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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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途列车海报
[1]片名：归途列车 　　英文片名：Last Train Home 　　又名: 回家的最后一班列车 　　类型：剧情,纪录片 　　国家：中国,加拿大 　　片长：87分钟 　　上映日期：2010-09-03(中国大陆) 　　导演：范立欣 　　主演： 　　Suqin Chen 　　张昌华 　　Qin Zhang 　　Yang Zhang

幕后拍摄　　曾经跟着张昌华一家三口受困在2008年雪灾的广州火车站，范立欣不仅与他们建立起家人般的感情，这部影片也带领他自己搭上了回车中国的“归途列车”。2006年移民加拿大的范立欣，三个月后即随着荣获多项国际大奖的纪录片《沿江而上》到中国进行拍摄。完成《沿》片后，他便开始了《归途列车》的拍摄，以城市青年的背景融入农民工的世界，最后甚至已成为家中的一份子。 　　范立欣的加拿大籍制片人曾对张家人接纳他的程度感到不可思议。范立欣表示：“他们不了解中国人一旦接受你，就真的把你当作自己人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也显示在他身为纪录片导演的角色上，他说：“影片中有一幕张家父女大打出手，我当时迟疑了好几秒，到底我是该坚守纪录片导演身份不介入自然发生的事件，还是我应该去拉开他们呢？我想了一会儿，还是决定冲进去拉开他们。这是我做为中国人的道德感不能不做的一件事。” 　　下面是此片的摄影师孙少光为SINOREEL撰写的短文。深刻体会了幕后拍摄工作的甘苦，遮其中的甘苦也许只有做纪录片的朋友才能真正体会。 　　《归途列车》零碎感受——孙少光 　　2007年春节前《归途列车》在广州三元里的城中村开拍了。其实在此前我们已经拍摄了2个春运中的人物，后来那个2个人物和这一年老张夫妻回家的故事一起剪辑出了一部片子叫《开往春天的列车》， 最后在央视播出了。拍摄制作《开往春天的列车》的真实目的是为《归途列车》提供一个Demo。春节的拍摄过后，导演范立欣就带着 提案和Demo回到加拿大去寻找投资去了。第一年全部是标清拍摄。 　　《归途列车》在拍摄人员构成和设备选择上与《沿江而上》相同， 《沿江而上》的经验给了我们不少帮助。前期拍摄人员由导演、摄影、录音、和技术助手四人组成。我们使用的是松下P2 DVCPRO HD小型摄像机，独立的分离录音。摄影师和录音师每天把拍摄内容交给助手，助手要负责把素材整理归类，建立清晰完整的素材管理库，并且同步音频，这些对未来的后期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拍摄的素材量很多，整理工作经常要进行到后半夜很晚的时候 。 　　《归途列车》是立欣导演的第一部长片，我以前过拍摄几年的纪录片，但这种长时间嵌入拍摄对象生活的片子也是第一次。刚开始的拍摄充满了挫折感，我们总是处处碰壁，制衣工厂的老板们坚决不允许进入厂房拍摄。每天我们都在工厂外面徘徊，立欣费尽口舌向工厂主解释拍摄对他们无害，但是毫无作用。老张夫妻是老实善良的农村人，别人的各种议论也会使他们经常冒出停止拍摄的念头。于是我们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时间要比拍摄所用的还多。在这样的压力下，立欣总能在关键时刻解除整个团队的焦虑情绪、树立信心。我们在女儿张琴的工厂和老板谈了4天心，吃了3次饭，立欣喝高了2次酒，终于得到了2个小时的拍摄许可。张琴在工厂的所有劳动镜头都是在那么点时间里拍摄的。 　　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带着前一年剪辑好的片子来到工厂，老板看后点点头，于是我们可以在工厂里面随意拍摄了。08年的拍摄是《归途列车》最主要的内容。在开始拍摄的中，我们尽量和每个人交朋友，倾听他们，理解他们。即使没有可拍的内容，我和录音师也在现场待着，让他们能尽快适应摄像机的存在。到最后即使老板发放工钱也不避讳我们的镜头了。 　　分离的录音系统给我和录音师很大的空间，有时录音师发现精彩的对话，可以在摄影师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主动录制。 在这个片子里，声音对故事情节的完整提供了不少帮助。 　　此片拍摄的场景大部分照度不够，在不破坏气氛的前提下，我一般会把把照明灯泡换成更大功率。我们有机顶灯，但大部分时间都不使用，因为机顶灯能把别人目光引到我这里来。一开始确定拍摄设备的时候，我更倾向使用sony的ex1摄像机，ex1可以在低照度提供更好的画质，但当时ex1刚面市，没有充分使用经验，我们采取了保守的态度。到了08年的拍摄就全部是ex1拍摄了。 　　立欣是个对画面要求很高的导演，大部分时间他都不会干预我的拍摄。但是在有些他设想好的画面上就一定坚持要完美。片子里面火车在雪后群山间行驶的镜头，就是用3天时间在山区寻找到的。纪实段落的拍摄中，导演强调要手持拍摄一种“organic”的画面；写意的拍摄，则强调一种宽广的电影感。 　　纪录片的拍摄者总希望自己是不被注意的，但是我们在外面拍摄时候，经常背后有几十人围观，这是令人头疼的事情。甚至拍摄老张夫妻俩排队买票那一场差点引起骚乱。春运期间 ，排了2、3天队的人到了售票口总是被告知没票，可是黄牛们手上却有发往各地的车票，人们心中都充满怨气。有人把我们当成电视台的记者 ,要通过我们发表意见。当人们聚集在一起，愤怒情绪也互相传染加剧，而被误作为官方媒体的我们很容易成为失控情绪的发泄出口。最后还是警察把我们从上百人的包围里解困出来。 　　07年拍摄完老张夫妻回家后，我们很担心春运回乡这一段情节会有些单薄。然而08年的那场雪灾，无疑是上天赏赐给我们的。广州火车站40万人的滞留带来了壮观的画面，那些拍摄是令人兴奋的，在火车站的任何位置都能拍摄生动鲜活的画面。在老张准备回乡的前3天里我们就在站前广场拍摄了非常多内容。当一家三口准备回家时，我们就能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了。 　　在混乱、焦躁的环境里面，老张夫妻和叛逆女儿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一开始遮遮掩掩的不合和矛盾，在千辛万苦登上火车前彻底摊牌了。 一家人踏上归途却没有回乡的喜悦，这趟列车正是家庭破裂的开始。跟随老张一家回到四川家乡后，我们预感到矛盾可能升级，导演告诉我，也许在今晚年夜饭的时候会爆发出来，一定要留心。可是谁没有想到，这个爆发来得那么快。进家门不到2个小时，被自己心爱的女儿不断刺激的老张终于无法抑止内心怒火，几句争吵演转眼变成一场家庭暴力。老张冲上前打女儿的时候，导演想进去阻止这场暴力，我把立欣堵在门外，没有停止拍摄，我们的故事需要这一场。镜头的玻璃在感情上把摄影师和被摄者暂时隔离开 。在朝夕相处中，被摄者和拍摄者有可能会成为朋友，或者互相理解。此时，工作和感情的冲突让我觉得犹豫和困惑。在纪录片道德层面关于这个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当这场暴力升级前，我们阻止了他们。 　　在这个片子的前期，在故事主线之外我们还拍摄了其它一些内容，像民工讨薪 、工厂破产等等，最后成片中都没有出现。 　　这部片子2年多的拍摄中，我意识到，纪录片的摄影师不能仅仅只关心摄影画面。能像导演一样，和被摄者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对故事发展有敏感知觉，在困难前保持耐心和毅力也许比技术更重要。

恩施土家

从《归途列车》出发

2012-11-20 18:08:14　来源: 南都周刊(广州)　有0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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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_洪玮
美国东部时间2012年10月1日傍晚。范立欣打好领带，从酒店出来，走进正值下班高峰期的纽约地铁站。他要前往第33届新闻及纪录片艾美奖颁奖典礼现场。他执导的纪录片，关于中国农民工的《归途列车》（以下简称《归》）获得两个提名。
2009年10月在加拿大首映后，《归》在全球收获了至少50个以上奖项。作为一部无中国官方背景、中加合拍的社会现实题材独立纪录片，《归》在2011年初拿到公映许可证，才得以正式回国。
那年，拿到公映许可证的纪录片有26部，其中绝大多数有官方背景。
从地下到地上
1998年大学毕业后，范立欣先后在武汉电视台和央视工作。在武汉电视台时他在一档介绍国外优秀纪录片的栏目负责倒带子，那时他发现原来纪录片可以很好看。
在央视做摄像记者时，他经常去农村采访，不过基本都是快去快回，穿越中国的赤贫与奢靡。回到城市，霓虹灯、高楼大厦向他扑来，他想，经济繁荣面前，有一群人—农民工被落下了。
2006年底，离开央视、移民加拿大的范立欣开始拍自己的第一部纪录长片，即关于农民工的《归》。
为了拿到第一笔资金，他找了央视的朋友。作为交换，《归》开头的故事被编辑进了讲述三个家庭春节归家故事的《开往春天的列车》，在央视播出。
但这次合作没有继续下去。当时乃至现在，电视台和独立导演合作的模式都未成熟，投入一大笔钱让导演跟拍一两年的可能性很小。
这一点，从选题上看就知不易。2005年起纪录片出现了一次小火爆，盘点热点片子，《故宫》、《颐和园》都是大制作，但都不是范立欣想拍的那种反映中国社会现状的纪录长片。去年央视纪录片频道开播，大热的《舌尖上的中国》在范立欣看来，也只是表达手法变化了。在国内纪录片市场变暖的今天，从电视台拿钱拍自己想拍的片，范立欣心里还是没底。
他想拍的《归》最后呈现出这样的故事：2007年，来自四川农村的张昌华、陈素琴夫妇已经三年没回家，好不容易才买到回家的火车票。他们离家16年到广东打工，生活节俭，以支持老家的一双儿女上学，希望孩子用读书改变命运，但女儿还是选择在年后辍学去城里打工，成了“农民工二代”，让张昌华夫妇很失望。2008年春运，张昌华夫妇把女儿带回家，矛盾也在年夜爆发，父女两人扭打在一起。2009年春运，陈素琴失业，决定回家照顾儿子读书，留丈夫一人在外打工，影片结尾就是张昌华送妻子上车，转身默默离开的场景。2008年春运里因雪灾而拥挤异常的广州火车站、2009年的工厂倒闭潮让片子的层次更丰富。
一个家庭的迁徙和困境，触及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留守儿童等伴随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变到全球化的工业社会产生的问题。
片子完成后，范立欣带着它参加各种国际电影节，收获了不少奖项，还迎来一个意外：电影局的人找过来了。
“方不方便请你来局里一趟，有些事想和你聊一聊。”
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范立欣很紧张，胡思乱想了一通，“多半想的是坏事”。
第二天范立欣一早就去赴约，结果领导们很客气，说他们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电影节看到了这片，觉得挺好的，“内容也符合时代的旋律”，建议如果没有公映许可证就办一个，至少让它不是一个地下电影。
于是范立欣补办了程序，四个月后顺利拿到了公映许可证，一刀未剪。
范立欣之前的确没想到《归》可以上中国的大屏幕。他努力回想了一下，没有在脑海中搜到独立纪录片进影院的先例。《归》一开始就没有申请拍摄许可，也没有送审。之前在国内的放映只是在沙龙或小型放映会，现在这趟“列车”可以从地下开到地上了。
受《归》拿公映许可证的鼓舞，范立欣作为制片人之一的纪录片《千锤百炼》一开始就申请了公映许可证，但从去年8月至今杳无音讯。范立欣纳闷，“这是一部挺有娱乐性的纪录片呀，讲山里的孩子学拳击的，也入围了金马奖，怎么就要等一年多。”
为了让更多国内观众看到片子，他的下一部作品还会走程序。“至少这样观众就会少点说我揭伤疤了吧”—对《归》的批评中，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是揭中国的伤疤给外国人看。
从国外到国内
拿公映许可证让范立欣有些乐观，当艺术影院北京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以下简称北京MOMA）的选片人碰到他时，他坚持要先和市场上的发行商谈。
选片人对他意味深长地说“祝你好运”。
范立欣真的就去找了好几个发行商的高层经理看片。“大家都看得很感动”，却也显露无奈：“不是我们不想帮你，拍电影就像赌博，没人保证能卖钱，大家都会赌胜算大的”，纪录片明显不在此列。
这些对《归》市场回报不看好的话，和范立欣当年为它在国内“找钱”的时候听到的类似。到了《千锤百炼》，情况也大同小异，拿到的国内资金只占十分之一。
于是范立欣回头去找北京MOMA。作为国内少有的艺术影院，它有稳定的文艺电影铁杆会员，邮件宣传对象准确并且费用低。
2011年7月16日，北京。和《归》的开场一样，下雨了。北京MOMA《归》的首次商业公映，近200座的放映厅里坐满了人。票卖光了，有些观众买了站票。还有些人买不到票，说就像买不上春运火车票。
在北京一家新闻网站工作的张哉仔记得那天的雨下了好一阵。他们在《归》上映一周前就买了票，电影结束后，掌声响起前，全场有一段静默，他记得当时思考了许多：这是一个面对种种问题的农民工家庭的故事，但这样的家庭还有千千万万。
“现实题材的纪录片不是属于档案馆的，而是一种可以走进影院，让人思考，从而获得智慧的娱乐方式。商业大片的观众总会溢出，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会选择不一样的产品来消费，电影的消费也会多元化，而纪录片就是他们的一个选择”，范立欣坚信会有更多哉仔这样的观众。
之后，百老汇继续小厅放映，每周一场，放映半年。比起普通影片短期大火力宣传放映，这种细水长流的方式更适合宣传成本有限、靠口碑传播的纪录片和文艺电影。
2011年11月中旬的一个晴天，北京MOMA正在放映《归》，这5个月来，上座率一直不错，平均有80%。实际上，《归》的后期制作精良，影院放映的效果不错，第一次进影院看纪录片的沈阳网友“氧气”就被2008年春运人潮汹涌的氛围震撼了。
《归》的后期制作是讲究的。国内融资无果，自掏腰包拍了两年后，范立欣把《归》带进了国际融资轨道，和全世界的纪录片导演竞争资金，虽被拒绝无数次，但终于拉到100万美金，其中包括几家外国电视台的预购、政府资金和私人基金会的支持。
有了钱，就能精致起来。剪辑由法国著名新浪潮导演侯麦的御用剪辑师薛美莲操刀，故事完整紧凑，无旁白，全靠沉静的镜头和人物对白推进。87分钟内，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有起有伏的故事。
一城一映
在《归途列车》的播放间隙，范立欣、制片人韩轶和独立电影人水怪在MOMA的咖啡馆聊天，几个人一拍即合，计划做“一城一映”：在全国找城市，每一个城市找一个影院的一个小厅，把百老汇的方式复制进商业电影院，建立艺术院线。水怪负责将各地艺术电影沙龙和电影院联系起来：艺术电影沙龙能找来观众，而电影院则提供场地和宣传资源。原来各地各自在做艺术电影放映的力量，借着这个契机串联了起来。
上海联和院线的顾敏和范立欣也不谋而合：纪录片和文艺电影其实是帮助影院脱离同质化的利器。今年年初“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在上海联和院线的牵头下形成，如今上海、南京、合肥、沈阳等城市都有影院加入联盟，“一城一映”在长三角的放映主要就是与其合作。
另一方面，和视频网站的合作也相对顺利。视频网站高速发展，搜狐、爱奇艺、CNTV都加大对纪录片频道的投入，纪录片也是竞争激烈争夺对象。几乎和“一城一映”同时，《归》在爱奇艺独家播出。
拿下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两项大奖的同时，“一城一映”正以《归》为支点，为纪录片和小成本文艺片撬开登上电影院大银幕的空间。
目前，全国已有20个城市参与“一城一映”。今年1月起《归》就在这些城市巡回放映。
之后，范立欣想把《千锤百炼》也带进“一城一映”，那时已累积了一些观众和资源，“应该会容易一些的”，他的信心又冒了上来。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范立欣花费了很长时间。关于艾美奖，他有一个一直未为人道出的励志小故事—有一天，地铁到达纽约65街，范立欣下车。他听见地铁站里的艺人拉起了二胡，是《射雕英雄传》里的曲子。地铁呼啸而过，发出类似拍摄《归》时总要听到的车轮碰撞铁轨的声音，人潮汹涌，这混杂着二胡的“乡音”，使范立欣突然激昂起来。他迫切想要拿到艾美奖，这是一个中国观众熟悉的奖项，不能放过。
后来，当他穿着新西装去领奖时，情绪却在状况外：他不觉得有多激越或紧张，取而代之的是焦虑—《归》是3年前就完成的片子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动手拍新作品。
在国内，尽管这两年纪录片市场变暖，作为一个拍摄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独立纪录片导演，能获取的国内资金和发行渠道依然有限；在国外，又要面对国际纪录片市场上的厮杀。他想三思而后行。

恩施土家

　  上海青年报讯 记者 杨欣薇 记者昨日获悉，上海联和院线正在筹备长三角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计划在上海、苏州、南京、无锡、南通等地的影院为一些没有大规模放映机会的优秀小众电影开辟放映渠道。

　　鉴于片源难以固定，该计划目前还在论证阶段，不过该计划已开始在上海部分影院小范围试水。率先登场的就是范立欣导演屡获国际大奖的作品《归途列车》，这部影片记录了四川广安一个普通农民工家庭三年来春节期间返家探亲的历程，聚焦、折射出诸多现实问题，发人深思。今晚8点40分，《归途列车》将在新衡山电影院点映。

恩施土家

为什么要拍让人不高兴的事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李宏宇
发自：广州                                                最后更新：2010-01-28 10:25:35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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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公共电视台其实是作为“社会的良心”存在，他们受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相对少一点，他们希望在中国找到说真话的人。这是中国希望改变自己形象最有利的切入点。——范立欣
2007年初，央视新闻频道《纪事》栏目播出过一部纪录片《开往春天的列车》。三个中国家庭的春节迥然不同：在广州，张哥和陈姐已经三年没有回家，这年节前，他们花了一星期买到了车票；在北京，刚毕业的外地女大学生帮打零工的母亲洗碗，一边谈自己留洋、脱贫、自由生活的理想；在上海，成功男士一家下了高铁，再搭飞机，去北方滑雪，乘热气球升空。
张哥和陈姐的段落，就是纪录片《归途列车》的起源。2007年春天，已经移民加拿大的纪录片导演范立欣拿着这部分素材和拍摄方案，开始为《归途列车》筹集拍摄资金。
这个计划很受青睐，最终得到了加拿大国家艺术基金、魁北克文化事业发展署、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基金、圣丹斯电影节纪录片基金和美国独立电视机构ITVS的支持。加上英国Channel　4、法国TV5和加拿大一家高清付费电视台的播映权预购，《归途列车》的拍摄资金达到了100万美元。对很多国内纪录片来说，这个数字可谓奢华。

导演范立欣说，这部片子首先是拍给中国人看的

《归途列车》并不是号召大家别去买中国货，有伦理观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坏事，但是中国的劳动力那么多，商人也想赚钱，道德力量很弱，又没有健全的法律，所以最后倒霉的就是农民工　图/范立欣

有钱可以让影片明显地讲究起来。比如在雪灾之年，老张夫妇终于搭上火车回家，只为拍列车穿越茫茫雪原的一个外景镜头，摄制组用了7天时间，算下来要花好几万块。
但有钱又不全是好事，尤其是“外国钱”。
所有观众都会同情老张一家的艰辛与困境，也有不少人在面对影片中自己也无法解答的社会问题时，想到了“外国观众会怎么看？”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一场放映之后的座谈上，一位教授很有节制地表达了自己的异议：“要记住在历史发展中，这只是中国的一个阵痛的过程，这不代表全部的中国……导演拿了100万美金来拍纪录片。天下没有掉馅饼的事，国外既然投了钱，所有的钱都是为一定的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服务的……”
一位内地同行跟范立欣在返程的车上讨论起来，“中国也有很多好的方面，为什么纪录片总是拍这些让人不高兴的事？”
范立欣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他打了一个比方：我的妈妈病了，我要端一碗药给她喝，这个药很苦。“我妈妈打我一巴掌，说这个东西很苦，你干嘛要给我喝？我作为儿子，是继续劝她把药喝掉，还是说你不喝就算了，你没有病，然后把药倒掉？”
他们在笑什么
南方周末：作为华人，你在国外的拍片经验是怎么的？
范立欣：有一件事我感触非常深。我住在蒙特利尔，总是去中国城吃饭。那里有台电视机，因为我在央视九套工作过，每次都会要求老板把它调到九套。旁边一桌是两个外国人，也在看九套。当时在放一个纪录片，他们一边看一边笑。我当时就觉得心里特别难受，我们辛辛苦苦做的东西，领导都觉得做得很好的东西，在这里被别人当一个笑话。
南方周末：他们在笑什么？
范立新：他没有办法理解。比如中国说的“三个代表”，外国人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很直接地翻译成英文告诉他们，他们能不笑吗？
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形象，你应该用西方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展示自己自信和成功。我觉得《归途列车》的方式，就可以直接进入西方院线和主流电视台播出，这是西方社会里真正受过教育的人会看的，这些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
南方周末：你的影片在中国有什么打算？
范立欣：我有这个片子大中华区的版权。我们在争取台湾的院线公映，香港可能就是区域性的电视台播出。我非常想在内地的电影院放映，但是会很难。但这个片子最开始拍就是想给中国人看的。
南方周末：可是已经有国内观众觉得你是在拍家丑给外人看了。用了外国的钱也很有问题。
范立欣：我们中国人的正义感很强，社会有再多的不公，也不能家丑外扬。这是一个很深层次的文化心理问题，不是一代人可以改变得了的。
至于外国的钱，我自己总结了一个原因。因为咱们在这样一个环境生长，很容易把这里的经验套用到别人身上，以为谁是老板当然谁说了算。但是国外不是这样的。
南方周末：得到这些基金支持，你的创作真的很自由吗？
范立欣：在制片创作的时候，制片人是不会干预的。同时这些基金都会很严格地要求最终的权力一定是导演的。惟一可以称作“审查”的是，制片人会从市场的角度给你一些建议。
赵齐（中方制片人）：其实从更深的角度而言也并非如此。这恰恰是西方人很聪明的方式：它不是在具体的剪接和内容上进行控制，而是在选择题材时，就选择了和它基本理念和价值观相符的东西。
这是国内应该学习的一种方式。国内也是有历史的原因，大部分（纪录片制作）资源都被体制内人员垄断，他们更多是承担宣传任务，叙述语气、剪接方式，相对来说可能生硬一点。体制外 （纪录片）由于没有自由，有的时候会带有怨气，同时为了生存，也时常剑走偏锋。实际上对于中国，一种常态的真实的叙述非常重要。
说真话是四两拨千斤的方法
南方周末：什么叫常态的真实的叙述？
赵齐：平心而论，即便是老张这样的家庭面临很多问题，但中国社会已经提供了机会，这都是好的一面。
任何的敌对或摩擦都来自互相的不信任——肯定会有不信任，即便英国和美国之间也有不信任。我们的工作就是怎么让彼此互相了解，减少不信任，让他们认识到这个国家的民众和他们是一样的。
范立欣：我跟各个电视台买片的编辑做了很多的交流。他们总是说我们想看到真正的中国人是怎么样看中国的。
商业电视台为了生存，会有一些偏向性，公共电视台其实是作为“社会的良心”存在，他们受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相对少一点，这是中国希望改变自己形象最有利的切入点。西方的公共电视台希望在中国找到说真话的人。如果中国也有这样一个机制可以跟它们对接，能够把真正有才华的导演或者有价值的交流载体输入到国外的公共媒体当中，是四两拨千斤的方法。
南方周末：《归途列车》能够拨动怎样的“千斤”？
范立欣：在蒙特利尔放的时候有个经济学教授跟我讨论。他说他经常在想怎么跟学生解释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这些人过得这么惨，为什么蒙特利尔的产业工人也都失业。
最重要是要看钱被谁赚到了。中国政府做了替罪羊，西方政府也做了替罪羊，只有华尔街的人都很富裕。
西方人抱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工人抢了他们的工作，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其实他们生活的变化是从开奔驰变成了开丰田，但对那些廉价工人而言，就是吃得饱和吃不饱的问题。
赵齐：民众对你有了理解，政府面临民众的压力就会小一些。如果有10个这样的片子在美国主流的电视台播放，可能获取一两千万的主流观众对全球经济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发生一点改变，就可能在今后的5年里对中美贸易产生影响。这对国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商务部不是已经在CNN投放了广告吗？商务部可能是为了解决贸易争端做了这个广告。但是文化部呢，外宣办、外交部，能不能花钱去做更深层次的文化呢？
南方周末：你认为这件事该怎么做？
赵齐：要把文化的东西变成商品。《归途列车》就是一个商品。传统的公关永远没有商品的效果好。如果我们政府有一个片子希望放到BBC去播，给它100万英镑它也不会给你播。但如果我们一起合作一个片子，我出10万英镑，你出10万英镑，只要它上面附载着文化的内容，就一定会在节目播出时得到传达。
范立欣：拿到国外的钱就等于你一只脚跨进了它的主流媒体的一半，你不光可以拍片子，他们还会主动播出。
南方周末：问题是要让它愿意花10万英镑来做这个事情，但有可能它愿意做的事，我们不希望它做。
赵齐：我们可以有100个选题，90个它不愿意做，还有10个它愿意做，我们也可以接受。问题是现在我们没有一个机制可以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