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花辞树

来源：中国社会学报
近五年来，中国社会学一方面围绕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网络、社会组织等经典论题继续丰富其论述，另一方面着力拓展新的学术论域。后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些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成立了专业性的社会调查和数据整理、分析中心，为整体上把握中国社会的状况与变动提供资料支持。而且，这些机构的建立和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将为今后中国社会学研究重镇的重新构建埋下伏笔。二是社会基层治理研究取得长足进步。三是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后两个领域在一定意义上是合一的，因为社会基层治理研究中最早有效地运用了历史视角。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叙述近五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中的历史转向及其代表性成果。

　　旨在重接历史与当下

　　经典社会学本质上就是历史社会学。长期以来，历史学在中国社会学中的位置仅仅表现在思想史、社会史、社会学史等几门边缘性的课程中，很难进入社会学者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想象力。20世纪90年代舶来的时间转向，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影响也只限于抽象的理论层面。个中原因是多重的：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恢复的合法性依据之一是“文革”之后各种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因此其注意力都聚焦于各种现实的社会问题；社会学在自我正名过程中努力划清自身同其他学科的界限；社会学教育中历史维度的缺失。因而中国社会学在其恢复后前30年的发育中与历史学渐行渐远也就不足为怪了。近十年来，社会学沉浸在各种现实的利益和机会中，更是无暇顾及和汲取其研究对象内在的历史特质。可贵的是，一小批学者转身进入历史领域，努力把历史视野引入社会学思维的核心位置。粗略地看，近年来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对经典概念的历史性思考。“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创造的一个理解中国社会构成和运行机制的经典概念，对这个概念的解释和再造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一道蔚为壮观的景观。与以往的相关研究不同，吴飞、周飞舟等学者把差序格局放置到西周以来的礼治传统中考察。基于丧服制度的结构及其演变，吴飞认为，“尊尊”和“亲亲”逻辑实际上构成了中国最早的立体的差序格局形态，从而补充了费孝通社会心理意义上的、平面化的“差序格局”想象的不足。

　　基于社会学视角的历史研究。与历史研究着重于对历史事实的还原不同，社会学的历史研究更关注基于史料的理论关怀和理论建构。青年学人杭苏红通过对西汉外戚受爵的研究揭示了实际政治生活中“亲亲”的差序格局对“尊尊”的权力等级的凌驾和改变，呈现了“内圣外王”不仅作为一种知识精英的自我修养目标而且作为一种以家的模式来改变和重建国家模式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吴飞等学者关于差序格局的再研究。

　　“民情”及其转变机制研究。“民情”（mores）是孟德斯鸠与托克维尔用以分析特定社会的情感结构的核心概念。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合作召开了“社会学的历史视野”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就如何把“民情”引入社会学研究展开了热烈讨论。渠敬东把“民情”同体制、知识等因素结合起来作为治理机制研究乡镇企业的治理体制，可被视为在这方面研究的一次尝试。侯俊丹通过研究清末在应对太平天国运动中民间力量的变化来考察“民情”变动的机制，并把“民情”的转变同中国的现代化连接起来，有效地延长了社会学的解释链条。

　　把历史维度引入当代社会现象的研究中。正如侯俊丹关于“民情”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考察，在时间上不能止于当下。换言之，当代中国社会同其过去虽然有着诸多差异，但又是连续的，唯有将其历史纳入到研究视野中，方能更好地理解其当下。周雪光对“帝国逻辑”与“官吏分流”的研究，就有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二分、重接历史与当下之线索的意识。

　　重新发现民国社会学研究传统。民国时期，一批从海外学成归国的青年社会学家积极参与到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当中，他们在城市与农村开展社会调查，深入思考社会学的本土化路径，甚至发起中国社会的改造试验。1980年以来，恢复后的社会学并没有很好地重新思考和接续这份历史遗产。直至近年，一批学者开始发掘社会学的民国传统，重新编辑和出版了一些民国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并展开了对民国社会学家与社会学史的研究，如成伯清对孙本文的研究、杨清媚对陶云逵人类学思想的研究、杜月对瞿同祖的研究，以及闻翔对民国劳工研究的再研究等，都为激活中国社会学的传统做出了努力。

    有助于寻找现代性转型之路

　　鸟瞰过去几年来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的诸多成果，其对于促进中国社会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两重意义：第一，这些历史性研究大多关注社会运行和变迁的机制，有助于推动社会学从结构分析的宏大叙事转向具体而微的社会运行和变迁机制研究；第二，中国社会学自恢复以来就一直沉醉于如何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抽象讨论却收效甚微，而这些历史性研究改变了在此论题上的讨论视角，以“历史感”的发现来建构社会学研究的“经验感”和“理论感”，它们在对中国社会运行的传统机制及其现代接续和转换的讨论中，自然而然地确立了中国社会学的独特思维方式和分析路径。

　　当然，历史思维进入社会学研究，并不意味应以历史的现实主义替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引入历史维度，只是为了更为细致和准确地洞察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具体机制，及其所受到的掣肘和推动力，从而为寻找更为有效的现代性转型之路提供思路。

　　毫无疑问，历史社会学在中国虽然只是一个小众的研究领域，但正如几乎所有社会学家都强调社会学与历史学不可分割那样，没有“历史感”，“经验感”和“实践感”就难以延展。因此，历史学的思维方式和视野应该为所有中国社会学者所拥有并不断创新。这正是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的意义所在。

（看网易公开课上，一个南京大学的教授认为，中国的社会学完全是照搬西方理论，没有一点本土化的内容。的确本土化有一定的难度，需要一定的理论素养，但本土化也当是本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吧。也许社会学的历史转向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社会学本土化。）

[ 本帖最后由 飞花辞树 于 2014-7-3 18:4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