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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陌生人”的人类学家

王铭铭

我认为Mueggler的这本书,有两方面的优点:一是它能从彝族的“当地观点”看问题,同现代派人类学一样,总是将“当地人的世界观”(宗教是其核心)当成说事儿的“由头”;二是相比于此前的中国民族志,它形成了一种能将国家、精英、少数族群并置言说的文本模式。Mueggler的书,使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从地方作“国家的民族志”,通过地方性研究,考察作为“古式社会”的中国在现代化中存在的种种困境与矛盾。从一个角度看,他的书,从“西南人类学”角度,对于曾盛极一时的家族理论(东南沿海模式)提供了重要补充。然而,使我谨慎的是,在《野鬼年代》一书中, Mueggler声称其书名中的概念(也是他分析时用的主要概念)来自于当地彝族,是彝族对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几段历史的“当地解释”。我非彝族研究专家,但我相信Mueggler所说的,恐还是有不少属实之处,特别是当他将“野鬼”的观念与彝族传统的神话与宗教联系起来时,让人觉得他采纳的素材可以让人信赖。
然而,“野鬼年代”这个词语,还是使人感受到知识分子自我身份定位的一种危机。Mueggler的姿态是,他“站在土著的观点”看问题,可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当他与他的“土著”站在一起时,他也已与作为政体的中国“疏离”开来,成为中国的“陌生人”。更重要的是,在成为中国的“陌生人”时, Mueggler也成为了他所处的美国的“熟人”。作为人类学家,研究另外一个国度,传统姿态是“站在对方的立场”。然而,对于Mueggler来说,这个“立场”太不好选择。兴许在他看来,那是一个政体的立场,真正的“当地立场”乃是在国家中心之外边缘化了的彝族人的。在迷惑中, Mueggler似乎创造了一个不同的民族志姿态,这种姿态使民族志作者在成为他的“土著”的“局内人”的同时,成为了管治“土著”的国家的“陌生人”,同时也成为了他自己的国家的“局内人”。
Mueggler并没有因此失去反观自身的能力。如他的研究所可能隐含的,是作为现代型国家,中国与美国有不少相近之处———于我看,至少中国一直努力“赶英超美”,因而,在揭示“中国问题”时,他兴许也是在揭示“美国问题”。在《作为英雄的人类学家》一文中,桑塔格从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的贡献中得出结论说:“人类学家因而不仅是原始人的,冷世界的哀悼者,而且也是他们的监护人。他在阴影中悲叹,力图把古代与伪古代区分开来,体现着一种颇具英雄气概的、煞费苦心的、复杂的现代悲观主义。”(桑塔格《反对阐释》,中文版,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年版,页93)站在彝族人的立场上, Mueggler似乎也有“现代悲观主义”的调调,现代性导致的所有问题,在他从一个中国边缘群体的生活与观念世界中获得的一切中,得到了至为令人心凉的呈现,而他说的所有一切,兴许也并不只是针对中国现代性。
Mueggler的身份危机,是国家时代人类学特殊困境的表现,而非他个人的失误。在国家时代,现代性“全球化”了,人类学家在他乡感受到的,与故乡问题可能越来越接近。然而, Mueggler从彝族角度对于中国现代性展开的“边缘反思”,如此焦聚于“中国问题”,如此焦聚于“中国问题”的“边缘反映”,而使自身的论述失去了与书写者所处的思想国度———西方———本来应具有的“游离关系”。(由于他失去了这一“游离关系”,因此,他迫使自己不断地在一个中国的“边缘族群”中寻找古怪的“野鬼”观念,不断地忘却一个基本事实:对于一个“边缘族群”而言,来自远处、凌驾于他们之上的那一权力,既可以是他笔下的“野鬼”,又可以如同天神一般,有时英明,有时糊涂,有时伟大,有时缺德。Mueggler之所以没有看到权力的双重可能,是因为他身处一个将所有道德凝聚—137—于上帝的基督教传统中。)对于将Mueggler包括在内的西方,等待着Mueggler从他的远方中国带来启迪思想的“陌生信息”,等待着他在中国成为西方的“陌生人”。而Mue-ggller在观察到“中国问题”的严重性时,无意间使自身即使是在西方书写时仍然忘却不了他在中国的“田野经验”。
    总之, Mueggler的所作所为,似乎是中国知识分子应当做的,而不是西方知识分子应当做的———他成为中国的“陌生人”,而非他所归属的西方社会的“陌生人”。我对一位从事中国研究的海外人类学家进行这样的评论,既不是为了诱使人类学家将自身定位为与地球毫无关系的“天狼星的居民”,又不是为了要从一个“文化自卑的中国人”角度来拒绝域外的反思与批判。我的目的是要“立此存照”,使自身省悟到成为自身社会(而非他人社会)的“陌生人”,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前提。作为背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出现了一股“反西方”潮流。不少“本土人类学家”认为,第三世界的人类学家因是研究本国社会的本国公民,因而能天然地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人类学流派。这样一种观点,有着令人鼓舞的信息。然而,它也使人警觉到:任何知识分子,若不能如齐美尔所倡导的那样“疏离”于自己的社会之外,那么,与这个社会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就是不可能的。倘若知识分子“司空见惯”地以自己社会的定式看问题,他们的社会也就失去了流动的知识分子本来可能提供的“远方之见”。生活在中国这个由“古式社会”转变而来的国家,我们都有着费孝通于几十年前已体会到的“身份认同”危机。在《皇权与绅权》(吴晗、费孝通《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页1~55)的几篇文章中,费先生梳理了中国士大夫演变史:从古代“为王者师”,到唐以后的皇权附庸,再到“近代化”、无制衡作用的“技术人才”。在历史经历如此变动的国度中成为所谓“学者”,最易于失去知识分子“陌生人”的姿态。为了成为———或装扮成———“国家机器的螺丝钉”,我们不惜放弃了古代的理想,不惜放弃现代的期待,我们成为缺乏反思能力的“实证主义者”。在我们将自身造就为“疏离”与“游走”一族的过程中,海外人类学家可以成为我们效法的模范。然而,诸如Mueggler这样的海外人类学家在给予我们“本土人”启发时,易于“牺牲”自己的“陌生人”境界(这是相对于他们自己的社会而言的),微妙地表现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学困境。而无论如何,我坚信,“陌生人”概念,依旧弥足珍惜。如桑塔格这个局外人所言:“成为人类学家,就是面对自身的怀疑、自身的知识不确定性采取一种非常灵活的立场。”(《反对阐释》,页84)“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世界从职业上被划分为‘家里’与‘外头’、国内与异邦、城市学术世界与热带地区……[人类学家]‘在家是批评者’,但‘在外是入乡随俗之人’”,“这种具有反讽意味的精神状态使人类学家不可能成为一个公民”。(上揭书,页85)我愿桑塔格从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里得到的这一启示,仍然有用于今日的人类学家,使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人类学家惟有游离于自身之外,才有人类学这项宏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