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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朝鲜鸡崇拜

古朝鲜鸡崇拜

古朝鲜鸡崇拜

  【作者】维舟 原文《鸡林考》 资料来源 http://niaolei.org.cn/posts/2777



  据7世纪的唐代高僧义净记载,当时印度对朝鲜有一个古怪的称呼“矩矩吒医说罗”,这个梵文词可还原为Kukkutesvara,意为“鸡贵”[1]。义净也是唯一记录下这个称呼的作者,别无佐证,因此王邦维在对这一词条笺注时也只标明:“此词来源不详,此传说出于何处亦不详”[2],不过出于学者的敏感,他谨慎地联系到朝鲜另一个较为人知的古称:鸡林,“鸡贵、鸡林两名似乎有些关系”。本文不仅意在证明这种关系,并意图通过这一名称的考订,理解和展现东亚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敬鸡神而取尊

  如义净明确指出的:当时印度人称朝鲜为“鸡贵”,乃是因为当时该国“敬鸡神而取尊”,并戴翎羽以为饰物,存在一种明显的鸡崇拜痕迹。这种戴鸟羽为饰的习俗,在古朝鲜半岛普遍存在,不仅新罗一地而已[3];“整个环太平洋沿岸的众多地域,都有崇尚鸟类,并将鸟羽作为附着有鸟类神力的符咒,以它为衣、为饰,穿戴在自己身上、头上,以期许获得与鸟一样的神奇力量。”[4]其事之所以在现代人看来费解,乃是因为现代色社会是一个“去神圣化”的世界,鸡在人们眼里也因此完全成为不能激发任何敬意的普通家禽,古代朝鲜的熊图腾、虎崇拜都较鸡崇拜易于为人接受和理解。

  然而在生活在一个神圣化宇宙之中的古人看来,鸡却是一种“太阳鸟”——理解这一崇拜的关键就在于:鸡在当时被视为一种神显。他们所尊崇的并非作为家禽的鸡,而是作为神的载体出现的鸡,也就是通过鸡看到了神本身;体现或代表了神的任何事物,也同样是神圣的。一句话,受崇拜的并非自然对象这一实体,而是超自然力量。北亚及东夷系各族普遍存在的鸟崇拜就其本质而言都出自一源:即作为天或神的使者出现的鸟;至于这种鸟是燕子(玄鸟)、乌鸦、喜鹊、天鹅、黄鸟(仓庚)、鹰、海东青、鸡,还是鸡的变种凤凰,那都只是从一源出辐射出的变形。

  北亚游牧民族中,最常见的神鸟是乌鸦和天鹅,这两种鸟一全黑,一全白,在或尚白或尚黑的古人看来,显然极富神秘感。乌鸦在中亚/北美神话、老鹰在北极圈和北亚神话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天鹅则是哈萨克等族的神鸟。萨满教最高神即天,而狼和乌鸦/天鹅经常作为天神的使者出现。中国古代神话中西王母的使者之鸟起初也是乌鸦,后来才定为三青鸟[5]。因为人与天之间既然相距极遥远,那么人要与天沟通必须借助神物,它通常有两种:鸟、或通天的通道(山、树)。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中指出:鸟也可视为通天阶梯的延伸,鸟为天帝与王之间的使者,或为法器及通天工具,“以鸟为天地之间来往的媒介,在殷墟卜辞中‘帝史凤’这种说法上已有明证,而且在中国东海岸的古代神话中,鸟占有特别显著的地位。”鸟是一种能达到超越实在、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象征。这种鸟崇拜多出现于草原开阔地带及东部沿海,如良渚文化最重要、最显著的就是各式鸟纹。

  伴随这种鸟崇拜而来的,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卵生始祖”神话,事例极多,无烦枚举;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神话多见于东夷系神话,如商朝始祖、manz**始祖等均是,古代朝鲜三国也都存在,试比较三者的卵生始祖故事:

  百济:始祖东明的诞生:“有物状如鸡子,来感于我,故有娠也。”(《魏书》卷八十一)

  高丽:始祖朱蒙的诞生:“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既而又孕,生一卵……破壳而出……字之曰朱蒙。”(同上)

  新罗:始祖朴赫居世王的诞生:“前汉地节之年(前69)壬子三月朔……有一白马跪振之状。寻捡之,有一紫卵。马见人,长嘶上天。剖其卵得童男,形仪端美,惊异之。……是日,沙梁里阏英井边,有鸡龙现,而左肋诞生童女,姿容殊利,然而唇似鸡嘴。……男以卵生,卵如瓠,乡人因为朴,故因姓;女以所出井名名之。二圣年至十三岁,以五凤元年甲子,男立为主,乃以女为后,国号徐罗伐,又徐伐,或云斯罗,又斯庐。初王生于鸡井,故或云鸡林国,以其鸡龙现瑞也。一说,脱解王时得金阏智而鸡鸣于林中,乃改国号为鸡林。后世遂定新罗之号。”(《三国遗事》,又《三国史记》卷三四:“脱解王九年,始林有鸡怪,更名鸡林。”)

  这三段记载,均已被许多学者反复征引过,可以推论:这种“日光感孕”的神话正是基于“太阳鸟”的思维——鸟是太阳的化身,因此当日光照射时,即怀上天神之子,并以鸟卵的形式诞生;韩国民间信仰至今认为“鸟乃人的再生”[6]。中国一些乡土俗语中“鸟”、“卵”、“鸡巴”的性意味,想来也由此而来[7]。这一神话构成英雄的生命及权力合法性的源泉,“那只栖息的鸟是他的守护精灵,这是西伯利亚萨满教的一个典型主题”(《宗教思想史》第1章)。祖灵为鸟也是全世界通行的一种观念[8],而在印度宗教观念中,卵生还有一种“两次出生”的神秘含义,唯有高贵种姓才属这种“再生族”[9],这大概也是唐时印度人称为“鸡贵”的原因之一,因为类似的观念他们较为亲切。

  鸡作为一种报晓的动物,实在最易于与太阳联系在一起。原始思维和巫术思想的特点之一,就是经常会建立错误的因果联系,倾向于将发生于前的事视为随后发生之事的原因——当古人发现每次鸡晨鸣之后太阳就升起,乃以为是鸡的叫声促成了日出这一结果。从这个逻辑出发,鸡被视为神显也就毫不足怪了,尤其在中国南方,鸡崇拜是颇为普遍的[10]。作为一种祭祀动物,《礼记》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鸡。”鸡卜、鸡人在古时皆与祭祀有关,而先秦时楚国还有法典名为“鸡次”。游牧民族中对乌鸦等野生鸟类的崇拜可能是一种更原始、早期的现象[11],而喜鹊、燕子等与定居者亲近但仍非家养的鸟类为过渡[12],最终的鸡则更适合一个定居农业民族的世界,在那里,鸡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最常见的鸟类[13]。

  按照图腾的原理,人们将自身与图腾物合为一体,如gallus一词就有两种含义:即“公鸡”和“高卢人”。从这种宗教观念中产生出了权力与合法性,而这正是被统治者接受统治的主要先决条件。元人记载,14世纪时彝族先人崇信男巫,号为“大鸡婆”,“以鸡骨占吉凶,酋长左右斯须不可阙,事无巨细皆决之”[14]。将这种神授权力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的便利方式,即将统治者本人视为上天的使者[15],懂得操纵神鸟的巫师即是有魔力的人[16],在中亚的古文明中,这种崇拜的发展最后出现带翼人物的形象[17]。新罗金氏以鸡这种太阳鸟为图腾,无疑有助于其权力的获得,但金氏又与朴、昔二氏禅让为王,似颇令人费解,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金氏这种“太阳之王”起初可能只掌握军权,不涉民政,并无实权;但到后世军权高涨后,金氏遂能独掌朝政[18]。金氏新罗作为朝鲜半岛第一个统一王朝,也为朝鲜奠定了鸡崇拜的民俗基础[19]。

  在上古传说中,东亚极东方有日出之地(旸谷/汤谷),中有通天大树或高山(扶木、扶桑、扶桑山),树巅或山顶有乌鸦,而这一神鸟即与太阳紧密相连[20]。但这一传说的形象却逐渐起了变化,不但地点在移动,树也渐渐被认为是桃树,而乌鸦则变成了鸡[21]。桃树与鸡相比起扶桑、乌鸦而言,与定居生活的人世的距离大为拉近。最终演变成:“民间流行的世俗观念认为,鸡与其他鸟类不一样,它与太阳本是一家人。”[22]上溯至先秦,鸡已为定居民族所崇拜[23],《山海经》:“祠鬼神皆以雄鸡。”西汉吕后之名吕雉,也取意其吉祥(雉与凤也有密切联系)。又按:“鸡”本作雞,籀文作鷄;鸟本为一切长尾禽通称,而隹为一切短尾禽通称,从造字法看,鸡/雉古人乃视为同类。其后家鸡逐渐取代雉,成为民俗中人所共知的避鬼驱邪的神物[24],所谓“鸡犬升天”,其贬义当是后世演变出来的[25]。随着世俗化的深入,在中国,猪和龟的形象也同样曾被渐渐去神圣化。

  在这个神话观念中,恒定的元素是:太阳、东方、通天树/山、鸟。鸡被认为是“东方之牲”[26],在万象更新的岁始须以鸡祭祀。这个神话中的东方,至两汉以降与朝鲜半岛交流频繁后,逐渐被安置在朝鲜,因为那是当时中原人观念中的极东之地。西汉在乐浪郡下置东暆县,其名即与太阳有关。尧舜时代观念中东极的日出之地嵎夷、旸谷,至范晔写《后汉书·东夷传》和中也被追溯,他显然认为那与东夷颇有相关,而李延寿《北史·东夷传》中更将此几乎当现实中的地名来用[27]。延至660年唐高宗时,干脆封新罗武烈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与苏定方合兵灭百济,“嵎夷”被落实为朝鲜的地名。而与旸谷之地相连的黑齿国,也可在朝鲜半岛的百济找到[28]。同样地,记载中日出处的神树在两汉以降也被落实到朝鲜附近[29]。663年,唐置新罗为鸡林州,以其王金法敏为大都督,大约也因新罗金氏的“鸡林”传说恰好与中原原有的神话观念相合,鸡林于是遂为朝鲜代称之一[30]。

  作为圣所的树林

  不存在什么对树本身的崇拜;在这表现形式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某种精神的存在。——Nell Parrot

  在宇宙力中,只有那些受到集体关注的力才会被神化。换言之,产生宗教情感的社会间的倾向。——涂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

  鸡林(Gyerim Forest)现为韩国庆州市区南郊的一小片树林,在宫城半月城西北(古庆州大体以半月城为中心而展开),是韩国史迹及名胜第2号。这片树林现在看来平淡无奇,但在朝鲜史上却有着绝大的意义,在唐五代时曾为朝鲜国家的代称和行政区划名,高丽王朝时则为庆州城的正式名称[31]。其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它是朝鲜半岛第一个统一王朝的王族金氏的始祖诞生之地,具有高度的宗教意味,也是朝鲜文化的圣所之一。

  在燕子、喜鹊、凤凰等鸟崇拜中,很少与树联系在一起,但在古代东亚关于鸡/阳乌的崇拜中,却常常与神树联系在一起。那被视为一个通天的阶梯和桥梁,也就是那个世界观中的宇宙树。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中一段话极好地概括了这种神树观念:“树因其周期性的再生,显示出神圣在生命层面的力量。……树本身就充分体现了宇宙本身,通过一种明确不变的形式体现宇宙的力量、生命及其周期性再生的特性。……作为小宇宙的一种形象,‘圣地’实际上变成了一棵被认为有神灵居住的宇宙树。”在鸡林传说中,树林、马、鸡龙一起出现,伊利亚德也指出:“和鸟、马或虎一同出现的宇宙树在中国的原始社会也可以发现;和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宇宙树有时和生命树混同起来。”

  这种神树,因其通天的特性而被赋予魔力,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域,它可能是桑树、桃树或杨柳。王安石《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典故也应出此,只是这里的通天阶梯变成了“千寻塔”。最古传说扶桑之木上有阳乌,按小南一郎的解释,它“居于生长在宇宙山顶的世界树的顶端,巧妙地调和着象征阴与阳的二要素”,它不仅维持宇宙的和谐流转,也使人可以分享这种阴阳调和。在古人观念中,这种天地阴阳的调和又与生命中两性的调和密不可分,桑林在先秦时因而乃具备两种看似矛盾的意味:神圣的祭祀场所,以及男女自由欢爱之地。

  据《左传·襄十年》,宋平公以《桑林》之舞款待晋悼公,而当舞师举旌旗入场时,竟将晋悼公吓出了一身大病;《庄子·养生主》在描述庖丁解牛的节奏时,也以“合于《桑林》之舞”形容,可见这一上古巫舞颇有一种恐怖气氛。而据左传杜预注,《桑林》系“殷天子之乐名”(宋为殷商后裔),乃远古时相当神圣的一种祭祀时的舞蹈[32]。由于巫术通神祭祀高禖,这种场所又少不了娱神的歌舞及以男欢女爱促进天地交合、阴阳调和,因此“桑间濮上”到春秋时已被视为男女淫乐之地,《墨子·明鬼下》:“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其意味已大不相同。小南一郎也指出,“围绕着桑树的有关男女两性结合的传承,自古就在中国盛行。”所谓桑林、桑间濮上、桑中之奔,“可以推断,男女在桑树下幽会,起源于乞灵其生命力而祈求多子女的宗教礼仪”。

  耐人寻味的是:春秋时宋都有一城门亦名为桑林[33],可以想见其近郊即祭祀圣所桑林,其情形与鸡林、庆州的情形恰相类似。因为人类各文明中,最古老的城市都是围绕着圣所而建造起来的,在那里,人与天地冥府之间可以便利地沟通,也是他们所知世界的中心。正因桑林曾被视为神树,所以古人以桑木做成神主[34],又以桑木作弓,蓬草为矢,使射人射天地四方(此即“桑弧蓬矢”的典故),均因桑木所带的宗教意味。而另一面,桑也与男女情爱联系在一起,以至于《礼记·乐记》称:“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诗经·氓》中以“桑落”为喻,同样是有深意的。此类习俗在云南白族至今尚存[35]。这种小小的宇宙树与定居生活的结合,就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村庄[36],因而桑梓乃成家乡的代称。

  桑或扶桑/阳乌的形象逐渐过渡到桃树/鸡的形象之后,后者又逐渐继承了其宗教内涵。不仅是鸡,桃木也被广泛视为辟邪的神物[37];与“桑弧蓬矢”对应的也有“桃弧棘矢”,被视为去灾之物。只是大概这组崇拜兴盛时已当中古,礼教甚严,桑间濮上既被视为亡国之俗,也不容再有,故而少有先秦那种男欢女爱的自由场所。但俗语所谓“桃花运”、“桃色新闻”之类用语,似仍与之有关,否则颇难解释其故。

  这种以树林为圣所的习俗都源出宇宙树的崇拜,其遗迹也见于欧亚大陆西端。《金枝》在分析古罗马人的槲寄生崇拜时指出,凯尔特人古语中“圣所”与拉丁语nemus同源,词义为小树林或森林中的空地;雅各布·格林对日耳曼语“神殿”一词的考察,表明日耳曼人最古老的圣所可能都是自然的森林。

  与古朝鲜人在地域和亲缘上更接近的古代匈奴与鲜卑人虽生活于草原地带,但也有变相的树林崇拜。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匈奴的神祠和今天的蒙古敖包,以及北亚各族对天地神祗的祭祀场大致相同。那是把自然树林或人为堆成的树枝,当成神灵的凭代。……这种萨满教的祭典,史称‘蹛林’,所谓‘蹛林’,就是围绕树林的意思。”《史记·匈奴列传》是最早记载这一匈奴祭祀习俗的典籍[38],而“蹛林”又借指匈奴[39],同“鸡林”之借指新罗/朝鲜正相类似。颜师古在《史记》“蹛林”条下的补注也值得参照:“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也。”这也解释了受鲜卑影响的北朝名歌杨柳辞何以歌辞主要内容均为赛马[40],这实际上也是当时牧族的一种祭祀盛典,王之涣所谓“羌笛何须怨杨柳”尚得其意,而沈佺期、孟郊《折杨柳》重在别离之意,则去其本俗甚远了。此种习俗在唐朝之后仍存在于北族之中,以“射柳”为名,只是日渐丧失其原本的宗教意味,延至明清乃渐渐消亡[41]。

  在中亚西部的突厥系也存在这样神树崇拜,古代突厥、回鹘始祖都有相关的传说,契丹葬俗甚至是一种树葬:将尸身挂在树上。在雅库特人中,神树也会祝福、抚育英雄的成长[42]。鄂伦春族旧时的重大祭祀之一也是针对小白桦树的[43],蒙古人的同类习俗在地名中仍可看到残余[44]。在南方的仡佬族祭树节,也用鸡。

  总之,“鸡林”传说的背后隐藏着古代东亚文化的密码:一种将东方、太阳、鸟、神树结合在一起的崇拜,尽管由于文献的缺失,某些环节我们只能以想象来填补空白,并且仍有一些地方无法满意地解释(例如新罗的这一鸡崇拜是否受汉文化影响,而新罗始祖在鸡林无父母诞生甚至可能只是因为他是私生子),但我们至少可以回答题头的那个问题:即鸡贵与鸡林这两个名称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只是,当“鸡林”、“鸡贵”这两个朝鲜的代称于7世纪正式为中国人所知之时,也恰逢新罗统一半岛,并大举引入儒家文化,这一传说因其怪力乱神的色彩,不久即被渐次淡忘,到金富轼写《三国史记》时,只以“鸡怪”一笔带过,最终变成了令人难以索解的神话碎片。

  庆州地图:鸡林在城南瞻星台附近

  鸡林:其地的树种据说多榉树,今已不可知其最初时的树种究竟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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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P41:“出鸡贵之东境”句下义净自注:“鸡贵者,梵云矩矩吒医说罗。矩矩吒是鸡,医说罗是贵,即高丽国也。相传彼国敬鸡神而取尊,故戴翎羽而表饰矣。……西方唤高丽为矩矩吒医说罗也。”义净另一著作《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记载相似:“遂使鸡贵象尊之国,顿颡丹墀。”下自注基本类似:“鸡贵者,西方名高丽国为俱俱吒医说罗,俱俱吒是鸡,医说罗是贵。西方传云:彼国敬鸡神而取尊,故戴翎羽而表饰矣。”

  [2]王邦维笺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鸡贵条。严格来说,除义净之外,《三国遗事》卷第四也提到了“鸡贵”,但其文显然抄自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释阿离那(一作耶)跋摩(一作□)新罗人也。……[入天竺]皆忘身顺法,观化中天,而或夭于中途,或生存住彼寺者,竟未有能复鸡贵与唐室者。……天竺人呼海东云矩矩咤瑿说罗。矩矩咤言鸡也,瑿说罗言贵也,彼土相传云:其国敬鸡神而取尊,故戴翎羽而表饰也。”

  [3]《隋书》卷八一《高丽传》:“人皆皮冠,使人加插鸟羽,贵者冠,用紫罗,饰以金银。”又民国时陆次云《跳月记》载苗族节日时“锦带束焉,植鸡羽于髻颠,飘飘然当风而颤。”

  [4]《中国鸟信仰:关于鸟化宇宙观的思考》P34

  [5]参见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据他考证,“鹊桥”故事中本来误传佳期的是乌鸦,但乌鸦和喜鹊均是可为神之使者的神鸟。又,古代突厥系诸民族中乌孙、克烈等民族或部族中有乌鸦图腾遗迹,《史记》和《汉书》等记载了乌孙人的狼和乌鸦神话传说,与之近似的故事也见于卫拉特蒙古史诗《江格尔》,说明狼和乌鸦哺养英雄的故事在阿尔泰语系民族中长期流传。《欧亚学刊》第四辑P61:蜀王的根源是乌,乌是其信仰的祖先

  《本草纲目》:“人见白燕,主生贵女。”

  又《中国鸟信仰:关于鸟化宇宙观的思考》P61:“当太阳被接纳为神祗或上天被认为是神祗的居处时,高飞的鸟类如鹰、鹫等便成为使者了。在埃及,猎鹰成为埃及王的保护者。荷马又把鹰作为Phoebus的快速使者。……在秘鲁,鹰亦和太阳有关。……因为雁、鹅、天鹅跟季节而迁移,所以在铜器及铁器时代的欧陆及北美,他们被认作太阳鸟。”

  [6]韩国学者崔吉城《哭泣的文化人类学》,载《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

  [7]《中国鸟信仰:关于鸟化宇宙观的思考》P71:“鸟为男根的别称……[意味着]鸟是人类生命的根由。”

  [8]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P185:“一提起祖灵信仰,立刻就会使人想起祖灵取鸟的形态这个全世界共通的观念。”又渡边欣雄《民俗知识的动态性研究:冲绳之象征性世界的再考》:冲绳民俗中。鸡进家门,要去海滨沙滩做避邪仪式。因为鸡是祖灵使者,进入屋内很不吉利。载《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

  [9]Dominique Lapierre & Larry Collins《圣雄甘地》P375:“据传,婆罗门像鸟一样可以出生两次。鸟儿第一次出生在下蛋期间,第二次出生时离开蛋壳。”按婆罗门教认为三大种姓属于再生族,可以获第二次生命。

  [10]中国南方自古有用鸡骨占卜的习惯,也由鸡崇拜而来。《神判》P87:“解放前(有的地方甚至直到今天)在黔东南、广西、广东一些民族地区都相当盛行以鸡卜定婚事。”边境地带至今仍存在,李成武《克木人:中国西南边疆一个跨境族群》P136:“老人还通过查看鸡骨来预测孩子的性情和健康状况。”P143:“老人们再次占卜鸡骨,来预测即将离家的年轻夫妇将来的生活前景。”

  《中国边缘穆斯林族群的人类学考察》P297记载白族的雄鸡图腾:白族有六种他称为鸡:阿介、洛介、介侯、介特扒、腊介、勒鸡;介即白语鸡。地名有鸡登、鸡坪、鸡鸣村、鸡足山等;又传说祖先是金花鸡的蛋里孵出的,故女性名“金花”,所谓“五朵金花”等语本此。

  易远谋《彝族史要》P230:“彝族在食用羊、鸡时也都绝对禁止用利器刺杀,而是采用与汉族不同的独特的被称为‘打牲’的方法”,即拧死或用木柴拍死,使其不流血而死。

  [11]《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P183:“萨满传统与圣愚传统之间的另一类似之处是使用乌鸦。在异教民俗中,这种鸟起了重要作用。乌鸦是古代亚洲英雄史诗中骗子的象征物,是萨满的魔鸟,帮助他们的精灵和同伴。萨满偶尔把自己变成乌鸦。”

  [12]可能也因此,波斯语中原指“乌鸦”的词逐渐演变为指喜鹊。《世界征服者史》P45载畏吾儿人起源传说:“全能真主赐给他三只尽知各国语言的乌鸦(zāgh),他在哪儿有事要办,乌鸦就飞到那儿去侦察,把消息带回。注:zāgh:这个波斯词义不清,今天指鹊。”

  [13]藏语鸟为bya,“鸡”(khyim bya)字面义为“家鸟”(《欧亚学刊》第四辑李勤璞文)。同样,日语中“鸡”叫做にわとり(niwa tori),其语义直译是“院里的鸟”,与蒙古语“羊”(qonin)源自动词词干qori--“关、圈”的构词法一致(参见《阿尔泰语系 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哈斯巴特尔著)。印欧语中“鸡”一词多出自象声,如“公鸡”:英语cock,希腊语kerkos,阿维斯陀语kahrkatāt,满语čoko似也受其影响(不过满语又有另两个词:amila公鸡;emile母鸡)。另一组词可能与日语系出同源接近:蒙古语taqiya,女真语tixo,;维语tohu。

  另《早期希腊》P74:鸡这种鸟类最早出现于前650年的科林斯陶器上,到品达时代已变成家禽的象征。公鸡被称为“波斯鸟”(实际上它最终的来源地是印度)。

  [14]《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P29:1301年任乌撒乌蒙道宣慰副使的李京载:“(罗罗)有疾不识医药,惟用男巫,号曰大鸡婆,以鸡骨占吉凶,酋长左右斯须不可阙,事无巨细皆决之。”

  [15]E.M.梅列金斯基《英雄史诗的起源》P38:[亚洲东北部和北美西北部传说中的沃隆,意为“渡鸦”]往往扮演着多种角色:图腾祖先、始祖、创始者。P59:与火和太阳对接是文明使者原始神话的典型特征,这一切均源于人们对自然界与文明不可割裂的认识。P286:在科里亚克人的神话中乌鸦则被称为世间第一人和他们的祖先(始祖)。

  [16]《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在基督教早期,对斯拉夫人来说,乌鸦是人所共知的异教象征。凡能操纵乌鸦的人,都懂得魔术。”

  [17]《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斯坦因哈佛大学讲座》P129:“把有翼天使作为上天使者的观念,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就已经普遍存在于西亚的一些宗教系统中了。”《波斯和伊斯兰美术》P33:“带翼人物设在宫门前作为守护神,源于亚述美术。”P48:[阿胡拉·马兹达]为人与雄鹰的复合体,面目和上身是庄重的人像,身体下面有一个圆环两边展开巨大的双翼,最下部是鸟尾。

  [18]Gustave Schlegel《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P319:“昔日堪察加王土名耶伦母(Aerem),其称俄皇为瓜次耶伦母(Koatch Aerem),意即太阳之王也。此种国王似无实权,仅为军长,不问民政。”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 第三卷》

  [19]李基白《韩国史新论》认为新罗朴赫居世氏族以马为图腾,金氏族则以鸡为图腾。又《吴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P180:“朝鲜族以崇拜鹤和一种已经抽象化的图腾——太阳鸟(金鸡)为其基本特征。”

  [20]《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戴于乌。”

  [21]这种变异起自甚早,《山海经·南次山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据《尔雅·释地》:“距齐州以南,载日为丹穴。”丹穴为太阳出没之山,太阳古时别名“丹朱”,则凤凰实近似于鸡,且也与太阳有关。《玄中记》:“蓬莱之东,岱舆之山,上有扶桑之树。树高万丈,树巅常有天鸡为巢于上。每夜至时则天鸡鸣,而日中阳乌应之。阳乌鸣,则天下之鸡皆鸣。”这一记载中树巅之天鸡与太阳中的乌鸦呼应。又《神异经·东荒经》:“巨洋海中,升载海日,盖扶桑山上有玉鸡,玉鸡鸣则金鸡鸣,金鸡鸣则石鸡鸣,石鸡鸣则天下之鸡悉鸣,潮水应之矣。”这里还保留“扶桑山”的形象,但太阳中乌鸦的形象已不见。至《括地图》则云:“桃都山有大桃树,盘屈三千里,上有金鸡,日照则鸣。”又《艺文类聚》卷九一引《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桃树、鸡已取代原有形象。

  [22]《中国鸟信仰:关于鸟化宇宙观的思考》举证长江中下游地区以鸡与太阳,或单纯以公鸡为太阳鸟原型标志。[23]《史记·封禅书》秦文公时陈仓有神现,“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其地因故后更名宝鸡;又《列异志》载陈仓宝鸡:“得雄者王,得雌者伯。”但此鸡仍为野鸡。

  [24]“鬼怕鸡”的传说在世界广有传闻,应都出自鸡为太阳鸟的思想。唐佚名《古文苑》:“于是鸡天曙而者羽,忽嘈然而自鸣,鬼闻之以迸失,心慑怖而皆惊。”民间新岁避鬼驱疫,首先用鸡,《荆楚岁时记》:“正月初一,贴画鸡,或斫镂五采及土鸡于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

  [25]《水经注》卷二《沔水注》:唐公房学道升仙“鸡鸣天上,狗吠云中,惟以鼠恶留之。”此故事起源时,鸡仍广为崇拜,根据“天鸡”的传说,升仙后鸡位列最高的天上,实为理所当然,后来才发展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贬义。

  [26]应劭《风俗通义》引《青史子书》:“鸡者,东方之牲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

  [27]《尚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申命羲叔,宅南交。”按当时旸谷为东极,西极为昧谷,北极为幽都,南则为南交(交州之名应由此而来,以示最南方之地)。《后汉书·东夷传》:“昔尧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盖日之所出也。”《北史》卷九四东夷传:“昧谷嵎夷,孤竹北户,限以丹檄紫塞,隔以沧海交河,此之谓荒裔。”

  [28]《图书集成·边裔典》:“阳谷之山,国号黑齿。”《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阳谷、汤谷即旸谷,这里明确表示与黑齿相近。按百济有黑齿习俗,唐时出大将黑齿常之,入仕于唐。

  [29]黄佐《文艺流别》卷十七引《五行传》:“东方之极,自碣石东至日出榑木之野。”《淮南子·时则训》:“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

  [30]以鸡林代称新罗/朝鲜的事例甚多,唐五代诗文所在多有。南宋时仍沿袭之,《热河日记》载宋高宗二年,浙江路马步都总管杨应诚上言:“由高丽至女真,路甚捷,请身使三韩,结鸡林,以图迎二帝。”今黑龙江鸡东县有鸡林朝鲜族自治乡。

  [31]庆州本系新罗徐耶伐,13世纪高丽王朝忠烈王时改庆州为鸡林。

  [32]又东汉应劭《风俗通·怪神序》:“荀罃不从桑林之祟,而晋侯之疾间。”《淮南子·说林训》:“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高诱注:“上骈、桑林皆神名。”

  桑林传说是殷汤祈雨的地方。《左传·昭公十六年》:“有事于桑林,斩其木,不雨。”《淮南子·主术训》:“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宋黄庭坚《常父惠示丁卯雪十四韵谨同韵赋之》:“桑林请六事,河水问九畴。”

  [33]《左传·昭二一年》:“六月庚午,宋城旧鄘及桑林之门而守之。”注:“桑林,城门名。”

  [34]《辞源》桑封条。又:社中的具体受祭者称为“主”。

  [35]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载云南大理白族的传统盛会:“每年农历四月,男女盛装,成群结队,边唱边舞,到苍山下洱海滨的山林去。青年男女纵情歌舞,结成恋人。千余年来,‘绕山林’的主题始终是社交游乐。据传,在南诏就形成固定会期。最初桑林很多,称‘绕桑林’”。

  [36]《周礼·大司徒》:“设其社稷之坛,而树之以田主,各以其野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路史余记》之六载:“桑林者,社桑。”

  [37]参见《辞源》桃人、桃印、桃板、桃茢、桃梗、桃符、桃汤等条。

  [38]《史记·匈奴列传》:“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集解汉书音义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蹛音带。”○索隐服虔云:“音带。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郑氏云:“地名也。晋灼云‘李陵与苏武书云相竞趋蹛林’,则服虔说是也。”□正义颜师古云:“蹛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也。”

  [39]乾隆帝御笔行书七言联:“岚来气挟蹛林远,涨落波奔沧海深。”此处“蹛林”或指国之西北,下联的沧海当指国之东南。

  [40]折杨柳歌辞 《北朝乐府民歌》 横吹曲辞五

  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兒。

  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座郎膝边。

  放马两泉泽,忘不著连羁。担鞍逐马走,何得见马骑。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兒,不解汉兒歌。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跸跋黄尘下,然后别雌雄。

  [41]射柳习俗可参看此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263a80100a5od.html

  [42]《英雄史诗的起源》P301:“神树祝福也是雅库特人的一种仪式,神树让主人公吸吮它的乳汁,这样壮士就会力大无穷。一首史诗中的主人公艾尔-索格托赫就是在神树的抚育下长大成人,而另一个主人公的养母则是大鹬。”

  [43]这一祭祀谓之“斡密南祭”,系旧时萨满教的大型祭祀。三年举行一次,多在农历四五月,祭期为3天,地点在屯外平地上。……在平地上设一架棚,棚内放两棵小白桦树为神树,在其正南处放一棵白桦树,上挂有三神偶像。……萨满在神树之间来回蹦跳,打滚。

  [44]斯钦朝克图Sechenchogt《蒙古语马名称与蒙古族马文化》提到一蒙古语地名aduγucin qoyar modo,汉名“两棵树”,直译为牧马人的两棵树,今内蒙林西县官地镇一村庄,是蒙古族祭祀的树。载《中国民族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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