地产与建筑安装、药品与医疗器械、发电、供电和餐饮娱乐等几大行业成为假发票的重灾区，仅这几个行业就查补税款4.5亿元，占总数超过30%。

ktv等餐饮娱乐场所是假发票的“大主顾”。

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这种集中值得玩味。餐饮娱乐行业前文已经分析过。药品与医疗器械行业方面，葛兰素史克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行贿医生和医院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虚开发票套取贿金。而对于房地产与建筑安装，情况也类似，只不过需要打交道不是医生，而是政府部门。这其中，发电、供电行业比较特殊，由于对煤电的环保要求越来越高，成本也越来越大，电力企业往往可以从政府获得高额补贴，而虚开发票就是获得更多补贴的“好办法”。…[详细]



查处使用虚假发票的难度很大，而且被查违法成本却不高尽管使用虚假发票的行为普遍存在，但却很难被查出来。分析人士称，监管成本太高，特别是对于虚开发票来说。为了找到发票欺诈的线索，税务部门往往需要联系酒店、航空公司和办公用品店等地核查数以万计的发票，并审阅无数笔交易，这项工作十分冗长乏味。
而“买假”承担的处罚很轻。由于税务部门权责所限及取证难等现实因素，税务部门很少向公安部门移交假发票的买方，多是以行政处罚的形式处罚使用假发票的单位和个人。而对一些政府部门或国企的虚报假发票的行为，相应的处理结果也多局限于要求其“提供真实发票，或将问题在本部门通报”。…[详细]



在税收稽查实务中，假发票入账既可被视为忽略不计的“小节”，“合乎用途”的财务处理办法，也可以罚得当事人倾家荡产。2009年，审计署在发布“16省区市国税部门税收征管情况审计调查结果”时指出，“税务部门自由裁量权太大。”现实中，基层执法人员不但有较大的税收自由裁量权，而且多从自身能获得的“好处”角度考虑一张发票的价值。而决策者们又往往从各自“官位”大局的角度去琢磨问题，执法人员乐得以票寻租，以致让发票沦为权力变现的路径。
另一方面，制售假发票也不是什么重罪，2009年，号称建国以来北京最大的制造和出售假发票案宣判，这期案件中，韩某制造并销售了80余万份假发票，但也仅获刑6年6个月和处罚金30万元。…[详细]

结语
部分人的贪婪肯定是“假发票”存在的原因。但高税负，使得“假发票”存在刚需；“以票控税”的税收逻辑导致“税账分离”；以及不少政府部门和央企国企对“虚假发票”有依赖，才使得“假发票”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疾。
来自腾讯网

恩施土家

报账本身就存在很多漏洞，假发票是最极端的。在中国只要预算被批下来，就意味着可以想方设法找发票去报销。

对于高校教师而言，本身工资水平低，有时候根本不可能把全部科研经费用于科研，还需要养家糊口，请客吃饭。

而那些大型国企，到了中高层，根本就是想着办法去花钱，没有任何顾虑。中国不解决这些大块头的不公现象，很难去说服最低层的老百姓信任政府。

恩施土家

谢谢提醒，注了。

恩施土家

其实我对学术包工头这种现象并不觉得有太大的问题，而是在干活的时候要控制好流程。包工头本来就是去抢资源的，如果没有包工头，大家揭不开锅，学术研究也很难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一些需要调查的学科，更需要大的资金投入，所以人类学是贵族学科。

恩施土家

原标题：“博士奖学金超教授收入”的喜与忧
来自人民网

博士研究生学费全免，每年最多还可拿到9.6万元的奖学金！记者获悉，从今年9月1日起，武汉大学新的研究生基本奖学金设置比例及标准开始实施。有考生掐指一算，只要“术业有专攻”，几乎相当于找到一份高薪工作，收入甚至超过一些教授。

这则新闻传递的信息，让人既喜又忧，喜的是我国大学开始回到培养博士生的正途上，而忧的是，较之博士的高额奖学金，教授的待遇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以至于媒体把博士的奖学金与教授的收入进行对比。按照教授的薪酬，就是给予博士生高额奖学金，恐怕也难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来。

在国外大学，读博享有全额奖学金（涵盖学费和生活费），相当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是十分普遍的，这可以让博士生全身心投入攻读博士学位中，而不是花时间到兼职打工上。同时，由于有奖学金支撑，博士生并不急切地想着完成学位论文尽快毕业，而是以做出高质量的博士研究为读博的目标，五六年才完成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

与博士全额奖学金对应，大学教授的收入也是颇为体面的——在美国，一名大学教授的收入，基本可以维持一家4口过不错的生活——在年薪制和终身教授制度之下，大学教授普遍珍惜自己的职业声誉，也安心进行教学和学术研究。

但在我国，一直以来，读博是十分寒酸的，很多在读博士生面临学业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一方面，为尽快毕业找工作，不少博士生陷入学业焦虑，另一方面，为减轻家庭负担（还有的博士生已经成家），不少博士不得不兼职打工。这种状况，也制造了博士生和导师的矛盾，直接影响我国博士培养质量。

就是这次武汉大学实行新的博士奖学金制度，相比以前是很大的进步，可大多数博士获得奖学金还是不高的，根据规定，全日制普通类博士每年最低可获奖学金1.8万元，平均每人每年都可拿2.4万元奖学金。从媒体报道的消息看，学生获得的奖学金是要冲抵学费的，冲抵完学费也就所剩无几了。按照武大的新规定，博士生的生活费并没有提升多少。而在法国，除免学费外，博士生每人每月的生活补贴800欧元，在德国，博士生每人每月的生活补贴1200欧元。美国博士生的生活费则在每月1500美元到2000美元不等。换言之，博士不交学费，有的每年还有2万多美元的生活费。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有的大学在做研究生奖助学金的加法，但采取的方式是导师资助制，其基本操作是，教授薪酬为“基本工资+津贴”，基本工资保持不变，要求教授自己挣津贴，同时对学生进行资助，这样一来，大学教授只有想方设法申请课题，再想方设法把课题经费变现。那些没有课题的教授，于是艰难生存，收入确实还没有学生奖学金高，而那些课题多的教授，则游走在违规的边缘，最近，浙江大学一教授贪污1000万课题经费令人震惊，而广州市副市长称，高校科研经费，只有四成左右被用到真正的学术研究中，五六成则花在开会、出差等方面。

这与我国教育和学术资源的整体配置由行政主导有关，大学的钱，并没有完全用到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改善学校办学环境的刀刃上，而是太多被挥霍到制造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以及迎来送往之中。客观而言，国家近年来对大学的投入大为增加，但这并没有带来学校教育和学术水平的快速提升，这需要全面改变我国教育和学术经费投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