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对非遗的误解,本质是对政府行为的误解
民间意识形态即使强大,但官方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是自上而下,误解加深,非遗在文化部是一个理念,到文化厅会变化很多,到县乡一级变化更多,巫文化无论是遗产也好,是迷信也好,民众在自我认知中合情合理地把握着它,但是一旦外来因素介入,会极大影响这种把握,民众回一下子对自己的信仰无所适从,正如原来对丧葬礼仪禁忌繁多,但一旦申遗成果,仪式的神圣感减少,对仪式的敬畏减少,对仪式和民俗本身的外在认知会变多,当民众在把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生活当文化看待的时候,是很危险的,至少一点说明民众的生活和信仰受到了某种外在力量的干预,当然这样的干预不仅仅只是政府文化部门宣传的结果,只是官方的影响力更大,更容易消解掉所谓的原生态,其实媒体和人际间以及空间之间的信息交流都会带来民众对自身行为习惯风俗信仰的再认识,但只要在这种再认识处在一定的范围内就不会有问题,一旦出现再认识与原来的认识出现很大差距,信仰必定会破裂或者变得更强,这种变异的效果可以用基因变异来解释,也可以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粮食可以用转基因,但是文化不能用,转基因的文化产品或者文化模式不能像转基因食品那样可以做定量试验,可以马上停止食用,文化基因一旦引起大的变异,也许后果不堪设想,当然其直接影响可能不像流行病毒那么快,但一旦短时期内很多人产生信仰变异,其结果是这一空间内的群体没有法律没有道德没有伦理没有敬畏没有生命意识。。。
当然民俗学理论告诉我们,上述情况基本不会发生,转基因食品来的很快,但转基因的民俗民间信仰是不会说变就变的
总之,文化传统不能由研究出来的理性模型来建构,但可以医治,既然是医治,就要“找准文化病灶”,把好脉,把药开好,剂量小了无法药到病除,剂量大了可能会治死人
再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申遗有时候就像是打抗生素(特别说明:我不是余秋雨那个意思),是最有效的保护方式,但什么都用抗生素是不行的,有的可能要中医疗法,有的可能要三分药七分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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