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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类学2010年度回顾2012-06-11

美国人类学2010年度回顾 黄剑波,《人类学记事》第二期,美国人类学,年度回顾 人大人类学所 黄剑波 人类学成为...？社会文化人类学年度回顾 詹尼弗A.哈密尔顿（Jennifer A. Hamilton）艾米•波雷卡斯（Aimee J. Placas）在《人类学成为...？社会文化人类学年度回顾》中，总结了《美国人类学家》《美国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当代人类学》四大人类学代表刊物中的那些在理论与方法上有着重要推动作用的文章。他们选择了在理论和方法创新方面具有特殊意义的四个主要议题：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本土性（indigeneity）、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多种类民族志）以及安全性。 吉尔•德勒兹与他的合作者在《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中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事物之间不需指定一个在彼此之间可以定位的来回运动的关系，而是有一种或是纵向的或是横向的运动，直接将二者席卷而去，就像一条无始无终的溪流冲刷着它的两岸并在中途增速。当回顾上一年社会结构人类学重大主题、趋势和发展轨道时，作者发现上述德勒兹的题词非常吻合。尽管他们试图找到开始（一月份）和结束（十二月份），但我们的确处在“事物之间”，因为德勒兹的概念作为人类学河流的一部分（重新）出现，而这条河流正在其中途加速。 文章第一个主题是关于德勒兹理论在人类学中的影响。作者从维基泄密事件谈起，认为德勒兹理论比较适合用来讨论这其间隐含的事件和技术。德勒兹和瓜塔里（Guattari）的概念“根茎”，会让人联想到一个非等级的、水平的、不断链接的、多样化的结构或运动，也就很难认为它不事关互联网络信息，或文字共享工具，因为这些技术本身就是“根茎的”。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告诉我们，“根茎没有开始或结束；它始终是处在中间，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着，间奏曲一样。”或许是这些技术的广泛存在使得德勒兹的理论广为接受。 2010年出现了大量关于如何看待德勒兹的研究的讨论。例如卡斯帕尔和谢蒂尔总结了德勒兹在人类学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的影响，美国人类学协会（AAA）的斯蒂芬妮•劳埃德、巴蒂斯特、利维娅在新奥尔良组织召开了关于德勒兹的会议，彼得•洛克组织了“德勒兹与人类学”的讨论。当然作者也提到，虽然相关的德勒兹研究者们开始推动其理论在人类学中的应用，但仍无法深入看到人类学家如何使用这些概念以及会出现何种效果。 关于德勒兹和人类学关系的讨论基于以下两条调查线索：第一，为什么是德勒兹和为什么是现在；第二，这些哲学概念对于人类学以意味着什么？而人类学对这些概念又意味着什么？在《当代人类学》中，Joao Biehl等人参考德勒兹的理论，提出了“形成中的人类学”概念，他们的目标是让主观努力理论化，这不是基于结构依赖而是一种动态过程的的一部分，从各个方面来源于它产生于其中的社会领域。德勒兹的概念如“becoming”“emergence”和“the rhizome”在我们讨论本土性、自然文化与安全时有着重要作用。 文章第二个主题讲到的是本土性的概念。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宣布美国最终会支持联合国2007年提出的关于尊重土著人民的权利的宣言。对这项宣言的争论促进了《文化人类学》的“文集丛”就“本土性的形成”的大讨论。人类学的各类国际机构对本土性的研究兴趣越来越多地分布在本土性的尺度、约束和可能性的影响和反映。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优秀作品探讨了政治、法律和土著人民的社会生活以及斗争等方面。 尽管土著人民在传统上被理解为“当地人口在当前系统未纳入其中的地方存在”，但当代全球化移民和参与创造了新的经验，这持续挑战了狭窄的本土性关于文化和地理上的融合定义。作者们高度赞扬了第二点的进步以及在这些观点之外关于当代本土性的“如何”和“为什么”的研究。除了试图将本土性以有限方式特征化，有些文章还集中在多样的接合，如将本土性作为过程、形成的问题。 自然文化专题中，作者专门提到了SCA召开的主题为“自然文化：多样性的卷入关系”的会议。从使用自然文化作为出发点，会议组织者鼓励人类学和民族志的寻求多样研究方式，展现对西方历史本体论概念的质疑。“自然文化”这个术语将可能的本体论对人和非人的区分问题化，并严格限定了世界的“自然”和“文化”。 《文化人类学》“多种类民族志”的文丛进一步展开了关于人类学对自然文化的参与的讨论。多种类民族志集中在众多有机体的生活形态以及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力量对它们的形塑，特别是与人类生死息息相关的人类社会这个主要的有机体。 随着自然文化的混合产物的激增，人类学关注的主题也不再单纯是人类这个清晰的生物主体。人类学不仅限制在人类，也关注我们影响下的其他种类的生物。那么，在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非人类的物种情况下，什么是人类学？人类学将变成什么样？ 文章还提到了多种类种族民族志研究的一些特殊问题和益处。一个关注点是Fuentes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会议中呼吁，要重新调整我们关于非人类物种的看法，在超越严格限制的功能主义解释的基础上，扎根于变革模式开创出“一种包含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融合的、共享的生态和社会空间一种尝试”。另外一种是关注点是从感觉尺度进行的，例如Eva Hayward进行的珊瑚虫研究以及Jake Kosek的蜜蜂研究，还有Celia LoweH5N1病毒和全球禽流感研究。 在下一主题中，作者提到人类学家正在密切关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并出现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并将在安全性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关键领域。与新自由主义密不可分但也跨越了政治上的利益，出现了人权、犯罪、健康等更多的研究领域。丹尼尔•戈尔茨坦在安全问题上呼吁“至关重要的人类学安全”。戈尔茨坦称呼吁需要在新自由主义衰弱的裂缝和失败中确认一个新的安全范例，“呼吁恐惧的力量”来弥补这些空白。文章以在拉丁美洲的人类学家的研究作为这一部分的例子。戈尔茨坦介绍了在安全保障的背景下的国家对外国资本和商业利益。这里戈尔茨坦着眼于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安全和为他们带来权力话语的明确关系。戈尔茨坦的研究证明了安全状态的主题可能会遇到的人权话语中意想不到的回应，这些对话可以看作是安全的对立面。而另一个关于责任的例子是从国家转移到个人。在一个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杰弗里写了冲突权力话语与当地司法之间权力对话的斗争。克里斯着眼于厄瓜多尔一系列抗议联邦监狱的活动，提出了关于提高安全性活动的在社会重新排序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中的分析。为展现人类学对于安全性研究的贡献潜力，人类学家从各个角度进行研究，如费尔德曼提供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分析力，为我们呈现了一份关于全球安全的民族志叙述典范。关注点还集中在基于人类学家的关怀，人类学家是否可以或应该参与安全政策和安全工作。 除了这四大主题，文章还提到了其它的关注主题，例如自由市场的全球资本主义在后社会主义经济、后发展经济或其它场景下的影响，还提供了官僚主义、经济体制和法律形式的相关研究。消费方面，希瑟•帕克森与安德鲁•沃尔什的文章同时看到了商品估值的价值。前者考察了美国的独特性工匠奶酪“风格”，而后者则考擦了独特质地的天然蓝宝石，考察了是什么影响它们的市场价值。 （王星 整理） 2010年对过去的解释 考古学所具有的多样性和中立性的特点,使得对于考古学进行一次连贯的年度回顾异常困难。2010年，考古人类学研究了具有差异性的、多重线形的人类历史，并且对于过去认为的型塑这些历史的主要动力进行了否认。 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2010年的考古人类学。首先考古学对人和环境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包括的主题有对于环境的人为改造和人造景观、对于环境危机的社会反映、适应。其次，考古学家研究了无国家社会，讨论了不平等的基础、早期村庄的动态、亲属制度（包括家庭社会）、宗族祭祀、社会记忆和纪念仪式。考古学的第三部分关注于国家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包括殖民主义势力的作用。但是这三方面都有一个核心关注，那就是本土和地方性的历史是如何被人类行为以及引发的连锁反应所虚构的。 2010年的考古人类学研究强调了人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虽然最近几年的环境考古学仍然采取唯物主义的范式，但是已经开始强调人的中介作用、环境的恢复力以及生物变异性。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人们到底对生态环境有多大的控制力。学者们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划分为三种，改进性的、建构型的、神圣性的。而第二个核心的议题就是考古学对于集合性的史前环境考察仍然存在的障碍。 非国家社会的多元性在去年得到了考古学的进一步探索，这类研究同样也可以大致粗略地区分为唯物主义的视野和文化主义的研究取向。虽然对于非国家社会多元性的研究无法轻易进行明细的归类划分，但是例如不平等这样的主题一直贯穿在整个研究中。比如在不平等方面，一个十分有用的研究就发觉，事实上人们对于某些特定有用物品的继承是如何持续地建构不平等状态的。而平等主义社会中各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也得到了讨论。 互动中的国家可算作考古人类学关注的第三部分，纷繁复杂的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为此提供了广阔的研究内容。近期的研究重点在于国家引导的城市化、政治派别化以及移民、征服和殖民的过程中，不同群体之间多样的互动。考古学的研究也考察了诸如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因素，早期国家形成之后的差异性的发展道路也是研究的一个重点。而新近的一些研究将重点放在了古代国家中国家与边缘、地方的互动过程上。而这样的研究倾向实际上也是当下全球化和现代化过程的一个体现。 对考古学新近研究结果的考察使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假设：今日的考古学研究正在走出传统的学术视野，试图通过多种途径来解释过去。事实上，在考古学和史前史研究中，越来越多突发因素，以及因果联系之外的事件进入到了研究的视野中。考古学的研究中，北美的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同时以一种偶然性和固定性来解释历史，将地区的和本土的历史过程想象成独特的、由偶然因素和行动型塑的，同时又有整体的适用性和相当的潜力。无论这样一种倾向对于学科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都为考古学提供了新的术语和视野。 （ 蔡圣晗 整理） 生物人类学年度综述：2010年的物种、整合与边界 Libby Cowgill在American Anthropologist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2010年的生物人类学进行了综述。他认为2010年的生物人类学的特征是有关物种的时空界限的探求以及其对人类的意义的追问。作者关注了四个领域中的边界和整合，这篇综述也相应地分成了四个部分。 首先是古人类学中的一些主要研究，这个领域中使用基因方法来研究人类演化多样性、物种以及人类的化石，取得了很多成果。Richard Green及其同事发表了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序列第一份完整草图，他们比较了尼安德特人与来自全球各地的现在人类的基因组，结果表明尼安德特人的核基因与非洲人的并不相像，而是与非洲以外的人更像。对此最好的解释是早期现代人与欧洲和亚洲当地的古代人之间有过杂交。这个发现对古人类学中现代人起源的“非洲起源说”和“多地域演化说”之间的争论影响深远。古人类学圈子对这一研究的反应不一，这也部分反映了体质人类学这个大学科之下不同分支的专业化。另一个重要研究是Johannes Krause及其同事关于来自南西伯利亚一个趾骨末端的分析。Krause展示了阿尔泰山脉丹尼索瓦洞穴（Denisova Cave）中来自未知人种一小段骨头的线粒体DNA，这个线粒体DNA与一百万年前生活的早期现代人的谱系不同。这个研究连同Erik Trinkaus有关罗马尼亚人类骨头2号洞发掘的第三臼齿的分析一同加剧了古人类学界关于判断新物种的标准的讨论。 第二部分是关于在亚洲的生物考古研究的进展。从荷兰解剖学家Eugene Dubois发现直立人（Homo erectus）算起，亚洲的古人类学历史悠久，虽然之前并没有被忽视，但是这个地区还是值得更多的关注。今年2月，《美国体质人类学期刊》（AJPA）发表了在线版的一期，完全聚焦于亚洲骨骼生物学和遗传学的新近发展，包括古代DNA，现存人口的遗传学，颅测量学，活动模式和身体特征。这一期包含AJPA从08年到10年过去两年间发表的优秀文章，地理范围涉及整个大陆，重点是从日本到印度到西伯利亚。有五篇文章致力于重建亚洲现在本土人群和历史上本土人群之间的关系。这一期上骨骼形态学家的五篇文章涉及到了人群历史，增加了一些关于亚洲人群的活动模式、健康、成长和身体形态上的信息。对亚洲古人类学冲击最大的讨论是关于弗洛里斯人（Homo floresiensis）的，这一期上有一篇Aiello关于弗洛里斯人材料的综述。 第三部分是关于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的一期增刊，其内容是阿瑟•姆•赛克勒学术讨论会（Arthur M. Sackler Colloquium）的论文集。这部名为《演化论照耀下之四：人类境况》的论文集是“演化论照耀下”系列文集的第四部，汇集了人类学家、演化生物学家、科学哲学家关于动植物种类进化史、人类基因组、人类独有的特征的演化等方面的文章，整合了多种视角和背景。文章内容可分为三大领域：人类物种发生学和分类学、人类遗传学与人类特有的认知和社会系统的文化演化。这部文集共有16篇文章，有些是正在进行的重要研究的简要大纲，有些则涉及到了2010年普遍关注的领域。一些文章利用来自语言学和考古学的证据来理解从非洲人群全基因组研究所得到的东西，取得了非洲人群历史的描述。还有一些文章关注人类独特性这个一般的主题，也就是那些定义“人性”的特征组合。 第四个部分是美国人类学家协会（AAA）因“长期规划”(Long-Range Plan )的变动所引起的争论，如果丝毫不提及近来内部和公共的争论，任何对2010年边界、整合和认同的处理都是不完整的。为了增进公众对人类的理解，2010年美国人类学家协会会议对“长期规划”做了一些变动，包括取消“科学”一词（及替代词）的使用，还列了一份“包括但不限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清单。这些变动在网络和其它形式的媒介上引发了不同的，很多是极端的评价。作者Libby Cowgil以生物人类学家的身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美国人类学家协会作出的改变只是稍微有点令人失望，而不是令人惊讶的发展，而且科学这一方的很多极端言论在人类学圈子中是听不到的。体质人类学坚持四领域一体的取向，与生物人类学与其他领域的学术联系相比，是否移除“科学”这个词只是个小问题。但是这个讨论折射了身份和认同等值得继续关注的大问题。作者建议我们应该关注一些更务实的问题并且以人类学的学术眼光来看待这场讨论。 （孙璞玉 整理） 2010年综述：实践人类学和参与的政治学 在2010年，参与性研究吸引了包括实践人类学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公共学者，这些研究涉及合作、倡导和行动主义的多种形式。实践人类学一直关注公共参与的具体程度，并对相关术语进行哲学、政治学、方法论维度的自我反思。在该篇综述中，保罗•R•穆林斯（Paul R. Mullins）回顾了一些在2010年进行的研究，它们都聚焦于对参与人类学的批评性界定，并有意识地、反思政治性地将其扩展到四个公共研究领域。穆林斯认为实践人类学在这一年中的议题并没有超越过去几十年公共人类学的相关研究，但其突出之处在于愈加关注参与以及公共学术的实施方式。 他首先界定了“参与”，而更为复杂的问题在于如何评价参与的层度。研究者们的争论基本围绕实践人类学的行动主义与“非参与性”研究的对立展开，其中涉及参与的客观性与政治性、学术研究与应用的关系、人类学家的角色定位等问题。穆林斯继而谈及实践人类学的教学及其研究者的培养，学生、社区机构与教师之间合作项目对公共研究颇有益处，研究者试图超越传统的“服务性学习”模式之从学校到社区的单向性并正视其中的政治性因素。 过去十年中，博物馆学和考古学学者使用其方法论进行集中的、反思性的田野调查使得二者与民族志学者之间的边界愈加模糊。“印第安人墓葬的保护与归还行动”（NAGPRA）的影响及对其的反思，使研究者与印第安部落社区的合作开始出现并改变了博物馆实践，关注符合印第安人利益的大量藏品被认可的方式以及对其认识提供新知，进而论及对无形遗产与解释权的归还问题。在考古学方面，研究者认为与当地支持者和后裔社区的合作是必要的研究方法，以社区合作为基础的参与性考古学克服了两个问题，即“社区”由何构成以及多种社区成员与参与学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被创造，而实施如此研究的必要条件是使自身纳入到现有网络并把社区视为一个过程。在界定“行动主义”部分中，研究者们试图重新定义并扩展考古学研究，使其能够把知识转化为实践应用并使社区获益，在合作研究中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论文集“作为行动者的考古学家：考古学家能够改变世界吗？”指出，考古学在与社区合作的社会实践中存在许多无意识的结果，并有意识地影响了当代社区。 现今的实践人类学已然以多样的方式超越了狭隘的学术共同体和传统研究，日益参与到广泛的社区研究中，在学术圈外获得了许多支持者，并展现了新的推论形式如何影响人们看待社会问题的方式。《美国人类学家》新设了“公共人类学”部分以探讨实践人类学实施的广泛形式，关注网络话语、未发表的作品、政策文件、新闻业、技术通报以及公共教育材料等。虽然公共研究、博客、网络资料等实践人类学形式的发展和维系都需要很大的工作量，但其学术价值往往被低估，并且在晋升机制和综述研究中被忽略。 实践人类学的研究主题与前两年相比没有太多变化，包括战争与和平、环境变化、种族与种族主义以及健康不平等。值得注意的是以社区被基础的、合作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调查研究已经被人类学家在每个亚领域中践行，实践的学术研究已经成为所有人类学工作的普遍维度，而当今实践人类学的迫切任务是系统地、反思性地界定何为参与，并在这些跨学科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政治合作的项目中，为参与性学术研究的可能性和面临的挑战提供批判性指引。 （王超文 整理） 语言人类学扩张的边界：2010年概览 Leila Monaghan在《语言人类学扩张的边界：2010年概览》（The Expanding Boundaries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2010 in Perspective）介绍了2010年美国语言人类学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如题目所言，作者认为2010年美国语言人类学的主要特点是边界的扩张。这种扩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发展了理解语言的人类学研究的更为广泛和动态的方法”，(2)“重新构造了对交往事件的分析”，(3)“发现了理解语言和从家庭到国家的社会组织共建的新方法”，(4)“对我们在其中工作的社区的问题如社会公正、语言复兴、教育等形成了积极的参与。” 十九世纪传统的语文学（philology）强调的是对某一语言的动态研究，探讨语言谱系内部的历史关系。二十世纪初，萨皮尔（Sapir）继承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的传统，开始强调共时语言学的研究。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整个人类学的语言学研究依然是重视共时研究，但是已经从强调对“语言”的研究，转而强调对“交流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s）的研究。而2010年的语言人类学研究不同于二十世纪强调共时研究的基调，出现了大量注重历史视角的作品。 Stephen Chrisomalis提出的动态语文学（dynamic philology）概念很好概括了语言人类学在传统语文学领域的新研究。与传统语文学注重语言的内部变化不同，这些研究注重语言的历时变化与变动的政治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例如Chrisomalis对日本和台湾之间一个小岛上的农民所使用的计数符号做了分析，认为这种符号是从中国来的“刺激扩散”（stimulus diffusion）的一个例子，这说明语言的变化是更大的政治经济过程的一部分。 2010年的语言人类学研究有很多作品是研究“言语事件”(speech events)的类型(genre)，也即Dell Hymes 提出的SPEAKING模中的“G”，并出现了研究言语类型的很多新方法。作者着重介绍了历史作为言语类型框架的研究，例如Valentina Pagliai’s 的研究中，非裔意大利人通过在言语行为中提及受压迫的过去来建立当下的身份认同。 在理解语言和更为宏观的社会结构的关系方面，出现了两种主要的方式。一种是个人生活史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如K.David Harrison对濒危语言使用者生活史的研究，Deborah Karps对使用哑语的艾滋病患者的研究。另一种是从社区的视角研究语言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例如Francis Hallmanz组织的一个SLA（Society for Linguistic Anthropology）小组透过历史视角，探求了国家、民族、社区和宗教是如何在对话层面上加以建构的。 在2010年的语言人类学圈子里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科学”这一概念展开的。米德和弗里曼的争论又围绕这个概念掀起波澜，有人对萨皮尔-沃尔夫假设展开了批判，而《语言与社区》的特刊对“做”（doing）语言文献（documentation）的人类和种族含义进行了探求。 与对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探究相应的是以语言为导向的社会运动。例如SLA的“语言与社会公平委员会”举行了一个有关语言多样性的会议，对亚利桑那州的一份带有语言歧视性的报告进行了回应。此为还有关于语言复兴（language-revitalization）以及语言保持和教育之间关系的若干研究表现出了很强的社会参与趋向。 最后作者仿照Dell Hymes 的首字母模型也建构了一个HISTORY模型，分别是以下概念的首字母：历史（history）、个人历史(individual history)、言语事件(speech event)、转变(transformation)、组织(organization)、重复(repetition)、呼吁(yearnings)。可以说这些概念概括了2010年美国语言人类学的主要特点。（付来友 整理） 本文转载自http://www.face21cn.cn/renleixue/xuejie/article_2012_06_11_11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