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向北
“文革”后期，陈建民在京棉二厂劳动兼教工人业校语文。有一次碰到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几个工人围着他问：“陈老师，为什么有的人会说不会写，有的人却会写不会说？你是研究语言学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吧。”陈建民想了半天，答不出来，只好支支吾吾地说：“这个，我还没有研究过……”
回家的路上，他一直思考着：这不是口语的研究对象吗？要是有台录音机，把别人的话录下来，再同他当场写的同样内容的文字对比，不就可以摸到规律了吗？啊，所里不是有一台日本人送的小录音机吗？现在正躺在保险柜里睡大觉呢，我何不把它借出来。想到这里，他把自行车一掉头，吕叔湘家里去了。
吕叔湘听了他反映的情况后，很感兴趣地说：“语言有两方面，一是书面语，一是口语。眼下前者受重视，后者被忽略。你想做口语的调查研究，很有意义。可以用录音机把人们说的各种风格的话录下来，包括受到教育的和没受过教育的，有准备的和没有准备的。录下来了，再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再跟写的比较。”停了一会儿，又说；“至于录音机嘛，你马上写个借条，我批准你去所里借。”
陈建民拿到了录音机，从1975年春天起走上了从录音入手研究口语的道路。他马不停蹄地工作着，在工厂农村里弄到一部分讲话，还搞到一部分书面对比材料。他兴高采烈地去找吕叔湘，把录音带放给吕先生听。吕先生不满意这些录音，他说：“你录的都是政治口号嘛，这不叫口语。你应该录点日常生活的口语才有意义呢。”吕叔湘马上找出一份前天的《北京日报》说：“这家报纸登了一条母女失散36年喜团圆的事。你要是找到失散的母女，录下他们的对话，再拿来跟报纸上的报道比较，那才有意义呢。”
吕叔湘的几句话，让陈建民开了窍。他下工厂，到农村，串街道，访亲友，找线索，跑了北京许多地方，辛辛苦苦地录下了50多篇口语录音材料。吕叔湘眼看他的工作有了长进，又把他找了去了，说：“你现在可以整理材料了。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写一本书。我已经帮你拟了个提纲，你拿回去再研究一下。”
1978年11月，陈建民写成了书稿，吕先生用三天时间审读它，认为颇有特色，亲自写信，把书稿推荐给广东人民出版社。半年后，陈建民的第一本著作《说和写》问世，后来一版再版，发行了三十多万册。这本书出版不久，吕叔湘又给他写了一封信，恳切地说：“你的第一本书出版，这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是个大事。希望出版这本书以后，千万不要骄傲，要看到自己的不足的地方。”
不久，陈建民在北京中小学蹲了两三年，实验口语教学，出版了《小学口语教学》；又研究汉语口语结构，出版了《汉语口语》《现代汉语句型论》；又研究口语表达，出版了《说话的艺术》，陈建民把口语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扩展丰富了。十年中，他在吕叔湘先生的指导下，从录音入手开拓了一个研究口语的新领域，他的研究工作比较贴近社会、贴近大众、贴近应用。
参考文献：徐红燕. 《语言学家的故事》.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232-234.
责任编辑：刘洋
一台录音机和一个新领域 | 语言学午餐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798d&scene=1#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