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Jim教授和他亲美的俄罗斯朋友Vitya1976年关于广岛原子弹的谈话中，出现了一种叫做“记忆对峙”的现象。关于美国在1945年选择使用原子弹的原因，Vitya认为是为了威胁苏联，迫使其从欧洲大陆撤军，Jim认为是为了迫使日本投降、拯救生命。他们都不相信彼此说的是真心话，这就使得对话有了对抗性。
当我们谈论历史的时候，往往认为自己在谈论“事实”。可以区分这样两种“事实”：一是“命题事实”，二是“叙述事实”。评定命题事实可利用档案、证词，等等证据，并通过一定的客观程序进行。评定叙述事实，即动机、情节，例如“美国在1945年是否为了威胁苏联而投下原子弹”，就没有客观的评定程序，即便我们有着反面的证据也很有可能忽视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认为，我们的大脑有快与慢两种作决定的方式，常用的无意识的“第一系统”依赖情感、记忆和经验迅速作出判断，它见闻广博，使我们能够迅速对眼前的情况作出反应。但由于系统1的自发性和无意识，固守“眼见即为事实”的原则，它也很容易让人上当，甚至不为证据所影响。在Jim教授和Vitya遇到的“记忆对峙”中，我们可以看到后一种事实即叙述事实的评定方式具有“第一系统”的特点。在特定事件的话语中存在的“叙事模板”由于这种思维特点而具有了透明特性，犹如一层透镜。Jim和Vitya都觉得这不是我自己的观点，而是“事实”，相反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他们的思维下有这样深层的密码。
作为苏联问题研究专家，Jim教授提出了俄罗斯民族“驱逐外敌”的叙事模板来分析俄罗斯民众对二战和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的态度，同时指出，在别的地区也存在这样现象，例如对于我们熟悉的越战和抗美援朝，战争双方对战争的不同命名便体现了不同的叙事模板。我们可以思考自己国家的叙事模板是什么。
在对国家叙事的分析中，我们需区分两个层次的叙事，“特定叙事”和“叙事模板”，后者可被不断复制用于阐释特定事件，故可以说是构成文化基因的材料。用“文化基因”来形容这种深层的结构力量和文化密码。这一隐喻包含的假设有三个：
1. 文化基因是我们理解表面现象的钥匙，需要被发掘。
2. 和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深层结构”不同，文化基因是属于特定群体的，而不是全人类的。
3. 文化基因具有很强的保守性，改变非常慢。
国家叙事由国家生产出来，为民众提供了关于历史和族群认知的核心观点，不用正式教育就可被掌握，由人们内化。所以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工具”、人们话语的“合著者”，具体的例子就是Jim和Vitya的对话。“记忆对峙”这一现象引出了下一个概念：“记忆共同体”，指的是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回忆过去的人群。在人群内部，当谈到“我们的过去”时，对话往往很容易进行，现代国家的精英阶层将其作为建构民族性的工具。
讲座的最后，Jim教授提醒我们对我们注意叙事模板的危险性要有所警觉。在这种叙述中包含了一种认知上的种族中心主义，阻碍人们认识到其他共同体叙述的合理性。而不同的记忆共同体则会“看到”不同的“叙述事实”。这种认知差异是顽固持久的。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发展为所谓的“封闭叙事”，即在叙事中缺少一些具体信息从而无法被验证。英国驻高加索地区的记者Thomas de Waal在见证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流血冲突后创造了这一词汇，认为是冲突的由来，而冲突最终成为导致叙事模板发生变化的动力。在叙事模板内部存在有张力的两极：一端是图式的普遍化使得它拥有了难以被证伪的特性，另一端是种族特殊性。这一对看似矛盾的特性意味着叙事模板可以成为非常灵活然而强有力的文化工具，是自恋和种族中心主义思想和话语的合著者。对于这种“给予我的工具”，只有进行独立研究才能对其进行批判。
(复旦2011级人类学硕士生冯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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