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村认为，为了探讨“民俗”这种能动的、呈现其生成能力的侧面，从广义上理解民俗学主义是必不可少的视角。在这种开阔的视野中，作为真正实体的“民俗”和作为间接表象的民俗之间的对立关系将会消失。当然，川村深知如此把握民俗学主义，将会从根本上动摇、威胁有关“民俗”的已有定义和概念框架。但他还是坚持认为，“假如回避这些问题，那么根本就不可能在现代社会中捕捉‘民俗’”。民俗是否是经过不同的媒体被重构的？是否在这种媒体背后存在真正的民俗？川村所提出的问题，或许是分别属于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常见图式，按照研究者立场的不同可以得出不同的答案。但是他也提出质疑：“叫做日本民俗学的学问体系，曾经回答过这一问题吗？”他要求民俗学者再次确认一个事实，即日本民俗学是直到近代以后，随着印刷资本主义的渗透，人们通过文字媒体能够了解全国情况之后才出现的产物。自柳田国男等早期民俗学者发现“民俗”的那一时刻起，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民俗学主义。
媒体对学术的干预作用，不是表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