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语风花雪月的日记
伤感的民俗学，或者如何成为一位民俗学者2012-06-11 13:56:52
我曾经在《惟有大地上歌声如风》（载《古典的草根》）一文中写道：“民俗学者研究的是本土的风俗，就像我们沐浴于大自然的天风天雨之中一样，我们也与生俱来地就浸润在本民族的风俗人情之中，我们就是这种风俗的产儿。正是在这里，体现了民俗学和人类学的根本区别，民俗学家不可能像一个人类学家那样，置身度外，甚至居高临下，做一个冷静的、客观的、精明的旁观者，仅仅把“民”作为自己研究、同情、“算计”的对象，那些“民”，就是我们自己的父老乡亲，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就是我们自己。这些风俗造就了我们，而我们也造就了风俗，我们的生命在风俗中得以寄托和展开，风俗也正借我们的生命而得以延续，我们的知识、学识，只有在这广袤的风俗世界所开展的语境中才获得意义，而风俗也正是通过我们的认识和理解才从幽昧深邃的生活世界中凸现出来，成为一幅生动的风情画卷。”
民俗学家是否能够称为民众的一员，以及是否应该成为民众的一员，这本身就是民俗学的本体性问题，也许，民俗学自我意识的觉醒正应从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开始，这些问题实际上并不像初看起来那么容易问答、那么无关紧要、那么理所当然或者不言而喻。
我在文中说民俗学家是民众的一员，意思是说，作为一个民俗学家，他也和一切同胞一样，是本民族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的产儿和传承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能成为和一般老百姓一样的民众，或者他应该成为和一般老百姓一样的民众。
这实际上涉及到民俗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如何可能的问题。
一个民俗学家，是一个饱读诗书、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的人，一旦他被造就成一个民俗学家、或者他自我确认为一个民俗学家，他就已经离开“民”了，且不说他住的地方、他的学院生存者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离“民”很远，而且，就算他在民间从事田野调查时，他与“民”之间的文化鸿沟也时时刻刻将他们区别和“隔离”开来，他总归是一个“局外人”，是一个“来访者”，一个“观看者”。因此，无论如何，他总归是一个有着其特殊的心理旨趣和认知诉求的学者，而不可能成为地地道道的“民”，不可能全心全意地融化于“俗”中。在田野研究的课堂上，我们都学过如何“进入”田野，如何从“客位”立场变为“主位”立场，如果我们相信自己靠这些就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只能是一种对生活的无知和学术的浅薄自欺，实在说来，田野是无法进入的，在田野和村庄中，我们永远是客人。
这种文化和知识的鸿沟，当然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百分之百地了解和把握我们研究的“民俗”的真相和全部，实际上，我们原本就不应该奢望自己会做到这一点，民间的风俗，是在上千上万年的历史传承中积聚沉淀而成的，它弥散于民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面，它漫无边际、深不可测，它是包容我们的世界，是在我们身后支撑、供养、引导我们的底蕴，而非摆在面前让我们去把握、占有和评价的现成对象，我们生活于民俗中，就像鱼儿生活于水中，我们离不开民俗，就像鱼儿离不开水，正像鱼儿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动时，它不会对水有所意识一样，当我们在风俗中得其所哉、左右逢源时，我们也不会意识到风俗的存在，但是，一旦鱼儿离开了水，它就会立刻意识到水的珍贵，就会充满对水的渴望，同样，只有当我们被那原本与生俱来的包容着自己的风俗中剥离出来，比如说，当我们远离家乡、离开祖国，当外来文化将我们习惯的生活冲击的七零八落，我们才会突然发现那些我们原本毫不在意的风俗，意识到它的可贵或荒唐，才能对它充满留恋或厌恶，也才能关切其来龙去脉和前途命运，也才能煞有其事地把它变成一个严肃的学术主题，也就是说，风俗，只有在它本身的存在成为问题时，它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被人们意识到的问题，从而成为民俗学思考的问题，我们经常强调民俗学家在作田野前要有问题意识，从根本上讲，“问题”并非产生于意识的层面，而是产生于存在的层面，问题并非产生民俗学家的大脑之中，不是一个民俗学家在学院里想出来的，或者从书本上思考出来的，而是生活本身提出来的，只有具有历史意识和现实意识的学者，才能意识到现实涌现出来的问题，才能获得问题意识。
钟敬文先生在讲课时，曾不止一次地讲道，中国古代的民俗学著作，都是作者在朝代更替、国破家亡之后，为了追忆故乡生活和风俗而写出的，先生此说，可谓卓识，他实际上不仅道出了中国古典民俗学的根本特点，也道出了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根据。
民俗要成为“学”，就首先要求风俗从人们生活的底蕴变成人们关切的对象，从存在的背景被推导意识的前台。
当世代流传的生活发生了断裂，民俗学就应运而生了。
这就是民俗学存在的依据，这个依据，是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所不具有的，这正是民俗学和这些学科赖以区别的根本所在，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问题，不是从其研究对象本身所涌现出来的，而是学者根据其学科本身的逻辑、根据其方法本身的用途、或者干脆就是根据政府和基金会的要求而筹划出来的（人类学的学科基础植根于殖民主义的异域治理和开发事业，社会学的学科基础则是现代社会的社会治理，人类学和社会学是权力主体的一部分，而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民众只是治理甚至压迫的对象），学者在提出问题从而确定对象之前，与他研究的对象可以毫无关系，他在研究完这个对象之后，也可以屁股一拍就走人，从此之后也和它毫无关系，但民俗学不同，正是风俗本身的危机，使风俗和生活成为问题，使置身于其中的人们意识到了这些问题，而当他试图去表达或解释这些问题时，他就成了民俗学家。因此，对于人类学家而言，先有学者，有他的方法和问题，然后才有研究的对象，而民俗学则恰恰相反，民俗学的问题就预先的在了，就摆在那里了，正是这个先行存在的问题，使处于这个问题中的人、这个问题所关涉到的人，成为一个满怀忧患和家园感、历史感的人，成为一个民俗学家。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不是我们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们，不是我们在研究民俗，而是民俗在研究我们，是那些发现我们正在舍弃它的生活（存在）在呼唤我们、挽留我们。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没有民俗学这门学科，因为《荆楚岁时记》、《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等书的作者，谁也不是预先就是一个学者，谁也没有想成为一个民俗学家，然而，同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只有这些作者才能算得上真正的民俗学家，比现代任何一个民俗学家都地道的民俗学家，因为，他们确实是在家乡风俗的呼唤下，仅仅为了留住家乡的风俗，才写出这些感人肺腑的风俗志的，他们的书，就是生活自然生长的结果。他们写书，并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民俗学家，也就是说，不是以一个民俗学家的身份去写作，因此，他们才与生活本身心心相印，才能真切地记录下了地道的家乡风俗。成为一个民俗学家，并非一个学者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生活选择了你，使你成为生活本身的痛苦和困惑的代言人。在此意义上，成为一个民俗学家，就像成为一个诗人，只是一个人的生活发生的断裂，让他感到了不适和痛苦，他才想宣泄，才想写诗，才成为诗人。如果没有这种对生活的诗意关怀，没有与生活之间的存在关联，如果没有生活底蕴的支撑，即是你成为一个民俗学的从业者，你也只能是一个挂着民俗学者头衔的人类学者、社会学者。
但是，不管是那些民俗学家还是诗人，实际上已经与他们记录的生活之间发生了距离了，他们早已离开了故乡，那种生活早已成为昨日黄花，仅仅还活在他们的记忆中，反过来，正是因为这种生活已经过去，才在他们的记忆中复活，令人梦萦魂牵、依依难舍，才会成为写作和表现的主题。只有离开故乡，故乡才令人思念，故乡才变得栩栩如生，只有风俗递变了，旧日风俗才成为老一辈讲述的美丽故事，距离产生美，产生惊奇感，也产生思想，产生知识离开生活，反而让人认识了生活，超越故乡，是为了想念故乡。
如果说，背井离乡对于古代的民俗学家而言，只是一种发生于兵荒马乱、更新换代之际迫不得已的命运，那么，对于现代民俗学家而言，他常常是一种因社会分工和城市化而导致的自愿选择。但是，不管他们是因为什么离开的故乡，他们毕竟都离开了故乡，并对故乡生活充满思念。
因此，可以说，民俗学是一个人对于生活的姿态，一种与自己的生活发生关联的方式，一种独特的关联方式，这种方式不同于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关联方式，后者的关联方式就是站在生活之外，将生活作为一个对象来打量、分析、改造，这种关联，实际上就是与生活没有关联，因为，你根本不是他的生活，他也不属于这种生活。同时，民俗学与生活的关联方式也不同于一个普通乡亲与他的生活的关联方式，他就像一条适得其所的鱼，终日浸淫在生活之水中，他世世代代那样生活，之所以那样生活，不过是因为先人也这样生活，周围的人都这样生活，除了这样生活之外，他无法想象其他样式的生活，他也说不出如此这般生活的意义，就这样过着，活着，你管得着吗？他会觉得你的问题很可笑、很幼稚，他不可能置身与生活之外，它就是这种生活的组成部分，就消融在这种生活中，他没有独立于这种生活的存在和意识，更没有独立于这种生活的思考和知识，因此，他与这种生活也没有相对性，生活对于他是绝对的，他不可能思考这种生活，也就是说，他与这种生活也谈不上关联。社会学家与生活是疏离的，而乡亲与生活是一体的，他们都谈不上相对于这种生活采取一种什么姿态，建立一种什么关联，关联只有存在于两个既相连又分离的事物之间，而民俗学家与生活之间，就是这种既分离又相关的关系，一方面，这种生活，就是他的生活，或者说曾经是他的生活，或者可能是他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已经离开了这种生活，而过上了一种新的生活，这可能是因为他离开了故乡、离开了祖国，也可能是因为改朝换代，过去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或者是因为移民，故乡和故乡的生活一起都被水库湮没了，或者是他改变了职业，或者仅仅是因为他成了一个学者，眼界打开了，发现了与自己过去一直浸淫于其中的生活不同的生活，或者简直就是因为他神差鬼使地学了民俗学，所以他了解了生活的相对性，意义的相对性，意识到所有生活都不是绝对的，因此，有意识地与自己原先的生活发生了距离，（上面这一切机缘都有可能使一个人成为民俗学家）。但是另一方面，他并未与生活彻底发生断裂，他还能够体会这种生活的意义，或者是过去生活的断片还保存在他现实的生活当中，（如城里人依然要过年，但不祭祖了，不放鞭炮了，也不贴对联了）；或者是他虽然离开了故国，但夜半梦回，枕畔常常传来故园秋雨声，或者仅仅是因为，书中记载的那些过去生活的意象，让他对那些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想象，因此，想了解这种生活的全部和意义。也就是说，他与生活之间虽然已隔开了一段距离，但仍有路标或足迹在那里，可以让他在现实中或者在意象中回到过去的生活，他与生活就是这种若即若离、藕断丝连的关联。一个彻底被忘却的东西，不会让人思念，一个你与之朝夕相处的东西，你也不会思念，只有这种与你若即若离、在记忆的地平线上若隐若现的东西，才会让你牵肠挂肚。
可以说，民俗学家，就是位于生活边缘的人，他却时刻想回到那个中心。在变革的时代，很多人都被抛到了生活的边缘，但不少人已经放弃了那个旧有的乡村的传统的中心，而建立了属于新生活的中心，而民俗学家却是恋旧的人，不愿舍弃那个旧有的中心，反倒想回到那个中心。
民俗学就是一条回到中心的路径，沟通边缘与中心、今天与昨天、现实与历史、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野、教化与习俗、文雅与俗俚之间的桥梁，民俗学要搭建这些桥梁，就需要有一系列的研究方法。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民俗学才和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发生了关系，只要有助于他回到生活中心的一切方法，都可以拿来作为自己的方法，不管是人类学还是民族学。只要民俗学端正了自己对于生活的姿态，确定了自己与生活之间的关联方式，民俗学就成为一门独特的有了自己安身立命之地的学科了，即是用的都是别人的工具，也不用担心丧失自我。我们现在之所以经常担忧民俗学会被人类学消化掉，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安身立足之地。
现在，可以回答“如何成为一位民俗学者”的问题了，作为一个民俗学者，我们实际上不可能成为一个乡巴佬，因为我们已经不是乡巴佬了，即是你想，你也办不到了。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民俗学者，你也不应该成为一个乡巴佬，因为如果我们成为乡巴佬，我们也就无法认识乡巴佬的生活了。
认识，不仅需要消除距离，同时也需要建立距离。
正是在与民间生活的这种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关系中，民俗学才有可能。
只有这样的民俗学，才能将民俗变为一种知识，而又不仅仅是知识，因为其中还有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