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堃的宗教社会学理论述评》（陈彬）里的这一段话，值得商榷的太多。
“但我们要认识到，杨庆堃宗教研究范式处理的对象主要是1949之前的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现象。他的分散性宗教和制度性宗教这对核心概念就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教组织形式和宗教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论概念。但1949之后的中国社会与传统中国社会无论在政权性质上还是在宗教的总体结构上都有了巨大的差异。首先是政权性质的变更。传统中国政权通常把政权的合法性维系在“天命观”上，就需要宗教来赋予神圣性证明。但当代中国政权有了一个与以往政权不一样的性质，因为新政权明确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倡导的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世界观，因此当代世俗政权再也不需宗教这块“神圣的帷幕”。其次是当代中国社会中宗教总体结构的变迁。伴随着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杨氏意义上的分散性宗教逐渐衰弱（如国家的祭天大典、家庭的祖先崇拜、宗祠祭祀等宗教仪式的消逝或式微），而形成与此鲜明对比的是制度性宗教的逐步增长（典型的如基督教），这无疑导致当代中国宗教的总体结构特征不同于传统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