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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             日期：2006-08-23 作者： 来源：文汇报

由文汇报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南怀瑾先生“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演讲，于8月4日在上海美仑大酒店举行。听众200余人，多数为两岸出版界和传媒集团的老总及文化界资深人士。南先生的讲座共四个小时，分为下午四点至六点、晚上八点至十点两场。昨天“文汇讲堂”刊出了演讲内容的上半部分，今天刊出下半部分，以飨更多的读者。     社会责任与市场     下午我们讲到新闻出版这个文化传播事业，有一个观念，我们的新闻出版业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应该走文化先驱的领导路子，大家自己要认识这么一个任务。     比如讲著作、出版，我们自己出版界要反省了，现在做一个出版商，只考虑自己，这本书的市场如何，销路多少，赚钱多少，没有考虑后果，越热闹越花俏越好，变成“哗众取宠”，这四个字还是好听的，换一句话说，是有害于社会。     印书与眼脑保健     再例如，我发现，这一代海峡两岸四地澳门、香港、台湾、大陆，出的书都有一个大问题，尤其是负责教科书出版的朋友们更要注意了。     我当年在台湾，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请我演讲的时候，我非常严厉的，等于是训了一顿教育部的人：现在书出来，纸非常白亮，加上这样亮的电灯光，眼睛都搞坏了。像我现在90岁了，从小开始读书，那时没有电灯啊，煤油灯还是后来的，靠蜡烛一点点灯光，或者点一根灯草的油灯读书。我读的书，吹牛给大家听，光是武侠小说都看了数万卷，还不要说正统的书，全部《大藏经》、《道藏》读完，《四库全书》差不多翻遍了。我到现在90岁，有时候晚上看报纸，还不戴眼镜。现在的小学生都戴上眼镜了，原因是什么？出版界要注意，负责教育的更要注意，纸太白，电灯太亮，字印得太小。     所以我告诉台湾当年的教育部，立刻下令，尤其是教科书等等，不要用小字；书纸，要用米色的。一会儿我拿一本书来，告诉大家我们过去读的书是怎么印的。     现在印的书啊，是为市场而出版，没有为国家民族、为年轻人的文化教育、为孩子们的健康而用心，这是我们要反省的；每个家长自己也要考虑，这样对孩子眼睛和脑都不好。     说考试     当年，为了普及现代教育，废了科举。结果搞了半天，教育却变成现在这样。中国过去有一个制度非常好，是考试制度。汉朝开始荐举制，隋唐变为科举制，都属于考试制度，有几千年历史。民间自学成才的人，经过考察、考试，被国家选用。几年一考，考你经世济民的思想、才能、辞章、书法。这个考试制度，后来留传到欧洲去，英国人十九世纪前后学会了考试，慢慢就传到其它国家。考试是中国人发明的。     考试本来是为了选拔人才用的，古代的教育和考试很经济，教育是民间自己搞的，政府考试取才是几年一次，可是现在，考试变成一个祸害了。小学、中学、大学、留学一步步要考，做公务员做官还要考。当年台湾的公务员，每天早、中、晚都要打卡，所谓“三卡”，看你有没有按时上下班。然后做公务员三年一大考。所以，当年有人对打卡考试，就写了一副对联，可怜自己：     为五斗米折腰，三卡三考，丧尽气节。     领十万元滚蛋，一分一厘，了此残生。     “为五斗米折腰”，用陶渊明的话，说读书人出来做官，为了生活没有办法，为了一点待遇，所以做公务员；“三卡三考，丧尽气节”，把人的尊严都搞没有了，彼此不信任；“领十万元滚蛋”，退休金领了，然后，“一分一厘，了此残生”。     最近我听到，更糟糕了，进幼儿园也要考试。年考、季考、月考、周考、天天考，随时要考。     而且考好的进名校，考不好的只好读差学校，既然这样，那何必要学校教育呢？教育是为了培养那个不行的人，教育的目的是将不好的、不对的人教好。     教育精神的变化     我们当年读书很轻松，我也去听过大学老师们讲课，当年大学教授也不同现在。后来，教育变化很大。我也做过几个名大学的教授，我上课从不点名，也不认识学生，讲完了就走。这是很傲慢也很失礼的，我已经看不起现代这个教育了。     教育，以师道而言，对学生人品的教育要负一辈子的责任。     现在的教育，变成出卖知识的商业行为，坐在下面听课的是老师的雇主而已。一个钟头，老师写二十分钟黑板，最后讲了半天，不知所云的，皮包一夹，下课走了。然后就乱考试。对学生没有用啊。     尤其现在发展到还要学生给老师打分数，受欢迎的才可以当教授，不受欢迎的就滚蛋了事，这不晓得是个什么教育。     但得流传不在多     出版与教育，我都联起来乱讲一顿。讲出版，著书的人自己要考虑，是否对得起社会？我们看古人留下的书，一辈子的经验，往往只留下一本书。譬如我常说的管子（管仲），比孔子还早的，一个穷读书人出身，到了中年以后，帮助齐桓公称霸，所谓“一匡天下，九合诸侯”，古书上只用八个字。“一匡天下”，在当时中国，等于是统治了全国；“九合诸侯”，九次召集“联合国”会议。管仲上面顶一个齐桓公，实际上都是他搞。他一辈子的经验下来，留下来只有一本书，我们现在看到叫《管子》。今天讲世界的政治哲学、政治的法则，还跳不出他的范围。     孔子一辈子自己只写了《易经》后面的论文报告，写了两三篇，其它的文章都是与学生们的对话，自己很少写，别人给他作一点记录。老子嘛，过关出不去，被海关的关长抓住，不准出关，要他把学问留下，结果写了五千言。释迦牟尼佛讲了一辈子的学问，没有写一个字，都是学生记录的。在古代，大的学问家留下文章是很慎重的。譬如诸葛亮的一生，不止政治好、军事好，学问也很好，留下来的文章只有几篇，《前、后出师表》，还有几十封的信，他写信都是很简短很漂亮的文章。     所以古人说，一个人著书出版，“但得流传不在多”。一个著作，可以流传千古，才够得上是著作。假使随便出一本书，哗众取宠很闹热，只有半年的寿命。下午我报告过，报纸副刊的总编辑我做过，副刊的文章，我们叫“报屁股”的文章，三分钟寿命，看完了就拉倒。有时候一下子搞得名气很大，但这个文章不会流传的。譬如办报写社论的，在一百年当中，那么多报馆，那么多社论文章，出书留传下来的，只有一两个人。     因果     做新闻出版的更要注意，这是一个教育道德、社会道德的责任，千万要考虑，电视上、报纸上一篇文章出去，影响太大。你看到好像没有关系，忙得也顾不了那么许多。我常告诉人家，世界上，政治、军事、外交，没有善恶的，也没有是非，只有利害关系，怎么临时处理，要懂得应变。但是要注意，虽然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是有因果的；乃至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因果的。     这个因果律是自然规律，科学、哲学、宗教、政治、军事、经济、医药、法律、建筑乃至饮食男女，什么都逃不开这个法则。换一句话，有报应的，因果就是报应。这个道理是一个哲学道理、科学道理，我们不深讲，只提醒出版界、新闻界怎么样自强自立，认清楚自己的现状和社会责任、历史责任。     现代传播业，除报刊、图书以外，加上了电视、手机和网络，变化越来越深刻，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影响越来越快，因果也越来越快。今后的前途怎么走？值得深思。     文化人的人生目标     出版业、新闻业离不开文化，离不开文化人的责任。文化人要为社会负起责任来，自己首先要建立一个人生目标。     就这个人生目标问题，我抽出来一篇文章《儒行》，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呢？四书五经的《礼经》来的。什么叫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叫四书；五经是《诗经》、《书经》、《易经》、《礼经》、《春秋》。中国文化的基础在这里，是中国固有文化、特色文化之一。这是我们几千年老祖宗传下来的财富，里头宗教、哲学、科学什么都有。可是你们在座的年轻人没有看过，在座的还有许多老前辈，也许翻过，也许没有翻过。像我们，从小受过这个教育。     《礼经》是什么书呢？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的宪法，所有中国文化的根源都是这里来的。譬如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的儒家，你问他什么是儒家？谁作代表？他也许会答复你：“孔老二”，或者孔子、孟子。我说，你不要搞错了，孔子、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之一，儒家也只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代表全体。我有一个比方，孔家店是粮食店，中国人的粮食店，人人非吃不可。打倒了孔家店，中国人没有粮食吃了，吃面包、牛排有时候不对胃口的。道家是个什么店呢？药店。药店一定要有嘛，生病去买药吃，不生病不需要买，可是药店不能打倒。佛家开的什么店？百货店，什么都有，你高兴可以去逛一逛。当然，不管开的什么店，发展大了久了，大概都会出现劣货乃至冒牌货，反过来坏了自己的牌子。重要的是，孔子孟子代表儒家开的粮食店，你不能打倒。结果把他一打倒，连带把古文也丢了，中国文化的根就斩断了。     现在讲到四书五经，我们当年是背的。《礼经》这篇《儒行》告诉你，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做人做事；还有《学记》、《坊记》，都很重要。     教育的目的     我们中国几千年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是教我们做一个人，职业技术则是另外学的。而且教育从胎教开始，家教最重要，然后才是跟先生学习。人格教育、学问修养是贯穿一生的。所以社会除了政治、财富力量以外，还有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品格修养，作为社会、人心的中流砥柱。     不像现在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教育观念，专门为了职业，为了赚钱，基本人格养成教育都没有。人如果做不好，你讲什么民主、科学、自由、法治、人治、德治、集权，乃至信用、环保、团结、和谐等等，理想都很好，可是没办法做到，因为事情是人做的。     这是一个好像最讲民主平等自由的时代，其实现在全世界的皇帝姓“钱”，都是钱做主，以钱来决定贵贱，没钱就没自由。没有真正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人格修养、学问修养，有的只是乱七八糟的所谓个性张扬和向钱看，变成听“钱”指挥，连科学研究、教育、学术都在听“钱”指挥，为就业忙，为钱忙，精神支柱没有，一旦失业，就天塌下来一样。     譬如孟子的话“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告诉我们一个读书人知识分子，如果倒霉，就把自己弄好，不管外面的事。倒霉没有关系，至于职业做什么都可以，职业跟学问根本是分开的。学问是一生的事，学问不是知识，会做人做事都是学问。“达则兼善天下”，如果有机会叫你出来做事呢，那就不是为个人为自己，而是把自己贡献出去，为整个社会、国家做出一个贡献。这是孟子的教育。这与一切向钱看的教育因果差别有多大，值得好好深思。     像这些，我们都是小时候背来的。再譬如老子的话：“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有道德才能的人，时节机会来了，环境逼得你去做官，“则驾”，开汽车一样，你就发奋去做事了。“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时机不对，则随遇而安，乐得自在，刚好读书提高修养，做点什么谋生都可以。     这些是孟子、老子的教育。不像现在，读个书，就想到学哪一科最好，读完了做什么待遇比较高，有前途，这完全是商业行为，不是教育行为。那何必去读书呢？学技术多好呢，学一个好的技术就赚钱更快。     《幼学琼林》     这本书拿来了，上一讲我讲出版时，举过这本书的例子，这是我们小时候读的书，现在把它重印，我到海外一直带着，叫《幼学琼林》，会背的。你看，这是线装书，又轻又薄可以翻转折拢来，比现在硬板的书读起来方便多了。里面有很好的木刻图案，原文是这样大的字，下面有小字注解。书里面什么东西都有，讲我们历代的文化祖宗，天文、地理、夫妇、兄弟、朋友，怎么写信，做人礼貌，父母死了怎么写个墓碑……现在读这本书，假定没有好的老师讲，就不懂了。可是这书里头有注解，你可以自己好好研究。     譬如人家问候你的父亲，说“令尊”（你的爸爸）好不好？那么我的答复是，“家父还好”。二十年前，有一个同学告诉我，他说到内地问人家，“令尊好不好？”人家回答说，“我的令尊不错，你的家父也好吗？”这样的故事很多。再譬如我常常问人家“你的府上哪里”？他回答：“我的府上福建”。“府上哪里？”是尊敬语，这本书上面都有。你应该回答：“不敢，我是小地方浙江。”人家尊称你，你谦虚一点。这不是虚伪、矫情，而是礼貌秩序，用敬语表示彼此尊重。礼节就是秩序。礼节的内在，就要心意的诚恳和恭敬。     善意建议胜恶意批评     我们现代的思想，大家的心境，自己要检讨了。怎么样才能建立一个好的文艺，使社会不要恶意的批评，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政治拿出来一个善意的建议。恶意的批评很容易哦，善意的建议很难！可行的建议就更不容易！     因此，我告诉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的朋友们，必须要读什么？要读历史。不仅只读正面的历史，还要多看小说。所谓历史，常常人名、地点、时间是真的，内容不大靠得住；小说是人名、地点、时间都是假的，但那个故事往往是真的。     但是，读历史看正面的既然靠不住，要想办法读历朝历代名臣的奏议。大家要注意，“奏议”就是向朝廷提的建议、报告乃至反面意见。这些东西几千年下来，积累很多数据。诸位学新闻、写文章的，应该要读，读了以后，启发很多。譬如关于捐税、金融、关于经济的发展，很多领域，很多资料。到底我们乱七八糟有几千年历史，很多经验值得注意，不像美国才两三百年。     可是，读历史也要会读，要别具慧眼，自己本身还要经历很多事，才可能懂得文字背后的东西。否则，不仅读不懂，还会乱批评。     买票不进场     中国文化有“三士”，第一个“士”，自己读书的，自己站起来的；第二个“仕”，如果“士”进一步，出来做官了，加个“人”字旁，叫做“学而优则仕”；第三个叫“隐士”，隐士在政治上的态度，用西方政治哲学的观念，叫做“不同意主张”，不反对，也不赞成，不过是我个人不同意。我对于各党各派都是朋友，到现在八九十岁，原来大家怀疑我是这一派那一党，我的头上戴的各种帽子头衔多得不得了，结果我到今天，始终还是作一个隐士。     人家说你各行各业、各党各派，怎么都是朋友？而且大家头都杀掉，你这个吃饭的家伙还留着，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说我有个秘诀，每一党每一派我都是“买票不进场”。譬如今天晚上，他们这里发门票的，门票我有，不一定进来听。可是没有门票，我想打开来看看里头玩什么，就没有资格开门了，有门票我就可以拉开看看。可是真进场，就被套进去了，我不来。因为一辈子光买票，不进场，所以现在各方面都变成朋友。我基本走的就是隐士路线。     此封建非彼封建     说起传统文化，想到一个问题，发现这几十年，大家常常提到“封建”两个字，好像代表了专制、愚昧、落后的味道。几十年来看很多报刊和书，常见到这个提法。     所谓中国周朝时的封建，是中央领导，分封诸侯，换句话是联合国的组织，各个诸侯国有自己的法令、自己的文字，那个时候可以说“书不同文”，言语更没有统一，交通也没有统一，这是中国的封建，根本不同于西方那个封建。     当初翻译西方著作的时候，“封建”两个字用错了。我们把西方那个封建拿来做中国的封建，学术上根本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导致的后果相当严重。说起翻译西方著作，又是一个关于文化和出版的大问题，例如“经济”这个词，在中国文化本来是“经纶济世”的意思，包括政治在内了，也是近代翻译用错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些翻译的错误，随着书报一出版，就引发一连串错误。     周朝的封建，尽管许多没有统一，但是文化观念是统一的。中国文化基本用一个字可以代表——“道”。由“道”后来演变出儒家、道家、墨家等等诸子百家。道是什么东西？这是哲学问题，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讨论。     结语     对于新闻出版业以及文化教育问题，我今天简略谈了这一席话。目的是希望年轻的一代自我反省，为后一代着想，努力为国家民族、为社会做顶天立地的事业。我现在90岁了，每日每夜都还在读书、做事，休息得很少。     最近七八年中间，我带了年轻同学们，拚命推广儿童读书。社会上把我的意思理解错了，说我推广儿童读经，好像提倡复古。但是我提倡的是“中、英、算”一起上，包括四书五经在内，尤其是唐宋以前的经典，要读诵、背会、默写，还有英文经典，并且练习珠心算（珠算熟习以后，心里有个算盘作心算就很快）。这是文的教育，还要武的教育，艺术的教育，融合人格养成教育一起来。看上去内容很多，实际的安排很科学，效率很高。     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智慧得到开发，自己会读书，体魄健康，知道怎么做人，会懂得东西方的传统文化，可以谈开创未来了。而且实验证明，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读教育部安排的课程，一个学期的课程一个月就学完了。     后来，我看到现在的教育界，甚至教育部，也开始跟上这个路线。徐永光先生今天也在这里，他也是响应者，他是希望工程的创办人，当初是小朋友，现在变成老前辈了。他们也发动跟着做，出了很多书。但是开始时，编了太多唐诗宋词，我也反对，我说我推广儿童读书，中、英、算一起上，结果你们把儿童读书的重点变成唐诗宋词。我说这样读出来有什么用？中国未来培养一万个李太白、一万个杜甫也没有用啊，那不过多出两个诗人嘛！我希望后一代出很好的思想家、很好的科学家、很好的政治家，是这个目的。可是现在呢，我们中国文化的财产太大了，古文不懂，繁体字不懂，等于丢了钥匙，这个财库的锁头打不开。     我们选的几篇参考资料，来不及讲，希望大家拿回去自己研究。这些资料是古文，其实也不古，不过诸位年轻的朋友，很多从现代简体字的白话文教育入手，看不懂自己古代传统的文化，很难了解是什么意思，所以固有传统文化变成没有用的东西了。等于你把那个宝库的钥匙丢了，进不了门。只是听人家乱说，那个宝库里面都是糟粕垃圾，就把垃圾糟粕和宝贝一起丢了。     第一篇《儒行》是告诉知识分子怎么样做一个读书人，人生价值、人生的意义、生活的做法是怎么样。     第二篇是董仲舒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大家都说汉武帝因为听了董仲舒的话，专门崇拜孔孟儒家之道，不要诸子百家了。不对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们的对话是推崇儒家。这个《天人三策》，是跟汉武帝当面讨论的文章，汉朝四百年的政治安定与此很有关系。     第三篇是《聊斋志异》中的一篇，我最近常跟年轻同学们讲“聊斋”。你们写新闻可以多研究聊斋的写法。有人问我，“聊斋”不是讲狐狸精、鬼吗？我说你们才活见鬼，这聊斋好像讲鬼，其实是讲人的，他借鬼骂人。聊斋每篇的后面有一个“异史氏曰”，这是蒲松龄自己的意见。怎么叫“异史氏”？因为满清来了，他不愿意投降满族人，宁可在路上开一个茶馆，过来过往听故事，他就写小说。他的小说写了以后，当时有一个学者叫王渔洋，非常有名的，听说有这个书，看了以后告诉他，给你十万两银子，你不要出书，书归我出。蒲松龄不干。后来，王渔洋给他写了一个序言，中间有首很好的诗，怎么写呢？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孤坟鬼唱诗。     “姑妄言之姑听之”，聊斋说鬼，说狐狸精的故事，有没有真的？很难考据。“姑妄言之姑听之”，他乱说，哎，我们就乱听。     “豆棚瓜架雨如丝”，乡下老百姓吃饱了没有事，以前没有电视看，没有电影，坐在瓜架豆棚下面，带着小孩子，说鬼话，说故事，“豆棚瓜架雨如丝”，描写那个风景。     “料应厌作人间语”，他说，蒲松龄把心境写出来，他自己也有同感，对于一般活人讲的话，感到靠不住，厌烦了，不如写点有情有义的“鬼”话。     “爱听孤坟鬼唱诗”，还不如听鬼讲话老实一点。     呵，你看了这个序言，这首诗已经骂尽天下人。     第三篇是《木皮散客鼓儿词》的片段，明朝的贾凫西写的，他是民间写小说的，实际上是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他这个“鼓儿词”，是给人家打起鼓来唱的。譬如说“河里的游鱼犯下什么罪，刮净鲜鳞还嫌刺扎”，人世间很多不平的，他用白话写的，可是有文采，很有名。     这些资料你们带回去有没有用，就不知道了。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经南怀瑾先生审阅。因版面有限，有删节。即将出版的《中外书摘》对此也会有详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