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土家

如此更好，一是我们可以体会如何进行严密的学术写作；二是可以就一些个案或文本深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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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跟民俗毫不挂钩的一个个案其实本后隐藏了一个传统民俗观念在当代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正在被消解的事实，人们不再安土重迁，地权观念的转变必然使原来依附于田土之上的世代相承的宗族观念，财产（遗产）继承观念，父兄姊妹伦理观念产生变化，“征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很多生活在准开发区准城市化地段下的农民翘首以盼的事，而因为地权变现造成的家庭内部财产争夺、纠纷，也势必会影响到传统的婚姻形态（例如现在很多农村女儿出嫁不转户口，这样便可以今后跟兄弟分享征地形成的即时性财产）。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山区因为国家修路架桥等大型工程补贴很高，而且针对耕地林地房屋的赔偿标准都不相同，所以政府事先对工程的选线都是严格保密的，而保密就会带来各种版本的“谣言”，谣言之下各种哭笑不得的事情都会发生，例如有些人临时花钱在所谓的可能被征到的地点修一座房子，但是最后工程又没有征到这块地。又如很多城区旧城改造前夕，该街道所有人家的楼房上都会多出一到两层用新水泥砖砌的阁楼，成为一条条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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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个田野深不深入的问题，记得有一次乌爷爷说我们到村里去调查，你必须手里带一把皮尺，你调查的祠堂庙宇的尺码高度都要量出来，还包括各种台阶，门廊，都应该有细致的数据记录。

回头再看西方很多专业的人类学作业，都是全副武装。也就是说，这可能跟研究方法无关，还是一个功夫深不深的问题。详尽记录，详尽材料，详尽分析，越详尽，结论就越可靠。可能现在民俗学的很多调查在专业的人类学家来看都不是很敬业，因为有很多先入为主的经验判断，从而消解了技术参数的作用。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调查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像习习这样一年四季到处跑的学者，与蹲点的人类学家有着截然不同，因为人类学家是就个案谈理论，从个案到一般；而习习的研究是综合分析，需要在个案的量上有积累，也可以说是经验的积累，个案的量多了，宏观把握可能更到位，但是每个个案的“量”化就成了问题。

所以最后还是得回到定性与定量的问题，似乎不可调和。我们能做的，也仅仅是抓住每次几天十几天的有限时间，尽可能掌握更多材料。

不过就民俗学的调查而言，我个人认为不需要做到严格的定量研究（当然一些个别课题除外），因为我们重视的是文化传承，是记忆而非社会变迁的即时性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