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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德里达最后的谈话： “我向我自己开战”



作者：杜小真译    文章来源：中国现象学网     

杜小真/译 （2004年8月19日《世界报》）

　　《原编者按》：  74岁的德里达，享有国际声誉的哲学家，面对疾病，愈加紧张地继续他的思想里程。在巴黎郊区的Ris-Orangis的家中，他为《世界报》讲述他的事业，他走过的路线和留下的踪迹。

　　世界报：2003年夏天以来，您从来没有如此显著露面。您不仅为几本新著签名，而且足迹遍及世界，多次参加围绕您的研究的国际会议——途经巴黎，从伦敦到科英布拉（巴西），前些天，又到过里约热内卢。马上将又有一部关于您的影片问世（是2000年的《另外德里达》之后由Amy Kofman 和Kirby Dick拍的《德里达》），还会有几期杂志专号，主要是《文学杂志》，《欧洲》杂志，以及特别收入许多未发表过文字的《Cahier Herne》汇编集，将在秋天出版。在一年里做这么多，而您又。。。。。。

　　德里达：说出来吧：病情危重，这是真的，而且经历了可怕的治疗。但是，我们不说这些吧，如果可以，我们在此不发布健康公告——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

　　世界报：那好。在开始这次访谈时，让我们特别回顾一下《马克思的幽灵们》（伽利略出版社，1993）。这是一部至关重要的著作，具有阶段性意义，整部著作都针对未来的正义的问题，书是从这样神秘的开场白打开的：某个人，您或者我，进了一步，并且说：“终于，我要学会生活了”。十多年后的今天，您的“懂得生活”的欲望何在？

　　德里达：关键是“新国际主义”，这是书的副标题和中心论题。这本书超出了《世界主义》，超出了作为新世界联合国的“世界公民”，把我所相信的“第二世界主义者”的所有急迫性都提前了，而且现在显现得更加清楚。我在1993年说，我称之为“新国际主义”的东西，迫使我们在国际法和规范世界秩序的组织中发生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MI，国际贸易组织OMC，西方八国首脑会议G8，特别是联合国，至少要改变其公约，组成，而首先应该改变地点——尽可能地离纽约远。。。。。。）

　　至于您提到的那句话，是我在书写完时想到的。首先，它是在通常意义上——但是严肃地——使用的。学会生活，就是成熟，也是教育。责备某人以告诉他“我要教你生活”，这意味着——有时是以威胁的声调——我要造就你，甚至是管教你。其次，而且这种游戏的歧义带给我更多，这种感叹也面对一种更加困难的质疑：生活，能够学会吗？能够教吗？人能够通过轨训或通过实习，通过经验或实验学会接受、或更准确地说是肯定生活吗？这种对继承和死亡的忧虑贯穿全书，也折磨着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你何时能够变得有责任感？你最终如何对你的生活和声名负责？

　　那么，好，为了直率地回答您的问题，我要说：不，我从没学会过生活。但是，那就是说，完全不！学会生活，这应该意味着学会死亡，为接受死亡而重视绝对的死亡性（没有拯救，没有再生，也没有救赎），对自我和他人都一样。从柏拉图以来，哲学的古老论题就是：哲思，就是学会死亡。

　　我相信这个真理，但不依从。越来越不。死亡，我不曾学会接受它。我们所有人都是缓期的苟活者（根据《马克思的幽灵们》的政治地理观点，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社会中，特别是针对亿万生者——被当人或不当人对待的，即针对那些遭到社会排斥的人，除了两个世纪以来延续的、并且不断丰富发展的各种基本“人权”，但首先是值得活着的生活的权利）。但是，我对于懂得死亡的智慧始终没有开化。我仍然对这个主题一无所知或一无所获。延缓的时间以加速的方式缩短。不仅仅因为我和他人一起继承了那么多好的或可怕的东西：越来越经常的是，由于与我相关联的思想家大多已经死亡，人们把我当作幸存者：一代人的最后代表，概括说来就是1960年代的那一代人。这——严格说来并不是真的——并不仅仅引起我的反感，而且还使我产生有点忧伤的逆反情绪。再加上某些健康问题迫在眉睫，总是实实在在、在我生活的每时每刻都缠绕我的幸存和延缓的问题，在今天变了颜色。

　　我永远对幸存这个题目感兴趣，幸存并不为生活和死亡补充意义。它是始源的：生命，就是幸存。幸存的表面意义是继续活着，但也是在死后活着。关于翻译，本雅明强调ubrleben（如一本书能够在作者死后还活着，或一个孩子在父母死后还活着），和fortleben（继续生活）之间的区分。能够有助我研究的所有概念，特别是踪迹或幽灵的概念，都是和作为结构维度的“幸存”相关联的。它既不源于生活，也不源于死亡。也不超出我所谓的“始源的葬礼”。后者并不期待所谓“真正”（真实）的死亡。

　　世界报：您用了“代”这个词。一个用法微妙的概念，常常在您的笔下出现：您如何定位从您那一代被传下来的东西？

　　德里达：在此，我比较随意地使用这个词。人们可能在时间上与过去或将来的一代人同时。忠于人们归于我的“一代”的那些人，做一个被分化而又是共同的遗产的卫士，这就是要说两件事情：首先，坚持——可能会反对一切或一切人——共同的要求，从拉康到阿尔都塞，中间有勒维纳斯，福柯，巴尔特，德勒兹，布朗肖，利奥塔尔，考夫曼，等等，这还不算与我有关的那么多还在世的作家思想家，哲学家或精神分析学家，无疑还有国外的其他一些人，可能人数更多，有时还更加接近。

　　因此我通过换喻确定文字和不妥协、甚至不可腐蚀（西克苏斯戏称我们是“不可腐蚀者”）的思想的一种ethos（品性，气质等），不对哲学妥协，不害怕公众舆论和媒体可能强迫我们简单化或克制。对精密、悖论和难题的偏好由此而来。

　　这种偏好也还是一种要求。这种要求不仅仅把我在前面有些武断、也就是不太准确地列举的男人和女人联系在一起，而且联系起支持他们的整个一个群体。这说的是一种临时变化的时代，不单单是这个或那个人的时代。应该不惜代价拯救之或使之再生。而今天，急需解决责任性问题：它呼唤对意见，对人们从此称作“媒体知识分子”的人，对媒体权力制造的普遍话语发起战争，这些权力掌握在政治-经济集团手中。当然，永远是欧洲的和世界的。反抗并不意味着应该避开媒体。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发展并帮助媒体多样化，让媒体负起这同样的责任

　　同时，不要忘记，在这个过去的“幸福”时代，没有什么是协调的。在这个时代，各种差异和纠纷跌宕起伏，除了协调之外，这个时代完全类似于可能——比方在对“六八年思想”类型的称谓中——重组的东西，六八年思想的口号和控诉今天仍然经常统治着新闻和大学。然而，即使这种忠实有时仍然表现出不忠实和偏离的形式，应该忠实于这些差异，也就是说，应该继续讨论。我，我继续争论——布尔迪厄，拉康，德勒兹，福柯，他们继续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胜过那些在今天被媒体追逐的那些人（当然也有例外）。我保留着生动的争论，让它不要趋于平庸，也不要堕入诽谤。

　　我有关我的一代的说法，也同样对过去有价值，从《圣经》到柏拉图，康德，马克思，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等。我不希望否定任何什么东西，我不能。您知道，学会生活，那永远是自恋：人们要尽可能的生活，被拯救，坚持并且培植所有无限比自己更重要、更强大的东西，这些东西成为它们从各个方面脱离的这个小“我”的一部分。要我和造就我的、我深爱的东西决裂，就是要求我死亡。在这种忠实中，有一种保留的本能。比如因为这不能被理解，或不如说因为这样一个不懂得读  甚至不懂得读一本书的题目的记者，认为自己已经知道读者或听者不会懂得更多，而放弃一种陈述的困难、一种皱折、一种悖论、一种补充的矛盾，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不可接受的亵渎。就如同要我屈服，要我顺从——或忍受“愚蠢”一样。

　　世界报：您创建了一种幸存的形式和文字，适合这种忠实的耐心。被继承下来的“应许”的文字，被保护的踪迹的文字，被赋予的责任的文字。

　　德里达：如果说，我创建了我的文字，我会把它变成一种无尽的革命。在每一种处境中，都必须创立一种展示的模式，发明特殊事件的法则，关注被设定或被欲求的方向。同时，必须说明，这种文字会限定读者，读者将学会阅读（经历）文字，懂得此外，这在习惯上是不容易被接受的。人们希望它能再生，被别样地规定：比如，这些没有融合的诗歌在哲学上面的嫁接，或某些语言的换喻、不定和技巧的用法——很多人在模糊阅读，而对纯粹逻辑必然性一无所知。

　　每一本书都是旨在造就读者的教育。充斥新闻和出版的大量产品并不造就读者，这些产品以魔幻的方式设定了一个已经列入节目单的读者。这些产品最终形成的是它们事先已经设定的平庸的接受者。然而，由于你所说的对忠实的关心，我在留下踪迹的时刻，只能让它适用于随便什么人：我甚至不能单独地把踪迹致以某个人。

　　每当人们如此想成为忠实的时候，他们都是在背叛他们与之对话的他人的个别性。更不用说，当人们写一部有关重要的普遍性的书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对谁说话，他们发明和创造的是侧影，但归根结底，这已经不再属于我们。所有这些口头的或书面的行为都离开了我们，它们开始独立于我们而活动。就象机器，或更象木偶——我在《纸机器》（伽利略出版社，2001）中对此有更清楚的解释。在我留下（发表）“我的”书（没有人强迫我）的时候，我象这个不可还原的、永远学不会生活的幽灵变化，显现-消失着。我留下的踪迹对我同时意味着我的死亡—— 将来临的或已经变成的——和能够在我之后存在的希望。这并不是奢望不死，这是结构的。我留下一块纸头，我出发，我正在死亡，不可能脱离这个结构，这是我的生活的经常形式。每当我让某种东西“走掉”时，我都在文字中经历了我的死亡。极端的例证：人们在不知道所留之物托付给谁的情况下被剥夺了继承权。谁将继承？如何继承？还会有继承人吗？这是一个在今天人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更多地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不断考虑的问题。

　　我们的技术-文化时代在这方面彻底发生变化。我们这一代人，更不用说更老的一代，已经习惯某种历史节奏：我们相信自己根据其各种特点而能够知道这样一部著作是否能够在一个或两个世纪——甚至象柏拉图在25个世纪——内继续存在。但是，今天，各种资料模式、还有磨损和破坏的加速，改变了遗产的结构和时间性。而对于思想，幸存的问题从此要采取的形式绝对不可预料。

　　在我这个年龄，我准备面对有关这个主题的最矛盾的假设：我请您相信，我同时有双重感情：一方面，微笑而不沉重地说，人们没有开始读我的书，诚然，如果有许多非常优秀的读者（可能，在世界上可能有几十个），实际上，这将在不久后有机会出现；但另一方面，在我死后十五天或一个月，什么都不复留下，除了在图书馆的正规收藏。我向你发誓，我由衷而同时相信这两种假设。

　　世界报：在这种希望的核心中，有语言，而且首先是法国语言。在读您的书时，人们都会从每一行文字中感受到您对语的炽热激情。在《他者的独白语言》中，您甚至反讽地以“最后一个法语捍卫者和插图画家”自居。。。。。。

　　德里达：尽管法语是我“使用”（还要使用！）的唯一语言，但它不属于我。当然，语言的经验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生死攸关，这不是什么新鲜说法。各种偶然性使我成为一个的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犹太人，属于“独立战争”之前出生的一代：即便是在犹太人或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中间，也存在着那么多的个别性。我曾经经历过阿尔及利亚法国犹太教的不同寻常的变革：我的曾祖父母在语言和习惯等方面仍然非常接近阿拉伯人。

　　在克雷米约教令（1870）之后，即19世纪末，我的祖父母一代已经资产阶级化了：尽管他们因为对犹太人屠杀（正值德雷菲斯事件），差不多是秘密地在阿尔及尔市政府的后院结婚的，我的外祖母已经按巴黎资产阶级方式培养她的女儿们（巴黎16区的文雅举止，钢琴课。。。。。。）。后来，就是我父母那一代：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大多行商（景况佳或不佳），其中一些人已经开发了殖民地市场，成为法国本土名牌的专卖代理。一间10平米的小办公室，没有秘书，就可以在北非代理全部“马赛肥皂”——我说的有点简单。

　　再后来，就是我这一代（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自由职业，教育，医学，法律等等）。而这一代在１９６２年差不多所有人都到了法国。我，到的更早一些（１９４９年）。正是由于我——我有些夸张——　开始了“混合婚姻”。以近乎悲惨、革命、稀有和冒险的方式。一如我热爱生活，我的生活，我也热爱构成我的东西，其要素本身就是语言，就是法语，是人们教我学习的唯一语言，也是我能够自认对之多少负责任的唯一语言。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文字中，有一种——不说是邪恶的，但有些粗暴的——分析这种语言的方式。因为爱。普遍的爱凭借的是语言之爱，这种爱不是国家的，也不是保守的，但它要求证明。证明。人们并不是用语言做随便什么事情，语言先于我们存在，它在我们之后幸存。如果人们用某种东西影响语言，那必须很细致地去做，以不尊的方式尊重语言的秘密法则。这就是不忠实的忠实：当我强暴法语时，对我认为是在其生命和变革中之语言指令，我是怀有精雅的敬意。我不无微笑、有时还蔑视地读那些没有爱情而正是强暴一种法国语言的“传统”拼音和词法的人们，他们摆出早熟射精的童男的神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以触摸的伟大法语，在等待下一个的时候，注视着他们。我在《明信片》（弗拉马里翁出版社１９８０）中，有些残酷地描绘了这个场面。

　　在法语的历史中留下踪迹，这是我所感兴趣的。我靠这种激情而生，若不是为了法国，至少也是为着某种几个世纪以来法语已经吸收的东西。我认为，如果我热爱这种语言，一如我热爱我的生命，而且有时候胜过爱这样或那样的正宗法国人，那是因为，我是把他作为一个异乡人来热爱，这个异乡人已经被接纳，已经把这种语言作为对他的唯一可能来占有。激情和竞争。

　　所有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都会同意我的—— 无论是不是犹太人。那些来自法国本土的人，反而成为了异乡人：压迫者和起规范作用者，实行规范化和道德化者。这是一种模式，一种外衣，一种“habitus”（习性），应该服从之。当一个教师带着法国口音从本土到达这里，人们会觉得他很可笑！“竞争”由此而来：我只拥有一种语言，但这种语言不属于我。一种独特的历史在我这里激化了这个普遍的法则：一种语言，它没有归属。这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从本质上说。由此而生财产、占有、殖民征税的幻觉。

　　世界报：一般说来，说“我们”对您来讲很困难，比如“我们这些哲学家”，或“我们犹太人”。但是，随着日益发展的新的世界无序，您似乎越来越不犹豫地说“我们欧洲人”。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写的《另一海角》一书中，您已经以“老欧洲人”、“某种欧洲混血儿”样子出现。

　　德里达：请注意两点：的确，我对说“我们”很困难，但我有时还会说的。尽管关于这个话题存在着种种折磨我的问题——它们始于以色列的不幸和自杀的政策——某种犹太复国主义（因为在我看来，以色列代表犹太教并不甚于它代表“散居地”，也不甚于它代表繁多而又矛盾的世界或始源的犹太复国主义。此外还有在美国自诩真正犹太复国主义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的团体力量大过美国的犹太人群体，还不用说倾向结合美国-以色列政策的沙乌地（沙特）阿拉伯人）—— 尽管存在上述的一切，尽管还存在其他与我的“犹太人特性”有关的问题，我永远不否认。

　　然后，从我开始我的研究起，可能就是“解构主义”研究本身，我就始终对诸如瓦莱里、胡塞尔或海德格尔等在现代性名下表达的欧洲中心主义持极端批判立场。解构主义总的来说是一项事业，很多人正确地把它视作对于任何欧洲中心主义怀疑的举动。当我在那时说“我们欧洲人”的时候，是与现实有关，而且很不一样：欧洲传统中能够被解构的一切——恰恰因为在欧洲发生的事情，因为启蒙时期，因为这块小洲的狭窄而又出现那么深重的罪恶导致文化的僵滞（专制主义，纳粹主义，种族屠杀，清洗犹太人，殖民化和非殖民化，等等）—— 在今天我们的政治地理处境中，并不妨碍欧洲，另一个欧洲凭借同样的记忆能够（这也是我的祁愿）团结起来同时反对美国霸权政治（Wolfowitz 报告，Cheney，Rumsfeld）和阿拉伯-以色列的没有启蒙也没有政治前途的神权政治（但不要忽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差异，让我们和那些从内部反对这两大阵营的人们联合起来）。

　　欧洲受到承担新的责任指令的召唤。我说的不是现在就象“成人”那样生存和显示、并且受到那么多内部战争潜在威胁的欧洲共同体，而是说将要来临的欧洲，被追求的欧洲。在（地理的）欧洲和别处。人们从几何图形上命名的欧洲，要为人类的未来，为国际法的未来负起责任——这，也是我的信念，我的信仰。而在此，我将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欧洲人”。这不是希望建立一个成为另一个超级军事大国的欧洲，以保护市场，与其他集团相抗衡，而是一个来撒播第二世界政治种子的欧洲。对我来说，这是唯一可能的出路。

　　这种力量正在发展之中。尽管它的一些主题还有些模糊，我认为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这种力量。当我说“欧洲”，我说的是：一个第二世界的欧洲，改革独立和国际法的观念和实践的欧洲。是具有真正的军事实力、独立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国的非进攻又非防御的军事力量，它将毫不迟疑地执行最终得到新联合国遵守的各种决定（比如，在以色列或其他地方的紧急决定）。它还是人们由之能够最好地思考某种世俗性形态的地方，比如：社会公正、同样还有欧洲遗产的形态。

　　（我刚才提到“世俗性”。请允许我在此加入一段长插入语。世俗性并不涉及在学校里带面纱，而是涉及“结婚”的面纱。我毫不犹豫地签名支持Noel Mamere 适时和勇敢的倡导，即便在同性恋之间的婚姻成为美国人上个世纪在“非宗教违抗”名下开创的这种美丽传统的一个例证：并不是藐视法律，而是不服从行更好的法律之名——将来或已经在宪法精神或条文中有所记录——的法令。而我就是在这种现实立法的语境中签的名，因为，我认为法律精神和条文对于同姓恋者的权利来说，是不公正、虚伪的，而且是暧昧的。

　　如果我是立法者，我会干脆建议在民法和非宗教法中取消“婚姻”这个词和概念。“婚姻”，宗教、神圣和异性的意义——以生育繁衍和白头到老等等誓言——， 这是世俗国家对基督教教会的让步——特别是在一夫一妻制中，一夫一妻制既非犹太人的（是欧洲人在上个世纪强加给犹太人的，而在马格里布 [1] 犹太人区，一夫一妻并不是非要遵从的），也非穆斯林人的。取消了在世俗宪法中没有任何位置的“婚姻”这个词和观念，这种暧昧或者说这种宗教、神圣的虚伪，在没有数目强制规定的性伙伴之间，可以代之以一种契约规定的“世俗联合”，一种普遍化的、改良的、细致而又灵活、恰当的pacs（日常程序）。

　　至于那些在严格意义上要求用“婚姻”——我对之的尊重始终不变——联系起来的人们，他们可以面对宗教权力选择——此外，在其他从宗教上接受同姓恋之间婚姻的国家亦如此—— 去结婚。其中一些可以按照这种或另一种模式结合，另一些人则可以既不按照世俗法律，也不按照宗教法律结合。关于夫妻的插入语到此打住。这是一种乌托邦，但我确定日期。）

　　我称之为“解构”的，即便在针对某种欧洲的东西时，仍然属于欧洲的，这是一种产物，作为彻底相异性经验的对欧洲自身的关系。从启蒙时期起，欧洲就经常做自我批评，在这种有待改进的遗产中，存在着未来的机遇。至少，我要希望，而这使我面对那些把欧洲作为罪恶之地而进行最后判决的话语，更加愤慨不已。

　　世界报：这样对欧洲，您难道不是在向您本人开战吗？一方面，您指出“9。11”恐怖事件摧毁了超级列强的政治地理的旧有规则，标志着某种您定义为纯粹欧洲的政治观念的危机。另一方面，您又与这种欧洲精神——首先是一种您恰恰描述的是其衰落的国际法的全球政治理念——紧密相关。或者是幸存。。。。。。

　　德里达：应该“扬弃”（Aufheben）全球政治（参见《一切国家的全球政治，尚须努力！》，伽里略出版社，1997年）。当我们说政治，我们用的是希腊词，一个总是设定国家，与民族和独立的领土相关的政治形式的欧洲观念。不管在这个历史中发生怎样的断裂，这个政治观念，即便在很多力量正在使之解体的时候，也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国家的至高权力不再与领土相关，也不再与交流的技术与军事或非军事的战略有关，这种解体实际上使古老的欧洲政治观念产生危机。还有古老的战争、公民和军事、民族或国际的观念。

　　但是，我并不认为应该反对政治。同样，我认为，至高权力在某些形势下是好东西，比如在反对某些全球市场力量的斗争中。在此，还涉及同时应该保留和改革的欧洲遗产。这也是我在《流氓》（伽里略出版社，2003）一书中所指出的，涉及作为欧洲观念的民主，这个观念的存在从来没有令人满意过，而同时又仍然有待来临。的确，您总是会在我这里又碰到这个举动，对此，我没有最后的证明，除非是我，是在我所在的地方。

　　我向我自己开战，是这样，您不可能知道——超出您的想象——我说的事情的矛盾到了何种程度，而这些事情可以说处在真实的张力之中，给我教益，使我生存，也将让我死亡。这种战争，我有时视之为令人恐怖的痛苦的战争，但同时，我知道这，就是生活。我只有在永恒的栖息中才能找到和平。因此我不能说我承担这种矛盾，但我叶枝到，这是让我活着的、让我提出问题——恰恰是你提醒的，即“如何学会生活”？

　　《世界报》：在最近的两本书中（《每一次都是独一的》，《世界的终结和宫羊座》，伽利马出版社，2003），您触及到拯救、不可能的哀悼、简言之就是幸存这个重大问题。如果哲学能够被规定为“对死亡的提前关注”（见《给出死亡》，伽里略出版社，1999），是否 把“解构”作为一种幸存者的无休止的伦理学呢？

　　德里达：正如我在作为我自己现在的经验的幸存经验之前已经提到过的，我已经注意到幸存是一个始源的概念，如果您愿意，它构成了我所谓的存在（此在）的结构。我们从结构上讲，是被踪迹、遗言的结构打上印记的幸存者。但是，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发挥幸存不如说是属于死亡、过去这一面，而不属于生命、未来这一面的解释。不，解构在任何时候都是属于“是”，属于对生命的肯定。

　　我关于作为生-死的复杂对立的“幸存”所说的一切——至少从《海峡》（伽里略出版社，1986）开始——在我这里都是来自无条件的肯定。幸存，就是超越生活之外的生活，比生活更生活，而我的话相反不是致命的，而是对宁愿要生活、即要死后的幸存的生者的肯定。因为，幸存，这不仅仅是留下的东西，而且是最可能激烈的生活。我从来没有在幸福和快乐的时刻这样被死亡的必然性所缠绕。享受和哭泣窥视着的死亡，于我来是同一件事情。当我回忆起我的一生，我倾向于认为我曾经有甚至热爱我生活中的不幸时刻的机遇，并且赞美这些时刻。当我回忆那些幸福时刻，我也赞美它们，当然同时也促使我想到死亡，走向死亡，因为这已过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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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西北非地区，指地中海和撒哈拉沙漠之间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