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赫尔德的感想
当我为了做课堂汇报，为了做PPT而读书的时候，我觉得我所获甚少，或者一无所获。我得到的只是干枯的知识，这知识里没有“我”，没有思考——因为没有时间思考，对小和尚来说，重要的是把经念出来，而不是去悟佛的智慧——更别提享受思维的乐趣了，以致于我不知道这次该写点什么。
关于知识的梳理，这里就不多说了，因为这次是我和晓宁做报告，只谈一些我的看法和困惑。
德国民俗学的发端，始于民族危机，中国、日本亦如此（其他国家不甚了解）。在孟慧英的《西方民俗学史》中提到“政治和民族单位必须一致”、“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不可分割”，因为民俗学与民族紧密相连，因为民族被有些人理解为等同于国家，所以民俗学就应该与政治“不可分割”？放大来说，不止民俗学，很少有哪个人文学科不与国家机器、政治意识相联系，或者说压根就没有。那么这种“不可分割”的依据是什么？在远没有“国家”这台暴力机器的时候，人类就已经开始进行无意识的并且是自发的文化活动了，其在起源上都是远离政治的，那为什么在发展的过程中就做了政治的“奴隶”，以致于有些人奴颜婢膝，一味讨好地、盲目地跟在意识形态后屁颠屁颠。我不否认赫尔德、柳田国男、钟敬文先辈们在民族危亡时刻所做的努力与奋斗，我敬佩他们，换做是我，也愿意振臂高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只是很反感，民俗学或者人文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怎么就被“绑架”了？后现代将“人”都解构了， 为什么一些民俗学者还固执地画地为牢呢？我倾向于“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为民俗而民俗”，浪漫主义诗人戈蒂耶在他的长诗《阿贝杜斯》的序言中宣称：“一件东西一成了有用的东西，它立刻成为不美的东西。它进入了实际生活，它从诗变成了散文，从自由变成了奴隶。”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人们总在喊“诗人已死”，也是解释为什么再也没有《伊利亚特》、《奥德赛》、《格萨尔王》、《吉尔伽美什》那样永垂不朽的诗歌的原因，与其像赫尔德说的那样，从诗歌到散文，是人类语言从感性直观到理性抽象的发展过程，倒不如说是人在走向“文明”的路上，一步步丧失“自我”的过程。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动力来源，一是时空分割重组，即在农业社会中，传统时间与地理坐标有关，而钟表的出现则意味着现代时空的出现：它分割时空，将时间从空间中剥离出来，这样的后果是距离感淡化，空间变成幻象，现代人倍感时间驱迫，这就是诗人所言，“大都市的人都在匆匆忙忙地走向死亡”。二是金钱与专家组合成了变革新机制：金钱足以消除差异，建立流通，提供信用；专家系统使得现代人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要仰仗专家的监护和引导。吉登斯说这样的机制向人们提供无止尽的期望社会，以及永恒的变革前景。那么在这样的社会生活，是人类的幸运呢，还是不幸呢？
关于浪漫主义，我再说一点。洪长泰的《到民间去》有这样一句话，“浪漫主义的理想化通常是要冒两种风险，一是夸张事情的真相，二是将事情的分析简单化”。我不知道这对浪漫主义来说是弊还是利，但浪漫主义如果失掉了这两种风险，还有立足之地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