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道流珠

郝苏民：跋涉在大西北的土地上

□ 央金


　　在中国蒙古学、民俗学、人类学学界，西北民族大学郝苏民教授的名声不可谓不响。这位著名的回族学者，出生于、成长于、扎根于大西北，风雨沧桑锻造了他吃苦务实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他一口流利的蒙古语，却对藏区风俗习以为常；讲起阿凡提的笑话来，又活像维吾尔族老人说家常。因此学界对他素有“西北王”之称，而这竟源自“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的幽默之言和费孝通教授等老一辈圈内的戏传。

　　他身板硬朗，鼻梁高挺、白胡络腮，年过七旬却依然潇洒帅气；慈目善眉间、举手投足处体现着儒雅而又童真的谦逊；其上司、挚友到硕博弟子们多为忘年之交，只称他为“郝先生”而不称其职务。今年6月8日，在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来临前夕，由国家人事部、文化部评选和表彰了一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作为西北地区高校唯一当选的“先进工作者”，郝先生参加了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彰大会，受到国务院领导的接见。

　　50多年来，他凭借着激扬的学术热情、扎实的治学态度，从十多岁开始坚持至今，学习掌握了蒙古、藏、维以及东乡、保安、土族等多种民族语言，在教育、科研的田野上，顽强地跋涉在西北高原上每一畦民族文化的山湾草地间。为此，他从无下课、下班的概念，唯有行踪匆匆，不停地工作、工作。

　　然而，素常他总是乐观的笑容和诙谐温和的谈吐后面，却有着不为人所知的崎岖而坎坷的人生。虽曾多次面对人生绝境，但凭借着执拗的意志和不屈的信念，他挤过了一个又一个黑沉沉的隧道，仅仅是为了完成一个对民族文化追求的心愿！



　　宝剑锋从磨砺出

　　1950年，郝苏民以新中国首批少先队员、青年团员身份，被保送到筹办中的共和国首所民族高等学府——西北民族学院学习，并在4年后，因成绩优异而被留校作了助教，从事蒙古语文教学工作。其时，他已经开始关注民族口头文学，先后在甘宁等地土改中搜集长工歌谣；他敢为人先，首先把汉族民间笑话译成蒙古文发表于当时的《内蒙古日报》上，又将《蒙古谚语》译成汉文并被邓拓主持的《人民日报》副刊连载，成为当时西北民大首上《人民日报》的作者。正当意气风发的小伙子满怀抱负，准备在西北民族民间文学领域中大展宏图时，不期而遇的“运动”把他卷入了湍急的暗流里：21岁的他因翻译出版布里亚特民间故事集，成为助教“右派”的代表人物。接连便是，白水山的背矿工、校园土建的砖瓦工、钢板刻写工、炸山运石工……；3年自然灾害的饥饿岁月，他是在甘南甘加草原与枯草瘦羊为伴的垦荒里度过的：恋人为保团籍被迫弃他另图，寡母因癌症孤灯寒夜中离他而去，剩下的唯一亲人姐姐也于事故中惨死塞外。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是蘸着血泪镌刻下的记忆。超极限劳动也无法打磨刻骨铭心的无爱无亲的痛苦。如春的年华凋零在了苍茫草原，心灵的纯真诉诸给沉沉长夜。因为从那之后在他面前是一条每站必验的“老运动员”……。

　　然而，即便这般境遇也没有泯灭他骨子里的那份西北人的执著与坚韧：甘加草原劳动的间隙，他自学藏语，在劳动改造的日子里，他用藏语的戏谑歌谣作为精神食粮；“文革”期间在中蒙苏边境荒漠上，他竟然从老牧民口里挖掘出“苦中作乐”的语言大餐。其间，他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及《民间文学集刊》、《民间文学》等各种报刊杂志上，以各种化名发表民族民间文学作品。1972年，一个极其偶然的机遇，他被抽调到甘肃师范大学外语系任蒙古语专业教师，双语讲授翻译方法和语言学等课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中叶起他便坚守信念，用顽强的毅力和草原的胸怀穿越物质和精神的赤贫苍白以及文化与心灵的荒野沙漠，硬是连爬带滚地穿越这条时光的隧道。他说，分明阴霾中隐现希望之光！

　　著名格萨尔学泰斗王沂暖教授曾同他在藏区患难与共，感慨于此，1979年赠他古体诗曰：“盐车上坂最辛酸，浪费才华二十年。喜遇明时应纵步，骅骝何止日三千。”


　　满园春色关不住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高校长期以来将民间文学（民俗学）纳入中文系教学之中，授予文学学位。民俗学一直不能独立成院系，处于附属地位。上世纪末，郝苏民在西北民院参与创办“西北民族研究所”。2001年，又创办“社会人类学·民俗学所”，继而扩大为系（院），是西北民族院校中第一所教科结合、系所合一的教科与服务实体，也是中国高校中第一个民俗学系。

　　建立完善的学科体系是为了培养更多的人才。如今的西北民族大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学院，已经基本建成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三位一体的学科体系，形成了有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学的多层次的办学模式，通过教学带动科研，在培养学生和科研实践等方面获取了大丰收。作为一名回族学者，郝苏民深深懂得知识和人才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意义。他从1991年指导硕士生，后加入博士生培养，现已达百余人，遍布国内名校。他治学严谨，知识渊博，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及谦逊的品格使学生受益匪浅，其简朴的生活和敬业精神更让学生心悦诚服。郝苏民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只有乏术的教师，绝无学不会的学生，只有靠专业知识和崇高师德去悉心培养，才可能教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他对学生、学业上的要求十分严格，但绝不“一以灌之”；或以导师意志强加弟子，总是尊重学生的喜好和特长，跟弟子一起探讨学术问题、设计论文方案，通过讨论以及让学生参加实践和理论研究，使他们能在专业知识和科研能力方面有所收获，在正确引导下、在有趣与宽松的环境中自由创造、发挥弟子的学术想像。生活中，他又像父亲一样和蔼可亲，每逢节假日，他会亲自为不能回家的学生在家下厨，改善学生伙食，使他们感受家的温暖，忘记异乡求学的孤独感觉。十几年来，他所指导和培养的博士生、硕士生大都已成为我国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领域中的骨干。此外，他还坚持为东乡、土、裕固、保安、锡伯等西北特有的人口较少民族，培养了第一代民俗学研究生。他的“爱心教育”主张，因人因实践产生了效应，当他的学生一个个成为教授和学科带头人时，他欣然地说：“教师这个职业好，好就好在‘蜡炬成灰泪始干’，传递薪火，燃烧自己。”


　　老骥骨奇心尚壮

　　当桃李满天下之后，郝苏民进入了古稀之年。这个年纪，开始安享晚年乃人之常情。而他这匹忠诚的草原老马，拖着疲而不倦的身体，依然跋涉在西北这片民族民间文化的沃土上。2002年，“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第一次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当时许多人都还不清楚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郝苏民已经开始投入到探索“非遗”学术价值的研究中，思考着如何发挥高校在保护和研究“非遗”工作中的作用，以及如何抢救和传承我国（尤其是西部）的“非遗”资源等迫在眉睫的问题。

　　郝苏民认为，国际上所称的“非物质遗产”对中国而言，即指源远流长的中华民间各类文化，它是原始文明养育起来、扎根于广大民众和族群中的一种母根性文化。其优秀部分主要是那些对人类生存、对社会进步、对文化提升、对科学发展有价值的成分，用一句老话说“有益于世道人心”的那些民间文化。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重要转型期，几千年来口传心授的民族民间活态文化传统正面临急剧流变和消失。面对近年来民族民间文化逐渐衰落与濒危的情景，他感到既痛心疾首又责任在肩。中国高校和现行教育体制如何在民间文化资源的普查、挖掘、研究、保护、整合，以及文化传承、创新方面发挥教育功能，以促成全球化中多元文化互动，遏制文化霸权，是摆在中国教育界面前的、艰巨而又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大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传习地，应当倡导更加开放、平等、民主，更具世界文化交融、竞争和创新活力的教育理念；推广教育在知识传播体系上的文化多元；加强本土文化基因认知的自觉；注重民族文化的启蒙教育。大学现行教育知识体系中应当反映出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和文化价值，大学的“非遗”传承教育也应落实到学科创新、课程与教材改革及至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与探索中。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他率先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中开设了“口头理论与口头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等新课程；同时，积极参与费孝通教授指导下的科技部、文化部重大课题“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中“西北民族民俗数据库”部分，团结并指导五省区青年专家完成了近2000万字，2000多张影像的成果。让研究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中，既及时获取国际“非遗”保护和研究的前沿信息，又要求他们深入民间、通过田野调查等方式参与“非遗”的考察和保护，为我国的“非遗”保护与研究培养了高级的专门人才。

　　甘肃环县，地处边区，是国家级贫困县。地理位置遥远，而皮影戏在那里得到较为完整的保存。为了使这一民间艺术瑰宝能被更多人知道并了解，从而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以获取更有效保护，郝苏民多次赶赴环县，考察皮影戏的生存状况，与政府有关领导商议保护方案、探索科学保护方法等。他还几次赴京，向文化部门汇报环县皮影保护工作状况。就连出国考察讲学，他也不忘带去环县皮影，介绍给国外同行。环县皮影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在以郝苏民为主的专家们的指导下，在县委、县政府及基层文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初见成效。2006年10月，“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现场会”在环县举行，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各省文化厅长、专家、教授等聚集一堂，分析和研究环县皮影保护的经验，并把环县工作作为各省“非遗”保护工作的示范加以推广。郝苏民并没有因这样的突出成绩而止步不前，而是继续为环县皮影保护与研究的发展出谋划策，先后派硕士、博士研究生多次前往环县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调查、记录和专题研究。他及时与博士生共同总结写出《环县的实践带给我们什么信息》的论文。他指出，我们必须开始探索出符合中国实际可行的保护“非遗”的体制来。

　　大西北是中国古文明的发祥地、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之一。各民族都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和地域特质，她既是中华文明整体的一部分，也是人类精神创造的杰出代表。有许多文化遗产还有待发掘、保护和研究，郝苏民恨不得有三头六臂、也恨不得时光能倒回20年，使之能有更多时间与精力来完成这个事业。但逝去的岁月难以找回，逐渐衰弱的身体也不再强壮，唯有培养出更多的新人，才能把自己的事业继承下去。他经常对学生说：“人生之路原本起伏不平、自然山川沟壑纵横，人生坎坷皆为正常。因而不必为一时的失落而丧气，也无需在喝彩声中忘记北。”平实之语，正是这位永值敬仰的老先生一生的写照。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他跋涉在西北大地上留下的深深足迹和夕阳映照下他那坚挺的背影……。


　　天生我材必有用

　　获得重生的郝苏民暗下决心，要和时间赛跑，把损失的、最宝贵的青春岁月，争分夺秒地赶回来。他的作息表里，没有了周末节假日；他的家变成了课堂和研究室。年轻时扎实的知识功底，训练有素的学术悟性，敏锐的洞察能力，再加上孜孜不倦的耕耘，持之以恒的苦读，使之在诸多领域成绩显赫：

　　蒙古学研究中是他率先提出“卫拉特—西蒙古研究”主张，即在整体中国蒙古学中开辟“卫拉特—西蒙古”民间文化研究分支，得到国内外蒙古学界首肯、响应，并在国内得以实践。其论文《卫拉特学：蒙古学中一门综合性分支学科的设想——以Folklore为实例》（1987年）等系列分别提交国际蒙古学研讨会，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和关注。他陆续发表了《蒙古谚语格律的考察研究》、《西蒙古的民间文艺学：构建与开拓》、《西蒙古故事〈骑黑牛的少年传〉与敦煌变文<孔子项託相问书>及其藏文抄本的比较研究》、《文化透视：蒙古口承语言民俗》等20余部专著或论文，为该分支学科的建立进行理论探讨和教学实践。

　　在蒙古民间文化研究中，他致力于蒙古八思巴文的释译和考辨。1986年，他率先在国内出版国际蒙古学大师鲍培（N.poppe）教授的名著《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的汉文译注补正本，还原八思巴字原形，增补了我国现行蒙古文。该书注补形式客观含纳了我国学者在内的新成果，增加了图版、编译词典等多种资料与文献。出版后，多家报刊发表消息、专访、评论等。词典学专家徐文堪在其时《辞书研究》中评论道，“资料丰富、检索方便，集中外学者研究成果之大成的重要工具书”；著名历史学家蔡美彪教授则认为此举是“有功士林”；我国蒙古语文专家、内蒙古大学副校长、教授包祥评论说：“这绝非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

　　在整体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科研中，郝苏民强调民族间民间文化相互影响、各自变迁、互化的观察与剖析。关于蒙古语族各族群的东乡、保安、裕固、土族的研究，关于蒙古及藏、维、回、撒拉族及卫拉特、东干人、俄境内的卡尔梅克人、布里亚特人；蒙古国各部族等方面的研究即为此种学术观点的实践过程。他的学术主张，体现中华文化间的亲缘、影响、濡化、渗透与“和而不同”的多元与“中华一体”的辨证关系。在人类学（民族学）领域中，他强调规范民族志式研究，即通过田野考察第一手材料的细描，阐释和比较研究；极力反对仅以文献学文本代替人类学/民间文化学研究的唯一实证，不肯实地考查，玩弄故纸堆的作假。



　　郝苏民档案

　　郝苏民，回族，教授，博士生导师,1935年7月生,宁夏银川市人。现任西北民族大学社会学学院院长，《西北民族研究》主编。1954年12月毕业于西北民族学院语文系蒙古语文学专业。主要从事民俗学、民族学、蒙古古文字研究。1986年由中国社科院、文化部、国家民委等颁发史诗挖掘工作优异成绩荣誉证书。1992年被国务院授予为发展高教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获省级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1993年获国家教委、人事部颁发的全国优秀教师奖章、证书。

　　主要学术职务：中国申报“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评审委员会委员，文化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甘肃省高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学科组组长，甘肃省民俗学会主席，国家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国际蒙古学家协会、亚洲民俗学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民俗学会主席，中国蒙古语文学会副主席，中国民俗学会会员，中国作协会员，西北民族大学学术、学位委员会委员。

　　代表性著作：《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文化透视：蒙古口承语言民俗》、《卫拉特蒙古民间故事选》、《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主编）、《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西北组主编、撰稿人）、《东乡族民间故事集》、《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主编）、《甘肃当代文艺50年——民间文艺编》（负责人、撰稿人）、《我不再是羊群的学者——田野随笔》。




转自；http://www.mzb.com.cn/zgmzb/html/2007-09/21/content_66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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