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之所以令人倍觉艰辛，主要还不在于有时读不懂原文，而是在于即使读懂了原文，却搜肠刮肚也找不到一个与之相当的汉语词。所以翻译者光懂外文是不行的，还应该是一个能够熟练使用母语的高手。
问题是现如今中国学者的汉语水平正在大踏步地衰退。自己的母语都写不成个儿，遑论翻译。
转一篇网友谈余光中论翻译的文章，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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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想等结束手头初译稿，再利用检校时间，同步读《余光中谈翻译》一书，但前些日子，不知怎地拿了起来，拿起来就放不下。我自己停停走走好几个月，文气时断时衔，不少当初以为确凿的译法，现在读着一塌糊涂，昨晚挑一个章节出来，果然还得大力删改。余教授提及“的的不休”、“当当不已”、“被动滥用”、“句法僵化”，不时为我敲警钟，通融流畅的中文，自然比死硬忠实原文，求字不求词、谋词不谋篇重要得多。
我几乎没接触谈过翻译理论的书，唯一一本，好像是中学时候读《翻译的技巧》（钱歌川 著）。那是学英文的海绵阶段，好奇心炽，甘苦如饴，每天搬《牛津字典》与语法书，虽然并非全然“哑巴英语”，师业重心，始终在文法。至于听说，读写，是等到念大学后自己锻炼了。反复文法训练的功效，似乎只限于快速打理词句逻辑，余教授所谓“和文学花园的看门狗搞好关系”罢了，加之我气力足一些后，愈发看重原汁原味、做近距离读者（而我一向认为，哪怕读速不及中文，这也是值得提倡的读书方法），久而久之，后置定状，同位补足，句中插入，的的地地，也默化了我自己的中文，乃至我需要透过翻译，另眼检视，掂估弥补，这实在不算出乎意料。
于是余教授这本书，最教诲我的，倒集中在中文读写，或者说，读什么样的中文，怎么写中文，而非仅仅几个译文机巧。他的大多篇幅，皆涉及中文白话史、与之并行的西化而不消化以及如何消化。说到底，就是要保持中文的生态。“措词简洁、语法对称、句式灵活、声调铿锵” ，斩截半吊子西化而至冗肿虚缀，积极汲取中文（包括古文）生态原味。余教授自己的论文演讲，实为良态中文示范，泛览雄辩滔滔，细处肌理严明，论证对仗工整，词章健雅，音声和美，气韵环回。让我不禁想起十几岁时读他的散文时那种惊艳。
《莲恋莲》、《听听那冷雨》、《催魂铃》、《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沙田七友记》等等篇目，我十几岁时大概颇读过几遍，至今仍记得某些平仄与整句间动情点，有一次讨论出行，说及丹佛，心上居然首先凛过雪冽的风、稠密思乡；呼啸情绪，完全可以回溯十几年，照应初读余光中时的撼慨。我对他的诗作，倒没有太深印象，这可能是我对白话诗一贯淡漠的缘故吧，那一曲被人憋嗓子挤出来的《乡愁》，第一次的确动衷，隔久了就寒潭鹤影了。我倒总记得他念苏轼、寻李白，这叫跨时空投契，心有灵犀，又或者，文化接力。
或毋宁说，中文的接力。我记得曾和鬼子聊汉语特质，我说没有你们的复杂，表达时态，我们用副词、状语就够了，不必借助助动词+分词嵌套，直抒原形即可；部分名词有性别，却不像你们的那么泛滥，名动形无一不变（法德尤甚，德语根据主宾补人称，连修饰成分都不放过，真是精确到了家）。余教授在《谈翻译》里解释得更详尽，他译诗，诗句高度凝练，凸显的对比也更强烈。他指出中文诗歌的主语常常秘而不宣，像“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这种根据平仄而倒装移位的情况笔笔皆是，更勿论罕冠词、以实数泛言多寡，是以人称可以调剂，虚实无妨偷换，气氛敛散自如，招待读者，就有特殊的亲切感，三千年前无邪之歌，如今读起，依然叫人入境生情。转向英文，必得坐实，逐词理清，以致原诣损减，例如《史记》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一连串动作十字而已，明畅的英文典范可能是“...He shot an arrow at the rock and hit it with such force that the tip of the arrow embedded itself in the rock. Later, when he discovered that it was a rock...”，这就约束得多，也不复简脆声腔所携裹的风雷。《庐山面目纵横看》一文里引证了诸多优劣英译，好的尚且受制于两种文法的错位，残次品简直是读都没读通。
英译作品，并不因其“天生严谨”，就百分百恰宜。海明威就曾诟病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英译，我自己读本雅明的英译，也并非没有一点抱怨，指代不明含义混沌的句段--我相信那不是原作精神--还是时隐时现的。而阅读的一部分时间花在究文法劈词句，要不然就是我英文太差，又或者它本来阻滞。欧系语文，互为渗透良久，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欲窥探一些我不了解的语言文学，比如意大利西班牙，很自然的捷径，即是找它们的紧邻，比如法语，而北欧、德国，在英语里沉积厚重。我无妨预设，那种起承转合的措辞难度不会非常大。在此基础上，依然误漏不断，可以推想，中西匀手时可能的难度。
余教授分析的中文特点，五四时期被拿来做话柄反证，推助白话文，而今天回看，这些其实也恰是中文的弹性、优势。干净简洁，音韵和环，抑扬铿锵，见字如画，如果不是这样的文字传承，真的很难想象中国何以占据高势能文化那么久，何以自诩为“中”。反向由英至中，余教授颇引了几位新文化健将译例文例，证明当时幼弱白话文尊奉西文后，病案重重。而彼时精英，实际上中文底蕴极深，所以再怎么试验，他们留下的作品也不乏锦绣文章。延及今日，后学文言成分锐减，读书人没有学习中文原貌的习惯（我是很少见谁去读中文诗章的，倒颇不乏把翻译书籍奉为圭臬的）和环境，一任中文顺承西语生态，日渐繁复拗口。余教授给了不少赘句冗词，正像董桥在《浏览这样的中英文》里抓虫，余先生成文大多在70年代，董桥的晚一些，可见此风长盛不灭。
就译事而言，余教授赞同鲁迅所说“白话不足，则济之以文言”，换言之，并非复辟文言，也非推崇它，而是因时就势或文或白，检修和丰富中文的句法。不幸的是，不少人“文言文读得太少，中文底子脆薄，写起白话文来，逢到笔下周转不灵、山穷水尽之际，胸中哪有文言的词汇和句法可以乞援？倒是英文读过几年，翻译看过多本，于是西化的词汇和句法，或以‘折合’，或以‘现金’的姿态，一齐奔赴腕底来了。” 这样非中非西、弃简复烦、句式老套的夹生译文，每个读译作的读者都或有遭遇。说到底，翻译的问题，实为中文的问题。余教授教翻译数十载，改裁学生卷宗时，往往也不是英文讹读，而在中文欠佳。试看梁实秋、鲁迅、胡适、徐志摩、或是余教授赞誉的钱钟书，又或者董桥，哪位译者不同样堪称中文大家？摊开一本钱钟书，迎面拂来英法德意，可你看他的中文，是何等老辣娴圆？中西固然天堑，中国的译者也固然不乏精通西文之人，倘若匀一刻功夫，多读几句汉语，可能译文质量也会更上层楼吧。
余教授对文学批评的标杆立得更高。他指出，一个够资格的批评家，必须“精通（至少一种）外文”，惟其如此，他方才获取直接知识。“如果一个批评家要从中译去认识莎士比亚，或从日文论述去研究里尔克，那将是徒劳”。其次，“他必须精通该国的文学史，学有所专”。最后，“他必须是个相当出色的散文家”，“散文应别具一种风格，而不得仅为表达思想之工具”。这又提到中文格局了，且为重中之重。读者无法以此横准每位批评家，但劝勉也罢，自励也好，引介西文，诉诸汉语的人都应当权衡中西砝码，注重中文营养。
当然我也并不认为余教授的所有观点都毫无瑕渍。比如他对比中西诗歌，谈及法文，说“因为语言本身的重音并不明显，所注重的却是每行要有一定数量的音节，例如古法文诗的“亚历山大体”......事实上法文重音不像英文一样以前飘号标注，在不做重读标识的情况下，不是没重音，而是缺省在尾音上，这是为什么法语听起来特别婉转清扬了。我不懂诗歌体例，但读法上，古今总有联系吧。再一点，是这本书的装帧，我都不晓得明明很晓白谈文艺，主题之下，为什么注了两行“法律文本翻译的原则、策略和方法/操作性很强的法律文本类型模式和翻译模式”，简直离题万里，也绝配得上“西而不化”的中文了。我每次合上书，总不免发一回怔，不晓得封面设计的人想什么。
读这本论文小集，我觉得求证之余，更有中文欣赏之得。余教授在《外文系这一行》写道，“一位成功的讲师应该是一个巫师，念念有词，在神人之间沟通两个世界，春秋佳日，寂寂无风的上午，面对台下那些年轻的脸庞，娓娓施术，召来济慈羞怯低回的灵魂，附在自己的也是他们的身上。” 这所有篇目，正仿佛穿梭时间，撷摘文曲，展露中文姿态，召回人们心中流失的元神。没有什么文化纽带比文字更为苍弱，也更为磅礴了，一个诗人、学者、翻译家一生颠沛，却握紧了文字纽带，坐变古今，一身眷眷绵绵的爱。所谓“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我可以肯定，在西文或汉语教育中，余教授一定反复重申过西为中用，中文生态的意义，我也能感受到这份语重心长背后的使命感。
无须立法，也不必鼓吹什么防卫、洁化，翻译也罢，不译也罢，作为中国人，读好中文，写好中文，这是最基本的。
