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土家

作者:巴莫尔哈 发布时间:2003-01-15 13:12 原出处:《凉山彝学》（总第16期）


　　“未有美国，先有哈佛 ！”建校于1636年的哈佛大学，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也是享誉世界的国际级名校。这里，产生了七位美国总统（包括新近当选为美国第43任总统的小布什）、三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二十多位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十几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不计其数的国会议员。就连当今世界的首富、微软公司的总裁比尔·盖茨也是哈佛的辍学生……。而早年负笈海外、学成归国的哈佛中国留学生，胸怀大志，为开拓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包括：语言学家、作曲家赵元任，史学家、古文字学家陈寅恪，作家、语言学家林语堂，我国现代科学倡导者杨杏佛，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人类学家李济，民族学家林耀华，文学家、翻译家梁实秋，及建筑学家梁思成，等等，数不胜数。总之，不知有多少莘莘学子将问学哈佛当成梦寐以求的理想。2000年9月，我的两个女儿也同时负笈西行，前往哈佛求学研修，由此她们将彝族文化也传播到了遥远的国度。所以，我就从她们求学哈佛的故事说起吧。

　　一、两姊妹同入哈佛

　　“你的两个女儿是怎样同年去到哈佛的？”几乎所有的人都问过同样的问题。其实，这里的确有很长的故事可讲：

　　1999年6月，二女儿的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严格筛选，推荐了10位候选人准备参加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遴选，要求在9月1日之前，将申报材料与课题论证寄到美国，否则候选资格过期作废。可她8月25日才从芬兰参加“世界民俗学者组织”在土尔库大学主办的“99暑期高级国际培训班”回到北京。情急之下，她连续熬了两夜，总算是将一份自己还觉得满意的课题设计和背景材料通过EMS特快专递寄出。当时我和她母亲都希望她的邮包能在截止时间前到达。他们院里的项目负责人也很担心。因为美国人做事一贯强调“遵守规则”，若材料晚到一天，面试也就没戏了。这样，她不仅错过了这么好的一个深造机会，而且也等于浪费了院里的一个候选名额。

　　10月初，我们一家悬着的心落了地，中国社科院通知她去参加面试了，而且把她排在了全院的第一名，说是“隆重推出”，她一大早便第一个“登场亮相”。后来听她在电话里描述说：

　　面试官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副主任爱德华?贝克教授，高个头，一脸怪吓人的大胡子。互道了一声“早安”后，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位蛮和蔼的学者，没什么大架子。立马，他便拿出我寄去的全套材料，一页一页地翻开来，上面显然已经被“圈批”过了，看来这些大大咧咧的美国人也是够仔细的。他一边看那些记号，一边向我提问，手里不停地记着些什么。──这就有点戏，你们知道吗？因为有过哈佛面试经验的人曾告诉我说：如果面试官做的笔录多，就说明他对你的专业或课题感兴趣；反之，则无望成功。还好他的问题全出在我的专业领域里，而且跟我的教育背景和课题论证紧密相关，完全能够对付，因此紧张感也全没了，说起英语来也不那么怵了。尤其是当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田野资料（各种图片和彝文经书等）来，我的话匣便打开了……直到贝克教授说：“该轮到下一位了。”我一看表，哇！怎么这么一会儿就谈了45分钟，已经超过规定好的每人30-40分钟，竟浑然不觉。临走的时候，贝克教授面带微笑地对我说：“你的研究方案做得很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真不知道这到底与我面试成绩是不是有关？还是说我的课题论证比口试更棒呢？因为我知道我的英文口头表述远远不如我的文字功夫。

　　曲布嫫后来说，她从社科院2层进行面试的外事会议室回到12层楼的研究所，便接到正在郊县密云开教学改革方案讨论会的大女儿阿依打去的电话。起初，妹妹还以为姐姐这么着急来电话是在担心她一早“出师不利”，结果姐姐在电话那头大叫：“我也要参加面试，后天。”妹妹一下没明白过来，便问她：“啥子面试？你要去外企当一回白领子？”四川话全冒出来了。“哈佛的面试！我们校长刚通知我。”妹妹还是没明白，因为按照常规，至少在面试之前的1个月，候选人就得将课题论证递交给哈佛的，而姐姐根本就没做任何文字上的准备。后来才知道，那年中央民族大学是临时加入到哈佛计划中来的，他们学校在面试的前三天才紧急确定了十多位候选人，通知到姐姐阿依时她已经根本来不及做课题设计了，因为她当时是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的系副主任，负责全面的教改工作，必须留在密云把会开完。

　　“只好临时抱佛脚了。”说到这里，姐姐阿依把电话筒接了过去。“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我得考虑怎么去跟贝克教授谈，我要到哈佛去做什么课题，怎样做，可行性又怎样？问题是那时我不能立即回到学校去做准备。关键时候还是有个妹妹的好啊。”原来，曲布嫫回家后便立即上网通过因特网从哈佛大学的相关网址上下载了姐姐需要用到的宗教学、人类学和妇女研究等学科的背景资料、课程设置等等，并一一传到姐姐的信箱。阿依回到家里还剩下一夜的时间，她打开妹妹传来的所有资料仔细地研读起来……翌日一早，虽然几乎整夜没合眼，阿依已是成竹在胸了。

　　但是，阿依脑子里始终有一个担忧：“我也参加面试，会不会影响到妹妹的录取呢？哈佛会不会同年录取姊妹俩呢？”所以，一见到贝克教授，阿依就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给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妹妹巴莫曲布嫫前天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了您的面试，作为姐姐，我更希望妹妹能去哈佛。如果你们不能同时录取两姊妹的话，那我就不用再面试了吧？”贝克教授一怔，因为他并不知道她们俩是姐妹，等他回过神来便不无惊喜地笑道：“那我也要先看看你去哈佛想做什么吧？” 谈起自己的专业，阿依自然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她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对自己的课题设计进行了提纲挈领的简述，而且针对哈佛相关的学术资源，分析得条条是道，言之有物，论之有据……“贝克教授直说我对哈佛的宗教学研究了解得非常全面。他哪里知道，有时‘临时报佛脚’也是管用的。”讲到这儿，阿依笑了起来。我对电脑和网络不怎么熟悉，这时候也不得不承认“网络时代”在信息传送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了。

　　哈佛燕京项目的候选人汰选有相当严格的程序，设有专门的评审委员会。每一个中选者必须在学术、外语等方面完全达到哈佛的要求。阿依的面试结束时，贝克教授对她说：“我们从来没遇到过两姊妹或两兄弟一块参试的情形。”是的，在她们接到录取通知之前，一些知情人士都非常关注巴莫姐妹是否能够同年踏入哈佛的学术圣殿，而她们姐妹俩也深知其间的竞争和难度非常大，即使面试顺利通过，她们各自的课题设计和论证报告还必须要通过哈佛大学一个专门的学术委员会的讨论和评估。或许，在所有人中惟有我这个做父亲的始终是乐观的，我坚信自己的两个女儿都会被录取。为此，2000年1月我婉言谢绝了华盛顿大学发来的学术访问邀请，女儿们问我为什么？我则反问道：“等你们两姊妹都到了哈佛，我和你们的母亲再一道去看你们不是更好吗？” 后来她们的同事朋友都说：“知女莫如父。你们俩要是同时被哈佛选中，也是幸运之中有你们父亲的祝福吧。”

　　转眼到了千禧之年2000的春天。三月上旬，两个女儿都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博克自然?历史?文化博物馆举办彝族文化专题展：《高山图式──中国凉山诺苏彝族文化的传承》。其间她们受到邀请前往惠特曼学院讲学，在孟彻理（Charles McCann）教授的办公室，她们意外地接到了我从凉山发去的电子函件，原来姐姐的录取通知已经寄到了北京的家里，阿依的丈夫只顾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而没想到用E-mail通知在美国访问的妻子。当即，姐妹俩一阵兴奋之后，便转为喜忧参半：不知妹妹是否也被录取了？因为她当时在美国参加布展已经快三个月了，而申请材料从的通讯地址则留的是北京的工作单位。3月31日，曲布嫫从西雅图回到北京的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尘封数月的电脑，在从服务器下载的百余封E-mail中，她突然看到了贝克教授的名字──附件便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资助通知书。原来，哈佛─燕京学社鉴于曲布嫫当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按照他们的项目观点，将她的申请转到了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定委员会”；几天后她便如期收到了这所哈佛历史最为悠久的研究生院的入学通知书，邀请她到那里进行博士论文研究。

　　的确，对于两个彝族姐妹来说，如果缺乏坚实的学术背景和独特的文化魅力，要想同时叩开哈佛的大门谈何容易。那么，她们两姊妹的“叩门砖”到底是什么呢？

　　二、根在凉山

　　“走进凉山，可能没有人不知道巴莫家的女儿们”。这是央视一台几年前播放过一部专题纪录片的开场白，片名就叫作《巴莫家的女儿们》，主要内容是跟踪采访“巴莫姊妹彝学小组”的三姊妹。是的，除了在北京工作的两个女儿，我们家还有一个小女儿叫乌萨嫫，她1991年从中央民族大学的新闻专业毕业，现在是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驻凉山记者站的记者。

　　说起姊妹彝学小组的初创，也有很长的故事。1991年的冬天，曲布嫫从北京回到凉山进行田野调查，当时是为了完成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的一个项目。一个傍晚，我突然想到英国不是有勃朗特三姊妹吗？便跟她讲：“我看你们姊妹三个读了这么些年的书，现在也应该在一起为我们彝人做点什么事儿吧？”就这样，在我的提议下，曲布嫫当晚就提笔草拟“巴莫姊妹彝学小组章程”，接着一鼓作气向州文化局申请挂靠，向州民政局申请注册，很快就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复。“巴莫姊妹彝学小组” 正式在故乡凉山“创建”了，继而便在家乡腹地进行了【大小凉山彝族民间文化专项田野调查】（1992-1998），搜集到大量彝族民间文化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姊妹合作完成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是《彝族风俗志》，被列入【中国民俗文库】，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实，在这之前，阿依和曲布嫫在上研究生期间，就跟随马学良教授一同完成了《彝族文化史》，并获得1991年北京市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巴莫姊妹彝学小组及其田野工作和学术研究活动，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并得到高度评价，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与山东卫视曾作过专题采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民族画报》、《人民论坛》等新闻媒体都给予了充分报道。

　　在北京的两个女儿走上彝学研究的漫漫长路，得益于凉山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家乡人民的培养，也受益于两位恩师的指教和鞭策，一位是已故的语言学家、彝学专家马学良教授，他是姐姐阿依的硕士导师和博士导师，也是妹妹的硕士导师；另一位则是今年一月刚刚故去的100岁高龄的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他和他的第一位博士弟子董晓萍教授共同担任妹妹曲布嫫的博士导师。“是的，在我们的学术成长过程中，能够长年累月地跟随我国大师级的专家教授学习，也实属三生有幸。两位导师不仅为我们指明了学术努力的发展方向，同时更是言传身教地让我们懂得了怎样‘做人’”。两个女儿总是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谈到了这两位国际知名的学者。

　　除了在北京受到系统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她们自己也常常说，选择的这条道路是深受“父亲的影响”和“母亲的鼓励”。父母在孩子的成长和教育过程中的确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959年，我在中央民族学院上学，当时正值国庆10周年庆典，被抽调去民族文化宫帮助布展，认识了在那里当讲解员的内蒙古姑娘刘玉兰。女儿们在民族学院读大本时，还专门到了音乐舞蹈系的小礼堂去看了看，因为我和她们的妈妈就在那里举行的婚礼。我一毕业就回到了凉山。次年，在当时全国总工会妇工委主任乌兰的鼓励下，她们的母亲也从北京千里迢迢来到了凉山……后来，我们便有了三女一子。也许，我们一家跟中央民族大学“有缘”吧，女儿们说“这个头是父亲开的”，因为三个女儿都先后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儿子巴莫尔夫也考进了民院附中读高中。但实际上，在孩子们的人生道路上，始终都有母亲为他们把舵……

　　建国之初就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现在已经扩大为中央民族大学了，而曾在那里先后完成学士、硕士和博士的阿依，现在已经是教授宗教学的副教授了。去哈佛之前，她服从学校安排，刚刚从哲学系副主任的位置上调到了大学国际交流处任处长。但她说，她并不想因为行政工作而搁下自己的专业，作为北京市的青年学科带头人，她始终坚持在讲台上继续她的教学、培养研究生、完成科研课题。妹妹曲布嫫也是从中央民族学院这所中国少数民族最高学府毕业的，后来她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现在也已经是副研究员，南方民族文学研究室的副主任，并兼任中国民俗学会的副秘书长。小女儿乌萨嫫也不示弱，人很聪颖，颇有性格。五年前她从成都回到家乡，在四川人民广播电台驻凉山记者站单枪匹马地独当一面。在小组的课题计划中，她分担着文化变迁等当代课题，并协助我发展彝族的原创音乐。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中华民族园里的“彝寨”，也是巴莫姊妹彝学小组设计的。在我的大力支持下，姊妹彝学小组在中国乐坛上推出了中国少数民族第一个原创音乐组合“山鹰”；继之又推出了“黑虎”（即“彝人制造”的前身）。此外，巴莫姊妹彝学小组还集成出版了《彝族民间音乐经典》，这些工作都是由小女儿乌萨嫫负责的。

　　在她们小的时候，我们的家境并不好，因为那是文革时期，父亲的冤案波及到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但我们做父母的，没让孩子们幼小心灵落下阴影。孩子们常常回忆他们幼年时期在农村渡过的自由烂漫的一个个寒暑假，认为山里那些遥远的日子对他们的一生都有潜在的影响。他们从小学到初中，几乎每个假期一放假就直奔乡下。或去越西县华阳区爷爷的巴莫埔子，或去冕宁县奶奶的漫水湾，而更多的时候便是去普格县姑婆的拖木沟……在老家，二叔带他们去参观巴莫家过去的水磨房、碉楼；幺叔组织他们同辈的大群孩子到坟地祭拜祖先；阿普阿妈给他们讲爸爸叔叔们小时候的故事；他们与村里的孩子一起牧猪、拣山菌、砍竹笋，一块爬谷草堆……他们从小就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姐姐阿依在自己的“田野经历”中也这样写到：“我出身于一个半彝族家庭。父亲是彝人，母亲来自中国遥远的另一端内蒙古。这样一个不同族别的家庭组合，并没有消解家庭成员们的民族意识。相反，与那些‘全’彝族家庭不同，我们的耳边常常多挂着一支‘彝族’的响铃。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摇响这支响铃的是在节日或特别的日子穿上的精美的彝族服装，是跟父亲学唱的彝语儿歌，还有父亲教我用彝语背出的十二种动物属相。”是的，孩子们从小就受到了彝族传统文化的熏陶。

　　1978年，父亲的冤案澄清后，我的工作也重新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在我连任西昌市的市长、市委书记、一直到凉山州的副州长、政协副主席的工作任职期间，为发展民族经济、弘扬彝族文化做了一些实事：凉山宾馆、凉山民族中学、凉山广播电视中心、凉山州体育馆、凉山民族图书馆等重大项目的筹建及建设工作，都与我当时分管的凉山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分不开。尤其是我亲自倡导、策划并参与编创、规范和推广普及的凉山彝族“达体舞”，不仅继承并弘扬了彝民族古老的文化传统，而且对当代彝族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与进步，被誉为是“近百年来彝族民间舞蹈艺术的一场变革、一场革命。” 对彝族地区两个文明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巴莫家的女儿们”也打心眼里敬重父亲，钦佩父亲所做的工作，她们更立志要追随父亲的梦想，为彝族人争光，为彝族的文化发展与学术振兴尽自己的棉薄之力。

　　其实，儿女们深受父母影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儿。我知道在孩子们的思想深处，始终跳动着的是彝人倔强的血脉──对彝族文化的热爱和深厚的凉山情结一同交织成了她们对彝学研究的执着和专注；故乡的养育、家乡的发展、以及凉山州各地政府和民间社会对她们一贯的支持，也是她们在学海中不断前进的驱动力所在。在姊妹彝学小组撰写的一篇关于彝族文化渊流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发自肺腑的叙述：

　　小时候，当我们第一次在家支的火葬场上静静地守望着一位长者那火的化形与灵魂的超荐时，我们也第一次听到了祭司毕摩为导引亡者之魂回归北方的祖地故土而唱诵的《指路经》：“人死有三魂，一魂守焚场，一魂附灵牌，一魂归祖地。”在山地那黎明昧爽的血色灵光之中，不曾懂得死亡意味的我们，藏在父亲黑色的瓦拉（形如斗蓬）下悄悄地露出自己的双眼，仰望白色的天父，凝视黑色的地母，深深地问着自己：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将到哪里去？正是在这一连串问号中，我们领承了一种文化的恩宠，一种禀性的赋予，一种神圣的暗示，同时也领承了我们毕生的历史使命与人生道路。当我们认真地开始研究母族文化后，当我们严肃地深涉到族人古老的灵魂学说时，在祖辈口传的神话中，在祭司文传的经籍中，在一次又一次的送灵大典中，我们确亦周而复始地审视着那些久远而又迩近的问号，并由此沿波讨源，寻绎着“魂归祖地”──民族源流的文化解码。（原载《中华儿女》海外版1998：1）

　　正如彝谚所云：“山鹰飞得再高，也飞不过茫茫云天；雏鹰飞得再远，也飞不出母鹰的眼。”在北京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十数年的两个女儿，也常常回到她们深深眷念的故乡──大凉山，而且绝大多数时候，她们都带着各自的科研课题计划。因为，田野调查对她们来说，不单单是一次次学术上的实地考察，同时也是一次次的文化回归与洗礼。曲布嫫在哈佛对中青报记者谈起自己的田野工作时有一番体认：“走向田野不仅近只是一种‘采风’的姿态，更是一种知识重组的过程……走向田野，是去倾听彝山的脉动，去经历本土文化的沙洗，去寻绎人文精神的回响。对此，我们姐妹都深有体会。每次从首都京城回到遥远的家乡，回到开满粉红色荞花的山野，我们都能找到文化写作的灵思和涵化学养的动力。即使离开家乡回到北京，精神锻造与文化洗礼依然在延续着、在内化着，并重新熔铸在我们的学术探究之中，重新去研索自己的传统，去解释自己的文化，一次比一次更为深刻。”

　　阿依的田野散记《与美国人类学家一道做田野》，通过〖中国民俗〗网站在学术圈内广为传播。“在这里我复习了我以前熟悉的事物，品味着我从未留心、从未细想的风俗，接触到我从未听说、从未看到的仪式和庆典。我想我肯定有‘熟视无睹’或‘执迷不悟’之嫌，但也不乏人类学者经常谈到的那种‘cultural shock’（文化的震撼）。”下面的文字是阿依的一段田野经历，从中我们可以去体会作为一个合格的本土学者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又要经历怎样的艰辛：

　　11月底，我打听到离乡政府大约十多公里的马鹿住着一位有名的沙马毕摩（祭司）。我和合千老师决定去拜访。翻山过岭，一路满怀希望来到马鹿。但哪知道沙马毕摩头天已离家外出去主持一个仪式了……在彝族山区做田野，如果害怕辛苦可能就不会有一番特别的体验。在马鹿，我与合千老师一住就呆了六天。创下了睡六天羊圈楼上，六天没洗脸的记录。沙马毕摩的妻子告诉我，到冬天这个时候，河里的水都是山上的雪水，如果洗脸洗手，皮肤容易裂口子。就像她的手指一样，她正用缝衣服的针线缝合手上干裂的口子。她让我别到河里去洗脸洗手，我也索性不洗了。山上的诺苏没有烧热水煨开水的习惯，液体的补充除了每顿饭的酸菜汤就是冷水，洗洗涮涮都用冷水。我倒不是十分相信洗了河里的水，皮肤就会裂口子，入乡随俗嘛。再说，河里的水的确冰冷刺骨……又有一次去赴丧，给了我一次天当被盖、地作被褥的露营经历。大约夜里三点半左右，从外村前来赴丧的人们已陆续分散到村里各户休息。只有几位死者的至亲留下守灵。我和约且嫫最后离开灵堂，准备到村中找一家打个盹，然后早早起来去了解出殡的准备活动。不料，推开的几家人户都已客满。于是我俩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村头合千的哥哥合几家。推开吱嘎的木门，借着火塘里还燃着的火光一看，原来这里也满地是人。我俩只好退出来。合几追出来，对我俩说，你们可以在门前的松针堆里睡觉。由于彝年的前一天下了一天的大雪，直到那天，地上还铺着半尺厚的积雪。还好，此刻一丝风都没有。我和约且嫫用手刨开积雪，在主人家为羊过冬垫用的松针堆上打洞，然后钻进去，我俩头枕着松针，仰望着天空，四周静得出奇。在我的记忆中天上似乎还有许许多多的星星在闪烁。

　　条件艰苦是田野中难以避免的，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就更有一番不易了。此外，有时可能还得冒一些风险。我想起她们一次颇为惊险的田野经历来：那是她们在甘洛调查期间遇上的名为“觉摩且”活丧礼──即老人尚健在或活着的时候亲眼目睹为自己举办的丧礼。据说，举办这种活丧礼自民改以来，甘洛境内尚属首次。丧礼送的是一位名叫阿杰的老人，高寿七十有余，因患有麻风病，惟恐去世时没有人来送葬，故提前做活丧，以慰藉老人，同时也显示家支的实力。为了把这个难得的场面拍摄下来，阿依和曲布嫫扛着弟弟尔夫资助姊妹小组的M7摄像机，赶到河边的打牲场，人们正举着大斧敲打牛的头部：打得准，牛立刻就倒地；打得不准，牛就发疯似地狂奔乱跑。”当时，阿依做着记录，曲布嫫扛着摄像机忙着拍摄。忽然一头没被打中要害却被惊吓万状的大牯牛朝着她们飞奔而来，阿依被吓得落魄丧胆，拔腿冲进灌木丛中躲避。但曲布嫫表现得异常地沉着、勇敢，她把摄影机转而瞄准疯牛，继续拍摄，眼见疯牛快撞上她了，四周的人惊呼着，阿依也吓得目瞪口呆，曲布嫫则轻盈地往旁边一让，把疯牛躲了过去。后来曲布嫫也说：“其实我事后也觉得后怕，可当时注意力全在镜头上，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还好，这次拍摄下来的镜头弥足珍贵，效果也相当不错。比如，祭牛在河滩上、在田野中疯跑的场面，那些被牛追赶得四处逃散的人们等等镜头尤其清晰，精彩极了。后来，姐姐还数了一下，阿杰老人的活丧礼一共打了26头祭牛。”

　　就这样凭着一股子韧劲，巴莫家的两个女儿在导师马学良教授的鞭策下，深入到川、滇、黔彝族腹心地区的基层民间，进行了长期的、周期性的田野作业与定点追踪调查，以人类学、民俗学所倡导的参与观察和实地体验的方法亲历了诸多的彝族民间仪式生活，并积极参与了数次中外联合项目的田野考察，熟悉了文化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方法和具体操作技巧，也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田野作业经验，尤其是具备了长期深入民间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十多年来，她们充分利用摄影、摄像、录音器材等操作条件，为小组的研究建立起了立体的资料储备（文字、图片、录音、录像及实物），收集到了大量彝族传统文化的第一手资料、民俗文化实物，以及彝文经籍的重要文本。曲布嫫在美国密苏里大学的一位美国同道亚伦?泰德（Aaron Tate）曾经在信中对她是这么说的：“我为有你这样的朋友感到自豪，我羡慕你的学识和积累，我也羡慕你所深谙的彝族文化传统。而那正是我的缺憾，因为我的身后没有如此深厚的学术资源。”是的，她们姊妹深知自己的学术根基正是建立在本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之中的，这恰恰也构成了她们的学术优势。

　　关于田野的话题，姊妹俩常常跟我聊得兴致勃勃，生动有趣。可惜篇幅有限，我不能一一转述。这里我想说的还有一段故事：她们的田野工作，大都选择在冬季。因为那是农闲季节，彝族村寨里有许多传统仪式活动，访问对象也比较好跟踪。但由于天冷，她们每天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围在火塘边烤火，在跟乡亲们聊天和摆谈中度过的。这样，在火烟、木炭灰的熏染中，她们的脸也被烤出一种特别的肤色来。记得，当她们从田野回到西昌家里，她们的妈妈一看见两个女儿那副模样立马就哭了。我也特不凑巧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她们的妈妈扭头就向我这个做父亲的劈头盖脸地数落起来：“你看你这两个女儿，都成什么样子了？别人的女儿都在忙着出国，就你的女儿忙着往乡下跑，而且尽拣那些穷乡僻壤的地方去。都是你，都是你成天让她们搞什么彝学研究。”我一声不吭地看着她，沉默了好久，最后‘哈哈’一笑，还是什么都没说就走开了。其实，女儿们都知道妈妈说的全是气话，便想了一个逗她笑的法子来宽慰她说：“我们走的可是‘国内革命路线’，只要我们能做出自己的成绩来，国外的学术机构自然会主动找上门来邀请我们出国去访问或是讲学的，那样总比现在出去靠打工、洗盘子挣学费要好吧？”是的，做母亲的总是心疼自己的孩子。后来，她们的母亲在一次全国性的彝学联会上，看到站在讲坛上的女儿已成为彝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和学术带头人，受到各方学者的一致称赞，她欣慰地笑了。因为她知道，她的女儿们已经成功地走出了凉山，走出了北京，走向了世界。

　　三、带着彝学走向世界

　　在代表东方文明的国度中，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分布广泛、富有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纵观横览，西南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的当数彝族；分布最广的也是彝族；支系最多的仍然是彝族。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彝族当时的总人口已达6,572,173人，总人数居于全国少数民族的第六位，并以“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居住在川、滇、黔、桂四省区，其中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最大的聚居区。彝族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有自源文字体系的古老民族之一，拥有极其宏富的文献典籍，至今大多仍流存在民间。因而，巴莫姐妹有着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她们多年来始终以一种沉潜而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投入到田野工作之中进行定点追踪调查，对本民族的文献资源和文化底蕴体验得颇为深切。她们俩都善于将自己所搜集的大量田野调查资料与丰富的彝文古籍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不落窠臼、富于创见。通过多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巴莫姊妹所取得的学术实绩，早已在国内外彝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得到了国际资深学者与相关学术机构的高度重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们对彝学研究事业有积极的奉献精神，姊妹俩利用自己有较强的英文功底和语言优势，多年来在中外学者之间搭接起了学术交流的桥梁，为推动国际彝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国际彝学已有百年历史，迄今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鲁迅先生早年就已指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巴莫姊妹俩能够一同到哈佛访学，正是因为她们自始至终立足于本民族深厚而宏富的文化传统，在科研工作中寻绎自己的治学方法与技术路线，并围绕自身的学术努力方向设计了系统研究的科研框架，广其学而坚其守，心无旁鹜，坚持不懈地走出了自己的路。

　　致力于毕摩文化研究的大女儿

　　祭司毕摩是彝族文化的集大成者。作为彝族文化的代表和知识智者，毕摩是古代彝族历史、文化财富的保存者和传播者，他们大多通晓彝文，掌管文教，其文史职能主要通过采集、整理、加工、规范、传授彝文，撰写经籍，立制典章礼仪，兼行天文历算和行医治病。古代彝族文化遗产，诸如历史、文学、语言、哲学、天文、历法、地理、医药、技艺等，除民间口传以外，大量地保存在毕摩的彝文典籍中。这些彝文经籍的编撰、书写、习用、传播、保存，无疑地大都掌握在毕摩手中，都与毕摩的宗教职司和主持社会文化活动有关。由于“传毕传男不传女”是父系社会中毕摩传承制度中的一条牢不可破的原则，在毕摩文化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大小凉山彝区，传说在历史上仅出现过的一位女毕摩，即著名的毕摩大师阿史拉则的女儿拉则什瑟。尽管什瑟继承了父亲高明的法术，懂“万能的经书”，有“神奇异术”，她也只能女扮男装从事毕摩活动……而今天的阿依，则被当地的毕摩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毕摩”。

　　这正是因为阿依始终坚持在田野中汲取民众的智慧和知识来充实自己的学养，她走村串寨，虚心地向家乡的山民学习，拜毕摩为师。她先后跟随过十多位祭司毕摩作仪式，请他们亲自释读和讲解有关的彝文经籍，参与观察过多种多样的山地宗教仪式和风俗礼仪活动。因而，熟悉她的毕摩都知道她对彝族宗教信仰和毕摩文化学有专功。许多毕摩放弃成见，耐心教导巴莫姊妹，比如圣乍地区的吉克萨达毕摩，义诺地区的曲比索莫毕摩。阿依谈起自己“学毕”的经历：

　　吉克巫达是这一带有名的“尼木毕摩”即祭祖毕摩，当时活跃在银厂乡和附近的白马乡、樟木乡一带。见我很认真地跟他学毕，他逢人就说我是他的“毕惹”即毕徒。有人对他说，哪有女的做毕摩的，他会反驳说，怎么没有，毕阿史拉责的女儿不就是有名的毕摩 。只要有主人家约他做仪式，他便事先通知我和合千，届时我们分别或一起前往仪式地点。如果主人家路远的话，半路上巫达毕摩还会把他的坐骑让给我骑上一段。彝族的仪式场专为毕摩设有固定的位置，杀牲用餐毕摩要先尝食并单独享用。每于仪式，自然我也就跟巫达一起坐在毕摩的位置上，跟他一起享用毕摩的饭食。他教我认彝文，习经书。仪式时他指示我插神枝、念经文、扎草偶、画鬼板。当有的主人家婉转地表示不愿让我坐在毕摩的位置上时，巫达毕摩大都会巧妙地说服他们，而不使主人与我陷于尴尬的境地。吉克巫达毕摩是第一个使我获得“毕徒”感觉的毕摩，也是我访问过的数十个毕摩中我最喜欢的毕摩之一。

　　她不无感慨地说：“虽然‘学毕’颇为艰辛，但对我一生的学术道路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程’。我很庆幸，因为我在田野中遇到了许多学识渊博的毕摩和毕惹，他们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都永远是我的老师。”阿依在彝族本土原生宗教研究领域所做出的努力与实践，在调查研究的实证上与多学科研究视角的整合上，都体现出她的学术水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彝族祖灵信仰研究》，以及她关于彝族祭司──毕摩的系列性追踪调查研究，在国内外彝学研究领域也是史无前例的。

　　对彝族诗学情有独钟的二女儿

　　既是学者，又是诗人的二女儿巴莫曲布嫫，15年来一直对彝民族的经籍文学情有独钟，并持之以恒。她关于“经籍文学”概念及范畴的界定也逐渐得到学界的认同（《中国彝学》第一辑）；她磨砺七年完成的个人学术专著《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近60万字，被国际著名的语言学家、彝学专家马学良教授评价为：“第一次系统地梳理出彝族古代诗学的结构体系及其历史流变，……对充实与完善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并为建构和发展我国古代多民族文论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参照有着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曲布嫫在国内外彝学研究领域也相当活跃，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巴莫鬼”。

　　这个“雅号”的由来也有一番故事的。1998年春天，曲布嫫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巾帼建功先进个人”，在院里召开的报告会上生动地讲述了自己的田野经历，后来以《走近鬼魅──大凉山田野调查手记》为题在台湾发表：

　　1992年初春，我为完成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的研究课题，从首都北京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凉山，选择彝族传统文化保持得最为深厚的腹心地区──美姑县开始了为期四月的田野定点调查。作为本族人研究本族文化，在学术上被称为“本位研究”或“自观研究”，其最难避免的调查失焦就是对自己所熟悉的文化现象熟视无睹。在凉山生、在凉山长的我，初到巴布腹地时还是有些漠然，尽管有详尽的调查提纲，但几天过去之后，发现自己一无所获，十分懊丧。直到有一天在下乡的途中，我这被铁锈锈住似的感觉突然被深深触动了：那天，我坐早班车前往维其古（天鹅之乡）。须臾之间，车出县城便爬上了蜿蜒盘回的山道。是时天色微明，河水上流动着乳白色的、湿意颇浓的晨雾，山坡上的村寨影影绰绰，远处的山峦也在朦胧中依稀可见。溢满兰花草烟味的中巴车时疾时缓地前行在树冠之间，就在这种黎明昧爽之中，有一种发现在瞬间突破了感觉的滞重：雾气缭绕下的一簇簇树叶反射着破晓微颤的晨光，就在光的影动中，我看见一排排树干上有草绳捆着的一块块木板。“哪是什么？”我脱口而出，身边的一位白发长者带着诡谲的目光告诉我说：“那是鬼板”，接着他便口若悬河地讲起了一个关于鬼起源的神话──《紫孜妮楂》……把调查定位于彝人的鬼灵信仰与祝咒诗歌后，我只身在山里的日子也开始有了一种特别的色彩。我从画鬼板进而发现了扎草鬼、塑泥鬼、雕祖灵、绘神图、制剪纸等毕摩仪式中的巫祭造型手段，便开始认真地追寻山里人的万物有灵观念与鬼神崇拜，严肃地思考每一块神图鬼板上所凝结的文化内涵与民间心意。此后在美姑，我最深的感触便是每天都处于激动之中，每到一寨、每访一户都能找到调查的兴奋点。也许是由于我对“鬼”的痴迷与执着，山里的乡亲们渐渐不再避讳谈说“鬼”了，并给了我一个特别的名字──“巴莫鬼”。

　　1993-1996年间，巴莫姐妹同时作为“中日民俗比较研究联合考察团”的成员回到凉山美姑进行田野调查，曲布嫫的这个“雅号”也从山民那里传到了中日学者中间。此外，她从文学角度开启了毕摩经籍中自成一体的祝咒诗歌的系统研究，从造型艺术和神话象征的关系去探讨彝族的鬼板和神图，皆属首例。故而有学者是这样评价她的：“审思深刻，文笔畅达；以灵动的视角看‘鬼’，到也颇有“学术‘鬼’（魅）力”。至今，圈内学者都依然叫她“巴莫鬼”，除了她对彝族鬼灵信仰与祝咒诗歌研究有树之外，与她聪颖的悟性和不羁的个性也多少是贴近的吧。

　　彝学成为一门多学科的、国际性的研究领域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近年来，巴莫姊妹一直活跃在国内外彝学研究领域，除完成自己所在单位的科研项目以外，她们积极参与国际性学术活动，为推动中外彝学界的交流和对话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下便是巴莫姐妹共同参与、组织、实施过的一些国际性学术活动，从中我们也可看到彝学研究向国际化发展的一些端倪：

　　日本：参加日本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与云南社会科学院共同发起的【汉族与周边诸民族的民俗宗教比较研究─纳西族?彝族与日本民俗宗教的比较民俗学考察】(1993-1996)，巴莫姊妹负责实施在凉山境内两度展开的田野作业，并在日本《比较民俗学研究》上多次发表了田野研究报告，各自的最终结项成果一并收入日本勉诚社出版的《西南中国的民俗文化研究》一书。

　　德国：1997年12月至1998年6月，巴莫姐妹受到德国著名的汉学家、彝学专家托马斯?海博乐（Thomas Heberer）教授的委托，担负起组织中方学者参加第二届国际彝学研讨会的工作。随后，巴莫姐妹一同作为中国彝学界的代表，前往马克思故乡，参加了在特里尔大学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彝学研讨会，并分别在大会讨论中发表了自己的中英文学术论文，在与会的中外学者中引起热烈反响。

　　法国：德国会议之后，在法国宗教人类学家、彝学专家笨笃（Benoit Vermander）博士的帮助下，巴莫姐妹与其他几位彝族学者一同前往巴黎，搜寻那里19世纪以来的彝学研究资料，先后参加了法国“利氏学社”主办的【西南中国研究与国际彝学】座谈会；为当时正在巴黎召开的“法国宗教界学术年会”的与会学者开设专题讲座；并为巴黎远东学院图书馆鉴定那里收藏的彝文经籍等。

　　美国：从1996年起，在美国人类学家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的倡议下，巴莫姊妹彝学小组和凉山州民族研究所的副所长马尔子教授开始了一个特殊的合作项目，即在美国开办彝族文化展览，将彝学研究成果从学术界推向美国社会，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彝族和彝族文化。2000年1─3月，曲布嫫作为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克博物馆邀请的专家，前往该馆于2000年3月1日开幕的〖高山图式──中国彝族诺苏文化之传承〗专题展览的实施、布展及有关学术活动。在访问华盛顿大学的期间，她与博克博物馆的专家和教授密切合作，进行展品征集、鉴定、展览文案、展品陈列设计与布展，以及与展览相关的学术活动等工作，受到极高的评价。根据对方的邀请计划，3月16日在西雅图人文科学论坛，她首次用英语发表了题为《彝族诺苏传统社会中的鬼灵信仰与女性文化》的学术报告。姐姐阿依随后也接到校方邀请，第二次重返华盛顿大学参加展览的开幕式，也同样用英语发表了学术报告《中国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复兴》。这期间，她们姊妹俩还受到惠特曼学院的邀请，与凉山民族研究所所长马尔子一道专程前往瓦拉瓦拉为该学院人类学专业的师生做了两场学术讲座，并参加课堂讨论。中央电视台派出记者拍摄了三部专题片，在《半边天》、《中华民族》和《民族大家庭》等频道，从多种角度报道了她们此行西雅图的学术活动。

　　中国：中国是彝族的故乡、彝学的发源地，但两届国际彝学讨论会却是在西方国家召开的。1995年，首届国际彝学研讨会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举行；1998年，在德国特里尔大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彝学研讨会上，巴莫姐妹即开始牵头筹划“第三届国际彝学讨论会”，并向与会学者发出调查问卷。随后，她们与中央民族大学的撒尼彝族学者黄建民副教授携手努力，得到了云南石林县政府和中央民族大学的支持，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第三届国际彝学研讨会终于在2000年9月4日至7日如期在阿诗玛的故乡──石林召开。因而，有的学者百感交集地说：“走过了百年历程的彝学研究，终于回到自己的发源地。”作为大会组委会的副主席和中央民族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阿依在大会的闭幕式上做了总结性的发言：“此次会议是中外学者的一次学术大交流，其规模之大，涉及内容之广，研究水平之高，均超过了前两届，堪称国际彝学界的一次盛会。”本次研讨会是在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背景下召开的，因此确定的主题为“彝族传统文化与彝族社会经济变迁”。围绕这个颇具现实意义的主题，与会学者就经济发展与教育、社会变迁与民族关系、历史文化、语言文献、文学与民俗文化、传统信仰与宗教等专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美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芬兰、波兰、日本、韩国、越南和中国等10个国家的100多位学者围绕主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对话。

　　四、在哈佛传播彝学

　　1999年金秋九月，巴莫姐妹双双负笈西行，来到了哈佛这所世界著名学府。她们的到来和她们在这里的作为，已经被传为哈佛─燕京学社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目前，哈佛大学共有13个学院，其中11个是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分布在波士顿的查尔斯河两岸。共有攻读各种学位的学生1.8万多名，学生来自美国所有的州和海外领地以及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年间，哈佛大学人才辈出得益于其丰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更得益于其科学的、系统的人才培养体制。哈佛─燕京学社是由铝业巨子詹理士?霍尔（Charles Hall）的遗产资助而建立的。霍尔是奥柏林（Oberlin）大学的毕业生，他的遗产委员会决定组成哈佛─燕京学社当然希望通过学术交流促进中美乃至东西文化的相互认识和了解。这一志趣虽可通过各种渠道来达成，但持久而深入的人文学研究并且配合作育英才的原则应是根本之图。1954年哈燕社在第二任社长赖世和（Edwin Reischauer）领导之下，设立了“访问学者”的项目，每年从南韩，日本，新加坡及香港和台湾等地邀请十来位人文学者到康桥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40多年过去了，来哈佛进修的学人已超出600有余；1980年哈佛和大陆学界恢复交流，20年来在这里访问研修的大陆学人也高达百余。哈佛燕京学社自从1928年成立以来即积极开展两项学术事业：美国的汉学和中国的人文研究。前者具体落实为建构哈佛的东亚研究，后者则以推动燕京的国学研究为重点。这里前后也有来自藏学、蒙古学、纳西学的大陆学者，但研究彝学的本民族学者，还尚属首次。因此，巴莫姊妹最终能够通过复杂的评议程序，过关斩将，双双被录取到哈佛大学深造，真是难得的一个机遇。

　　哈佛可谓“规制崇闳，学科美备，因而人才辈出”之名校。1936年9月，哈佛建校300年之际，中国校友会赠送给母校的碑文上写到：

　　文化为国家之命脉。国家之所以兴也，由於文化；而文化之所以盛也，实由於学。深识远见之士，知立国之本，必亟以兴学为先。创始也艰，自是广大而扩充之；而其文化之宏，往往收效於数百年间而勿替。是说也，征之於美国哈佛大学，滋益信矣！

　　正如哈佛─燕京学社主任、世界著名的资深学者杜维明教授所说：“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都是业有专精的人文学者。他们的基础研究本身即是价值，不必也不应用任何外加的功能或实用标准来评断他们的贡献……面向廿一世纪，我们希望有一批公众知识分子能洞悉人文学的内在价值，能体认文史哲在塑造民族认同上所起的积极作用，而且能有效地把人文信息公诸于世。……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的校友都是献身学术的文化人，我们也热切地期待一部分献身学术的文化人因为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并且重视精神价值而主动自觉地体现公众知识分子的风骨。”那么，巴莫姐妹带着自己深厚的文化资源和专门的学术计划来到哈佛，她们也在自己的彝学研究道路上写下了一个崭新的篇章，张扬出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

　　在阿依从哈佛写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哈佛在宗教学方面的研究力量非常强。这里有著名的哈佛神学院和哈佛世界宗教研究中心，有一批国际有名的资深学者和专家教授。我在哈佛─燕京学社进行的独立研究，主要是围绕我的课题设计来一步步展开。我的研究计划是《中国凉山诺苏传统宗教与毕摩文化》（Religious Traditions and Nuosu Bimo as Practitioners in the Cold Mountains of China）。除了充分利用这里的学术资源完成自己的课题计划之外，我还想从教学工作的角度去了解、摸索哈佛在本土宗教方面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此同时，我也希望跟有关学者达成更多的交流，我相信彝族的原生宗教独具一格，能给这里的研究者提供活的素材。”她在哈佛期间一直忙着整理自己的在凉山和在美国的田野经历，前者是关于本民族的原生宗教；后者是关于美国当代的基督教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中美合作项目，由华盛顿大学前人类学系主任郝瑞教授主持，完成后将以《田野关系》为题在美国出版。

　　谈到自己的学术领域，曲布嫫也写过好几封信给我，感想颇多：“口头传统在西方学界是一个跨学科的广阔领域，有为数不少的学者在这里耕耘出了一方华野天地，他们来自古典学、比较文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成果很专，也很深。西方研究者最珍贵之处在于，他们有了一整套研究口头传统的理论和方法论，为彼此的学术交流建立起了专门的话语系统。如哈佛学者米尔曼?帕里和他的学生阿尔伯特?洛德在上个世纪创立起来的‘口头程式理论’已经广泛运用到了多达150个语言传统的研究中。他们创建的‘口头文学特藏’就在哈佛最大的威德勒图书馆中。因此，这里在口头传统研究方面有自己深厚的学术传统，值得我们去利用和汲取；这里也有宽松的学术氛围，可以与不同学科的有关学者进行更深层面的多向交流。”来美国之前，曲布嫫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攻读民俗学博士学位。她在哈佛文理学院跨系选修了十多门课程，并着手准备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彝族史诗传统的民俗学研究──文本性与口头性》（A Folkloristic Perspective on Epic Tradition of the Yi: Thick Corpus between Textuality and Orality）。

　　女儿们去哈佛的时候，带着一些彝族漆器、彝文经书、还有祭司毕摩的仪式法具和宗教绘画等，这些彝族文化实物是她们在多年的田野调查中从民间搜集到的，带到哈佛去则有诸多的学术考虑，一则可以在开设讲座时帮助听众的理解，二则她们计划在哈佛举办彝族文化展。她们的想法后来都变成了现实：她们在美期间，一共在哈佛校内外举行了9次学术讲座，讲座甚至开到了宾西法尼亚州的狄更生学院和波士顿莱克星顿的小学。2000年5月至7月，她们在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还成功地举办了一个的彝族宗教文化展览，法国卢浮宫艺术博物馆的副馆长、芝加哥大学博物馆馆长等世界博物馆界的专家学者出席了她们展览的招待会；2000年11月，她们与另一位在哈佛访学的彝族学者潘蛟博士一同举办了一个“国际彝学工作讨论会”，邀请了美国、德国、法国有关大学的10多位学者和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3位彝族研究生到哈佛进行学术研讨。在哈佛的日子里，她们总是不失时机地传播彝族文化，引起了各方学者对彝族文化的关注。除了选修与旁听哈佛的相关课程外，她们还选择性地参加了一些国际学术会议。而更重要的，她们通过哈佛大学学院图书馆和互联网查阅了美国各图书馆收藏的彝学研究信息及相关学术著述，复印、购买了一批理论文章、书籍，还下载了一大批电子资料，为回国后进一步深化学术研究做好了准备。

　　女儿们深知彝族文化有自己的独特性，还有大量的学术工作需要放置到国际交流和对话的背景下去逐步深化。要想让我国的民族文化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除了活生生的“文化现实”之外，我们还必须从中提炼出与之相配套的理论和方法论，否则，我们的文化便成了西方文化理论的“衣架儿”。这正如当今发展不平衡的世界经济，拥有丰富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成了发达国家获取高附加值的原料输出国。这对彝族姐妹的思考是深邃的，她们要不停地探索创立有中国特色的“彝学理论体系”，而不能让彝族深厚的、富有生命活力的文化传统仅仅成为西方理论的“试验田”。

　　年前，两个女儿都先后从哈佛完成学业归国，回到了各自所在的单位继续她们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而哈佛的访学已经在她们的学术道路上留下深深的脚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相信几个女儿都会再接再厉，以蓬勃向上的学术姿态积极进取，为党和国家的学术研究事业贡献她们的一份力量，更好地担负起振兴民族文化的责任，这也是历史赋予她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结语】

　　作为党培养出来的凉山第一批彝族干部，笔者不仅仅目睹了家乡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沧桑巨变，也亲历了彝山跨越世纪、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建州五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笔者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为庆祝和纪念这一历史性盛事，有许多关于凉山的故事可以述说，也有许多关于凉山的话题可以抒写……提笔孕思的时候，笔者正好听到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正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转念一想，何不以自己一家在这五十年间的一些“故事”来写呢？这里，我就从父亲的角度，以几个女儿的成长过程和她们在哈佛求学的经历来谈谈凉山民族教育事业的蓬勃兴旺，兼及凉山彝学研究向国际化发展的趋势。

　　从女儿们的成长过程，回顾凉山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彝学研究的兴旺，我颇感欣慰。建州五十年以来，我州科教兴凉，发展民族教育，人材辈出。民主改革前，凉山只有几所学校。现在，全州已有4000所中小学，4所高等院校，20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19所党校和民族干部学校。凉山彝、汉、藏、回、蒙古等各兄弟民族不仅有了自己的大批中小学生，还有了自己的大中专学生，有了自己的学士、硕士、博士，有了自己的教授、研究员、工程师、艺术家、金融家等专家学者。女儿们所走过的治学道路、成才道路，只是凉山千千万莘莘学子的一个缩影。作为父亲，抑或是作为一个曾经分管过凉山教育的老干部来说，我都深深地感谢党和国家对年轻一代的培养，对凉山民族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事业的投入和支持。我希望通过讲述女儿们成长的故事来展示凉山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成就，希望能激励更多的少数民族学子树立理想、孜孜以求、刻苦研读、学有专攻、早日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