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了精彩的讲座总是一件遗憾的事情，错过了四个精彩的讲座，更是令人懊恼。幸好有两位认真的翻译者，将这四个讲座及现场讨论翻译整理了出来，编成了这本《人类学的四个讲座——谣言、想像、身体、历史》 ，这才让未能亲临现场的人也能有机会分享。仅是四场讲座及现场讨论就能成书，这或许更说明了这四个讲座的重要性。
安德鲁•斯特拉森（Andrew Stranthern）和帕梅拉•斯图瓦德（Pamela Stewart），这两个名字在中国人类学界还是比较陌生的，因为国内对这对人类学夫妻的介绍并不多，但这并不表示这两位学者不重要，正如王铭铭教授在开场白中所说的，可以说两位学者的研究是当今世界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之一，他们的成果也是应该受到中国人类学者的重视的。两位学者的成果很丰富，主要研究新几内亚的杜纳人，但他们也在中国、苏格兰、爱尔兰等地进行过田野调查，研究涉及宗教、仪式、医疗、全球化、谣言等多个领域。
在本书的“序言” 中，围绕此次系列讲座的主题：“当代人类学与文化历史专题”，两位学者给出了自己对人类学未来的看法。他们首先指出，20世纪欧美人类学经历了一场理论的“表述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和“后代转向”（the post-modernist turn），这两方面相辅相成，共同导致了一大批强调主观性与不确定性的言论，使得提炼一般理论所需的比较和概化工作十分困难，在这种趋势下，近几十年来，人类学似乎迷失于具体阐释中，而失去了人类学的比较视野和理论提炼能力。两位学者认为，人类学者的确应该承认自己的主观性，但更应该从过去的成果中建立起新的解释，或者把过去的理论方法加以整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研究者从人文与科学两个方面推进研究。基于这样的反思，两位学者明确提出，当代人类学必须有能力思考三种分析因素：过程、历史、结构，并且要记住，过程和历史建构都是结构性的，并且是通过地方哲学观念所体现的具体世界观来表达的。更重要的是，除了要在这三种因素之间实现相互沟通，还必须与意义、想象、能动性的道路交汇在一起，以一种整体论方法，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放在一起加以审视。简而言之，即是要基于对地方的深入调查研究，结合历史、叙事、阐释和理论思考，结合对文化图式的考察，以呈现地方的生活，并理解当今的世界，这才是人类学的未来。
正是拥有丰富的田野经历与深厚的理论功底，两位学者的四个讲座虽然简短，却能看到他们有很深的思考，也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第一场讲座“恐怖与想象：当代人类学课题” ，探讨的是当前举世瞩目的恐怖问题，以及在认识和应对恐怖中想象力的作用。在这场讲座中，两位学者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指出谣言在恐怖事件的发展态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引出对谣言研究的关注。谣言研究在人类学的作品中并不常见，当代人类学研究更多的是从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的方法出发，研究一些硬的因素，而忽视了对如谣言等软的因素的研究。而正如两位学者所指出的，软的因素虽不易处理，但却往往是强有力的。谣言是对不幸事件的解释方法，也能弥合知识的裂缝，但对谣言的功能探讨并非两位学者的最终目的，他们更强调以过程论方法来对之进行理解，认为谣言是地地道道的过程，它容易在危机时期、阈限状态及举棋不定的时候滋生出来，它具有开放性和越轨意义，穿行于各种关系之中，并会从事件中产生新的事件。两位学者借用“里奇斯三角”，即暴力行动中实施者、受害者、目击者三者的关系，指出目击者是谣言的主要策源地，是生产各种解说的场所。但最为关键的是，谣言之所以有强开放性与流动性，乃在于谣言中的具有解释性的想象力。正是这种想象力将我们带入推测和未知的领域，但是，这它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人们构建现实生活的方式，它来源于谣言的生产所处文化中的宇宙图式。因此对谣言的研究，有两个要点，一是将之视为一个过程，而非现象；二是要将作为秩序框架的宇宙纳入实践理论之中，注重想象力在这一过程中的意义，而不是对过程做因果分析。
在题为“医学人类学的体液观” 的讲座中，两位学者集中于医学人类学的一个方面，即有关体液和体物质的观念，以探讨人体物质如何以各种方式定义和描绘社会关系，以及这些物质又如何通过这些关系获得价值和意义。对体液与体物质二者的区分在于对二者象征意义的区分。体液指的是血、水、脂、生殖液等元素，它们被认为是人体生理和心理的重要构成元素，可用于定义人们的自身价值以及社会对人的接受程度，是构成人观（personhood）的核心概念。而体物质则指的是更广泛的物质，这些物质用于交流。探讨体液与体物质，为的是理解人的身体的意义，进而理解人。两位学者对身体的关注并不是以身体的政治为核心，也不是将身体等同于个体，而是要理解人们如何认识身体及其意义，以及身体与外界如何关联。人类学对身体意义的探讨，总在身体是被动的标志或身体是主动的媒介之间摇摆。但两位学者指出，若将身体放在宇宙观的图式中进行研究，获得更整体性的视角，就能调和这种对立，因为当我们说身体是宇宙的一部分时，就已经表明宇宙在某种意义上贯穿于身体，反之亦然。所谓宇宙观则包括身体、他人以及整个环境，它既包括“社会”领域或社会交往，也包括“自然”领域，它也是一种对关系的确认与解释，是一种文化观念。因此身体既是个体的形化（embodiment），也是关系的形化。而体物质的适当或不适当流动，以及媒介的适当或不适当影响，这两方面的辩证互动都构成了标志社会经验的话语，人们以转喻的方式表述这些辩证互动，以使经验形象化。体液观念体系来源于文化，它规定着人体中的某些物质，并要求使之达到平衡，而这种观念又与人际关系交织在一起，于是，这套观念与实践合在一起组成了一种宇宙的道德经济。体物质的已有流动秩序维持着宇宙并使之更新，新的、破坏性的物流被视为是可以威胁宇宙的，这个宇宙秩序的维持则依赖于复杂的仪式。总之，将体物质的研究与对宇宙图式的探讨相结合，或许其意义不止于医学人类学之上，这对于人类学如何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也给出了一种可能：个体与社会之间如身体与宇宙之间一样，相互包容，并不矛盾。
“巫术”和“妖法”、“谣言”和“闲话”，是社会人类学的两个看似互不搭界的经典课题，而在第三场讲座 中，两位学者以这四个关键词为题，提出这两个主题间有着内在联系，并尝试通过丰富的民族志资料来呈现二者的联系。这场讲座是基于他们的《巫术、妖法、谣言、闲话》（Witchcraft, Sorcery, Rumors and Gossip） 一书而展开的。在书中他们将关于谣言和闲话的讨论与有关巫术和妖法的材料结合起来，以两种方式呈现了这种联系：解释在巫术和妖法实施谴责的过程中，谣言和闲话作为催化剂有何等重要的作用；论证谣言和闲话在社会和政治暴力的产生中所扮演的角色。基于这本书的观点，两位学者在讲座中强调，巫术和妖法、谣言和闲话都属于更广泛的冲突产生和解决过程的研究，具体而言，它们聚集社会关系中的张力来源，聚集社会关系转型中文化主题和历史理念的运用。通过分析一些人类学对巫术和妖法的经典研究，两位学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巫术和妖法的观念是解释不幸遭遇的形式，也是塑造人们道德世界的一种方式。对巫术的理解应将认识方法和社会方法结合起来，注重道德想象的形成过程中以及在社会过程的发展中，谣言和闲话扮演的重要角色。谣言和闲话首先是一种搜集有关他人信息的重要工具，并能从中发展出一种公议，其目的是寻找一种“真实”，而这种真实不等同于事实，它是一种为人们所认可的对不幸的解释方式。两位学者也进一步指出，尽管谣言是新闻性的，巫术的实施也有其情境性，但与想象力一样，二者对不幸的解释却都是理性的，而非不加甄别地将一些信息运用到事件上，这种理性乃是基于当地的解释逻辑而言的，它源于本土的技巧、知识和信息，因此，谣言与闲话也是对社会价值的描述，构成了对他人道德的评判，并由此进入了仪式、道德秩序的重建和宇宙的重新平衡当中。谣言与巫术的研究，其意义并不限于部落社会或所谓传统社会，在国家范围和跨国范围内，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些事件与言论的本质与巫术与谣言并无差异，正如在第一场讲座中所分析的恐怖事件中谣言的产生，以及恐怖事件的解决方式与巫术的实施之间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最后一场讲座中，两位学者以“跨国主义、全球化、散居：我们如何对待这些概念？” 为题，试图呈现这三个概念与当代人类学研究的关系。他们首先指出了当代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矛盾：尽管研究和分析的范围已经扩大了，但研究仍应限制在地方上才可行；其次，不可否认各种现象实际上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无限变化着，人类学的研究因而也必须关注到这种流动性。在这样的矛盾下，这三个概念应该如何理解？两位学者梳理了多位人类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认为理解这三个概念应从以下几点出发：第一，对世界体系的理解，应在经济因素之上更强调观念、文化的维度，尤其是阿巴杜莱（A. Appadurai）加入了“想象”这一有意思的特征。第二，地方的过程已经不能再用地方本身的因素解释，而需要加入地方之外的因素来理解。第三，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地方？在阿巴杜莱的重新定义中，地方指的是关系性和情境性的，而不是阶梯状或空间性的，它自身有某种能动性、社会性、再生产性，但两位学者认为这不够，还应看到罗姆希尔德（R. Römhild）所说的“想象力不仅超越地方，而且创造地方”，即看到地方的创造性。基于这三点，对题中三个概念的理解，既可自上而下地看地方受到的外来冲击，也可自下而上地看地方如何将全球化内化于自身。两位学者显然更倾向于后一个取向，但和那些强调经济因素的学者不同，他们更多关注于观念与行为模式。有不少学者批评说注重观念与模式是预设有一种自成体系的模式的存在，是对文化间的交流与相互影响的忽视，但两位学者认为，大量的证据表明文化图式虽然在改变，但一地产生的新模式也不会仅仅复制别处的模式，这正如卢埃林（T. Llewellen）所指出的：全球化存在着一个重大矛盾：它创造了一个更地方化的世界。在方法论上，与马尔库斯（G. Marcus）所提倡的多点田野不同，两位学者更偏向于汉尼兹（U. Hannerz）所提出的“多点汇于一点”，即认为应基于一个地方来看其与各地的关联，而不是相反，因此，他们还是强调基于对一个地方的调查，从其本土的概念来看全球化，看地方中的全球化，而要调和跨国研究和集中于某一文化区地研究，则应考虑到艾里克森（Thomas Eriksen）所说的“语境重设”（re-contextualization）问题，即从一处到另一处的转移导致了意义的重新界定，并且，两位学者进一步指出，意义的重新界定同样是由当地的文化体系与宇宙观所决定的。
四个讲座的主题涉及面非常广，但却贯穿着很明确的目的：恢复过程论方法，重新关注对结构、历史与神话的研究。正如两位学者在“序言”中所说的，人类学的研究要关注于本土历史学（ethnohistory）的研究，关注人们讲述自己历史的方式，及其中暗含着的历史感。本土历史学的研究也包括对神话的研究，因为神话的框架体现的是当地哲学中的世界观与宇宙观，人们也正是运用自己的宇宙观及与世界的关系来处理当前问题。正是坚持将事件视为过程，并与结构和历史结合在一起，两位学者的分析，并非就事论事，而是运用了非常“土”的人类学经典理论与方法，如结构主义、神话分析、巫术分析等，来探讨新事件与非常“土”的民族志资料间的相似性，如非西方社会的巫术、体液观、宇宙观之类的不入时的观念与恐怖、医学、全球化等之间的类似，并关注于神话所体现的结构对这些事件的影响，从而呈现了对当代事件的独到解释。这种做法乃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当代现象并非是新近的发明或创造，而是与所谓简单部落社会中的文化现象同类的现象与事件，如巫术和谣言这些通常被认为是部落社会的专利的文化现象，在今天所谓新兴的全球化中的现代国家中并非不存在，只是人们倾向于用另一种貌似科学的方式来表述，从而误以为这些是新兴的东西。
看似不和谐的“新”与“旧”的搭配，体现的是两位学者对近几十年以来所发生的表述危机与后现代转向所导致的问题的反思。随着对客观与科学的质疑，经验研究逐渐被冷落，人类学过于强调对现象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的批判，而忽视了对观念、文化、图式的研究，认为这些都是虚幻的概念。与此同时，在一种崇“新”的社会思潮中，人类学界也开始倾向于关注于一些所谓的新兴现象，甚至在创造出一些所谓的新现象，将之视为当代的新发明，视为与传统毫无关系的新事物。经典的人类学理论、方法及课题逐渐成为“旧”的东西，传统的关于宗教、巫术、亲属等话题被视为是不入时的，也是不再适用于今天的研究的。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成为观看全球化的标准化如何实现的场所，成为批判这种冲击的空间，而忽视了地方的文化图式，以及发生在地方的现象背后的时间感与历史感，于是在这些研究中，地方的创造性完全被抹杀，地方成为全球化的注解。四个讲座所呈现的“新瓶装旧酒”的方式，或许一方面正破除了这种将传统与现代二分的误解：在人类学的研究中，经典课题与当代研究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人类学的经典理论与方法也不再适用于当代研究；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基于地方的深入调查结合过程论方法与对意义的关注，对于重新理解今天的地方，以及理解人类学研究本身都有着重要意义。
总之，破除对新的迷信，以一种较为整体的视角来研究现象与事件，来对地方进行深入考察，恢复过程论方法，结合历史、结构与意义的分析，这便是这四个讲座所给出的最为核心的启示，这或许可以用“序言”中所引用的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话来概括——“稳健而完整地看待生活”。
原文载自《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汤芸：四个讲座一个启示——读《人类学的四个讲座——谣言、想像、身体、历史》|中国人类学评论
http://www.cranth.cn/0903/0014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