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1月21日
《艺术与观念》：开卷有益的艺术史教本
■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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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观念》，［美］威廉·弗莱明玛丽·马里安著，宋协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136.00元
艺术史教本见于坊间的似乎已不在少数，可是，一打开就能给人留下印象而且有阅读快感的
又实在太少。威廉·弗莱明和玛丽·马里安的《艺术与观念》或可算是少数的例外之一。这本自1955年出版以来的艺术史畅销书至今已有第10版了。不知道曾有多少莘莘学子以此教本指南去探寻过诸种艺术的迷人魅力。
我尤其感兴趣的是主要作者弗莱明的身世背景。他出身于音乐世家，自小就是一个音乐神童，后来再师从名家学习钢琴、对位法和作曲等，曾经于1932—1940间作为钢琴演奏家在欧美等地演出，1937年登台了美国纽约最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可是，有趣的是，弗莱明没有驾轻就熟地继续职业音乐家的道路，而是回到大学读书，这很可能是对其早年没有完整读完大学的反思结果。两年之后，他相继拿下文化史硕士和哲学博士的学位。于是，他不但开始教音乐，也上文化史和哲学的课——这或许就是其写作《艺术与观念》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基础和直接的原因。在教学的生涯中，他有感于大学对艺术教育的漠视，不仅创立了艺术系，而且为此写出了他一生可以为之骄傲的教本，即《艺术与观念》。
就如弗莱明本人所坚持的那样，对于艺术，尤其是音乐与视觉艺术，务必要将其放在一种人文学科的更为广泛的背景上加以审视。或许就是作者的音乐生涯和求学背景的特殊性，所有涉及音乐以及跟音乐性有关的艺术门类（譬如建筑、抽象艺术等）的文字往往切中肯綮，与读者分享的就是作者自己的深切领悟。
先来看一看弗莱明对帕台农神庙的描述吧：“初看起来，帕台农神庙似乎是一座典型的多立克庙宇……建造多立克柱式的严格规则是基于1：2的比例。按照测出音乐音程之间比例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理论，宇宙间的和谐基于完美的八度音程，因此，供奉神灵的庙宇建筑应反映和摹仿这种完美和谐的比例（1：2）。这就意味着庙宇的地面规划长度应是宽度的两倍。建筑物的前方如果有四根柱子，边旁就应有八根柱子，以此类推。”同样，“在西西里岛的阿格里真图，最大的多立克风格庙宇是奉献给奥林匹亚宙斯。由于宙斯是天上的大帝，庙宇的两个柱廊各有7根柱子（象征7座星体），侧面有14根柱子，以1：2的八度比率排列。”不过，作者进一步指出，“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在希腊大陆上，庙宇柱子数量的比例变成了1：2加1，这可能是为了结构的更加优雅从而避免数学的规则性所导致的枯燥和呆板。这种情况可以在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和雅典的赫菲斯托斯神庙建筑中看到。”这也就是为什么帕台农神庙是8：17根柱子的原因所在。到了古罗马时期，最为显赫的建筑之一就是罗马的万神殿。弗莱明再次从音乐的角度切入：“万神殿的几何结构是建立在圆形、柱体和球体相互衔接的基础之上。万神殿上的圆顶是一个设计精确的半圆形结构。建成后，整个圆顶将同规定的内部空间正好吻合。这一圆形空间涵盖了直径为144英尺（44米）的圆形面积。这一结构的高度与其直径相同，从而创造出一种最接近和谐比例的空间，即1：1。圆形的地面半径是72英尺（22米），与其高度的比例是2：1，于是形成音乐中的八度。”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圆顶和奉献圣歌的关联，弗莱明几乎更加肯定地指出其内在的模量体系。他这样有体会地写道：“布鲁内莱斯基在业已存在的八角形地基上建起圆顶，但在圆顶内部是一个方形空间，这就能够有一个基本的模量，从而使内部空间能够以精确的6：4：2：3的比率予以表述”，教堂圆顶与圣歌节拍的比例就再也清楚不过了。因为，“它们都以五度音程为基础。教堂圆顶有内外两层，中间有空间相隔。布鲁内莱斯基的意图是使可见的外层圆顶成为‘隆起和宏伟的形式’。这种双层圆顶同迪费的四声部圣歌中的二重低音部相对应。”
不仅建筑中蕴涵了音乐的结构关系，雕塑也是如此。弗莱明觉得波利克里托斯的作品就是最好不过的例证：一个堪称范本的人体，其头部乃是整个身体的1/8，身体各部分的比例恰好符合音乐中音程的八度关系……
即使是在绘画中，音乐的重要性同样不减丝毫。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一个没有音乐素养的人，或者不会被优美的音乐打动的人……这种人是不可信赖的”，而北欧国家的人们处处体现出对音乐的一份热情，因为“音乐同所有社会阶层的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从勃鲁盖尔的《农民的婚宴》中的乡间风笛吹奏者和民间欢庆节日的乡镇乐队，到中产阶级的室内音乐和宫廷的娱乐活动，都说明了这一点。”对于20世纪的抽象绘画的解读，弗莱明的音乐意识更为游刃有余。他是如此谈论波洛克的：“他发展了泼墨技巧，他能够在绘画过程中即席完成一种重叠延伸的线条。这种重叠延伸的线条以传统的用笔方法是画不出来的。尽管具有自发性和偶然因素，但波洛克的一系列绘画技巧还是有严格节制的……其结果是线条、色彩和主题的错综交织的令人惊愕的复杂的网络，产生一种犹如复调音乐的艺术效果。”
弗莱明特有的音乐感为这本《艺术与观念》添加了特殊的风采。
作者在行文中细节的敏感和观念的阐释显然结合得相当贴切与自然，这样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例如，雕塑家菲迪亚斯的“从未超越简练的原则而是保持着明智而审慎的自我约束精神。他的设计最终总是使雕刻作品保持着原本构思的形象——它们是同建筑物处于某种和谐比例的前提下而存在，而不是企图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致使它们同建筑整体分离而从未独立的东西。在这一方面，菲迪亚斯的设计思想同他所生活其中的时代审美情趣和时代精神是完全和谐一致的。由于一座多立克式建筑的装饰要素全部处于框缘以上部分，所以为帕台农神庙设计的雕刻作品是要从大约35英尺（10.7米）以下的地方去观看，这就要处于相当远的距离之处去观赏它们。如果像在博物馆里从一般视线的角度去观赏或摄影，就将导致一种根本性的歪曲。”换一句话说，为帕台农神庙而设计的雕塑作品原本是一种西方文化中萌发的一种视觉的“民主性”，即造型形象完美地呈现给所有仰望神庙的人的审美特点，在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的展示中却被明显消解了，因为雕像一下子下降到了平视的位置上，而且，观者不再是从外而观，而是奇怪地由内而视。这也是迄今为止为什么赫赫有名的“埃尔金大理石雕像”仍然是世人关注和争议的对象的原因所在。
弗莱明和玛丽·马里安的《艺术与观念》毫无疑问是一本开卷有益的教本，而且，人们非但不会迷失其间，反而会在种种的启迪中徜徉于目不暇接、美不胜收的艺术世界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