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种子埋进土里 把知识传给后人
——林耀华学术座谈会部分发言辑要
□ 本报记者 王辉
“自从人类学告别‘摇椅’时代，走出书斋，田野工作逐渐超出了方法论的意义，而上升为一种学科标志，一种学科成员的身份认同。凡是有影响的人类学家，似乎都是与一个或几个田野点联系在一起的。”在10月24日举办的林耀华学术座谈会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教授景军如是说。而林耀华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走向田野的身体力行者。他的足迹遍布大小凉山彝区、康北藏区、川康加绒藏区以及他的家乡——福建省的义序乡和黄村。在这些田野工作的基础上，《金翼》、《义序的宗族研究》、《凉山夷家》等经典著作也应运而生。这些著作不仅在其诞生的年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对今日的学界研究起着指导作用。以《金翼》为代表的林先生的系列著作以及他孜孜以求的做学问的精神在当今所发挥的作用，正如他在《金翼》中所希望的：“把种子埋进土里，把知识传给后人。”
庄孔韶：中国新农村需要新的文化象征
上世纪20年代，林耀华先生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先生。1937年，林先生赴美求学，并于194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在美期间，林先生以自己1936年和1937年在家乡的两次田野考察为基础，融合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人类学的学术思想写就了《金翼》。
《金翼》以黄村两个普通汉人家族的兴衰沉浮为线索，细致入微地刻画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福建闽江边的乡村及其周围世界的农业、商业、政治、宗教、民俗、教育、法律变迁所构成的动态图景。这薄薄的一本小说体著作，凝聚着林先生躬身田野的实践精神和厚重扎实的理论基础。
谈到家庭和家乡对林先生的影响，林先生的大弟子、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庄孔韶说，先生在岭尾村长大，靠聪明才智而摆脱贫困，通过闽江航道和交通网络，开启了通往外在城市与更大世界的联系。农业社会的阅历和家族智慧传承是林耀华先生学养的基础，一旦获得新式学术理念，他敏锐地找到了两个人类学田野研究地点——福建省的黄村和西南凉山地区，实践了对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这两大族群文化的历史性关注。
在林耀华学术座谈会上，庄孔韶表示：“《金翼》大作已经发表70年了，我们今天的农村已经深深卷入全国性的城乡物流网络之中，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走向全世界。然而现在已经不是被动和无可奈何地适应社会文化变迁，而是主动前行，从仅仅是顺应性的‘与时偕行’而变成‘与时推移’。这显然是当代中国人获得的前瞻性‘感应’。什么是感应？感应就是在恰当的时机，让自然世界与人文世界交互作用，或许就是未来可能形成的主动变迁的动因。”
“我看到德国的教育学家总是喜欢让小学生回家默画自己的家乡当作作业，当他们通过记忆绘出家乡的美景：一条带有传说的小河、一位名人的墓碑、一片橡树林和打谷场、被耕地包围的一座尖顶教堂，等等，实际是在加深孩子们的乡土依恋，因为故乡的情怀之放大就是祖国的情怀。所以说我们无论如何也要保护乡村的美景，那些任何轻率地损坏千百年乡土文化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庄孔韶说。
“今天，金翼大房子修缮落成，成了黄田新农村建设的新景观。我们为福建省装点了这样的新的乡村美景而感到自豪。应该说，新农村建设不只是房屋焕然一新，而是要挖掘新的农村发展潜力，以及水到渠成地创造传统乡土的新的文化象征。”看到修缮一新的林耀华故居，庄孔韶感觉“看到了古田人丰富的文化底蕴”。他说：“我们要承认知识与学术潜能的力量，新农村的新的文化象征就是由这些潜能固定下来的，它可以和科技的力量并驾齐驱而不可或缺。今天在座的国内外文化精英在离开会场之后，都会宣传和发扬这种文化精神，他们还会带着自己的学生团队再次来到这里，汲取新文化的素养，体验新农村的精华。”
赵旭东：《义序的宗族研究》带给我们深刻启示
“如果说人类学家对于学术有所贡献的话，那么最大者莫过于通过自身的实地田野调查之后所撰写出来的民族志了。”这是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在读了林耀华先生新近出版的60多年前写就的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以下简称《义序》）一书后最为直接的感受。
赵旭东认为，《义序》的写作风格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学术旨趣，这种旨趣似乎在今天已经变得难以寻觅了，原因也许是我们的知识有了积累，或者是我们的思想有了提升，但在我看来，最主要的还是心态上的差异。新异的刺激、理论的层出不穷以及学者生活方式的变迁，已经让人们淡忘了田野的神圣性，而喜欢“空对空”地谈论抽象的概念和论题。在《义序》之前和之后，都有关于中国宗族问题的研究，但其中有许多研究都没有落实到人类学的田野功夫上去，更没有一种功能论的视角，把田野考察中散漫的材料，组织到一个前后连贯的解释框架中去。但《义序》做到了，而且很成功。
《义序》研究的是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郊外南台岛南端的一个宗族村落，这个宗族村落人口的绝大部分都属黄姓，是一个典型的单姓村。在义序乃至整个福建，以同姓成员为核心的宗族组织如此繁茂，不能不使人追问其存在的根基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问其存在的功能有哪些。
在《义序》中，对个人经由人生的各个不同的阶段而被社会所接纳的过程的描述弥为珍贵。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所谓出生、童年、婚嫁、死丧、葬祭，全非个体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受到特定时段和特定空间下的社会与文化实践的制约。《义序》有一部分显然是大受法国人类学家Van Gennep的影响，而注意到人生重大转变时期过程礼仪的情形。换句话说，没有了这些过程礼仪，人便无法过渡到下一个阶段中去。“在我们的文化中，容易观察到的是，曾经被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过的“繁文缛节”，原来为民间生活所必须，这又不能够不使我联想到现代人的悲哀。以婚姻为例，在义序村，单单婚前准备期前后就要经过请媒、合婚、汤桶、定聘、送礼等阶段，而在我们今天除了两相情愿的恋爱期之外，余下的只是法律认可的手续，其他的仪式都已变得不大重要或可有可无了。”赵旭东说。
赵旭东提出，对于中国的宗族研究，既要有人类学家对现实生活的洞察，同时又要有历史学家对随着时间而发生变迁的敏感。《义序》的研究便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结合。研究者不仅从功能论的角度看待宗族制度本身，而且还能够放眼于历史的场景中来理解宗族的社会意义。林先生看出了古代宗法制与现代宗族制之间的分别，强调宗法乃封建制之残余，“是父系社会最发达的一种形式”；而宗族之祖产与封建社会的采地（古代卿大夫的封地）有所不同，而且特别的分别是，“古有井田之制，几家共耕公田。今日族内各家贫富悬殊，各自拥有私田”。
赵旭东说：“好的民族志难道不是让我们从无数次的阅读中，体味出跟时代扣连在一起的新的意义吗？离开了这一点，民族志还有什么呢？”
亚瑟·克莱因曼：《金翼》对世界人类学具有重要作用
作为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和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亚瑟·克莱因曼对林耀华先生及其成就充满了崇敬。他说，林先生的《金翼》一书的背景是福建，这对在台湾工作的人类学家具有特殊的意义。
“上世纪60年代后期，我在台湾第一次读到它，那时我刚刚开始研究医疗人类学。我认为林先生对中国家庭结构及其纠纷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甚至连他虚构的情景也能引起我的共鸣，因为他让我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了人们的生活和历史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我的导师、哈佛燕京学社的主任则告诉我，他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兼心理医生，《金翼》对他也具有重要作用。” 亚瑟·克莱因曼说，“我感到十分荣幸，能向这次会议的与会者传达我们这些在哈佛的人士对林耀华教授的崇高敬意，而且我认为，这次会议重要的意义在于它重新审视了林耀华教授对人类学和中国学的贡献。”
中国民族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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