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土家

唤醒公众沉睡的理性——哲学学者周濂： 通过理性反思厘清愤怒缘由

人物   T恤、牛仔裤、运动鞋、双肩包……有这样一个哲学副教授，以学生姿态出没于中国人民大学，以“飞翔的姿态”进行公共写作。或许得益于这两种姿态，他剖析时事的新著——《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才会透着“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的力道。   他是周濂，1974年生人，先后获北京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赴英国牛津大学访学，现在主业教书，兼耕时评。   当社会中冷漠的旁观者越来越多，希望不仅寄在重燃一颗颗热忱的心，更在人人拥有“退后一步”冷静观察的能力。周濂给自己如此的期许，也用自己的力量，给摸索前行的同路人，掌起了一盏灯。   写给未来   尽管未来不由我们来决定，但我们却必须为那不知何时到来的改变做准备。   ——周濂   对话   国人正在失去“正派”的品格   记者：社会学研究认为当下中国处于道德滑坡、社会溃败、转型陷阱等重重危机之中，你怎么看这些观点？   周濂：社会学是一个描述性的学科，我基本认同这些社会学家们对于中国现实所作的事实描述。但是我所研究的是政治哲学，这是一门规范性的学科，就是要在事实的基础上，去探索和想象一个应然的世界和图景。   大家都听过一个说法：当看到半杯水的时候，有人会说“完蛋了，只剩半杯水了”，有人会说“还好啊，还有半杯水”。我愿意做后一种人。我觉得政治哲学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去定位和想象一种更好的世界，让我们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努力地实现这种目标。对我而言，就是通过教学和写作，发出理性的呼声。   记者：有此愿景的人应做些什么？   周濂：回到生活细节当中去。我经常问身边的人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在饭馆里点菜的时候，你是不是对身边的服务员粗声恶气，把她当成一个工具，而不是当成一个跟你一样有人格尊严的人？你会对她说谢谢，或者有过错时会对他说对不起，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我们口口声声说自由、平等、人权，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是这样做的。   我从英国访学回国后，很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状况。在英国，如果你在超市里遇到一个人，他挡了你的路，双方都会主动地避让，会彼此说“抱歉”。但是在中国，更多的情况是直着往前冲，如果发生碰撞，还会怒目相对。   我特别欣赏以色列作家阿维赛·玛格里特写的《正派社会》，尤其欣赏“正派”这个概念。我觉得中国人正在失去“正派”的品格，每个人都在被“不正派”的规则所同化。   记者：个人能改变“不正派”的规则吗？   周濂：一方面，我们要努力——虽然非常艰难——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身上的所有毒素都一股脑地归因于规则和制度，要承担起我们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每天从学校到家的路上，都有大量的自行车、三轮车以及电动自行车，占据一至两个机动车道。这里面原因很多。如果是因为自行车道窄，交通部门应该出面解决问题，如果是因为有些骑车人图方便，那也许就是个人素质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问题很难进行简单的归因，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通过理性的反思，去厘清我们为什么愤怒、为什么充满焦虑，厘清这些焦虑和愤怒哪些应由制度承担责任，哪些应由我们自己承担责任。自己的那部分，自己努力去修正；制度那部分，大家合力去修正。   人是最善于自欺的动物，在遇到问题时，我们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互相推诿责任：都是你的错！如果我们在生活细节当中，没有真正地去实践最基本的“正派”的生活态度和方式，那也就不用侈谈所谓更好的世界或者更好的制度。   所以，与其痛恨世界中的丑恶，不如让此时此地的世界变得好一点点，想要成就一个正派的社会，那就自己先做一个正派的人。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每个人都在修行。挑水砍柴都是道，我们一眼就看到最抽象的那个道，然后说那个道我们永远都达不到，然后就算了？我觉得大部分人现在就处在这种状态：“算了吧，就这样吧”，这种失败主义特别容易达到，也特别廉价。   对公共辩论持谨慎乐观   记者：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以理性的反思，对于普通人来说，标准是否太高？   周濂：可能是这样。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叫做“归因理论”，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迫切地希望找到一个原因。但是现实太复杂，因此我们经常会选择一种简单的或者错误的归因。我觉得，大量的公共辩论都是基于这种由于概念不清晰、对于复杂事实不够了解导致的错误归因。   在面对如此纷繁芜杂的思想乱局以及现实乱局时，如何进行正确的归因，是我们每一个人进行思想解套的必由之路。人类理性在脱离了神学的监管之后，虽然已经挣扎着生长了两百多年，但仍旧处于极其不成熟的阶段。我们只有进行大量的阅读思考，大量的社会观察和公共参与才能逐步地自我成熟与完善。哲学思考和哲学反省也许对此有一定的帮助：把看似复杂的、乱如麻团的事件一点一点地摘清楚，让各种要素各归其位，以便看清道理。当然，受时间、精力以及知识的限制，并不是每个人在每件事情上都能做到这一点，比如我对经济不了解，我就会更多地听从专家的意见。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触及我们自身利益的事情，而没有人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的利益和身处的环境。在很多事情上，如果掌握了全面的信息，其实不需要专业的训练，也是能够做到复杂的归因的。   而且，公共空间的好处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不是通过一个人的理性，而是通过公共的理性，从不同的方面切入，最后达成对一个事件的整体的理解和把握。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刻对某个特定的公共事件产生兴趣，基本的理性是能够保证我们进行这种复杂的归因活动的。   记者：论争一场接一场，如果大量基于错误归因，这样的公共辩论还有价值吗？   周濂：当然是有价值的。没有人天生就会游泳，必须要先下水然后才会游泳。眼下公共辩论的质量也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微博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练习场，大家都在学着辩论、学着对话、学着沟通。   当然对比欧美或者台湾的民主政治，有时候会隐隐有些担忧，因为他们的公共辩论也经常会形成鸡同鸭讲，陷入到“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状态。但是，如果说我们每个人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素养还抱有一点希望和信心的话，我们就应该对论战持一种谨慎的乐观，当然也要尽可能地通过自己的力量去给它们注入一些积极的因素。   手记   面对纷繁冲突 寻求和解心性   以学者的身份观察时事，周濂坚持不介入纷争、“退后一步”。   以开放非户籍人士子女高考一事为例，周濂认为京籍人士维护自身利益“并非拿不上台面”。他希望争执不下的双方能够理性分析个中元素：京籍人士是受益者，但不是主动的利益制造者，更不是教育制度不公的始作俑者；其次，即使必须有一部分既得利益者首先让出利益，那么由谁来割让，也不应该是任意选择的，而是要通过一整套的有效程序来维护最终的程序正义。否则的话，就只是以一种不公正来取代另一种不公正，对于建立真正公平正义的社会也不具备指向性的、定位性的作用。   人如其书，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周濂总是如此不乏耐心地抽丝剥茧，而且保持着他的乐观，重复着他的愿景：“利益冲突是常态，不应该把冲突发展成个人之间的‘斗争’，尤其不应该发展成以力取胜或者以利取胜的格局。文明社会应该通过一种‘正派’的方式去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纷争。”   正因如此，周濂非常关注公民教育，“体制也许可以一朝改变之，但人心却需要朝朝夕夕的努力。”事情是对是错？政策公平与否？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反思能力，只是还缺少一门“批判性思维”课。这一课应该给大学生补上，让他们掌握基本的逻辑知识，学会如何进行有效的论证、有意义的辩驳。   采访尾声，周濂用原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先生的一句话，概括了他认为必要的公民美德：“民主式的社会中，必须有自由讨论的习惯，有肯与别人调和的性格，有在真理前自甘让步的气量，有据理力争不伤和气的胸襟。”   本报记者 秦亚堙 X154 李刚摄 J221   补白   周濂推荐阅读   汉密尔顿：《希腊精神》   托尼·朱特：《沉疴遍地》   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   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   密尔：《论自由》   罗尔斯：《正义论》   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保罗·沃尔夫：《哲学概论》   桑德尔：《公正》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余华：《活着》   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   雷·蒙克：《天才之为责任：维特根斯坦传》   茨威格：《一个古老的梦》   内田树：《日本边境论》   寇延丁、袁天鹏：《可操作的民主》

恩施土家

周濂 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卫毅
发自：北京 最后更新：2012-08-28 15:41:18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周濂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卫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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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怎么做一个人，一个不犬儒、不苟且、不绝望、独立、宽容、理性的乐观主义者
在给周濂拍照的时候，他选择站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的《雅典学院》复制品前。《雅典学院》是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的名作。画面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古希腊圣贤，站在高耸的穹顶下论辩。
周濂相信这些哲学家比我们更加直接地面对这个活生生的世界，这种直接的经验对抽象思考刺激明显。后世的哲学家因为专业化的趋势导致其钻到专业的圈子里，用行话去表达只有“一小撮”人可以理解的观念。他不希望自己是这样的“一小撮”，他喜欢苏格拉底式的知识分子。“苏格拉底自知其无知，于是在他发问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他比别人抢先掌握真理，他带着疑惑，与被提问者一起去追问反思探讨这个问题。”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个受过专业训练的思想导游，“我告诉你这边风景很好，你也可以反驳我说这些风景不好，我们相互辩驳，最后达成一种可深可浅的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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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1974年12月生于浙江。先后获得北京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5年11月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任教。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等。

除了学术外，周濂还热衷体育，入选过北大篮球校队，自称为北大篮球界二流顶尖高手。在足球上，他是巴西和曼联的球迷。
他的新书《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是“思想导游”的范本。这本书成了最近人文社科类的畅销书。这出乎他的意料，他原本预计卖一两万册就到顶了，没料到受众面甚广。这得益于过去几年中，优秀的公共写作者抬高了阅读水位，帮助读者成长。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微博的兴起，各种公共事务不断在读者面前“裸奔”，大家的困惑越来越多，希望寻找个中答案。
有读者觉得周濂的文章有些绕，似乎各种观点都想有所触及，试图在不同的理论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之间建立桥梁。这样的写作方式会让一些人觉得不够畅快，因为他们可能需要非常痛快地扔出一个答案或者立场来。但周濂始终觉得，立场最后是要给出来的，但在给出立场之前，我们要尽可能多地学会了解自己的对立面，“我自己是尽可能地在两种或者更多种矛盾的观念之间找到相互的可通达性。所谓思想，就是在不同的理论之间开辟出道路来，不让它们成为孤岛。”
周濂在不同的层面上对自己有不同的立场定位。政治上，他是自由主义者；文化上，他是保守主义者；经济上，他是罗尔斯主义者。他希望自己尽可能地做一个思想的杂食动物，保持思想的“花心”，尽可能接触不同的主义和理论。
他的思想体系形成，深受1990年代末的思潮影响。彼时，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开始了论争。他对自己的价值观产生了怀疑——他觉得自己从小到大都不缺乏自我怀疑的精神，小时候在《读者文摘》上看过一句“跳出来看自己”，那是他担心被集体无意识裹挟的开始。
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消息传来后，周濂在北大参加了3天的游行。第一天，他走在队伍里面，会有鸡皮疙瘩乱起的感觉，大家喊口号时，他觉得自己的声音被吞没了。第二天，他喊口号不会有那么强的不适感。第三天，他喊口号时，会觉得激动，他跟集体的情绪产生了共振。“当我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内心感到了恐惧。这有点像电影《浪潮》里的情形。”
当时，给了他感官上刺激的还有话剧《切·格瓦拉》。在他眼里，这部话剧传达的结论是：只有革命是不朽的——历史决定论者永远坚信历史将终结在何处。这让他产生了生理上的反感。
他开始写文章，用自己的哲学思考介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而最初，作为文艺青年的他便是希望通过哲学帮助自己的写作。高二时，他读到一位女生的文章，这位女生非常喜欢写作，但报考的是哲学系，她认为通过哲学是进入文学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这启发了他，于是他在高考填志愿时也这么干了。
上了北大哲学系后，周濂发现同班同学中，只有6个人第一志愿填的是哲学系。他的本科同学中，如今做哲学研究的只有两个人，其他人都已转行。
我告诉周濂，我们家乡好多年没人考上北大了，前两年终于有人考上，但因为只能读哲学系，这个学生放弃了。周濂认为这很正常。“自古至今，哲学都不是显学，都不是热门。”他上课时经常给学生打比方，苏格拉底说他是雅典城邦的牛虻，他要不断刺激懒惰的马前进。如果哲学家是牛虻的话，就不可能有太多的人当哲学家。“你想想，一匹马身上全是牛虻将是很恐怖的事情。”
在现实中，更多的人不是争做牛虻，而是逃避牛虻。周濂在跟学生接触时，非常真切地体会到，有的人害怕承担自由与理性的责任。“自由主义其实是强者的伦理学，因为自由主义要求你自主选择人生，并且有勇气承担自主选择带来的责任，甚至是负面的后果。”而许多人并不想身负此生命之重，他们只是希望一路脚不落地、足不沾尘地走过人生。

话剧《切·格瓦拉》曾让周濂产生生理上的反感

周濂在其微博签名上留下了一句话：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这句话，同样来自他所尊崇的苏格拉底。
语词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提到，希望通过改变语词的秩序去改变现实的秩序。如何做到？
周濂：从哲学角度说，我们是借助概念和语言进入这个世界的，语言是我们存在的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有挣脱旧有的话语习惯，才有可能进入不一样的世界。比如，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深抓”、“猛干”、“形势”、“任务”、“阶级敌人”等等这些话语，由此也构成了我们眼中的世界。过去几年中，很多写作者试图改变这种旧有的话语方式，当然见效是很慢的，因为我们不断地看到微博上在重复出现那些旧有语言。
通过改变语词秩序去改变现实秩序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它也可能是一种最根本性的改变，否则如果我们只是改变了外在的制度，而我们的思维方式还是停留在过去的话，你会成为你所反对的那个人。除魔者最后成了魔本身，我们似乎一直走不出这个怪圈。
人物周刊：语词的改变是因还是果呢？
周濂：既是因又是果。在理论上纠缠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迈出第一步。我写过一篇文章《“不就是”与“又怎样”》，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习惯性的表达，你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表述的伤害性，一句“不就是”就消解一切理论差异，一句“又怎样”则让所有行动都没有价值，这些说法极易引发普通人的共鸣，在日常对话中有意识地慎用乃至不用这类表述，也许就是改变我们的失败主义和犬儒主义态度第一步。
人物周刊：很多人还没意识到犬儒主义的危害。
周濂：犬儒主义在古希腊是不错的哲学形态，我通过弃绝现世的生活达到内心的宁静，它更多是一种人生哲学的表述。但发展到今天变为一种非常负面的情绪，愤世嫉俗、自以为看透一切，但实际是以非常功利主义和现世主义的方式去加入这种政治的游戏，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状态。
有些学者认为，现代的犬儒主义是极权主义造就的一种人格，这种人格会以共谋帮凶的方式去维持极权的运转。犬儒主义者最大的表征就是对于身边任何试图为了正义、真理去奋斗的人报以冷嘲热讽的态度，认为你们只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你们只是在装逼，你们也是为了个人私利，这种态度可以很有效地帮助极权主义者维护他们的统治，因为它把所有人都拉到最不堪的境地，而极权主义者可以在上面看你们内斗。维持上位者的团结，确保下位者的分裂，这是古今中外政治统治的不二法则。
人物周刊：很多人喜欢质疑别人做事的动机，而动机其实很难下判断。
周濂：没错，凡事质问动机是我们几十年来最基本的一个思维范式。但是在公共辩论中，我认为最好要恪守《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规定：“不许质疑动机——不能以道德的名义去怀疑别人的动机。”这是因为动机是不可证实的，它也许是人生最隐秘最复杂的东西之一。一个人做某件事情可能是基于很多动机，他人完全不能判断哪个动机占据主导地位。比如说天桥上的乞丐，我给他5块钱，也许是出于纯粹的怜悯心，也许是因为联想起类似的家庭苦难，也许是女朋友在身边我要表现的很慷慨，他人根本无从判断哪个动机为主哪个动机为辅，事实上你自己也许都不清楚。
凡事追问动机还会具有很强的破坏力，它会导致对道德纯粹性的苛求，会认为只有出于纯粹的道德动机的行为才是有道德价值的，这种高标准的道德主义考虑很可能导致压迫性的后果。“文革”期间就是这样，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这种道德恐怖主义的恶果我们并不陌生。
奇怪的是，现在仍有许多人还在沿袭这个逻辑。有时候我甚至认为这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思维、惯性或是陋习，就是用一套价值观去看待和评判这个世界，并且坚信这套价值观就是真理，我们从来都缺乏倾听他人的愿望，也没有这个能力。
但我始终觉得，当你用某个标准要求别人的时候也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道德要求的对象首先是自己而不是他人。
改革的问题
人物周刊：我们如何让改变发生？
周濂：与其去幻想一个政治开明人士突然像按机关一样地改变整个体制，不如踏踏实实地去做你身边的事情。做律师，就做你该做的事情，维持法制，匡扶正义；做教师，就培养学生自由思想的能力、独立的人格；做记者，用良心去报道这个社会事实；做医生，就救死扶伤，不收红包；做警察，就维持秩序，但不为虎作伥。我觉得如果每一个个体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依照职位本身的要求去做好自己，我相信这个世界就会好很多。
我们当然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体制当中，有时候这个体制的逻辑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会按照它的逻辑在走。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松动空间，有一些可能让你去过你想过的生活、做你想做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是乐观的吗？
周濂：我觉得我是一个偷偷摸摸的乐观主义者。人们很容易就会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但我总在想，既然这样的立场如此容易达到，那就意味着它不具有挑战性，或者说没有太多的价值。人应该去做不那么容易做的事情，这样的人生才有挑战性。我之所以说自己是一个偷偷摸摸的乐观主义者，还基于我刚刚反复谈到的，我相信现在观念的水平在抬高，人民的这种自我认知，以及他们对于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那种认知模式也在转变，比如说纳税人意识、问责意识以及权利意识的觉醒，等等。
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
人物周刊：公共知识分子开始是一个新鲜词，现在基本上成了骂人的话。
周濂：提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目的就是为了撬动铁板一块的局面。撬动的方式我现在能想到的至少有两种：首先，公共知识分子始终是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一种声音，他以批判的形态出现，在理所当然的观念体系中打入怀疑的楔子；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公共知识分子不等同于政治知识分子，所谓“公共”是介于“国家”与“个体”的维度，它意味着要在公权力主导的政治空间和个体所珍视的私人生活之间去拓展一个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和政治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互相争夺的，公共空间能拓展多广，政治空间就被压缩到多小。所以在我的理解中，虽然政治空间和公共空间存在着重叠性，但是政治的更多是和公权力相关，而公共空间则包括公民自组织的一些内容，它涉及的领域非常广大，比如小区的业委会，各种NGO，乃至乡村的图书馆建设，等等。
在去8年里，公共知识分子的确经历了一个非常跌宕起伏的过程，这两年尤其明显。老实说公知这个说法我是特别讨厌的。每当我看到有人用公知去给别人贴标签扣帽子的时候，都会觉得这是典型的儿童弱智行为。它特别像我们小时候给别人起绰号，起绰号的秘诀在于漫画化对象，喊绰号的秘诀则在于集体起哄，绰号一旦流行开来，也不管它是否真的适合这个人，他都很难摆脱这个绰号。事实上，我们都了解，在以一种羞辱性的方式对着某人喊绰号时，我们所感受到的无非就是一种恶意的快感，这实在不该是理性的成年人玩的游戏。
更重要的是，因为公知这个说法已经彻底地被污名化了，所以人们不仅避之唯恐不及，而且还纷纷相互称呼对方为公知。当一个概念可以解释所有事情的时候，它本身就没有解释力了。公知这个说法就是如此。
人物周刊：似乎有人有意把“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搞臭。
周濂：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但是我更愿意说的是，公共知识分子们需要深刻地反省这个现象。在面临日渐复杂的现实时，当网民的知识水准在逐渐抬高的时候，如果公共知识分子依然停留在那种大而无当的原则的表述上，或者没有深入到公共事件的细节和内部去梳理它的脉络，而是简单化同时也是标签化地去理解公共事件，那就必然会自我掏空自己的社会声誉和知识的可信任度。

1793年5月，法国大革命的吉伦特派领导人劝阻激进的国民卫队成员

装睡的人
人物周刊：你觉得装睡的人多吗？
周濂：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有人会觉得这个说法太有挑衅性，但事实上我并不是在指责别人在装睡，而是强调每一个人都应该尝试追问自己在什么时候装睡过，为什么装睡，以及能不能不装睡。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装睡的经验，只是有的认为此感到很痛苦，挣扎着想要醒过来，有的人则学会了自我催眠，装着装着就睡着了。我有学生就是这样子，他们觉得社会现实这么残酷，与其痛苦地清醒着，不如投身学术两耳不闻窗外事，爱谁谁。
人物周刊：最近很多人提到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
周濂：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你会觉得18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人活脱脱就是21世纪的中国人：腐化堕落同时又不负责任的特权阶层，满腹怨气同时又精神萎靡的普通民众，每个人都焦虑不安但不知该何去何从。我对其中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这样的世道人心我们再熟悉不过。
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前也涌现出了很多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他们和刚才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很类似，大多不是专业哲学家，而是记者、律师，或者是受过知识教育、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特别有参与感的人。
人物周刊：你说过，革命不需要叫醒所有的人。
周濂：革命的确不需要叫醒所有人，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没有叫醒所有人，美国革命同样没有叫醒所有人，相比之下，法国革命叫醒了太多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越多的人投入到革命的洪流，就越可能造成局面的失控。
我始终认为，民主教育是一个点滴累进的过程，今天在微博上的论辩原本是一个非常好的民主教育过程，它要求每个人都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应具有的美德是什么，比如说和解精神、宽容精神、理性精神、公平游戏的精神。我们有没有这个自觉性把民主社会的公民美德落实到微博的讨论中，锻炼自己，营建一个健康的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也是我们能做的事情。但挺遗憾的，过去一两年微博已经成为一个硝烟弥漫的场所。
人物周刊：除了微博还有什么样的途径？
周濂：还有很多。刚才我说的公共空间，我们应该对它有充分的想象力，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可以实现的领域，我在说完“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之后，接下来的那句话是“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一个相对美好的社会，它最终是基于每一个个体的自我觉醒和自我改善，而每个个体的改善无法通过体制的变革一蹴而就，它需要每个个体努力尝试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地改善你自己。
幸福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对幸福这个词怎么理解？
周濂：如果一个人有幸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并且有能力做这件事情，而且他还做成了这件事情，那他就是幸福的。
当然这是纯个体层面上的，我们还可以在政治层面上和公共层面上来探讨幸福。这里就会稍微复杂一点。社会制度的正义是确保每个人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一个正义的社会不一定是幸福的社会，但是一个不正义的社会一定不会是幸福的社会。什么是社会正义？简单说，社会正义在消极的意义上体现在不在制度上羞辱任何人，在积极的意义上体现在保证每一个人有基本的能力去追求他所想要追求的幸福人生。美国《独立宣言》说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如果制度只赋予每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却不给他基本的物质保障和能力培养的话，那么这些人最终会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彻底落空。
自由主义者特别担心的一点就是国家权力的滥用。国家有时候会以一种温情脉脉的面容出现，比方我给你送温暖，我给你提供摇篮到坟墓的保障，我告诉你什么是美好的人生。对于每个个体来说，自主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人生如果不是通过个体自我反复的追问、怀疑、确认，这人生是没有价值的。苏格拉底说：一个未经考察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此处的考察主体不是别人，是自己。不管是是家长还是国家，如果他们越俎代庖替你去考察人生，给你提供一个标准答案，那我觉得你的人生就没有价值。当然，我必须立刻补充一句话，这并不意味着家长或者国家在你自我考察的过程中完全不扮演任何角色。
人物周刊：但不能包办是吗？
周濂：对，不能包办左右事情，因为最终那个决定必须是由你自己做出的，在这之前，家长可能给你提建议，国家可能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但是他们不应该是你的答案的供应商。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吗？
周濂：这个问题眼下无从答起。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不到人生最后一刻，你不能妄言幸福，因为幸福是对于一生的总结，它是一个盖棺定论的东西。在古希腊，幸福的原意是“吉星高照”。但人生是很脆弱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能担保自己的人生是不是一路都是吉星高照。
（实习记者杨凡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