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亨廷顿的学术人生
日期：2009-01-05 作者：任晓 来源：文汇报
■任晓
2008 年4月，我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拜访了杜维明先生，从他口中得知，近来亨廷顿教授的身体状况不好。没想到的是，年末之时就传来了他辞世的消息。国内多家媒体很快发表消息，称“‘文明冲突’论提出者亨廷顿辞世”。其实，“文明冲突”论并非他的主要学术成就。盖棺论定，现在当可对其学术人生做一个初步评价了。为此，我把书房中他独著及合著的书从架子上一一取下来，居然也有9种之多。考虑到买书时的选择性，其学术成就已可见一斑了。
思想和成果
萨缪尔·亨廷顿1927年4月出生于纽约市，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1946年获学士学位）、芝加哥大学（1948年获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0-1958年，他在哈佛大学任教，1959-196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战争与和平研究所副所长，之后回到哈佛执教多年，直至2007 年退休。期间，亨氏两度担任政府系主任，并曾任哈佛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多年，1986-1987年度任美国政治学会（APSA）会长。1970年，他与人共同创办了《外交政策》杂志，并任共同主编至1977年。1989年，他在哈佛创办奥林战略研究所并任所长10年。卡特政府时期，他进入政府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规划协调人，但为时不长，故其学术生涯几乎未曾中断，可以说终其一生是一位在大学内从事研究、教学、写作的政治学家。
1993 年，亨廷顿在《外交》杂志夏季号发表《文明的冲突？》长文，一时语惊四座，扰动学界，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的激辩，成为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随后他将论文扩展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于1996年出版。据称该书被译为39种语言，流传甚广。从此他的名字就被紧紧地与“文明冲突论”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他真正的学术成就反而被遮蔽了。这里隐含了一层意思，即把它与亨氏此前的学术工作相区隔，这一点下面再来讨论。
亨廷顿是一位学术大家。举凡大家，都有一共同的特征，简要言之，便是一个“通”字。就是说，并不局限于一个窄小的研究主题，而是扩展开来，在几个相关研究领域中驰骋，并做出高质量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后人绕不过去的学术成果。亨氏正是这样，他一生的著述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可以说，他在每一个方面都保持了高水准。
首先是在军-民关系、军事政策及战略领域。代表作为《士兵与国家：军-民关系的理论与政治》（1957年）、《共同防务：国家政治中的战略计划》（1961年），以及《与核武器共存》（合著，1983年）。《士兵与国家》是亨廷顿的第一本专著，迄今印刷了15次之多，已成为军事和政治相互关系这一领域的经典性作品。2007年，在其出版50周年之际，西点军校专门召开了研讨会以资纪念。
其次，美国政治和比较政治。著作有《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与布热津斯基合著，1964年）、《民主的危机》（合著，1975年）和《美国政治：失和的承诺》（1981年）。其中《民主的危机》原是就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写给三边委员会的报告，与法国克罗齐埃和日本绵贯让治合著。三边委员会成立于1973 年，是西欧、日本和北美的一批人士为促进这三个地区之间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更紧密合作而建立的，至今该组织依然活跃于知识和思想界。针对“医治民主痼疾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有更多的民主”这一观点，亨廷顿就当时的美国指出，使用这样的方法无疑等于火上加油。恰恰相反，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节制。首先，民主并不是一个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普遍适用的办法。如果一所大学任命教师需要征得学生的同意，这可能是一所比较民主的大学，但不会是一所比较好的大学。其次，民主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转通常需要某些个体和群体某种程度上的冷漠和回避。这也是使民主有效地发生功用的条件之一。简言之，民主不足和民主过剩皆不可取，要义在于走向民主的平衡。在有些人眼里，这显然是一种“保守的”民主理论，可又有几个人能很好地欣赏和领悟其中的智慧呢？
第三，政治发展与欠发达国家的政治。著有《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合著，1976年）、《理解政治发展》（共同主编，1987年）等。其中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我看来是他学术成就最高的一本书，也将对政治学产生最为持久的影响。书中充满了深邃的洞见，这些洞见又是来自于富有理据的学术分析。他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他又指出，怎样去设计一个有最大权力和权威的政治体系，美国人没有现成的答案。其基本公式就是政府应建立在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之上。但亨廷顿认为，问题不在举行选举，而在建立组织，等等。证诸近些年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实际，难道不正证明了亨氏是正确的吗？又如在改革与政治变迁问题上，他指出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比革命者更为困难。原因有三。首先，改革者必须两线作战，同时面对来自保守和革命两方面的反对。其次，改革者不但要比革命者更善于操纵各种社会力量，而且在对社会变革的控制上也必须更加老练。第三，如何处理各种形式改革的轻重缓急问题，对改革者来说比对革命者要尖锐得多。不能不承认，亨廷顿的这些见解是十分深刻的，而这种富有穿透力的见解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可以说俯拾皆是。
第四，民主化。在这方面，亨氏著有《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1991年）。这本书试图解释发生在1974-1990年间这一波民主化的原因、方式及其直接后果。一波民主化指的是一组国家由非民主向民主政权的过渡。第三波是相对于第一波（1828-1926年）和第二波（1943-1962年）而言的。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著中，亨廷顿表明了政治秩序和权威的匮乏是最严重的衰弱表征之一；至关重要的是秩序的程度，而非政权的形式。《第三波》则是从不同的视角讨论了与此有关的一个课题，表明政权的形式（即民主与否）确乎是重要的。这就难免不涉及作者的政治价值观。亨廷顿写道，如同过去一样，他试图使自己的分析尽可能地独立于自身价值观。但这种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仍是可以讨论的。
最后，国际关系领域。代表作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上世纪90年代后的亨廷顿，发生了从社会科学家到政论家的转变。2004年，亨氏发表了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它们是亨廷顿最后的两本个人专著，也是引起了最复杂反应的著作。它们的共同点，是社会科学家亨廷顿的褪色和政论家亨廷顿的凸显。而这一变化，绝非无关紧要。与亨氏之前的著作多由大学出版社推出不同，此两书均是由一家著名商业出版公司西蒙-舒斯特出版，这一事实也并非不重要。
“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对话”
1993 年亨氏发表《文明的冲突？》，引起轩然大波，此文大约是继1940年代乔治·凯南发表“X”文章后，《外交》季刊所发表的影响最大的文章，从此亨廷顿的名字就被与“文明冲突论”紧紧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被不正确地划了等号。就其在中国引起的讨论而言，上海人民出版社就曾专门出了一本名为《文明与国际政治》的集子。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序言中，亨廷顿写道：“这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该书内容在学术上有诸多可讨论处，即如 “文明”和“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在亨廷顿那里是混用的，常给人“剪不断，理还乱”之感。情形往往是这样，愈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看似简单的概念，愈是不容易清楚界定。睿智如亨廷顿也未必给出了很好的回答。因此，它的贡献，与其说是学术上的，还不如说是歪打正着，其大胆的假设使世人警醒，使人们认识到了文明间冲突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从而致力于开展“文明的对话”。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文明对话”在联合国和有关国家推动下蓬蓬勃勃地展开，至今势头不减，就是证明。
《我们是谁》是另一本广受争议的著作，它的副标题为“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中心论题是随着移民的增多和美国人口构成的变化，以白种的欧裔美国人为主体的美利坚国家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发展趋势，到21世纪中叶，白种人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有可能下降至不到一半，这便是亨氏“我们是谁”一问的来由。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就曾引证美国人口普查局的预测，即到2050年，美国人口中将有23%是拉美裔人，16% 是黑人，10%是亚裔。也就是说，2050年左右，是美国白人从占总人口一半以上变为一半以下的分水岭。这种人口构成的变化及其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潜在影响，正是令亨氏忧心忡忡、耿耿于怀之处。早在1997年，国内学者就从亨廷顿的相关文章中看出了这一点，直称之为“数量优势下的恐惧”，可称精当之论。
既有如此忧虑，亨廷顿的逻辑主张，也便是捍卫、维护“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的文化堡垒，保卫其中心地位于不坠，办法是收紧移民政策，在国内政策中保护白人新教徒文化的“纯洁性”，等等，这当然也跟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关，否则，美国何以成其为美国？！亨氏的对内观与对外观便是这样相互联系的。
人们常言盖棺论定；如果说，亨廷顿因其上世纪90年代前作为杰出社会科学家的论著得享崇高学术地位的话，那么，上世纪90年代后以“文明冲突论”和《我们是谁》为代表的更具有政论家色彩的亨廷顿恐怕有所不同。个人私见以为，作为社会科学家的亨廷顿一定更经得起未来时间的检验。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