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源

噶举派作为藏传佛教的重要一支派别，在藏传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一派在藏传佛教史上通称为“噶举”，但是“这一派从最初起就有两个传承。一个开始于琼波南交（khyung-pornal-’byor；1086？—？），名为香巴噶举（shangs-pabka’-brgyud）；另一个是由玛尔巴传下来的，名为塔波噶举（dvags-pobka’-brgyud）。”［1］现在，人们一提到噶举派，就认为是塔波噶举派传承下的黑帽、红帽世系，但在历史上，香巴噶举作为藏传佛教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曾一度发挥过独特的作用。［2］
香巴噶举创始人是琼波南交巴，琼波是他的族名，南交是“瑜伽行者”，合起来是琼波族的瑜伽行者，这不是他的本来名字，只是一个称号。十岁曾学习梵藏文字，“13岁时曾学笨法，后知其非，改习宁玛派的‘大圆满法’，亦未惬意”， ［3］ 因此带了不少金子决心到尼泊尔从师世慧（般智达苏玛底）进修梵文，并学密法。从史料的记载来看，琼波喇嘛一生共赴印度、尼泊尔求法三次，共拜了154位大德上师。其中最杰出的金刚上师有四位，分别是：智慧空行母奶格玛、空行母司卡史德、多杰敦巴和那尔拿（亦即麦智巴）。他回藏后跟随噶当派名僧”朗日塘巴受比丘戒”②出家为僧。1093年建朗日塘寺，故名朗日塘巴。曾在前藏盆域建羌嘎寺，后去杰区的察隆，后来又到后藏的香地方去，相传他在那里三年之间建立了一百零八各寺，有很多弟子。这一派在香地方有很大势力，所以称香巴噶举。
香巴噶举派的教法中金刚持被认为是五大金刚密法的开创者，五大金刚即密集金刚、玛哈玛亚金刚、喜金刚、胜乐金刚和大威德金刚。五大金刚合修法简称五金法，乃为香巴噶举派的密法核心，最极无上。香巴嘎举派认为释迦牟尼报身佛金刚持是香巴嘎举派五金法的最初传授者，因此便将金刚持尊为香巴噶举派的根本上师。

香巴噶举的主要教义与其他噶举派相同，主要分为方便道和解脱道两部分，也讲因、道、果教理体系。在修行瑜伽层次上讲风息入住、融于中脉后所生的大乐光明，修为直至本心。认识上也强调利钝二根，主张乐空双运。在见谛上仍然认为光明的人心每个人本来俱有，“故不管你修不修道，认识不认识，光明随时都显露出来。由于众生因业障蔽所以不能明见。光明成就法，就是修认识见光明之法”。 ［4］可见，它在教义体系上仍然秉承宁玛派、萨迦派等的理论，仍属主观唯心主义认识。

香巴噶举将自己的教法分为“谢巴”、“竹巴”两部分，“谢巴”指的是各种法理，即理论部分；“竹巴”指的是实修、修持部分。他们认为二者不可偏废，并用一颗“如意树”来比喻香巴嘎举的教义，这就是它的如意宝树的理论。即香派教授为新译密法，其所依本续主要有《密集》《胜乐》《喜金刚》圆二次第。实修教授主要为《尼古五金法》（奶格五金法）：一、如树根的《尼古六法》；二、如树干的《大手印》；三、如枝桠的《三转道用》；四、如花朵的《红面空行母法》；五、如果实的《无死无错误教授》等。这些法门与玛巴所传噶举并无多大差别。惟其中解脱道的《大手印盒》修明空无别而现证光明的教授，颇具特色。［5］同时他们也用如意宝树的理论来比喻自己的宗教传播。

香巴噶举的前七代上师，学术界称为香巴前七宝上师。有的学者也直接称他们作香巴七宝。他们的特点是秘密单传，桑杰敦巴（大觉导师）将香巴噶举派密法传给了克珠香敦、克准迅鲁珠（童成）、和甲钦坚赞邦三人。克珠香敦、甲钦坚赞邦建立葭寺，克准迅鲁珠建立桑定寺。从此香巴嘎举就有了以葭寺和桑定寺为基础的两大香巴嘎举传承系统，此外还有克珠香敦弟子色林巴扎喜班（吉祥祥）所分出的拉堆勒中寺的传承等系统。但是香巴嘎举认为，以香敦的弟子琼布楚贡（戒怙）等称作后七宝，是稀有的法统。并以其葭寺为根据地的后七宝上师为香巴嘎举派的宗教领袖。

香巴噶举派进入广传之后，他的传承就有了起起落落的变化，最终到了十四世纪末期至十五世纪初，整个传承几乎丧失。此时正值藏传佛教格鲁派兴起的时候，帕竹噶举、格鲁派先后在西藏的势力越来越大，最终走向了“政教合一”的社会局面，香巴噶举派和其它藏传佛教各派一样，面临着宗教上受格鲁派压迫，政治上受到排挤，经济上受到困厄的局面，因此他们或是变通为与下层劳动人民结合紧密的宁玛派；或是坚持真理与觉囊派结合起来默默地与格鲁派抗衡着；或是改宗格鲁派求得自身的生存；或是转移地下与苯教结合起来等等。历史三百多年的香巴嘎举渐渐地在派系林立的藏传佛教中消失了。
藏传佛教中香巴噶举是一个比较注重实修的教派，历时数百年的传承，在西藏佛教的历史中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它对西藏佛教的本土化、特色的宗教教义、发展出有特色的宗教哲学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是藏传佛教宗教文化中曾经闪烁的明珠。但是从宗教与社会功用上看，香巴噶举仍然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意义。从正面的历史意义上看，香巴嘎举具有不借用世俗的权力弘法，不与政治勾结危害社会，不太注重世间的名利，传播地域有限但和别的派系关系融洽的特点。它的社会角色低调符合佛教脱离世俗的教义，从而使众多藏传佛教史学家们的评论中都很少评论或批评改派。历代祖师们都如爱护自己生命般的信仰保护着宗教的传承，甚至用实际行动实践着香巴噶举崇尚的利众精神。在它繁荣昌盛的时代它除了用宗教所诏示生命的意义外，它还为整个西藏历史提供了一些灵魂的营养和友善的人文伦理，如唐东喇嘛穷一生心力为百姓修桥铺路以及他的的广行布施、维修寺院、保护文物古迹等，还有香巴噶举诸弟子之放生、为藏区牧民施药、为山区孩子捐书等诸多善行，无不给我们以启迪。从而形成了香巴噶举那独有的文化传统。“人活着，不能只为了自己。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只一次，我们应在有限的生命时空里，给这个世界奉献更多的光明和温暖。当世界充满贪婪、仇杀、血腥和暴力时，我们能否尽自己的心力，为我们的星球贡献一点慈悲？贡献一份祥和？贡献一份博爱？贡献一份无私？以便让这个日渐‘困难’的世界，能因为我们曾经的生存，而变得相对美好一些。”［6］尽管香巴噶举在倡导善、慈悲等佛教伦理中产生了许多到今天仍然称赞的美德，但是它仍然有它的历史发展局限，这就是它存在的负面历史意义。例如它和其它噶举派一样倡导乐空双运，不专注念经，一味专注修密，直接进行双修，此法延及到社会，伤害了藏民族的感情，从而引起人们的反感和不满，这也是整个噶举派共有的负面影响。这个弊端也成为以后宗喀巴大师整顿和改革宗教的目的之一，可是香巴噶举还是在藏传佛教中有启迪的作用，对它的历史研究仍然是它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125.

［2］曹小栋. 香巴噶举派的历史与社会作用［J］. 《陕西社会科学论丛 》 2011年1期

［3］土观. 罗桑曲吉尼玛、刘立千译.土观宗派源流［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第60-61页。

［4］［5］刘立千.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41；55；42；60.

［6］雪漠着.我的灵魂依怙［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8：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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